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与《党员、党权与党争》是王奇生先生写得最好的两本书。《党员》一书主题单一，描述了国共两方”党政军“的重要性的不同排序，以及这种排序对于两方成败所造成的致命性影响（影响了两方的动员能力，而广泛的群众动员，正是共产党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本书为论文集，主题更多，于读书笔记中分述之。

　　●出乎意料很有趣，填补了民国时期认知的空白。内容涉及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书名涉及的只是小部分。第三章开始都非常好读。全书很有启发。

　　●其实看着挺累的。。

　　●近现代史看的书不多，这本最佳。

　　●单拎出来篇篇都是好文章，但没必要强凑一本书的，索性叫论文集好了，其实也可以将这十几篇文章分成几类，每类括成一本专著，倒可以避免本书中频频出现的啰嗦与重复。 总体显然不如党员党权与党政，也没有期待中的所谓“新革命史”和“去民国化”的方法论、范式的出现。无论是结论的力度还是理论的深度，总觉差一层窗户纸。

　　（1）将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叫兽拉入党内

　　（2）通过私人情谊拉拢叫兽入党

　　（3）叫兽大半志在利禄，党务工作不积极，应将组织与晋升联系起来，组织推荐叫兽到重庆做官

　　（4）理工科的会有一批主动申请加入者

　　（5）以学术领导党务，请叫兽学术演讲，给付丰厚报酬，并约请聚餐

　　（6）组织经费支持学术刊物

　　王奇生先生引道：

　　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杜赞奇又在耳边响起，历史总是在做现在与过去的交易。历史总是在凭借着各种功利性的动力，在各种“追溯”过程中不断地裁剪、新添那个所谓的源头。

　　历史的面目早已全非，当然过去如何事实上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易的方式是怎样的（这样过去是怎样还是重要的），过去还将如何作祟于未来。

　　对于这本书，最深刻印象无疑是第一章。本科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位老师讲课，内容是就是五四运动，他推荐给学生读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在老师推荐的论文阅读名单中，这一章名列其中。

　　第一章写的非常好，学术性和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现在的论文虽然也不乏质量好的，但是可读性真不敢恭维。实际上，除了第一章外，其他章节也是写的很不错，材料的组织、事件的分析、语言的运用，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感觉这部著作要比王先生写的那本国民党治党史还要好！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人们常说“成王败寇”。其实还漏掉了一点，就是第三大势力在历史上的行踪，干脆被一笔勾销了。

　　第二大势力的事迹被写下来，是为了经过一定的加工，丑化歪曲，最终衬托出胜利者的威武高大。反角既已选定，那么排名第三的势力，就显得碍手碍脚，欲为寇而不可得。于是，全民革命思想，无数抗日志士，连同青年党本身的历史，被抹煞，被遗忘，不为后人所知。悲夫！

　　限于短评篇幅，简要记一下最后几章写县、所的。

　　资料、数据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等国民政府主要控制地区。背景较大，（变革是主题），传统功名社会的衰落（城镇的兴起）直到土豪劣绅的兴起，国民政府加强中央汲取能力。概括而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所谓“皇权下县”及“现代国家”，社会问题即“文化衰败”、“城乡差别”。

　　讲县长这一节不错，新旧之间，既是旧式的“承包式”管理（只有少数人员有正式身份，他者是非正式的书吏与幕僚），又有新式的“国家有力末端”（县长责任过重而权力不得伸展），沿袭清末弊端（县官不久任）并伴随许多选官、任官制度方面的溃败。

　　另，中山喜好考试、地方自治；蒋不然，兴保甲，选官也多荐任。政出多门，改革极多，独裁力又不足使得有政而无落实，即保甲制度亦如此。省权同时兴起且省级单位初期不采用官长制。留学生之作用及国民党治人者多留学者。县之下曾设所，作国家末端，“新县制”后延伸至保（由此，正式身份人员愈加膨胀，原只是上级单位如省、厅等人数众多），保长多是中等收入者又有流氓地痞，且身处乡土社会与国家之间，颇难处置。军事问题是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