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记》是一本由[日] 芥川龙之介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页数：20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游记》读后感(一)：译后记（施小炜）
《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1892—1927）著，1925年11月3日由改造社出版于东京，正文共265页。全篇共由《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五部分构成。其中《上海游记》系归国后立即动手写作，连载于《大阪每日新闻》（1921年8月至9月）。大约三个月后，《江南游记》开始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1922年1月至2月），这两篇游记占了全书约九成的分量。《长江游记》则在事隔三年之后执笔，发表于《女性》杂志1924年9月号，但未得完成。《北京日记抄》最初刊载于1925年6月号《改造》杂志，而《杂信一束》则是初次公开发表。
在日本作家中，芥川龙之介相对而言，是较为海内读书界所熟悉的名字。他的不少作品都被译成了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芥川生于1892年，其成长期恰与日本教育制度的变革期相重叠，可以说是尚注重汉学修养的教育制度培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因此芥川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相当深厚，这在《中国游记》中也随处有所表现。他还能作汉诗，并且也曾取材于《聊斋志异》、《剪灯新话》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写过七个短篇小说。而且他的西文水平也颇高，毕业于东京帝大英文系，来华时在北京会见过胡适，连留美多年的胡适也在日记中称赞芥川英文说得流利。此外芥川还能阅读德文和法文。
1918年2月芥川辞去教职，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友，翌年3月成为正式社员，无须出勤，但却按月领取薪水130元，稿费另付；条件是可以随意在任何杂志上发表作品，但报纸只能以《大阪每日新闻》为唯一的发表媒介。芥川从此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1921年年初，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以海外视察员身份访华。访问中国，本是芥川的多年夙愿，早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他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露过这一心愿。3月19日，芥川离开东京，预定取道九州的门司港登舟，泛海来华。其实他数日前偶染风寒，至18号仍尚未痊愈。但芥川访华心切，抱病出征。结果在车中感冒复发，高热不退，无奈只得在大阪下车，疗养了一个星期后，再度登程，28日在门司（今北九州市）搭乘筑后号，30日午后抵达上海，开始了长达120余日的漫游。但在上海旋又旧病复发，4月1日被诊断为干性肋膜炎，当即住进日本医师开设的里见医院，蛰居了三周，直到21日方病瘥出院。出师不利、病魔缠身，对芥川的情绪自然会有所影响；加之他尽管熟悉汉籍，对中国的现实却不甚了了。而期望越高，面对现实的落差时，失望也势必就越大。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于阅读、理解《中国游记》会有所帮助。
芥川龙之介是位著名的美文家，一部《中国游记》便充分表现了他刻意求工、别出机杼，不肯落前人窠臼的风格。在这部游记中，芥川力避平铺直叙的呆滞、俗套，运用了对话（上海游记·十二，江南游记·十九、二十），书信（上海游记·十四、江南游记·十二），戏剧（上海游记·二十），手记（上海游记·十八、江南游记·二十）等多种体裁，跌宕多姿，变幻有致，读来颇觉新颖。而在文体上，《北京日记抄》的全文，以及《上海游记》、《江南游记》的部分章节，则又有意采用拟古文体写成，即基本上是文言文的形式，词汇上却间或使用一些现代语汇，与整体的口语文体形成奇妙的反差，酿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为了再现原著的风格，译者在移译时，也做了一些努力，试图表现芥川语言与体裁的变化；对拟古体的部分，也尝试用文言译出。但毕竟功力不逮，每每弄巧成拙、不尽人意，还请大方不吝赐教。
施小炜
1998年9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中国游记》读后感(二)：这是一双时刻在看人的眼睛，于中国搜寻着人性的痕迹。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与他的小说一般，在他的笔下，景色甚少，而人的活动更多。所写之人虽看似平淡普通，于大街之上随处可见，可他那颗敏感的心和那双敏锐洞察的眼睛始终无法将自己的心融入江南烟雨之中呢，他的眼睛始终在看人，即使偶尔会被风光吸引过去，却也总是在寥寥几笔的风光之后，瞬间清醒过来，便再自噱两句，许是同样敏感的心，他的笔触的变化，我每每感觉到，都有一丝难受与哀戚，为他过于清醒的头脑。
上海游记、杭州游记一直到长江游记，无法排解的是他身心两重的忧愁与折磨。
起初从日本渡海而来之时，便因为晕船而呕吐，甚为有趣的是，他倒真是个真性情之人，为了解决晕船的不良反应，他开始回想各种开心的事情，但最后终于忍不住的时候，一句：什么瓦格纳砖格纳，通通见鬼去吧！哈哈哈哈，看到这里的时候，真是想说，就算是游记里，你也能看见一个很真实的芥川龙之介。这也是芥川的特色，这本游记，读之绝对不会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但是你会被芥川的眼中重构的那个世界所吸引。
就像卞之琳的那首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芥川在看中国，而我们在看芥川和他所看见的中国。
芥川有一个习惯，喜爱在事后，留下一句谜底似的的话语，让人细细去想，最终也未必能知何意，如那卖花老妇人之事，“人生便是撒满玫瑰花的路嘛。”你还来不及多想，他便又继续把你拉回了现实，让你不得不正视中国的乞丐文化。许是芥川不通汉语，他便只对一些特定的常常出现的词语尤为敏感，譬如说，“不要，不要”，初到上海，他学会的第一个词就是“不要”，真是奇特而又让人不得不赞同。何以刚一进入中国，学会的首先是拒绝呢，到底是中国人太“热情”吧。
在江南几个城市里，必不能不提便是“访人”了，中国的江南或许确实有病态，但是这样一个地域，产出的文人却出奇的多，便只从藏书、著书来说，江南就是一个丰沃之地。芥川一来便先去拜访章炳麟氏，但他并不融入那个高谈国家大事的世界里，有趣的是，芥川借由自己听不懂中国话便游离在外，却在文章里插入了了两段章炳麟的议论，到底他在听还是不在听呢，他定然也在听的，也在想的。
大抵应当提到芥川笔下的上海的文化，这个融了中国古典与西洋现代的城市，在他的眼中有一股难以说明的意味，即使芥川再平静的叙述，依旧能感觉到混杂，既混乱又杂乱。这样的看法与中日之间的矛盾是没有关系，不应该涉及到这样一个层面，不能因为某一个目的而忽视了他笔下写到的丑陋的现象，存在，就是存在。
文人对美人总会有执念的，“ 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 ”，谢安当年游东山必携妓，钱谦益亦幸得柳如是相伴，美人，山水，总是文人士子放浪的一个方式。但芥川不似此般，他倒更爱那个“咬着菜根的花宝玉”，也确实更让人感到亲切一些，因为生活吧。
既然到了江南，苏州就不能避免不游了。友人带领加之时间的缘故，芥川将东南中国的重要的有名的地方游了一些，，寒山寺、灵隐寺、虎丘、扬州大运河、南京、芜湖、庐山，但似乎游了哪些有名的景点对芥川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他所写的也都是这些不同的背景下相同的关于人的思考。
很多人说芥川龙之介最喜欢的是北京，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置评论。我初读到《北京日记抄》的时候，感觉有些好笑的是，芥川的第一篇《雍和宫》的风格突然变化了，也只有这篇是不一样的，就像特意为之，难道是因为雍和宫的庄重？但是你看他所写到的景象，与庄重“没有两便士的关系”，哈哈哈，所以说这个人是真的有趣得很，他看世界的方式也有趣的很。
这本游记最让我沉迷的原因竟然不是景色不是心情，仅仅是因为我喜欢跟着芥川一起思考。
最后再说一下，浙江文艺这套游记的书籍，是我最喜欢的一次装帧，小巧，干净，注释也贴合。
《中国游记》读后感(三)：《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想要的温度
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芥川龙之介等于《罗生门》。诡异的故事走向，莫衷一是的结尾，作者又是自杀离世，我们想象芥川龙之介，是一个阴测测的日本男人，喜欢在岁月的褶皱里翻检生活乐趣。
《中国游记》，当然是芥川龙之介造访中国时写的文章，想到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自杀，拿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游记》，我首先确认的，是《中国游记》记录的是作者哪一年游历中国的观感。书的重头戏《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分别写于1921年和1922年，文字的书写与作者的行走几乎同时进行。我仰头想了想自己对1921年和1922年的上海和江南的了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假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1921年、1922年中国的大局，芥川龙之介能在褶皱翻找到什么呢？
出版方将《中国游记》与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同时放在“东瀛文人·中国印象”系列丛书里，非常妥帖。我们可以对读两本书，特别是两位作家都写到了上海！对读的结果是，谷崎润一郎更加文艺，芥川龙之介更加率真。文艺也好率真也好，相互映照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两位日本著名作家笔下彼时的中国状况，是可信的。
按下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先不表，单说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游记》。
脏，是芥川龙之介笔下中国南方哪怕是大都市上海的状况：“‘请看这儿，这路石上流着的，这些全是小便哟’如此说来，果不其然空气中洋溢着一股郁闷的尿臭”，“尤其是有一次波多君在雅叙园赐宴，我向跑堂的打听便所在何处，他居然要我在厨房的清洗池里解决。而其实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位满身油腻的厨子为我示范了先例，令人退避三舍”……作为一个生长在上海的中国人，就算是跟着作家的文笔张望100年前的家园，看到芥川龙之介这样的描述，不快油然而生。何况，芥川龙之介实录的上海，不堪入目的不只是脏，“然而那令人生畏的黄包车夫，却依然有好些在街头游荡。而且他们只要看到我们，必定要吆喝些什么”——黄包车车夫疯狂揽客；“妓馆大体都在大道左右石块铺路的小巷两侧。余氏引导着我们辨读着门灯上的名字前行，须臾来到一家门前，排闼而入”——妓院卑怯迎客。此类等等段落，尽管是可以信任的记录，读到，不免一团乱麻堵在嗓子眼，欲说不能，只好对着《中国游记》生闷气，一时，还产生过弃读的念头。
应该是芥川龙之介如蓝天白云一般的文字，魔术般地紧紧拽住了我。
明明是个成年人了，为履行报社之约来到中国踏访写游记的芥川龙之介，竟然会毫无忌惮地跟同行者乱发脾气，“岛津氏依旧劲头十足，也许是为了我而强装出来的。可我一听这话，心中陡然生起无名火来。光火这种事，原本绝非强者的行径……”，抿嘴一乐后，我觉得像这样真性情的作家，像这样不顾忌身份敢于将自己的孩子气一五一十地写在报纸专栏上的作家，他的游记会让阅读者心境澄明。
果然就遇到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再没见过什么东西比这眼前的一闪即逝，灯火通明的邸宅内部，更加美得难以想象。那里似乎存在着某种我们不知的、秘密的幸福。”
那时，想要跟所爱的人结婚，但没有婚房呀，学校里分配给打算结婚的年轻人的4平方米的琴房，都要排队等候数年甚至10多年。那段时间，我变得特别受不了晚归。晚归嘛，万家灯火会从一扇扇窗口照射出来，此番情景，好几次将我逼进无人注意的墙角，嘤嘤痛哭。
写完《中国游记》5年后，芥川龙之介自杀。
北村透谷、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都是以自杀了结余生的日本作家，等到三岛由纪夫一柄短刀插入自己腹部离世后，自杀是日本男性作家的宿命，大概已成一种默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要探究，他们在功成名就欧何以要弃绝生命？像芥川龙之介，幼年固然是苦度时日，可到了1927年，他已然是日本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文曲星了，为什么要选择自杀？那一年，他才35岁。有一种判断，是将芥川龙之介的选择归咎于养父母否决了他的初恋。那肯定是原因之一吧，我想。可我更认可的一种说法是，从明治末期跨越到大正时期，芥川龙之介亲身感受到日本正从潮流激荡走向平庸。他不满这种社会变迁，具体而微到他的个人生活，他从中国回去后发表的小说《竹林中》所虚构的寒冷彻骨的世界，与5年前作家在中国苏州一瞥之下的人间胜境：“那里似乎存在着某种我们不知的、秘密的幸福”，温差实在太大。
虚构，是作家掩装饰过的自己。日记，假如没有伪饰过，那才是真正的作家自己。游记呢？大多数作家选择将自己掩饰在名川大山之下，如芥川龙之介这样的作家就这么淋漓尽致地写出自己在山水间的心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要完全读懂他的小说，《中国游记》不能不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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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记》读后感(四)：寻找真正的芥川龙之介
如果只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大部分人在心中勾画出他的形象应该是深刻和敏感的，至少不会是充满阳光的，但在《中国游记》中，他仿佛释放了自己，即便略带一些阴云，却似乎更符合一个青年应该有的样子。游历似乎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或者说还原一个人。 暗黑 我从来不怀疑日本文艺人士的暗黑气质，甚至如宫崎骏那样的漫画家，尽管作品柔美，但总有些微的暗黑元素，至于芥川龙之介这样关注现实世界的作家则尤其如此。 在乘坐火车驶向杭州的途中，铺满紫云英的田野和悠闲的水牛并没有成为芥川和友人的话题，倒是偶然所见的坟冢引发了他们的“黑暗面”，他们仿佛谈论美食一般地聊起烤焦的人脑作为药引（芥川幼时生病曾食用烤焦人脑。）的话题来。 在阳光灿烂、满眼生机的景象里谈论古怪恐怖的“食人”故事，这一幕显得那样诡异。《罗生门》里的老太婆拔下死人头发的场景发生在小说中漆黑夜里，而芥川的谈笑话“食人”是发生在现实中缤纷春日之中。 芥川的当时的心思或许只是出于消耗无聊的旅程，或许是突然的联想，我们不得而知，这些是否他曲折和阴暗的成长经历所投下的斑驳阴影。 郁郁寡欢 虽然对于中国之旅早就充满期待，但是，在启程时突然遭遇疾病，芥川龙之介不得不改变计划，修养一段时间后才拖着尚未痊愈的病体登船西渡。“出师不利”显然会影响旅人的心情和士气，所以注定了芥川龙之介的这次旅程会以“灰色调”开头。 在开往上海的船上，晕船的痛苦让芥川龙之介烦恼不已，他尽力用美好想象驱散不适感，但颠簸和风雨最终仍占据了上风，他只能默默忍受。 即便在到达上海之后，本以为终于能摆脱痛苦，开启旅程，芥川却在又患上了干性肋膜炎，才窥见刚兴起的晨光，又不得不堕入灰暗之中，这一病又是数月之久。 连遭两次病魔缠身的经历无疑让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干扰，从他的文字中，我们仿佛总能在某个角落看见一个郁郁寡欢的年轻人，他像一节永远湿润的木柴，总也不会畅快地燃烧。 忿忿的年轻人 在前述的遭遇晕船一节中，还有一个细节：芥川试图用作家瓦格纳因晕船而促进了创作小说《佛里根德·何尔兰德尔》的例子来鼓舞自己，似乎想保持着文人的风度，但当一轮又一轮的眩晕毫不留情地击碎他努力的维持时，他终于忍不住爆发。 这位看似有些文弱的年轻人写道：什么瓦格纳砖格纳，通通喂狗去吧！虽然无用，但倒显出一个年轻人的本色来。 另一件事是他与同游者在游苏州灵岩山时发生的争吵。他们遭遇迷路只好弃驴步行，艰难攀登又逢下雨，景色亦不如意，下山时雇驴又已不见，于是，芥川冲着他认为不合格的“导游”友人大发无名之火。 遇到不顺时，那位友人倒能显现出淡然的心境来，很是不慌不忙，颇有几分苏轼那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境界，而芥川则更像是一个没有受到关注的孩子，（不过，这倒也的确是他童年的样子。）愤怒得如同一头幼狮。他的这段记录让人惊讶于他的幼稚，却又让人佩服他的真实。 冷静的观察者 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仿佛一架马车驶在高速公路上，相邻的日本则是疾驰而过的汽车，相互看待也大抵如此。 所以，即便如芥川这样欣赏“马车”身上工艺的乘客，回看之余也难免不会注意到马车的缓慢。而这架马车在现代化中格格不入的蹒跚和邯郸学步般的笨拙，在高速路上尤为明显。 虽然来自西化的国家，但在西化严重的上海，芥川却对那“滚滚洋流”并无好感，他自己这个“外国佬”鄙夷着另一群“外国佬”，让人不知是出于由日本带来的义愤，还是出于在中国生成的怜悯。 他一面厌恶着那些横行的西洋人，一面又无法完全对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中国人抱以认同。他记录在湖心亭随意小便的人，当着客人面擤鼻涕的名角，可怜又可恶的买花老太婆……你不能将他归于偏见者之类，因为一个在文字中平静地记录了比比皆是的“排日气氛”而毫无赘语的人，是不易屈从于偏见的。 他冷静，但也难掩失望，因为他曾预见的中国是“诗文中所绘的中国”，而他遇见的中国却是“猥亵、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 搞怪与幽默 以上看来似乎都是偏向负面的解读，芥川龙之介显然也是极具灵活性，富有幽默感的人，毕竟，他当时正是活跃的二十余岁。 在描写去上海日本妇女俱乐部与一位女士交谈时，听到对方误以为其他的作家作品是他所作并夸赞时，芥川龙之介没有解释，只是“谦虚地”回答：“不，不，拙劣得很。” 芥川没有被误认的尴尬，却即时反应，不露声色，戏弄了“假文艺”之辈，还顺便揶揄了一把小说真正的作者。 在访问章炳麟先生时，时值天寒，虽然面对著名人物，芥川却并未完全投入到名人的世界里，他的注意力有部分却被章先生书房墙上的鳄鱼标本所吸引，一边在瑟瑟中听章先生气定神闲地谈话，一边羡慕起不必再受寒冷之苦的鳄鱼来。 他之于章先生，有些类似在堂下开小差的学生和在黑板前眉飞色舞讲课的老师。芥川的真实想法现在已难以臆测，是故意戏谑章氏的侃侃也罢，或是真实的心态也罢，所造成的幽默效果则是无误的。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至今已近百年，他在《中国游记》中不仅用自己的巧笔留下了时代的痕迹，也留下了一个青年真挚而丰富的自己。 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芥川龙之介呢？也许那些都是，也许那些是他希望我们以为如是。故人已远，寻找答案别无他法，只有细细咀嚼他的文字。
《中国游记》读后感(五)：再看一眼1920年代的中国
中国的邻邦之中，恐怕没有哪一个像日本一样对中国密切关注，远自唐宋，直至近现代，虽然历史更迭，日本注视身旁的“老大之国”的心态和目的已发生变化，但它的观察却一直保持着细致入微的特点。
这种细致入微在近代的极致之作要数1892年在日本出版的《清国通商总览》，可称得上是关于当时中国的“百科全书”，共155章，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交通、地理、气候、风俗，甚至连妇女首饰、工匠器具都分别绘图介绍。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是由日本间谍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纂的，不少内容更是直接服务于中日甲午战争。
相比“间谍报告”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窥测，日本文人的观察则更近于正常的游人视角。之所以说“近于”，是因为他们是带着文化放大镜的游人，也是行走的思考者。在近代来华的日本作家当中，芥川龙之介应该算是极富才情的一位，而他的《中国游记》也正丝毫不负其“鬼才”盛名。
芥川龙之介的用心机巧首先可由书中变换自如的文体窥见一斑，其中有一般游记采用的记叙，有深刻入里的评论，有借用书信体（如《灵隐寺》一节）做“速写”，甚至有虚拟人物对话的谈话体。
他似乎总有种“不安分”，力求用最富于变化的语言来呈现所见所想，但又不留刻意为之的痕迹。他“状况频出”的“笔记本”上所记，或为只言片语，随感而发，或是匆匆写就，有所“遗漏”，其实，这些随意却带着他意味深长地考量；他看似一位糊里糊涂的魔术师，观众看他为从口袋摸出意外玩意儿而为难，他心中却为观众“入扣”而得意。
芥川龙之介的笔法灵活飞舞，思想却深刻老道。他1921年来华时方29岁，但对中国的观察眼光不可谓不犀利透彻，评述不可谓不辛辣深刻。他对中国“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西化嗤之以鼻，对在中国横行无忌的“外国佬”大加批挞，尤为难得的是，他对日本扩张的蠢蠢欲动也能冷静看清，直言不讳，看到活跃于沈阳火车站的日本人潮后，他在《杂信一束》一章中甚至这样写道：“正值日暮黄昏，看到火车站走过四五十个日本人时，我差点儿就要赞成黄祸论了。”
对于那些在游览中所见的近代中国的混乱、凋敝，芥川龙之介有着极为敏锐的感触，却并无偏见。他的态度就像书中描写他与友人观看新剧时那般——绝不做那“怪声叫好”之徒，也绝不勉强为之叫好。更何况，彼时的老大中国多显出疲态、病态，所以，他往往不免失望，批评，甚至愤怒。
将他的愤怒归于“怒其不争”可能有些一厢情愿，但说那是出于理想与现实落差则完全不为过。芥川龙之介应算作是“新旧之交”的日本作家，他不仅通习英语、德语，还十分熟悉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中国典故和经典文学作品常常是信手拈来，文言写作（见《苏州之水》《北京日记抄》等章）也颇见功力，我们常可读到他提及中国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中关于所游之处的描写，可以说，他乘汉文化之舟神游中国已久，因此，当他亲历坎坷与风波来看在痛苦中缓慢移动的中国时，那种期望破灭的感受可想而知。
不过，即便不时要直面破败的现实，芥川也并不由此而丧失了游历的趣味，他于无聊之中尚能发现亮点，更不要说在并不乏亮点的1921年的中国了。他的访华之行虽然只有数月，却也如珠链一般串起了近代中国的名人，如章炳麟、辜鸿铭、胡适、李人杰（李汉俊）等，而这又像是他在“新旧之交”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瞥，让我们得以从“人物志”读出“时代志”的影子。
令人惋惜的是，芥川龙之介在1927年便自杀早逝，此时距《中国游记》系列完成发表只有两年。我们无法臆测中国之行对他的思想是否有直接的重要影响，毕竟，他是23岁便咀嚼着《罗生门》中那样黑暗的思想者，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当他看到与自己联系甚深的旧日世界的残败时，心中自然也会多出几分消极吧。
我们已无法估测芥川龙之介的离世给文学带来的损失，但至少应该庆幸他用如椽之笔留下了时代的珍贵掠影，让我们得以跟随他的视角再看一眼当时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