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之城》是一本由[英] 保罗·法兰奇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元，页数：3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恶魔之城》读后感(一)：恶魔的辉煌终究会没落

　　2020.07.14 保罗·法兰奇[英] 《恶魔之城》全书终.

　　“富商们做完一天的交易后，边喝桌上的斯滕格斯，边欣赏空中的混战。他们粗声为勇敢的国民党飞行员加油，给“小日本”喝倒彩。他们继续跳舞，任凭虹口随风飘来的燃余灰烬轻柔地落进他们的大酒杯。”——全书就是在这种讽刺和对比中铺垫展开的。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贫瘠的内陆上，仍有四万万中国人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面临着日本的轰炸、面临着物价的极速飞涨、面临着传统道德秩序的混乱；而这座霓虹灯照耀下的城市，这座被称为东方的巴黎的城市却有着一批又一批一边以他们的血肉为食，另一边讥笑他们潦倒生活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来自美国、英国、白俄、法国、德国等等，正如乔和拉莱一样，他们也许是一群并不入流的外国公民，却在处于混沌状态下的中国创造了自己的地下王国。他们在租借的各方势力中夹缝求生，他们辉煌过，也终究没落。战争创造了某种平等，昨天的赢家很难成为今天的胜利者。虽然乔和拉莱最终的结局是悲惨的，但上海这座城市对他们已经足够友善，至少比它对其他大多数人的友善持续得更久。尤其是比本就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中国人友善的多。

　　这本书取材于真人真事，作者法兰奇从目击者和参与者的口中收纳材料，结合当时媒体报道中所能得到的最接近事实的推测，最终以故事的形式为我们展现那段时间上海的故事。正如作者另外一本著作：《午夜北平》一样，其选择的视角对焦于宏大历史背景下，默默无闻的地下世界，而这种地下世界的主角又是常人不去触及的外来者。也许正统历史永远不会去记录这些常人眼中堕落角色的经历，但作者却将故事的主角放在他们身上，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观赏仿佛柯达胶卷中一帧接一帧的画面，其生动的笔法下闪现的关于毒品、赌博、色情、欺骗、敲诈的画面为我们呈现了沦陷前上海租界真实存在的腐败、罪恶与疯狂。这段血腥的历史再次向人们表明，毫无原则的追求物质的享受将会把人带入万恶之源，精神的富足才能使人获得最大的解放。

　　《恶魔之城》读后感(二)：浓雾弥漫你的眼

瞎拍的一张

《恶魔之城》的封皮上写着“用生动的笔法呈现沦陷前夕上海租界真实存在的腐败、罪恶与疯狂”，它描写了两个男人在日本侵华时期前后在上海这个罪恶之城的崎岖发展之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法国拒绝加入公共租界)中，维也纳犹太人乔·法伦和他的妻子内莉·法伦从歌舞团的表演中脱颖而出，积累资本并如愿以偿地拥有了自己的表演场所。杰克·拉莱是一名美国逃犯，他为了不被发现，用烧碱腐蚀了自己的指纹（这段描写让我的手指也痛了起来），并通过走私老虎机赚到了第一桶金。两线交叉叙述的模式到两人的合作才开始并行，而这种叙事方式正是大众的所爱。两人的合作一直到乔发现杰克私下和他人走私dupin而结束，后又因杰克的道歉和利益诱惑而继续并不坚固的合作。第二次合作结束于杰克因dubo被美国当局抓捕，之后杰克报复了乔的不作为。

作者一直着力于还原上海租界的藏污纳垢以及外侨在这里奋斗求生的过程，还原上海“歹土”的旧日生活及其罪恶。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上海对于那些外侨的推力和拉力。像杰克·拉莱，一个狡猾的“老虎机之王”，他离开美国的最重要原因是他因一次意外绑架事件被判刑数十年，究其深层原因，我们发现少不了美国禁酒令的影响。1920年始，美国实施禁酒法案，凡是制造、贩卖、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的饮料均属违法，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会也属违法。美国禁酒令主要是考虑到酗酒问题在家庭中的影响，为了保护妇女权益，以及美国长期的清教徒宗教氛围。这个禁令导致私酒泛滥，许多地下酒吧开张，而杰克就是在地下酒吧被卷入了一次意外绑架事件。他逃到上海后，也因贩卖私酒到美国赚了一笔钱，毕竟上海也是一个向美国贩卖私酒的重要地区。

至于乔·法伦来到上海的原因，则是由于一战结束后，欧洲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乔的家族根本负担不起全家人的生存，他必须外出讨生活。之后他也有数次机会离开上海，但维也纳地区对犹太人的迫害随着希特勒的上台越来越严重，他不得不放弃回到家乡甚至是整个欧洲的想法。而上海对于乔而言就是“一度有如穆斯林心中的麦加，那里有最好的俱乐部、最棒的机会和最鼓的工资袋”。这种出去和出不去的想法也在萨米·文加滕（罗马尼亚犹太人）的脑海中打转：“萨米本来早该退休了，但他只是耸耸肩，抬头看向天花板，问自己退休后该去哪里。是去罗马尼亚这痛恨犹太人的该死国家吗？”

乔手下的一个歌舞团由白俄人组成，而这些白俄人基本都是因为苏维埃统治了她们的祖国，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离故乡较近的中国。这种命运在书中的俄国人身上都有体现，比如亚历山大·维金斯基、内莉以及差点让乔与内莉关系破裂的拉瑞莎·安德森都是在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有段话可以鲜明地指出他们所处的环境：“比起日本人的宪兵队，内莉、娜泽达、萨沙·维金斯基和其他所有白俄更害怕斯大林的集中营”。

　　《恶魔之城》读后感(三)：人之于时代洪流真的如滴水

　　

以这一历史阶段为背景的作品不少，但着眼于“外侨”这一群体的故事，我还是第一次涉猎，有了新的视角和维度。这本书我将尝试用吴军老师提出的维度来梳理，带领大家跟我一起走进这个故事。

主人公们是怎么想的？

这个故事里面核心人物是“乔”和“杰克”。

乔是出生在欧洲的犹太人，从小到达饱受歧视，性格里面内敛、理性的成分居多，做事情比较稳同时对诱惑来者不拒，是乱世中求生存的类型。

杰克是个美国人，性格特征更明显，大大咧咧的耿直boy，因为警察的误判被逮捕，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社会中类似的事情太多，掌握公权力的人做决定真的需要审慎）。他的投机心理比较重，但我感觉他的行为指向很明确，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用正经的轮盘赌来挣有钱人的钱。

整体来看，感情线是比较弱的，没什么好写的。

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乱世，但有很多东西是不“乱”的，这大概就是作者想表达的主旨。

一是大方向是不乱的。赌博、毒品等只能存在于社会阴暗面的事情，也许会有它的高潮，但终究是尘归尘、土归土，不会影响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二是大逻辑是不乱的。一些暗处的勾当，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反感和打击是不分国界、部分种族的，也就是说向善、向光明这个大逻辑是不变的。

三是辩证关系是不乱的。危中有机、机中有危的辩证关系是不会变的，身处乱世，看似一地鸡毛，其实孕育了不少机会，就看能不能发现、能不能抓住；反过来，当你觉得走上人生巅峰时，也许悬崖就在不远处，所以说，慎独、慎微、慎言、慎行当时我们一生的修行。

我从书中读到了什么？

这部小说很好读，翻译流畅、考据扎实、剧情交错，看完之后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人之于时代洪流真的如滴水，和平是发展进步的有利保障，对个人、对组织、对国家都是这样。对个人来说，在单位、在社会人际关系处的好，就是在为自己营造一个和平的环境，这就是情商的重要性，不说提供多少助力，至少能减少阻力；对组织、国家来说，这几十年我们国家的飞速发展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恶魔之城》读后感(四)：冒险者、殖民时代以及恶魔之城的余晖

　　

就非虚构作品而言，相对于塑造一两个主角的传记类故事，我个人更青睐类似《巴黎烧了吗？》那样的众生相作品。然而无奈保罗·法兰奇的笔触实在颇具魔力，于是过去一周我的休闲时间基本都成为了《恶魔之城: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地下世界》一书的“战利品”，所幸并不令人心疼就是了（同时，这本书也勾起了我对作者同系列作品《午夜北平》的阅读兴趣，尽管已经被剧透得差不多了）。

在我们的一般记忆中，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最常用的形容大概就是“冒险者的天堂”了，而《恶魔之城》正印证了此种观点，讲述了两位冒险者（或者说恶棍）在旧上海这座“天堂”存在的最后几年中的闯荡历程。如果说冒险者是赌徒与梦想家的集合体，那么“幸运的杰克”和“衣冠楚楚的乔”两人，无疑分别凸显了这两种特质，并成为了驱使他们在1937年后日益凶险的“歹土”上继续辗转腾挪的重要动力。至于所谓的“天堂”，则充满了黄赌毒及衍生出来的暴力与阴谋，可谓相当少儿不宜了（笑）。

在故事的最后，美国人“赌徒”杰克·拉莱继续幸运地逍遥法外，而维也纳犹太人“梦想家”乔·法伦则很不体面地死于日本人的拘禁与虐待之中，可谓真实，却也相当黑色幽默。至于旧上海，倒也应了“生于不义，必将死于耻辱”这句话，正所谓“死得其所”——毕竟，当我们代入主人公和他们的朋友及对手们的视角，惋惜这座“天堂”慢性死亡于战争之时，却也不要忘记，“在中国贫瘠的内陆，仍有四万万人在生死线上挣扎；而这座霓虹灯照耀下的城市一边以他们的血肉为食，一边讥笑他们潦倒的生活。上海是这个国家的一处脓肿、一块污渍”，更不必说“只要这座城市还矗立在黄浦江两岸，毒品就会沿着它的血管流动”。

其实也正是从这个方面来说，《恶魔之城》的主题与描述是颇具有一种“帝国残阳”或“旧时代余晖”意味的。与之类似还有英国学者毕可思（Bickers）的作品《帝国造就了我:一个英国人在旧上海的往事》——同样以日渐步入战火的旧上海为舞台，前者描述了地下世界的冒险者和他们的“天堂”；后者则聚焦于地上世界的巡捕与职员，以及他们日渐衰弱的殖民帝国。二者对比阅读，倒也相映成趣。当然，近百年后的现如今，这些来自英国的历史研究者与作者写作该书，倒也并不是真的对旧帝国与殖民时代有所怀念。但想来，至少对于旧上海，他们多少还是会怀有与我们略有不同的情感吧。 最后，来自保罗·法兰奇的忠告:

《午夜北平》告诉我们，女孩子不要晚上一个人在街上晃悠，不然会被肢解抛尸；

《恶魔之城》告诉我们，男孩子和女孩子都不要去搞黄赌毒，不然会死或者生不如死，除非你有个外号叫“幸运的杰克”。

所以大家都要乖哦~ 延伸阅读:

　　《恶魔之城》读后感(五)：塑造孤岛：上海公共租界的暴力、秩序、自由结社与形象建构

　　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凭籍着《午夜北平》（Midnight in Peking）一书中生动的叙事与严谨的考据，渐为汉语世界的读者所知。本书《恶魔之城》（City of Devils），延续了法兰奇一贯的写作风格。作者通过对工部局档案、英美领事馆资料、美国在华法院记录，以及当时的报刊等原始文献的整理，试图构建文本中记叙的日据前夕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图景。《恶魔之城》一书除序幕、尾声外，共分为三个部分。法兰奇通过对杰克·拉莱（Jack Riley）与乔·法伦（Joe Farren）两人发家史的细致观察，为读者了解上海“孤岛”的政治运作、司法系统、自治组织，以及夜总会、赌场、酒馆的经营现状、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提供了独特的阅读窗口，实属精彩的普及读物。但是不同于他人对法兰奇生动叙事的“着迷”，笔者更欣赏法兰奇对被欧洲中心主义、殖民话语所笼罩下的“上海租界”研究的“低姿态的反抗”。法兰奇虽然不是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学学者，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但是他紧跟着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1]等杰出海外中国学学者的话语范式，自觉地遵守着史学研究的规范，这些“习惯”为他的非虚构类近代中国犯罪文学的写作提供了精致的学术外衣。更难能可贵的是，法兰奇对近代外侨当局档案材料的吸收上，刻意避免着东方主义与殖民话语的再生产。对笔者而言，本书最吸引之处在于“孤岛”所展现出自治组织的蓬勃生机以及“孤岛”形象的错综复杂[2]。本文谨就笔者对本书所带来的问题意识与不足之处，略加申述，以祈就正大方。

　　一、殖民话语下上海租界的形象建构

　　近代上海租界形象的生产，本身就是国际体系演变的结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混杂着盘根错节的多方势力[3]。上海租界的形象，离不开多方力量的相互塑造。在日本强硬派看来，上海是中国内陆势力抵抗日军深入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前者作为国际势力的远东枢纽，包含着不确定性。正如古厩忠夫将上海与重庆、延安并列为日本侵华战争发动以来，中国本土抗战的三级构造。

“上海租界的面积虽然只有30平方公里左右,但在日中全面战争的一半以上的时期内,持续了“孤岛的繁荣”,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钉,并且成为迫使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的一大要因。在考虑重庆政权的抗战力时不能将上海排除在外。在与新四军的关系上也同样如此。当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上海的这一事实也不能忽略。同时,由于上海租界是反映围绕日中战争的国际关系的一面镜子,上海的研究告诉我们,日中战争是一场国际性争”[4]。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看来，上海远东局肩负着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工作、推广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使命。因此上海更像是莫斯科将意识形态与政治模式向中国、朝鲜、日本、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的桥头堡。然而在英美外侨看来，上海是一座充满机遇、财富、权力、艳遇、混乱的磁铁，源源不断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金融精英、冒险家、流亡者、难民。法兰奇在本书中这样描写道“恶魔之城”的独特魅力，“这座弱肉强食的城市是一块磁石，吸引了冒险家和游手好闲者”，“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大有前途的冒险家，怀着共同的简单信念——‘钱’以及‘挣钱’——走到一起”。对于英美等国政府当局，上海租界的繁荣被视为是对自《南京条约》以后长期建设性努力和莫大的资本投入的结果[5]。多元的视角构建了不同的叙事与想象，上海公共租界的命运也紧跟着殖民话语的塑造历经坎坷。

　　当上海租界被英美的殖民精英视为中华民国与国际势力之间政治控制、经济互动、文化管理的缝隙时，上海为不同文化的共处、交流、融合提供了土壤。正如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所观察的那样，上海所具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的边缘性特点，在总体上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和宽容性，由此使上海在面对西方文化涌来时显得比较从容和大度[6]，而在这种互动中，公共租界处于东西文明交流的前沿阵地，最为活跃。英美等国将自己的政治传统移植到了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公共租界实行自治，选举工部局自我管理，组织“万国商团（ShanghaiVolunteers）”，维护自治。在传统国家力量难以渗透的缝隙中，多种力量势均力敌的相互掣肘，反而使表面混乱的上海公共租界涌现出了稳定的秩序，直到日本人的介入武断地打断了这种政治实践，使得上海租界的形象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二、怀乡病、参与权与权力化叙事

　　“八一三”事变[7]前，上海的日本各方势力极其分化，大致可分为“强硬派”与“国际派”，其中公共租界中的日侨居留民大多属于前者。上海公共租界的形象在日侨居留民心中，产生出与英美外侨类似的“乡土”情结。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秘书长，高纲博文教授在他的论文《<我的故乡·上海>的诞生:有关上海日本人归国者们怀乡情结的考察》中，仔细地考察了曾经在上海居住或出生在上海的一批日本归国者对上海怀乡感情的生成和发展背景。[8]这些日侨居留民通过日常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型塑了公共租界的政策生产。比如在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后,不仅仅是中国方面,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也对租界行政进行批判,要求改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9]。1935年10月,上海日本居留民向租界当局(工部局)提出对公共租界行政改革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市参事会员选举制度的时代性错误及非民众性。2.作为行政中枢的工部局职员中英国人占绝对多数，其机能颇具寡头政治的色彩。3.行政费用数额巨大，尤其是俸碌支出有过当之处。而且对义勇队、警察、教育、音乐及其它各部的不必要支出较多。4.租界预算，尤其是教育费，未能实现各国居留民间的平等分配。[10]

　　正如高纲博文教授所指出的，提出上述要求的日本居留民，长期居住上海公共租界，在“疏远感、孤立感、被害者意识”的基础上，组织产生了上海居留民自治团体[11]。这些异乡的“乡土感”，让日本居留民产生了排他的异乡民族主义，当这种民族主义与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运动相遇，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1940年4月10日和11日，日本人翘首以盼的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在工部局大楼及虹口市场三楼进行了投票。[12]

日本在临近选举的时候制定了以下两大方针：（一）必须根据新形势，对传统的英国人垄断的租界行政加以修正。（二）必须在董事会反映出日方的正当发言权，并对工部局机构及其财政问题作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日方推出五名候选人参与竞选，比以往多出了两名。对此，英方自3月中旬开始秘密地与美方商议对策，以期扩大选票数，从而占据选举主动权。此次选举，日方共推荐了五名候选人(冈本一策、黑田庆太郎、冈本乙一、高雄太郎、田诚)参加选举，结果仅两人当选，不可不谓失败。[13]本次选举不仅备受当地的关注，日本国内的各大报纸均以之为重大新闻，并注目于选举的结果，足见日本对上海的重视程度。此次选举是在汪伪新国民政府成立后(1940年3月30日)不久进行的，如果选举成功，将大大有利于日本与汪伪之间的合作。因此，对于日本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选举的结果使日本深感失望，因为日本谋求在公共租界行政方面扩大发言权的企图遭到了不小的挫折。[14]

　　当他们试图通过公共租界内部的政治规则来提升日侨地位、扩张日侨权利的诉求[15]失败后，便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措施——与“华北事变”之后急速发展的日本国家势力合流。遭到选举失败的日本居留民对租界当局的反感情绪日益高涨, 他们威胁租界当局 :“居留民知道日军反对租界当局 ,就迎合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越轨行动, 甚至发展为武力行动”[16], 不停地给租界当局找麻烦。[17]

　　三、法兰奇笔下上海租界的暴力、混乱与地下世界

　　回到《恶魔之城》本身，法兰奇笔下的上海租界的形象，便是欧美外侨所建构出的“恶魔之城”。作者在本书中的致谢中提到，书中记录的上海轶事来源于Robert Bickers、Douglas Clark、Andrew Field、Fred Greguras等居住上海外侨的回忆。以及对工部局警务工作、乔·法伦、百乐门演出的了解，来源于当事人的后裔、亲人。这种视角的复制也塑造了本书作者欧美侨民的叙事视角。“恶魔之城”在法兰奇看来，同样是欧美世界边缘的机遇、财富之城。乔·法伦与杰克·拉莱二人的发家史，是法兰奇透视上海租界地下世界的棱镜。杰克·拉莱作为一名孔武有力的前美国海军士兵，在俄克拉荷马州惹上官司后，越狱亡命菲律宾马尼拉。并将在美国西海岸与马尼拉学习到的赌博作弊技术与老虎机经营带往了上海，从而为后来成为“老虎机之王”构建了技术背景。

　　四、日军对“恶魔之城”的改造与形象重构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军部就进驻细节展开讨论，其计划要点如下：

1.原封不动地保持租界的繁荣(为了尽量早日解决Cina事变，保存租界作为中立地带以便重庆政府与日本方面的接触)。2.不侵害法租界的权限(置以中立的地位，但是，不允许成为重庆方面特务机关的根据地)。3.上海市内成为汪精卫政府军的安居地 。4.不拘禁敌国人(但是出入时必须佩戴日本方面许可的臂章)。5.没收敌产(但是银行等经济、金融机构，为避免没有必要的混乱保持原样)。6.软禁公共租界的英美外交官(但给予相当待遇)。7.在处理租界问题的同时，约二个星期内禁止一般日本人出入。[22]

　　对于欧美外侨，日军的占据与改造是灾难性的，正如国内学者徐青所指出：

在汪伪政权的协助之下，对在沪欧美人以及上海当地人实施了严格的户籍管理。据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从1941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户籍管理是日本接管租界“改造”上海的重头戏，不仅对敌性欧美人、上海人，甚至对处于城市外围的乡村也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登记…还包括辖境市民职业、籍贯、宗教种类人口以及辖境外侨国籍的调查统计。

　　对于那些居住在上海的欧美人来说，日军进驻而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也显示出，从1942年夏天开始，日军对欧美人士的户籍管理比上海一般市民更为严厉。[23]对1937年后来沪的德国、波兰等没有国籍的难民（其中多数是犹太人）也贴出了居住以及营业限制的布告。从同年秋天开始日军要求美英人士必须佩戴红袖章，其财产被冻结，欲出售钢琴、家具、贵金属的广告在英文报刊上也比比皆是。到了1943年美英两国的男子都被强制性拘禁在收容所。[24]

　　值得注意的是，当日军占领租界后，不满于欧美外侨塑造的上海“恶魔之城”的形象，日本文人与媒体着力扫除上海“恶魔之城”的形象。《文艺春秋》社特派员兼从军记者西川光在文中写道：“洋鬼的时代结束了。当然，他们所播撒的恶魔的种子，不会简单地就这样被清扫干净，但是我们会不厌其烦，直到扫尽恶魔的种子为止。”[25]

　　[1] 参见[英]保罗·法兰奇：《恶魔之城：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地下世界》，兰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419页。“我还必须感谢伟大的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1937-2006年）对上海“歹土”的研究。他的著作《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1995)]和《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1996)]使我第一次对上海历史的这个侧面产生了兴趣。”

　　[2]事实上，无论重庆的国民政府、国人，还是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多国的政府与民间精英、流亡者，都参与了“孤岛”形象的建构，最后脱颖而出的“孤岛”形象叙述必然伴随着去殖民化的价值裁决，这也使得原本错综复杂的“孤岛”形象，变得单薄、遥远、混乱，并成为苦难记忆的重要一环。

　　[3]其中本土包括革命后的清遗民、被国民政府吸收的地方势力、共产国际远东局、三十年代后期组建的汪伪政府、不被政府认可的大量非法组织。外部渗入势力包括白俄、苏俄、英美法等国政府、外侨团体、日本居留民与强硬派等多方势力。

　　[4]参见[日]古厩忠夫：《日中争と上海民族資本家》(叶山祯作等编《伝統的経済社会の歴史的展開》下，时潮社,1983年3月，第77-78页)。关于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租界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参照古厩忠夫：《日中争上海私》(《近きに在りて》第5号,1984年5月)及《日中争末期の上海社会と地域エリ一ト》(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重層するネットワ一ク》，汲古书院2000年3月版)。

　　[5] 参见[日]植田捷雄：《上海租界問題》，《華中現勢》，上海毎日新闻社，昭和15年版，1939年11月，第594页。

　　[6]参见《“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2002-05-20.

　　[7]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虽经三个月的顽强抵抗，终因实力不济，战败而退。11月12日，上海的华界以及公共租界位于苏州河以北的地区(俗称“日租界”)，沦陷于日军之手。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日军没有占领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租界的主权一如往昔。于是，在日军的包围下，租界变成了孤岛。

　　[8] 参见《“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2002-05-20.

　　[9] [日]高纲博文：《战时上海的“租界问题”》，《史林》2007年01期。

　　[10] [日]植田捷雄：《増補Cina租界論》，巌松堂书店，1939年8月版，第342-343页。//转引自[日]高纲博文：《战时上海的“租界问题”》，《史林》2007年01期。

　　[11] 即上海日本人各路联合会。

　　[12]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40年行政报告及1941年度预算》(日文版)，第3页。

　　[13] 4月12日，工部局公布了当选者及候选人的得票数。当选者为：阿乐满(N. F. A11man，美)、卡奈(J. W. Carney，美)、恺自威(W. J. Keswick，英)、赫兰(G. A. Haley，英)、鲍惠尔(T.S.Powell，英)、麦道南(R. G. Macdonald,英)、米基尔(G. E. Mitchell,英)、高雄太郎(日)、田诚(日)。参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40年行政报告及1941年度预算》(日文版)，第4页。//转引自甘慧杰：《论孤岛时期日本对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的争夺》，《档案与史学》，2001-12-30。

　　[14] 甘慧杰：《论孤岛时期日本对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的争夺》，《档案与史学》，2001-12-30。

　　[15] 植田捷雄在《外交时报》上发表的《上海公共租界行政的批判》一文中提到：“最近，围绕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出现了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公共租界中长期以来英国占绝对势力的专断施政，我国的居留民终于团结一致崛起反抗了。”参见植田捷雄：《上海租界問題》，《増補Cina租界論》，第 340页。//转引自[日]高纲博文：《战时上海的“租界问题”》《史林》2007年01期。

　　[16] [日]堀内干城:《中国の嵐の中で》, 乾元社 1950年版, 第 171页。

　　[17] [日]高纲博文：《战时上海的“租界问题”》，《史林》2007年01期。

　　[18] 即禁酒法案。

　　[19] 参见[英]保罗·法兰奇：《恶魔之城：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地下世界》，兰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95页。“蒋委员长和他的南京政府让上海人继续抱有以下希望：也许西方列强的领事、商人和他们的军队战舰能够牵制来自东京的更可怕的威胁”

　　[20] 参见[日]植田捷雄：《上海租界問題》，《華中現勢》，上海毎日新闻社，昭和15年版，1939年11月，第594页。

　　[21] 参见[日]植田捷雄：《上海租界問題》，《華中現勢》，上海毎日新闻社，昭和15年版，1939年11月，第595页。

　　[22] [日]高纲博文：《战时上海的“租界问题”》，《史林》2007年01期。

　　[23]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编号：Q38-2-3720；Q38-2-3721. //传引自徐青：《日本占领时期对上海租界的“改造”》，《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２期.

　　[24] 徐青：《日本占领时期对上海租界的“改造”》，《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２期.

　　[25] 西川光：《十二月八日的上海》//山下武、高崎隆治监修：《上海丛书（第12卷）》，大空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