《亚当·斯密在北京》是一本由（意）阿里吉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4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亚当·斯密在北京》精选点评：

　　●作者完全脱离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他如果在中国以平民身份生活过哪怕1个月，就不会这样满嘴跑火车，就会明白所谓的北京共识是个什么货色，中国目前是民间野蛮商业主义加官办垄断主义，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有时候人只看到表象的相似，看不到本质的区别。

　　●中美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还行

　　●结论比论证多，不过资产主义中心三次大转移的描述很有意思

　　●感觉好混乱啊，而且引用太片面了，对于19世纪的帝国或许论述没问题，但当下的中国真的是这样么

　　●宏大的历史背景，读的时候那种历史的张力太Powerful，时时觉得无法掌控

　　●2遍 1）本书是布罗代尔一个观察的扩展解释；2）最招人烦的一种书评是抱怨作者不提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但偶尔可望豁免。阿瑞基若多活十年，不能回避戈登等人对长期TFP演变的分析；3）阿瑞基认为改开是回归明清斯密市场模式，罗德里克认为后清是今日新重商主义旗手，我站罗。

　　●看了后半部分。见识哈米国的学院左派。看其参考文献目录，只有黄宗智、汪晖、林毅夫、姚洋等少数几个大陆学者啊（黄只能算半个）。

　　●推荐先看这个Arrighi, Harvey和Joel Andreas 的 debat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UfQxd7ut8。理清了对话框架，读起来就快很多了.. 学了好多经济学概念。觉得跟西方霸权和殖民史对抗的意头很好，但落实到分析现当代中国情况时却虎头蛇尾...重点反倒在前三Part.

　　●原本想给3颗星，考虑到作者毕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中国的崛起有所解读，加了1颗星。左派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陷入阶级剥削的臆想之中，阿里吉也不例外。

　　《亚当·斯密在北京》读后感(一)：这是我过去五年感受最深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大师

　　我是在看完他的漫长的20世纪，才到处找他的。这个意大利人令人震惊，原因就在于是因为看一个社会学家的分析，我才明白了金融的实质。我个人以为，他继承了波兰尼的锋利逻辑，用没有功利的思维拨开了经济学家们制造的私利迷雾。

　　这本书，是漫长的20世纪的继续。阿瑞吉告诉我们，20世纪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束，我们目前仍然在演绎的1914年以来的噩梦。他希望甚至可以说寄望中国或者东方文明能够结束这一切西方文明带来的悲剧死循环。

　　我对之有怀疑，对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又让自己颇为憧憬。

　　但我还是怀疑，怀疑，深刻地怀疑。

　　《亚当·斯密在北京》读后感(二)：澎湃的理论和惨淡的实际

　　我其实是写感想的...

　　我是08年读这本书的。读着这书，我在美国经历了西藏暴乱，奥运火炬被劫，核弹头运至台湾，台湾选举马娘娘获胜，大地震，成功奥运，西方的经济危机开始...我也走过了最小将的那段时光

　　刚读完它时，CNN采访温，温就昭示他在重读亚当斯密...当时热泪盈眶我把这个采访video转发给了Dr. Arrighi。几分钟后，得到了他的回信。简单的thank you两字。虽然很想造访他老人家，最终近在咫尺却最终天涯两隔。

　　18大前。我的心态已经跟小将这个称号没有丁点关系，已经远离这个领域，几乎连baudrillard的名字都拼不出了。却又不知不觉地翻出了这书。湍流里，我一丁点也看不到他老人家说的equalibrium trap，但是又一厢情愿地认定冥冥中真的有这么一个东西。

　　搜出他老人家的照片，笑容淡得好像要化去。请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亚当·斯密在北京》读后感(三)：一种动力学模型

　　前阵子看了秦晖关于”中国模式“的一组文章，当时感觉是其中的某些话题似乎早在十年前就在韩松的《2066年之西行漫记》里涉及到了，于是推荐给广益看，广益看后批判了秦晖，我们就此进行了几次讨论——说是讨论，其实我自知自己到底是个不着调的伪学院派，在真学院派面前冒充作家，在作家面前冒充学院派，而广益是正经的学院派，在思想的道路上远远走在我前面，我跟他谈不上理论的论辩，不过是有点浅薄的困惑向他讨教罢了。后来他把他的观点整理成文发布，题目里还留了我的名字。

　　恰好这学期选了汪晖老师的”现代思想史专题“这门课，接受了许多全新的冲击，特别是方法论上的。我选择了最后一讲——“大转折：什么终结了？”做报告，主要讨论阿瑞吉的《亚当·斯密在中国》的第十二章“中国崛起的动力与根源”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总论》“公理世界观及其瓦解”。于是想到把对阿瑞吉部分的读书笔记贴出来，权当是对当时和广益讨教时意见的一点总结吧。

　　豆瓣删了我两次书评，只好发链接了

　　《亚当·斯密在北京》读后感(四)：与此书书评的故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杂志是全国经济类核心期刊，我社《亚当斯密在北京》出版后，《中国经济》杂志相继于7月和8月刊登本书的一篇书摘和两片书评。其中，书摘部分选载了本书第十二章，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英才海裔老师翻译。关于书评的来历，有些故事值得一说。

　　本人在对海裔的关注中，发现他在学术网站上发表了对该书的断章评论，便积极与之接触，在与他交谈中得知其与英国著名新左学者同时也是《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佩里 安德森（我社也即将出版他的新书）交往密切，可喜的是他们曾专就此书有过书信往来。于是，有了新的书评，也即二人关于《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书信，海裔信中说，“几天前，我听说阿里吉教授去世，甚为震惊。我当时正准备给他写一封邮件，讨论他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现在，他再也不可能读我的信了。这是一个多大的遗憾！”学人对阿里吉的尊重与认可可见一斑。佩里安德森的回信则说，“他（阿里吉）的死亡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损失。去年10月，他已被诊断出重症不治，但仍然以超凡的激情和勇敢坚持斗争到底，著述不止。很遗憾你没有机会和他会面。他是一个卓越的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学者。我们成为朋友已达四十载。一个月前，一个向他致敬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在马德里举行，他本是要参加的。但动身前两天，他病魔缠身，无法旅行。最后，悲伤的一幕发生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尽管在海裔和安德森看来，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的论述，有或可商榷之处，但毫无疑问的是，二人都无法不承认阿里吉创作了一部杰作。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著名教授姚洋对该书的评论，实际上是我刚刚发现的。之前一直在等《中国经济》的编辑老师把杂志寄来，但是时至今日仍不见杂志来意。“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好似某种恩赐，在网络搜寻中如见珍宝一样发现了姚洋教授的书评。实际上，我之前在《文化纵横》杂志上，就看到姚洋在其《体制的社会主义与道义的社会主义》一文就崔之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阿里吉的“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对比中，提及了阿里吉和《亚当斯密在北京》。于是我琢磨着这位教授一定读过该书了，想必有其他文字，于是在与其学生（也是网上搜得）通信中，“妄图”其请动姚洋。不想今天竟发现其已经写就，并在《中国经济》中发表。猛然有了工作之外的感慨，经意与不经意都在寻觅之中发生，只在坚持。

　　以上赘语提及的文章，见以下链接：

　　《亚当·斯密在北京》读后感(五)：资本主义大故事下的中国崛起

　　在《漫长的20世纪里》，阿瑞基主要对历史资本主义的体系积累周期（国际体系的变化）及其规律作了描述，并对其间所包含的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做了描述。而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阿瑞基的基本观点和历史背景并没有发生改变，而是对整个体系周期的具体运作机制做了更为明确的表述。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资本主义大故事的背景下看中国崛起。中国能不能崛起？靠什么崛起？有什么特点？将对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大故事产生何种影响？

　　斯密将“自然道路”和“非自然道路”与中国和欧洲的发展模式相对应。马克思其实就是对“非自然道路”的再解释，他与斯密的最大差别在于对货币（或资本的理解），马克思和熊彼特对资本的“创造性破坏”的解释，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核心，但是他没有解释军国主义、工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分流”的根源一方面在于马克思对资本的解释，根本而言还是资产阶级能在何种意义上将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才是两条道路之间的根本差别。而中国崛起使得用斯密去解读中国成为了趋势。

　　中国崛起根源于美国体系的失败，阿瑞基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全球动荡的机制展开其论述。布伦纳把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解释成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危机和资本积累危机的前提是有区别，前者是将资本竞争导致的结果转嫁到劳动力上，后者就是资本的竞争导致资本价格的低下），即资本家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他主要是基于美、德、日之间从70年代开始的相互关系上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他认为生产过剩的矛盾没法消除。阿瑞基则通过将7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1873-1896的经济危机做对比，发现两者的延续性和差异性，从而发现美国霸权的危机所在。盖言之，两者的延续性体现在资本之间的竞争上，但是阶级斗争（劳动力杠杆导致成本上升和通胀，1870s是金本位下的通缩）、南北矛盾（尤其是越战，该矛盾对阶级关系亦有影响）在此次危机中的显现体现了其不同。事实上，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基于冷战政治结构之下的，这使得美国心甘情愿地通过扶持潜在竞争对手（日德）的方式对抗共产主义。80年代的货币革命和之后美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实际上埋下了美国霸权危机的祸根：高额的长期性外债、通过牺牲其他国家以维护自身的手段。伴随着霸权危机而来的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反弹，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实际上加剧了美国的衰落，这使得美国即便再次使用80年代的政策，也一定会受到悲剧性的结果；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力量的多极化和国际各种储备货币的发展，美国的制造业霸主（早已失去）和金融霸主地位必遭失去，国际体系将转移到东亚（中国）。

　　当然，美国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维护自身霸权。为了预测美国可能采取的手段，阿瑞基通过叙述历史资本主义的大故事，指出了世界体系转换过程中的一些规律。资本正是通过不断突破其为自己设置的障碍的方式求得自我繁殖，其扩展的方式，按照斯密的说法是国家对法律和制度的更改；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扩大资本规模、扩大国际劳动分工、寻找更大的积累中心；按照阿瑞基的说法就是时间-空间的固定（类似马克思）。换言之，资本必然不断突破地理限制（即其为自身设立的限制）去新的、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固定下来（化为资产），并开展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其必然结果是旧中心的衰落和新中心的崛起，这是资本的理性），这就是一种资本地形学，即资本必然制造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内在机理；阿瑞基对生产扩张和金融扩张（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与军事有关）的描述其实就建立在这种资本地形学的基础上，从热那亚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资本和领土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本通过均势和向外扩张不断扩大自身领地）使得资本积累中心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具体的方式就是（旧中心的）过度积累、资本金融化和（新中心的）剥夺性积累，这是资本从生产和贸易中撤出并投入新的积累中心的必经过程，而美国除外（从热那亚到英国都如此，但美国作为体系中心居然是债务国）！这就可能说明资本旧有的（利用均势和向外扩张的）扩张方式（和资本主义“传统”的世界体系）走到了高峰，那么中国崛起便可能是历史的新起点（更大的权力容器和新的积累方式）。

　　在这一背景下，旧的体系中心必然对新的体系中心进行压制（在历史资本主义的体系转化中，金融扩张的结果一般是战争），但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战略没有延续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不了解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特殊性，一方面植根于历史上形成的内向扩张的市场模式（斯密道路），资本始终是一个附属性的事物；华人资本在旧有体系破坏和新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网络作用（包括日本的崛起）。中国崛起的根源之二则是革命传统中的群众路线和农民（重要的是非剥夺性积累的概念，中国劳动力的特殊性和华人资本的助益），斯密和弗里德曼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府所必须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