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边的烧烤摊旁，一个蓬乱头发的年轻人斜躺在潮湿的墙角，等候路人的赏赐。
想着他们年纪轻轻，有手有脚，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卖弄惨相甚至办个假残疾证哄骗别人获取钱财，实在理解不了。
可是我的男友周浩却打开钱包拿出一百元钞票，静静放到乞讨者的烂碗里。
我当时只觉得他好骗，可是没想到一向严肃的周浩却有过那么两年相似的经历。
之前我多次询问，他总也不肯同我讲，觉得掉面子，可是随着我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终于向我摊牌。
在那个呼吁“女儿也是传后人”的年代，因为母亲产后大出血切掉半个子宫，我很幸运地成为了我们村唯一一个独生子女。
也许因为家里孩子少，比起同龄人，我成了他们嘴里那个“身在蜜罐子里”的孩子，上学时我常常因自己是独生子女而感到自豪 。
可是随着父母年龄增大，母亲体弱多病，三好两歹，我才意识到独生子女的养老压力究竟有多大。
毕业之后，家人给我安排相亲，我首先排除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同龄人。
之后在媒人的安排下，我认识了周浩，他也来自农村，是家中长子，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周浩只比我大一岁，为人处世却比同龄人成熟稳重，每次我夸他稳重有担当，他总是笑笑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同为农村人，他认识八种野菜，能熟练地使用缝纫机，也懂得一个刚满月的小孩一天要换几次尿布、喂几次奶。
恋爱一年，他从来没我说过他的家庭状况，而我，怕万一戳到他痛处也没主动问过。
而后因为定亲的事，他终于第一次向我提及他的父母。
其实在农村，尽管九十年代计划生育管的严，但有三个四个小孩的家庭仍为数不少。
孩子多倒是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令我震惊的是，他父母从他出生到现在一直拾荒为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捡破烂。
我第一次听周浩说“捡破烂”那个字眼，心里说不介意是不可能的，我也真理解不了，那么多营生不做，非要去捡破烂。
而将要成为一捡破烂为生的公公婆婆的儿媳，我更是毫无心理准备。
他父亲是个驼背，站起来只有一米四左右，母亲个子也很小，皮肤黝黑发亮，身体瘦小得犹如一副骨头架子。
从周浩出生开始，他母亲月子都没坐足就开始在家整理废品，比如纸箱、塑料瓶、易拉罐、啤酒瓶、废铁等。
每天能跑七八个村子，三四条街道，而收益也从开始的每天十几元到后来六十多元，运气好的话甚至能破百。
周浩三岁到八岁期间，他父母不考虑家庭条件，做到了“五年抱仨”，生下了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因为家里孩子多，原本捡破烂工作已经很难维持生计了，甚至吃不饱的情况都是十之八九。
于是他父亲就开始在街上借自己驼背乞讨，面前摆个破盆，放个喇叭，问众人讨钱。
而八岁的周浩因为父母无力负担学费被迫辍学，跟父亲一同上街，站在父亲身后通过讲父亲的“残疾事迹”来获得别人的施舍。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救救我们……”
“谢谢老板！祝您发财!”
……
一句卖惨的话加上别人给钱后的一句祝福，是八岁的周浩说的最多的话。
两年后，周浩得以再次步入学堂，与此同时，在那一年，一大家最疼爱的弟弟却因为无人照看而意外身亡。
听周浩提起弟弟时，眼球像蒙上了一层雾，尽管弟弟已经死去二十多年了，他却把弟弟耳后的痣，微笑时的酒窝等各种细节记得一清二楚。
弟弟两岁多，周浩二妹每天跟着父亲捡破烂，小妹来照顾弟弟。
小妹和弟弟通常是被锁在堂屋的，小妹按时给弟弟沏豆奶，负责照顾弟弟。
周浩父母早出晚归，午饭要靠周浩来做。
在一天下午，周浩放学回来打开门，看到的却是妹妹在床上睡着了，弟弟直挺挺地躺在一旁的桌腿下，瞳孔放大。
周浩心里一惊急忙去抱弟弟，发现他已经身体有些僵硬，没了呼吸。
弟弟是在妹妹睡着后不小心触电身亡的。
而周浩的父母回来发现小儿子死后，第一件做的事不是让他入土为安，而是抓住自己的小妹用皮带抽了大半天。
五岁的小妹要不是周浩替她挡了几鞭，估计也会落下残疾。
那时，十岁的周浩虽然理解父母的不容易，可是心里还是跟父母关系越来越疏远。
在他看来，父母看似为了养活他们而每日奔波劳碌，可是父母并不知道什么是爱。
他们只知道生，从来没想过教想过养与教。
他们努力给他和弟弟妹妹们谋求温饱的样子看似可贵，却在无形中剥夺了弟弟妹妹受教育的权利。
而周浩那些稳重那些所谓的细心好学，都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不得已养成的。
弟弟死后第二年，他母亲又怀孕了。
明明养不起，父母还是执意要生下孩子。
周浩曾设想过推倒妈妈，使母亲流产，那样肚她子里的孩子就不会来到这个家受苦了，可是周浩狠不下心。
就这样，八个月之后，12岁的周浩又迎来了最小的弟弟。
母亲的乳房因哺育四个孩子，从往日的丰满变得干瘪，可是周浩的母亲却以为女人天生的使命便是生孩子。
周浩一天天长大，上了大学，之后毕业，当了教师，后来遇见了我。
对于天生在蜜罐子里生活的我，周浩的好脾气和稳重对我而言是致命的诱惑。
一个我发脾气骂他“滚”他还能跑过来抱抱我的男人，这样的安全感哪个女人不想拥有呢？
跟周浩结婚以后，我们俩住在县城里，他父母住在乡下。
我从没对同学说过，我公公婆婆是捡破烂的，别人问起，我也只是说他们是做生意的。
由于我和公公婆婆相隔一定的距离，所以平时基本没来往，可当我生下大宝，婆婆却拎着破行李箱风尘仆仆地赶来我家，住下了。
起初我还挺乐意婆婆住在我家，但没几天，我的家里就被婆婆用成了垃圾站，暗中提过几次意见，婆婆却依然我行我素。
我跟周浩抱怨了许久，周浩吞吞吐吐地，始终说不出让他母亲回乡下的话。
婆婆一来，干净整洁的阳台和她住的卧室都成了她储存纸箱、易拉罐、饮料瓶等废品的阵地。
而平时一直吃狗粮的泰迪，也被婆婆强行要求喂剩饭。
在家里收拾易拉罐水瓶也就罢了，她非要丢人丢到外边，在整个小区背着化肥袋子捡瓶子。
害得邻居们对我议论纷纷，说我俩对老人不孝顺，衣服不舍的给她买，导致她五十多了还出来捡破烂。
当然，也有人向着我，说我遇到一个这样的婆婆也是糟心。
跟婆婆说了很多次，她却理所当然地反问我：“小区里楼下垃圾桶那么多易拉罐，捡了换成钱给孩子买奶粉不好？”
我心里犯嘀咕：“孩子奶粉钱一罐三百，要是捡易拉罐要捡三千个……”
经历过一个糟糕的月子，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抗拒婆婆到我家住。
大宝五岁之后，我们就开始备孕要二宝，两个月后，我如愿以偿，肚子里又有了新生命。
我提前同周浩讲，不让他父母来我家照顾我坐月子。
可是没想到这次出差错的不是公公婆婆，而是周浩。
一年前，周浩开始跟人学习种蘑菇。
当老师课少，工资也微薄。
而且当时我们已经计划着要二宝了，所以周浩就想学门技术，多点收入来养家糊口。
当时他正好有一个同事是种蘑菇的，周浩就回来跟我商量投资种蘑菇。
我欣然答应，想着反正试试呗，就到银行取了五万块钱。
可是跟人合作种蘑菇不到半年，不知怎么就赔了七万块钱，等于说没挣到钱反而赔钱了。
周浩没敢跟我说赔钱的事儿，只是那阵子一直郁郁寡欢，愁眉苦脸。
问他怎么了，他也只是苦笑。
怀着孕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赔钱的事儿，仍然像个小公主一样跟他要吃要喝。
提出想吃小蛋糕、螺蛳粉、麻婆大虾等等一系列要求，而他一个眉头也没对我皱过。
只是他整个人不如以前开朗了，也不怎么爱说话，心里仿佛藏满了心事。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
距离二宝出生只剩一个月了，一天下午，周浩醉醺醺地跟我说：“老婆，不然，我们把孩子打掉吧？”
我惊讶得差点把口中的水喷出来：“你……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你以为想打就打啊！这孩子都快出生了，没法打，打胎等于杀人了啊！”
他本就通红的脸显得更红了，“嘿嘿嘿”地笑了好一会儿，随后便醉得昏昏沉沉，瘫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 他说去种蘑菇的温室查看去了，却没想到一去竟再也回不来了。
他倒下的地方除了一个头孢拉定的空包装盒，还有一瓶没喝完的高度白酒。
他是人民教师，自然知道头孢类药物加酒精所起的化学反应，更明白喝下24颗头孢拉定的不可挽回性。
可是我想不明白，就算是种蘑菇赔了钱，又不是几百万，怎么就非要自杀呢？
这么点小数字，怎么就压垮了一个人，直到两年后周浩的二妹因男方要离婚闹自杀时，我才想明白。
生而不养，父母之罪。
一个童年得不到父母关爱的人，看似伪装得强大，其实脆弱不堪，甚至挽留婚姻都要用自杀来威胁。
周浩曾说他害怕让孩子受苦，害怕孩子拥有一个像他一样贫穷、自卑、依附、看人脸色的童年。
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也都经历过拾荒，四个孩子只有周浩上到大学毕业，小弟上到小学毕业，两个妹妹一个大字不识。
弟妹们长大后的人生也依然是清贫如洗，能解决每天的温饱都是奢侈，更没有多少心思去创造更好的生活。
而周浩本身都有些自顾不暇，对于弟妹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对于他来说，这样的人生，像头顶的乌云一样拨不开吹不散，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
直到最后，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PS：
你们好，我是胖胖，
据统计农村地区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
越是偏远落后地区，生育率越高，
越穷越生，是底层农村的生育现状。
记得一个关于拾荒者家庭生了十个孩子的新闻里，
当问到父母为什么不存钱时，他们说：“存钱不如存人。”
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个质量好的，全家就能脱离苦海，
殊不知，即便有一个好的，也会被全家拖穷。
作为父母，生育时更应该注重质量，
这样才有可能撕去“穷人”的标签，
也不会误了孩子的一生。
人穷不可怕，就怕思想穷，
思想穷就有可能会穷一辈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