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化危机》是一本由[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合法化危机》精选点评：

　　●哈贝马斯本人的著作给我一种施米特既视感......读起来不算难但不易进入。选着读了些.....可能会补阅。

　　●前半本具体，后半本抽象，读完觉得锻炼脑力吸收营养又能长长身体

　　●哈贝马斯推进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讨论，描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危机的最新形式：原来马克思揭示出来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作为自然进程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如今因国家对经济领域的管控，矛盾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控制领域，成为了合理性危机，即政府总是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完全缓和危机；又因为国家代替市场成为了最大的社会主体，人们意识到经济过程并非一种拜物教式的自然进程，而是国家控制和改变着的人为进程，因此，人们对政府具有合法性诉求，这一合法性满足有两种途径：1、社会文化领域认同国家具有合法性（如通过政治参与，公民直接参与合法化过程）；2、国家对生产出来的价值进行了合理的分配。但是，晚期资本主义已然破坏了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条件，于是1走不通，所有的诉求转向2，使得对价值的需求无限抬升，最终引发危机。

　　●唔，很多观点非常有启发性，关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不同逻辑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分析鞭辟入里。（啊看完这一部分才意识到曹筠武的《系统》是一篇多么伟大的神作。）可是为什么到了第三部分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哈贝马斯和卢曼搅基，两个人在研究方法上大打嘴仗，以及当于尔根大神提及什么“交往伦理”和“语用学意义”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虽然不知道lz在说什么但好像很厉害”的状态。sigh，还是从文献综述和二手读物看起吧。

　　●合法化危机也就是信任危机，就这个问题而言是不分国家性质的，这一点理解确立了这本书的意义就非凡了。

　　●恨我学不好德语。。。尼玛不想看任何译本

　　●翻译还是软肋。学术翻译腔的最典型症状就是“一个句子多加几个逗号会死吗？”

　　●译文扣分

　　●很喜欢这本，找个时间把读笔贴上来

　　●没被禁还真不错！

　　《合法化危机》读后感(一)：阿多诺与哈贝马斯

　　阿多诺有多吸引鲍曼，我甚至可以直接用力比多作用代替他的言论。

　　哈贝马斯，与其说被鲍曼嫌弃（鲍曼在公开场合吐槽过他不止一次），不如说他让鲍曼感受到彻底的，真正的绝望。

　　阿多诺的悲观气质，其类还有芥川龙之芥。这些都是美的，有限的美。而哈贝马斯创建了废墟，再站在上面说，看啊，其实它并不是废墟。他本质是个垃圾婆。破碎的，无力挽回的现代性。承担是什么？承担在现代性=恐怖，无限的忧虑，惊恐。

　　《合法化危机》读后感(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是新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我（哈贝马斯）也说不清楚

　　当初为帮媳妇凑单而买的小册子。只看到“合法化”几个字，以为是讲西方政治问题的，随便读了几页后才发现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哈贝马斯。（当然，也是只知道他的名字，大学时的教材对他的介绍也是语焉不详，以至于我刚刚发现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正如很多豆瓣网友评价的，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割裂的——前两个部分主要讲的是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讲了危机“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较为具体直观，有高中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就能看懂；最后一个部分叫“论合法化问题的逻辑”，我以为能够谈谈“怎么样”解决危机，但是看得一头雾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第三部分是“开放性”的，部分章节似乎“偏离正题”，并大大方方承认“我看不出如何能用经验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不久能在交往行为理论的框架内予以阐明”。——这可能是在暗示读者可以继续买他的作品。顺便提一下，本书的以附录的形式列出了哈贝马斯在1952-1981年期间的著作目录，足足30多页——我觉得他靠稿费完全可以实现财务自由。

　　接下来整理一下我的读后总结。

　　第一部分包括四章。首先对危机进行定义，“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系统”-“整合”-“失调”是贯穿全书的关键词。这个话题本身是多个理论、多个学科的交叉点，论述清楚是不容易的，作者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原始社会、传统社会（也就是中文语境里通常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每一类社会形态都会面临不同的危机。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又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第一部分只论述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认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经济危机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危机。

　　第二部分重点论述的是晚期资本主义（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共8个章节。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危机，在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合法化系统、社会文化系统面临的危机包括：

　　经济危机：经济系统不能生产必要数量的消费价值（个人理解是市场失灵，这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延续）；

　　合理性危机：行政系统不能提供必要数量的合理决策（似乎可以理解为政府失灵，政府在调节经济领域危机的失败）；

　　合法化危机：合法化系统不能提供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机制（政党民主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整合的局限性）；

　　动机危机：社会文化系统不能产生必要数量的行为动机意义（韦伯所颂扬的新教伦理或着说“成就意识形态”的破坏）。

　　随后的几个章节分别对上述危机做了具体阐释。论述非常精彩。

　　第三部分为“论合法性问题的逻辑”，包括六个章节。坦率地说，没读懂。似乎想表达的意思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依托“理性”建立新的秩序，超越当前的“虚假妥协”，形成一种“真正”的妥协：各方的权力形成均势，谈判的利益具有非普遍性。认为理性是构建合法性的基础，“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综述了几种关于理性的理论，并进行了探讨。

　　（完）

　　《合法化危机》读后感(三)：论我到底制造了多少垃圾论文之合法化危机

　　内容论述：

　　本书是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理论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

　　全书的脉络很清晰。第一部分引入社会科学危机的概念，第二部分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第三部分论合法化问题的逻辑，旨在探寻一种解决危机的模式。下文中依次介绍各部分内容。

　　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

　　本部分解决的本书的核心概念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的危机的概念。他不同意系统论的“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的论点的。他认为“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的联系。”为了更好地论述近当代的问题，哈贝马斯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回顾，提出了社会组织原则的概念，并根据社会组织原则的不同区分了之前人类历史中依次出现的三种社会形态：以年龄和性别等原始角色为组织原则的原始社会形态；以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为组织原则的传统社会形态；以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为组织形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还谈及了这三种社会形态各自的社会整合及系统整合情况及危机类型，在此不详细分析。在本部分的最后章节，他重点考察了离我们最近的自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系统危机，并提出了资本主义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一问题，这也是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要解决的问题。

　　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

　　本部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共分七个章节，第一章“晚期资本主义的叙述模式”探讨的是一种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主要结构特征的模式；第二章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问题”和第三章“危机倾向的分类”是在这种模式探讨的基础上推论出了此种社会形态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倾向的类型。而第四章到第七章则分别具体分析了之前提出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的原理。其中关于危机倾向的分类是整个理论的关键所在。哈贝马斯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系统划分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三大部分，而将危机划分为系统危机和认同危机两个维度。经济系统只存在系统危机，即经济危机；社会文化系统自身不存在系统危机，但存在认同危机，即动机危机；政治系统则一方面存在着系统自身的合理性危机，又存在着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危机，即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危机主要发生在经济系统，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则发生在政治系统。政治系统赖以运转的模式是一种投入产出模式，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原料，产出权力机构的行政决策产品。产出的问题即之前的系统危机——合理性危机，投入的问题即认同危机——合法化危机。

　　关于各种危机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哈贝马斯是这样认为的：首先，经济系统的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政府的干预措施而丧失了其功能自主性，但不能认为这种经济危机从源头上完全消失了，而应该看作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了政治系统，表现为行政系统的合理性危机。而为了解决这种经济危机导致的合理性危机，政府必须通过提供合法化来弥补合理性欠缺，即当客观现实无法改变时，努力改变人们对其的认识和感知。在国家控制危机的宏观层面，各种危机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相互转化取代的，这种转化和取代可以一定程度上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系统的运作，而转化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化系统为之创造的意义及提供的动机。而文化系统越是不能生产政治系统所需的足够的动机，动机的缺失就越是会被一种可以用消费来创造的价值所取代，而这样，文化系统的危机又提高了人们对经济财富与消费的重视，于是促使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的非普遍利益的生产与分配方式的质疑，以至于对行政系统的质疑。总之最后各种危机的矛头都指向了政府的合法性，合法化危机变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严重最急需解决的危机。关于解决途径的探索在下一部分进行探讨。

　　论合法化的逻辑

　　尽管在之前的篇章中哈贝马斯深刻敏锐地对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和揭示，但当他将所有的问题最后归结到合法化危机这一个核心问题时，其实他表现出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这种合法化危机理论上讲是可以通过消除行政系统的合法性压力的方式来从根本上避免的。

　　哈贝马斯首先由韦伯的理性统治的概念开始探讨了合法性理念与真理的关系，他否定了卢曼的规范决定论，同时认为温克尔曼虽然认可合法性理念与真理的内在联系，但他的那种徒劳的论证包袱是不可取的，因为哈贝马斯认为只要依赖于理性语言的基本规范就可以对正确性要求用批判加以检验。然后哈贝马斯将讨论的问题就过渡到了有关证明一般行为规范和评价规范和评价规范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用社会学来解决的，而关乎真理与实践的关系，而哈贝马斯自己是承认实践的求真能力的。接下来的两个章节，“实践问题与真理的关系”和“普遍利益的压制”中哈贝马斯论证了规范有效性的可能性，在“个体的终结”一章他则讨论了实际情况是如何涉及现存的规范系统的合法性的。接着的“复杂性与民主”章节哈贝马斯通过对卢曼的批判论述了他自己的建立在实践理性之上的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依然与理性相关，尤其是动机的产生是依然依靠于需要证明的规范的。这也是他在全书的整个第三部分想要解决的问题。在书的最后，哈贝马斯对未来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对社会有构成作用，并且依赖于真理的社会化方式的持续存在这一问题，根本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面对当代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人类应该做的是选择一种与理性意志相联系的实践道路，寄希望于通过社会化的个体来形成社会认同，这也就是其所说的消除行政系统合法性压力的途径。我认为这其实也就将合法化危机的解决方式指向了他理论体系的另一个大部分——交往行动理论了，在此不再详细分析。（关于这点，不是很确定，有待于进一步阅读发掘其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

　　评论反思：

　　个人认为哈贝马斯在此书中的最大创见在于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概念的提出，及其存在的各种危机的深刻全面诊断。至于他对解决合法化危机的途径的探索，也许是限于个人理解能力及对其相关其他著作的认识缺乏，不是很理解也无法认同。总觉得哈贝马斯似乎持有一种过度的乐观，对启蒙价值的乐观，对沟通理性的乐观，对现代性的乐观。在对现代性的看法上，我从他和贝克的理论上看到了相似之处，他们首先都认可这是一种应该继续下去的未完成地事业，他们也都一定程度上批判现代性，哈贝马斯看到了其危机所在，贝克指出了风险的存在，但二人都乐观相信其自身具有调节作用并最终将发展向一个更高级的现代社会，那也将是一种更完善的更进步的人类社会。这点上我个人可能是更悲观的，虽然无法进行任何理论论证，但我并不相信人类进步的神话。尽管哈贝马斯详细论述了社会文化系统的危机，但他最后的落脚点是合法化的危机，似乎在他看来如果执政系统的合法化的危机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就解决了，人类社会就可以继续高速、健康地积累财富，发展文明。但我自己经常莫名地怀疑理性的价值，怀疑积累物质财富的必要性，怀疑文明是否真的有高低的发展阶段之分。

　　当然我对其的质疑是很天真肤浅的。真正重要的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是来自后现代理论的声音。哈贝马斯曾与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进行过一种虚拟的对话，利奥塔曾驳斥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天真”。对这方面的内容鉴于我自己尚在阅读和理解中，就不妄加评论了。

　　以上就是我对此书的理解及一些看法。

　　《合法化危机》读后感(四)：既批判“理性”，也召唤“理性”

　　哈贝马斯讲的话不太好懂，不是因为他讲得不清楚，而是因为他讲得太清楚了，以一种高度理论化、技术化的语言讲的太准确、太到位，以至于对问题把握还有一定模糊性的人，反而不容易弄懂他在说什么。——张旭东，《经济理性时代的价值空洞》《合法化危机》是老师在讨论课上让我们集体讨论的书，鉴于在讨论课上说得一滩烂泥，所以想要简要写一些书评，也算是对课程的一个简要总结。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里一个”非典型“代表人物，他批判但却不太彻底或绝对。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学生。二战期间，包括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内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出于安全因素流亡到美国。面对美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大众文化，他们对这套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现代性方案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与之相比，哈贝马斯就显得收敛了许多。二战爆发，哈贝马斯尚且年少，还未亲历美国的大众文化冲击，另外，他的求学过程也基本驻扎在欧洲，欧洲文化气质也影响了他对于理想社会的设定，比如从沙龙、俱乐部、咖啡馆中延伸出“公共领域”，以及他对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偏好。而对于“理性”的批判，哈贝马斯虽然揭示了工具理性对社会系统的潜在破坏，但仍然相信通过理性讨论塑造的共识能够重新粘合深处断裂威胁的社会系统（作为批判对象的“理性”和作为可能解决方案的“理性”有所不同）。而且，如果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想要颠覆本就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重新建构所谓“大同社会”，哈贝马斯则退后了一步，虽然他的分析稍微带有阶级视角，但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要颠覆既有社会系统，而是想要重新粘合。

　　提到“社会系统”，不得不说，《合法化危机》还是一本多少有些美国社会学特点的书。哈贝马斯借用了帕森斯的“社会结构”框架反思发达资本主义运行的机制，但分析层次明显更为深入。这份40年前就完成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病理报告对当下的社会生态仍然有着极强的解释力度。

　　经济运作牵涉政治控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与此同时，也将经济领域无法解决的危机转嫁到政治系统中。哈贝马斯把社会系统主要分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经济系统为政治系统提供合理性，如果经济运行得当、生产力提高，让社会各阶级享有收益、能够参与既有社会治理体制，则说明政治控制得当、管理效率；社会文化领域则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即大众认同与忠诚。通俗来讲，一个良好的政治系统既不仅得自身管得好，还得让大众觉得好。而经济危机之所以能够转嫁为政治危机，则是政治“管不好”了，特别是管不住经济系统。经济自律的铁律，使得国家必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承担补充市场的责任，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国家干预只能是通过政策杠杆集中适当帮助普通大众的利益不至于跌破底线，以免引发底层革命彻底颠覆政权，危机根本上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政策杠杆使得下层阶级的不满暂时得到了缓解。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政治和经济系统有着天然的粘性，当经济系统成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来源，政治系统几乎不得不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靠大资本拉动GDP。经济逻辑入侵政治逻辑造成了当下很多去政治化的现象，数量胜过质量、综合能力和绩效考评胜过价值争论和理论积，工具理性的压倒性优势使得价值考量被边缘到微乎其微，以至于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任何质疑“客观性”、“专业主义”的论断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背上“喉舌”、”被权力吞噬”的罪责。

　　合理性危机的爆发是以制度崩溃为标志，当政治系统无法缓解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性利益之间的矛盾，99%再也无法忍受1%占据社会财富的现实，并通过颠覆政权的形式导致国家机器受到破坏，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则彻底遭到了破坏。但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合法性危机，即经济危机最终转移到公众的政治认同和生存动机上，不仅对政治系统所代表的国家身份失望，而且对个人的生存意义失去信仰，丧失进步的动机。对自然和传统的祛魅与资本主义的扩张相伴而行，原本对道德和信仰构成约束力的传统因素随着理性分析和“议题化而被消磨殆尽，社会系统转而由一套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所取代。我与社会的关联退回到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利益交换，所有的价值和规范标准都由利益的增减来决定。但我们也知道，这种脆弱的经济交换是很容易被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所打破的，而且原本用来指导个人艰苦奋斗的新教伦理也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失去了存续的根基：福利制度的加入使得“不劳而获”成为可能、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冷漠与不信任、原有的宗教信仰被彻底去神秘化。深处合法化危机中的公民个人不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被拔除了家庭、村落和宗教的文化传统，如今又在后期割断了对未来的期许，在政治上无法被代表而在经济上又被剥削，继续生活的动机无处可依。当这种情绪辐射到各个角落，整个社会系统则会因为同时失去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停止运转。

　　为了防止合法化危机的最终爆发，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鼓励参与者投身公共领域，通过辩论达成共识，在探索真理的讨论中以主体间性重新实现社会整合。这种“理性”讨论不是传统工具理性所强调的模式化、经验总结和泛化，而是让所有被涉及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参与进实际的讨论，形成一套没有强制性的、所有人都会想要的东西，在交往和分享的过程中寻回共同利益。如果工具理性完成了对自然的祛魅，那么哈贝马斯的理性讨论则想要实现对祛魅的二次祛魅。正如张旭东所总结的“经济时代的价值空洞”，哈贝马斯的方案是面对价值空洞的现实寻唤新的价值。这种讨论对于当下政治局面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比如政治辩论与阶级分析，让异质性的、非主流的阶层表达进入到政治考量的视野，让政治运作能够弥补身份的断裂，进而让黑箱与透明性恢复平衡。

　　关于再造价值，现在有太多形式主义的理论学习而在政治实践中另行一套，也有太多迎合商业需要的阶级表达而无法反映阶级的生存现实，理性的讨论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也不是光有价值不顾现实。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这本书中让我们看到，危机是多元的、复杂的、有动态机制的，最理想的状态是制衡、控制与认同的匹配，所以任何绝对主义的单极讨论或二元对立都是矮化哈贝马斯思想的还原论。

　　《合法化危机》读后感(五)：【转】张旭东：经济理性时代的价值空洞——重访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

《合法化危机》是哈贝马斯早年的重要著作。他指出，随着政治、文化与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任何一场经济危机，都会转嫁到政治、文化层面，最终演变为“合法性危机”。张旭东老师从第三章“危机”谈起，对《合法化危机》的第三、第六和第七章进行了细致地解读。“危机”概念首先是来自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危机的分析。而从危机理论中，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传统这两种传统客观上共同造成了哈贝马斯文章中谈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或福利国家。在第六章“合法性危机”以及第七章“动机危机”处，张老师从存在主义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动机危机”说起，将当代西方和当代中国存在的结构性危机进行对比，分析了当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面临的相似的问题。在第七章结尾，哈贝马斯直接对年轻人说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年轻人，而是1968年的学生。哈贝马斯说，你们决定社会的未来，但你们眼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抗议，要么退缩。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反抗”是针对合法性危机的反抗，西方左翼青年的反抗并不是产业工人的反抗，而是针对整个系统的合法性危机的反抗，即寻找新的价值、新的身份认同、新的理想，在市场和资本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为生活寻找新的价值基础和新的道德。

　　本文系张旭东教授2010年6月15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1期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