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是一本由金雄白著作，色香味居文库出版的16开精装全6册图书，本书定价：港币180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精选点评：
●"在汪政权短短不到六年的时期中，我於身亲目击之馀，体验到了一点，假如一个政权自己没有独立自主的实力，而想依附外力来图存，结果未有不受压迫，不被出卖的；也未有不将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利益断送的。如其当政的人是真心与一个力量远超过於自己的国家「友好」，这个人将是天真得到了愚昧的程度。如其你仅想一时加以利用，别人会比你更聪明，结果将是适得其反。汪政权的始末，正好给一切想依附外力，或借重外力而犹在自鸣得意者作一个殷鉴！" 读后感: 成王败寇的政治真是丑陋得可以, 在日蒋汪共的四方图中无数荒唐事辛酸泪递次出场. 其中却是记住了杨淑慧救夫和方君瑛自尽的故事, 不去看那正邪之分的戏分,窃以为人性的光辉才是值得被记住的.
●15/10/04
●非常精彩，非常好读。得想办法从香港弄一套收藏。
●汪政权真是一个奇怪的组织.他一方面对重庆作抗战与和平的两个不同政策斗争;一方面又与日本作权力上经济上的斗争.同时汪政权既与日本携手,而其主要人物,如陈公博周佛海等又与重庆直接间接有默契、有联络,甚至奉行重庆的命令.而另一方面,又组织了清乡部队,与中共在军事上作斗争,这真是一幕戏剧。
●不愧是笔杆子，整个一花样洗地大全，不过是个挺好的旁证
●料很多，但時常寫得過於戲劇化，感覺水分不少。不厭其煩地洗白和表現自己，不能忍。
●精彩异常，满篇掌故八卦。书生被卷入政治的漩涡真可悲。大部分人就是为权为利去了，倒也没什么好说的，可叹的是偏偏还有人真个以为做政治是为个什么主义，即使个人如是，但要做政治，首要不外乎集合一批人，个人可以不为名利着想，要想一批人跟着你走，则必免不了利益分配
●本人所看的一版。比较惊奇的是这本书居然出新版了。金雄白之子金冲及官拜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我朝钦定领袖史的当然主编，而金雄白则头顶“汉奸”的华盖。因此当初金冲及坚决反对此书再版，现在是立场软化了？还是官司打输了？金雄白其实可八的地方着实不少，等有时间再说吧
●五星强推。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读后感(一)：很不错的书！
我于2007年看过此书，因为是李敖做序，我很有兴趣的下了下去，书种对人物的刻画，很是细腻到位，对周佛海，陈公博，陈壁君，汪精卫，以及在汪政权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里面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什么抗日救国，民族大义，其实只不过为了一碗饭而已！”想想现在的样子，不是正这样吗，只要能让基层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会在乎统治者是谁吗？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读后感(二)：满纸辩白言
嘉佑征和/wen
01
民国职官志需要了解。
越界筑路，马路归租界管，而路两侧的房屋则仍属华界主权。
7 周佛海是中共一大十代表之一，并被选为副主席，仅次于陈独秀。此处不确。
12汪自重庆出走，机票得自交通部长彭学沛，彭是汪系人马。
汪精卫出走时给蒋的信：兄为其易（抗战），弟为其难（和平）。
15 汪氏出走越南之后，事实上并无赴法的打算。其言词中一再表示赴法，无非是自我掩饰罢了。
金雄白此书，全篇都是在位汪政权做辩白。
28宋子良代表重庆方面在港与日本人接触一事，周佛海以为宋乃军统人员冒充。
28-28 高陶出走事件的真相如何？高陶二人本为汪氏叛走的原始动力，结果二人在汪氏客居上海，骑虎难下之时出走，未知原因何在？陶希圣希望得到未来伪政府实业部长的职位，汪氏只许之以宣传部长虚职。高君武以近卫三原则有自己奔走得来，冀望任伪政府外交部长，汪氏以其资历不够，只得任外交次长。权位欲望未能满足，这是二人出走的主要原因。当然背后还有重庆方面在沪人员的鼓动策应。
30 汪伪政权中的派系之争，汪系人员自以为正统，看不起维新政府的人马。
35 民国三十八、三十九两年，蒋汪两派在上海表面上杀来杀去，背后仍然声气互通。
感謝這本書的陪伴，讓我打發了很多在地鐵裡無所事事的時光，而在阿姆斯特丹轉機到倫敦的飛機上，旁邊的阿姨看到我在讀這本1960年出版印刷、書頁早就泛黃的豎版書時，還好奇地問我是不是在讀古文。
“春來春去有定時，花開花落無盡期。人生代謝亦如此，殺身成仁何所辭。”
*原文發表在公共號“失物之書”（thebookoflostthings），轉載請註明出處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读后感(四)：（转）汪精卫伪政权揭秘——《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汪精卫伪政权揭秘——《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江晓原
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孙中山的遗嘱执笔人汪精卫，在抗日战争期间建立的伪政权，前后仅持续了五年多，正式存在的日期是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0日。在此期间，这个伪政权控制过以今沪杭宁（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的一片国土（当然是在日本侵略军的主导之下）。和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伪政权一样，汪精卫伪政权也有控制领土很小、持续时间很短这两个特征，足见在中国土地上，汉奸政权是很难成气候的。
日本投降之后，汪精卫伪政权的“党国要人”们死的死，逃的逃，受审的受审，服刑的服刑。这个昙花一现的汉奸政权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它也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献，成为此后历史学家们研究和考证的对象。
有金雄白（1904～1985）其人，曾当过报人和律师，在汪精卫伪政权中的地位比“党国要人”低一点，他是汪精卫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官阶为“特任”，一直是伪政权台柱周佛海领导的机要部门的官员。抗战结束后，他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籍没家产。但又因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行为——其实这在汪精卫伪政权官员中并不少见，因为许多人都想悄悄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只服刑两年半即被释放。出狱后金雄白定居香港（据说后来在日本去世），在1957～1971年的十五年中，以“朱子家”的笔名，陆续在《春秋》杂志上撰写个人回忆录，积为六卷，取名为《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初名《汪政权始末记》），遂成为关于汪精卫伪政权的一份特殊视角的历史写照。
说它是“特殊视角”，倒不是金雄白想要为汪精卫伪政权翻案或唱挽歌，而是他试图为自己卷入的这场汉奸“运动”提供某些辩解。这种辩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历史的，二是个人情感的。
在政治历史方面，金雄白通过看似“中立客观”的史事叙述，试图让读者逐渐获得这样一个印象——从抗战、和谈、让步、妥协、卖国直到走上汉奸的道路，是一连串类似于物理学上“连续谱”的概念。金雄白告诉读者：“和谈”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中枢”——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日政策的选项之一。特别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 P. Trautmann）代表纳粹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并转达了日本政府提出的看上去似乎并不很苛刻的和谈条件之后，“和平有望”的糊涂想法在许多人士心中升腾起来。例如，1937年12月6日在汉口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上，正式作出了“有条件的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当时日本提出的停战条件共七条，前六条会议都同意了，只有第七条“承认满洲国”会议不愿接受，准备和日本讨价还价。微妙的是，蒋介石以在郑州部署军事为由缺席了此次会议，而在会议派孔祥熙向蒋汇报决议后，蒋又迟迟不批示，致使日本提出的最后期限过期，于是陶德曼的“调停”最终宣告失败……。
在个人情感方面，金雄白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条是表白自己本无心于政治，完全是因为碍于朋友情面，特别是他和周佛海的私谊，糊里糊涂被拖下水的，后来回头无路，欲罢不能，就只好在汉奸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另一条是表白汪精卫伪政权中的许多人曾经是“好人”，比如汪精卫本人，当年行刺摄政王被捕，以“慷慨歌燕市，南冠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迈诗句，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革命偶像”；而汪精卫伪政权的台柱周佛海、陈公博二人，甚至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那么金雄白的上述两方面的辩解尝试，有没有成功呢？以我阅读后的感觉，我认为他基本没有成功。《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书中还是收集了不少历史资料和文献的（这个色香味居书局版又增加了不少历史资料照片和手稿扫描图片），阅读金雄白直接引用的某些历史文献，读者很容易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著名的“艳电”（1938年12月29日），被公认是汪精卫叛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书中附有全文，细读之，里面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幼稚幻想。以汪精卫这样久居“党国”高位之人，应该对外交、军事和政治有足够的知识，却在“艳电”中表现得如此幼稚轻信，只能理解为他有意欺骗国人。
限于篇幅，最后只能谈一则八卦。自从李安的电影《色·戒》2007年上映以来，谋刺汪精卫伪政权特工头目丁默村的军统女特工郑萍如，在当代中国公众中的知名度大为增加。这原是当年一桩著名的暗杀行动，大背景是重庆方面和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工战。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为此事写了一小节“郑萍如谋刺丁默村颠末”，相信后来坊间流传的种种关于郑萍如的香艳故事中，金雄白至少提供了“原创”叙述之一（他和郑萍如曾是邻居）。
可笑的是，许多人提到金雄白此书，却置全书其余212小节于不顾，只关心这一小节。更荒谬的，例如2014年1月4日所见“百度百科”的“金雄白”条目，共15个自然段，居然有14个自然段是在讲郑萍如！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全六卷），金雄白著，色香味居书局（香港），2010年1月第1版，定价：1800元（港币）。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读后感(五)：生平检索中发现的三种叙事伦理：党性、还原性和含混性
这几天读《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 著）一书，涉及到一些人物，往上检索其生平，各种介绍趣味盎然。这里看看两个人物的三条“生平”介绍性叙事，可以证明对一个人的生平叙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有心遗漏、无意加工、显隐褒贬和移情别恋......的叙事性介绍；叙述、描写、引用、议论都有强烈的道德立场和伦理选择特征。即一件叙事与其说是纯自然叙事不如说是伦理性选择指导下的叙事。叙事受到的各种政治、文化、社会和传统道德、现代伦理制约，即其中不独是叙事者个人的道德品格偏好，也有政党伦理、时代伦理、江湖伦理，更早还有宗教伦理的规定。由此，一个人的人生只有一个，对同一个人的生平介绍，却因叙事伦理差异可以多姿多彩，忍俊不住～
这里，先看看不同制度伦理和政治信仰、于世品格下的人物叙事————
█“自称新四军的代表章克，且公然向日军要求投降。江北一带叠次告急，时安徽的宣城，已为新四军占领，燕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 著））
检索“章克”，有二条，风格迥异：
1.一般史料中，章克是一个橱窗形象——
章克（1902-1990），又名章胜荣，浙江杭州人。1922至1926年就读燕京大学，在校时名章胜荣。1924年入共青团，1925年转中共党员，任燕大党支部宣传委员。1926年李大钊避难于苏联大使加拉罕宅，任李交通员（另有美国作家雷娜·普鲁姆女士）。1926年11月离京南下，脱党。
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书，襄助陈收回武汉、九江两市英租界。是年宁汉合流，奉派护送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将军及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七十余人，自汉口出发，经西北瀚漠、外蒙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西伯利亚，抵莫斯科。嗣入中山大学东方研究室任翻译，兼任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随从秘书，为其蒐辑各国农民革命与土地问题资料。1928年初，以宋庆龄秘书随宋往柏林，同年秋赴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1929年返国，佐助邓演达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更名农工民主党），并在燕京任教（至1931年），得与潘汉年、于毅夫交，受命为之搜集情报。1934年入闽赞翊福建人民政府，任外交部政务司长。“闽变”失败，赴沪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七七事变”后，应宋庆龄之邀赴香港，协辅宋庆龄、陈友仁宣传抗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返沪，奉潘汉年之命打入汪伪政府，任伪中央宣传部次长，为中共提供日伪情报。1945年4月，遵承中共指示，与陈学稼、汪酶泉、吕一峰在宁创办《大公》周刊，透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消息（7月10日为冈村宁次所查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是日，受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委派，以新四军军使之名至冈村宁次司令部面见其代表，要求华东地区群寇悉数向新四军投降，嗣见日驻汪伪政府大使谷正之，申明同等要求。虽未果，获敌武器弹药甚丰。
章克（1902-1990），他原是基督徒，他的祖母是司徒雷登在杭州作牧师时的家中保姆，司徒调往北平当燕京大学校长时，因祖母请求，把章克带去，半工半读在燕京上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认识了宋庆龄，作为宋庆龄的秘书之一。国民党北伐前夕，他跟宋到了广州，北伐军打到武汉，他跟宋到武汉。
蒋介石在南昌开始清共，要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软禁起来，宋庆龄和鲍罗廷得知这情报后偷偷离开武汉，不乘火车而乘汽车，借道河南，往北走。路过冯玉祥将军的管辖地，冯将军要求苏联顾问鲍罗廷答应给他两万支枪才放行。鲍说，会转告斯大林，接着不告而别，急急赶路，再经河北、山西、蒙古到苏联。宋离开苏联去欧洲，章克他求宋向蒋介石说情，讨一个官做，宋立即沉下脸来，说，你走开！我不愿再见你。他就向宋认错，并跟宋到德国以后离开宋就打道去了美国。
回国后投靠国民党担当了当时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秘书。陈是牙买加人不会中文，每次开会都必须带秘书作他翻译，章克从而认识了国民党中包括汪精卫在内的许多要员。他跟陈友仁反蒋并去了福建，福建政府失败后他去了香港。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他又去找宋，在宋身边工作，同时领了军统的津贴把宋的情况汇报给军统。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派飞机把宋接到重庆，陈友仁和他搭不上飞机，留在香港，日本人把陈友仁和他弄到上海，要陈帮汪精卫，陈坚决拒绝，章克却投奔了汪，当上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
抗战末期，他见日寇快完蛋，就联系上苏北的新四军，向新四军送情报。日本投降后蒋抓汉奸，把他关在牢内，褚民谊、林伯生等汉奸被枪毙，他妻子就去找司徒雷登（当时已是美驻蒋大使）哭求司徒，司徒请郑介民（接替戴笠的军统头子）吃饭，饭后托他宽大处理章，郑授意法院，说他抗战末期做了些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从宽发落判处徒刑三年，一年后提前释放。
解放后人民政府知道他和司徒雷登的关系，在司徒雷登返美后给他美金，派他去美国将司徒在美的活动汇报政府。他拿了美金在香港花天酒地过日子，花完了钱回到上海，政府安排他在政法大学教书，他认为他为新四军立过功，这个待遇太低，常发牢骚从而被捕判刑。
█“至二十五日天色尚未破晓之前，陈公博与他的夫人李励庄女士、"安徽省长"林柏生、"实业部长"陈君慧、"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经理总监"何炳贤、秘书XX等一行七人，齐集颐和路官邸，由军事顾问部的小川哲雄大尉随机任向导，而在机场照料的也只有军部的小笠原叁谋一人。一行静悄悄地黯然乘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启飞，离开南京，初步的目的地则预定为青岛。”《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 著）
搜索这其中另一个人的生平，更有意思了：“李励庄”。检索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她居然在先生陈公博枪毙前离婚；枪毙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加入？如何能够加入？她结局如何，生死何在？搜索遍了网络根本无结果：
1.李励庄，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励庄曾与高师女生钟婉如、陈逸云（后任上海市妇运会主席）等人于1924年共同发起成立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向警予（中共早期著名妇女运动领导人）当选为大同盟第一届会长，副会长为李励庄。
李励庄受过大学教育，优雅高贵，皮肤白皙，很稳重，不多说话，在第一次党代会上一亮相便吸引了13位代表的所有目光。后来，她嫁给陈公博，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早年参加中共，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行列，以“左派”自诩。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合流，是蒋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最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命运，无不给世人以深刻的沉思和警示。李励庄和陈公博离婚，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李励庄数日后向法院提出《为陈公博声请复判状》，诉状表示陈公博早在1940年南京政权成立之初，即通过军统人员徐天深的秘密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李氏再三声明丈夫在伪职期间，曾配合重庆方面报告日军动态云云。李励庄的声请未被采纳，陈仍维持原判。
2.李励庄，陈公博夫人，子陈干、陈迈，长公子为正室所出。在汪政权当时，许多要人们的少爷，都不免染有一些纨袴之气，独陈干能够安分读书。自陈公博死后，即赴美留学，现年已三十二三岁了，任职於有名的「西屋电器公司」为工程师，奉母居美。
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面对当时的局面，陈公博思去想来，最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主意打定后，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日本政府，希望逃到日本某个地方隐居下来。日本政府很快同意了陈公博的请求。8月25日晨，陈公博带着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乘机出逃。
李励庄跟随陈公博出逃的过程很是儿狼狈，当时日方安排他们坐消防车来到一个叫‘水交馆’的旅社住下。‘水交馆’原是日本海军的俱乐部，日军战败后，那里已是人去楼空，破烂不堪，房间里连一把椅子都没有。李励庄夫妇只好在草席上安身。之后，他们又被秘密转移到浅津东乡的望湖楼暂住。考虑到他们夫妇的安全，在这里没住两天，日本政府又派人把他们送到京都，陈公博化名东山公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一天晚上，周隆庠匆匆走进陈公博的房间说：“我刚刚看到晚报，梁鸿志等已遭重庆方面通缉。”陈公博闻讯，脸色陡变，自言自语道：“梁鸿志不过是和平政府的监察院院长，我还是代理主席，如此看来，蒋介石肯定不会放过我！”陈公博挥挥手，周退了出去。“看样子，我一切全完了！”说着，陈公博猛地拉开抽屉，取出一把手枪，对准脑袋：“劫数难逃，与其这样东躲西藏，还不如一死了之。”李励庄见状，跑过来一把抓住手枪，争夺中扳机被触动，只听‘砰’的一声，子弹打到了天花板上。绝望的陈公博禁不住号啕大哭，李励庄忙把手枪藏了起来。从这以后，她寸步不离的守着陈公博，以防他再寻短见。
同年10月3日，陈公博及夫人李励庄等6人被引渡回中国，关押在南京。
4.李励庄（1896年？－？）广东番禺人，中华民国妇女活动家。陈公博夫人。李励庄早年毕业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高师），后又毕业于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师）。
1921年7月，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陈公博的新婚妻子，李励庄也随同陈公博来到上海。他们夫妇于7月14日从广州启程，经香港乘轮船，于7月21日抵达上海，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和其他代表不住在一处。7月30日晚，大会第六次会议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巡捕程子卿扰乱会场，代表们赶忙撤离，陈公博和李汉俊随后应付了法租界巡捕的搜查。陈公博于7月30日当晚回到大东旅社后，7月31日清晨隔壁房间发生凶杀案，陈公博夫妇于7月31日当天即离开上海，未出席在嘉兴南湖举行的最后一天的大会，而匆匆赴杭州。
由于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支持陈炯明，陈公博后来于1923年春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此后陈公博于1922年11月离开中国赴日本，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1924年2月毕业获得硕士学位，1925年归国。
在此期间，李励庄留在中国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初期，1924年初，向警予以及李励庄（广东女师学生）、陈志德、沈芷芳（政客何觉甫夫人、广东髙师法科学生）、史懂济、陈逸云（广东髙师法科学生）、钟婉如（广东髙师学生）、李佩秀等发起女权运动大同盟。李励庄当选为女权运动大同盟第一届副会长（会长为向警予）。该组织成员以广州各校女生为主，其宗旨为“革除一切法律上社会上不平等之待遇、共谋女界之幸福、发展女权”。
……李励庄不过问陈公博的政事，对陈公博的情妇很宽容，如对陈公博的情妇何焯贤、何炳贤姐妹，还有情妇兼私人秘书莫国康(也是汪精卫政权立法委员)都很好。中国共产党打入汪精卫政权内部的特工李时雨曾经回忆李励庄说：“她鹅蛋脸，皮肤白皙……很稳重，不多说话，与长期居家的陈的姘妇何大小姐关系挺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25日清晨，陈公博带着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乘飞机逃往日本。抵达日本后，陈公博和李励庄先被日本政府安排住在水交馆（原为日本海军俱乐部），后又被日本政府秘密转移到浅津东乡湖的望湖楼，随即被安排到京都郊外的金阁寺，陈公博化名“东山公子”。其间，周隆庠告知陈公博，梁鸿志（原汪精卫政权监察院院长）等人被重庆国民政府通缉，陈公博自觉无望，企图用手枪自杀，被李励庄拦下。10月3日，陈公博及夫人李励庄等6人被引渡回中国，关押在南京。
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因汉奸罪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4月30日，关押在南京的李励庄不服江苏高等法院对丈夫陈公博的死刑判决，依照《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第十条及《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声请复判，5月16日被最高法院特种刑事法庭驳回，维持原判。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