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是一本由[土]李凡纳利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50元，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读后感(一)：所谓幸福与自由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读后感(二)：对结局的个人理解

　　这本书对于不了解土耳其和伊斯兰文化的人来说，是一本信息量非常大的书。每读一章，就会了解到新的东西，引发新的思考。三个主人公，每个人都有自己面临的困境。在故事的最后，三个主人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都带领他们进入新的人生道路。

　　伊凡作为一个厌倦自己一成不变的，安全的生活的人，在走向一个未知的旅途，探索自己人生的方向，最终他却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一个比以前的生活更加普通，更加安全的生活，从逃离原生家庭到回归原生家庭，从瞧不起父亲的生活到选择去过父亲的生活。这个变化最大的转折点就是在餐厅里的事件，伊凡是不是看清楚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是同性恋？作家并未点明这一点。为什么他最后会想重回母亲的家？是因为他在真正了解自己之后，变得脆弱和不安了吗？这一点其实没有特别的理解，作家对伊凡的结局安排也感觉稍显仓促。

　　玛丽的结局我感觉是有趣的。在我看来，她的故事从一个方面展现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和挣扎。对待头巾和伊斯兰服饰，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离开家乡进入现代城市时，她认为自己的头巾和服饰丑陋，感觉羞愧于自己的打扮，到她真正丢弃自己的头巾，穿上现代服饰，再到情绪崩溃时重新从头巾和传统服饰中找到安慰，这些都展现了她在传统的伊斯兰的自己和受到现代世俗文化改变的自己之间的徘徊。故事的最后玛丽似乎找到了她的位置，从这种徘徊和挣扎中有了出来，她可以选择穿连衣裙，在亲近的那个男孩的家庭中，她也可以舒服的安心的换上传统的服装，使用自己地方的口音。她的结局似乎暗示了作家对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冲突的看法，没有必要因为一个而舍弃另一个，内心冲突更多的起源于自身的不安全感。

　　西玛尔最后的震惊，玛丽最后的笃定，伊凡找到的旅途的终点，这些都指明了未来他们的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将如何变化，作家没有说，也并没有给任何暗示。西玛尔最终可能会摆脱他的狭隘的信仰桎梏，让他重新思考和认识自己。伊凡可能回到家乡后，安定下来过平和的日子，也有可能在能够平静的接受自己的本性之后，继续探索自己生命的意义。玛丽也许能与男孩展开甜蜜的爱情，从男孩的母亲身上找到未曾体会但一直渴望的母爱，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聪慧的她也有可能会有新的人生际遇。这一切都是未知的。虽然读完结局，总有一种遗憾感，感觉还希望看到更多作家对人物内心的剖析，但是这样的结局安排可能才是真正生活的模样。人总是会变化，人生的问题不可能因为某段时期的遭遇就得到完全和满意的解决，人性的困惑也不可能一下子用一本书就能得到回答。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伊斯坦布尔代表着什么？对西玛尔来说，伊斯坦布尔代表着自己生活里的一个障碍，阻碍自己恢复平静生活的障碍；对玛丽来说，伊斯坦布尔代表着新的人生和新的希望，代表着对悲惨经历的逃离；对伊凡来说，伊斯坦布尔代表着自己过去无趣乏味、充满怀疑的生活。幸福又是什么？幸福也许就是对生活仍然抱着希望，就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不管是否像西玛尔经历过如战争般残酷和恐怖的折磨，还是经历过玛丽一样悲惨而饱受摧残的少年时期，抑或是如伊凡一样，人到中年对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不管是怎样的心灵磨难，最终总会找到生活新的希望，像玛丽最后的话，发自内心说出“真主爱我”。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读后感(三)：知否知否

　　先提个问题：土耳其的首都是哪个城市？

　　然后他说：“我从家里独自出来之后就不做礼拜了。也不过斋月。我没去过麦加，以后也不打算去。我觉得火葬很好。所以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要怎么办”，他深深叹气之后耸耸肩，像是抖落一幅重担，“还好我现在住在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有很多清真寺，但是寺里的游客远多于信众。宣礼塔的召唤声对匆忙的都市人起不了作用。年轻女人们几乎都不包头巾。摩洛哥也算伊斯兰教国家里开放的，卖酒不犯法但至少犯忌讳，买和卖都得低调。但是在土耳其，人们坐在户外光明正大地抽烟喝酒。城里甚至有卖猪肉的店铺。

　　导游说，土耳其那么不清真是有原因的。首先，他们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突厥人，他们的官方语言是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土耳其语，而清真寺里讲诵《古兰经》只用阿拉伯语，实际上进寺礼拜的土耳其人多半听不懂阿訇在说什么；其次，伊斯坦布尔在一战前仍然世称“君士坦丁堡”，无论地理还是历史亦或文化，都有一半在欧洲一半在亚洲；最后，自国父凯末尔以降，土耳其就是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

　　于是我知道，伊斯坦布尔并不是土耳其的代表。它是一个国中的国度，是这个国家极与极的呈现。最西化的与最传统的，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最有文化的与最为粗鄙的，内心最矛盾的与信仰最坚定的。当然，我们作为游客，只被带领着参观了最西化的最富有的最文明的也最矛盾的那一面。

　　伊斯坦布尔的另一面，我路过，好奇过，终于是在这本书里读到了。

　　我们在摩洛哥、在突尼斯、在土耳其都问过当地导游“荣誉谋杀”的事情。他们都很气愤，以为这种行为“野蛮无道”，然后非常郑重地表示“都发生在最偏僻那些地方。现在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

　　大概每个国家的导游都是这么向外宾们解释那些受到现代文明社会普遍攻击的“传统”。但写书的人——至少写这本书的人——不那么在意“国家形象”或者“民族脸面”。反倒把导游们最想要掩盖的最不想讲述的事情拼迭起来：一起由宗教领袖犯下的强奸幼女案、一个刚从库尔德独立战争前线回来的年轻士兵、一个即将在伊斯坦布尔被“荣誉谋”杀的未成年少女、一个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迷失无靠的高级知识份子。

　　通过这些人物，作者一一介绍了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的混居与纷争；在那些仍旧被宗教控制的“偏僻地方”生活的人们——特别是女性的——无知与悲剧；在伊斯坦布尔的灯红酒绿底下隐埋的，像我们的年轻导游那样的现代土耳其人，他们对于自身对于自己的民族在世界上的定位的迷惘和焦灼。“行万里路”在这种时候真不如“读万卷书”来得深切和全面。

　　书不厚，所以一切转折都发生得很快，自然也就都说得很浅。既没有大段的心理描写，也没有过于机锋相顶的对话。在相互碰撞过之后，没有一个人物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都只是在自己的背景与立场上“自治”而已。这既是符合两个年轻角色的人物设定，也让读者——即使他们是土耳其人，如同游客一般，始终站在“外面”，而不是同理其中的某个主要人物或反对另一个主要人物。穿过宗教的约束、穿过民族的仇恨、穿过意识形态的对立，看到“人性”：欲望、爱情、杀戮。然后回答以下这个问题：撇掉民族、宗教、性别这些标签，“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渴望的bliss究竟是什么。

　　十分可惜的是，以行文来看，这是由英译本再转译而来的，所以书序中所说的，原作者李凡纳利的“音乐性”与“诗意”自然就感受不到了。好在也没有太明显的翻译腔。文笔上只能说“平淡”。

　　还有一件，在玛丽回忆自己的出生时，用到了圣母玛丽亚的故事。犹太教、天主教跟伊斯兰教的异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应该是个难点。我在欧洲住了十几年，与上述三教的人都做过同学当过同事，才能搂清其源起道分的种种。与我共行土耳其的同胞们，对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是一座清真寺”的设定就全然理解不能。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与故事，一定的宗教介绍或者注释是十分有必要的。

　　最后，篇首的答案揭晓——土耳其的首都是安卡拉。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读后感(四)：追寻自由的向度和内心的安宁

　　文 王文鹏

　　在很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小，在贫瘠的村子里我像一只野生动物一样快乐无比，无拘无束，不知道村子之外还有那么广阔的世界。后来我上了大学，到达城市，我发现大多数人也没有变成什么高贵的动物，而是成为一群被奴役的牛羊，没有一点个性，我们不再疯张，不再做狂放异常的事情。也没有获得荣誉和美德。

　　农村贫瘠、没有娱乐，城市却富有而空洞。城市的建筑变得越来越一样，城市的生活也开始同质化。城市和城市之间越来越没有界限和差异，人和人也趋于一致。城市中人的生活按部就班、死气沉沉、平稳无趣。我们在棺材似的办公室和家之间来回穿梭；我们遵守社会规范，压抑灵魂的召唤。我们住在一个虚无的梦想里，守在电视旁，认为这样的生活只是临时的，必须去忍受。有些人把自己变成了变色龙，变来变去，最终忘记了自己最初的颜色。更可怕的是，我们甚至开始噤声，忽略了内心中物质压迫下的呐喊。

　　外部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深陷于追求外在价值的活动之中，以至于忘记了内在价值。不知道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时代的洪流席卷了每一个人，社会的一切坐标都淡化了，除了金钱。我们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着一个虚无主义时期，人人都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没人知道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我们没有信仰，缺乏理想。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了神话，心灵没有地方安放。

　　在我对这一切找不到答案的时刻，我读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有一个“三江如海”的结构，“三江”分别是玛丽、西玛尔、伊凡。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苦难、使命和自由。苦难、使命、自由在自己各自的方向上行走，苦难遍布世界，自由却遍寻不见。使命没有根基和走错了方向反而是增加了苦难，自由总是想拯救苦难，而苦难的命运无法用自由解救，它必须摆脱使命的伤害，找到自己解脱的方式。“海”不是伊斯坦布尔，不是爱琴海，它可能是人们获得心灵自由和理想生活的任何一个地方。我只希望在此找到个人追求自由的向度，对愚蠢的使命和深重的苦难，却无法践行和怜悯拯救了。

　　伊凡是大学教授，生活幸福，成功富有。他有美貌的妻子，在大学里受人尊重，有社会地位，常常在电视上做电视节目……这样看起来，伊凡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们从外部看到的荣耀的一切，却不能消除这位教授内心深深的恐惧，他感觉到自己被恐惧支配了。而这种恐惧来自何处他却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爱他的妻子，但是他无法忍受千篇一律的生活：在同一座房子里，坐在同一把椅子里看电视，在同一个饭店里吃饭，和同样的人见面，说同样的话…… 然后庸庸碌碌地死亡，伊凡害怕这种死亡，他对此怀有深深的恐惧。

　　许多人都在这种城市异化的绝对意义上生活着，城市提供了便利和舒适，却没有提供内心的安全感。人们在这种便利中消费了自己，在舒适中消磨了自己。便利和舒适提供不了安全感。熟悉的感觉和物品构成了满足的关键。在这种满足里人们得到自己的安全感。伊凡渴望挣脱备受约束和令人厌倦的安全生活，经过幸福伪装的生活吞没了教授，也吞没了我们。物质世界的规则保证了舒适，却也扼杀了人的内心世界。当我们得到物质满足和舒适的同时，却在内心深处有幽暗的空虚和遗憾。

　　伊凡发现“改变自己生活的那种欲望，并非直接来自对于死亡的恐惧，而是来自没有创造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没有留下能表明自己存在过的哪怕最微小的痕迹而死亡的恐惧。”于是他决定超越自我，进入另一种存在。人一生至少要自由自在一回，伊凡必须另找个生存的地方，在哪里重新生活。这不仅仅是为了能够自由地呼吸，而是为了在那里成为真正的自己。

　　“我被波浪卷走了，还把别人都拖在身后。”

　　伊凡飞了，飞离了伊斯坦布尔，飞到了爱琴海，一切变得那样冒险、未知、充满变数。在那里他摆脱了喧嚣和规则的束缚，摆脱了城市、文明的压迫。他看到了海，也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深渊。他自由了，不必再遵守各种规定和人类行为方式，他有了用不完的时间，他独自一个人泛舟爱琴海，不需要设定航线，他可以随便在哪个孤岛上过夜。在荒凉的岛屿和海水之间，他找到了内心的安宁，他甚至很享受那份孤独，他在自然拥围中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自然……

　　我们的幸福并不一定在荒岛上，但一定在内心里。我们一直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不如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是无法寄予在别人的身上的，生活是不应该被外物所滞的，内心的自由和安宁才是最重要的，得到了自由和安宁，无论你在那里，你都拥有幸福，相信幸福不只漂浮在伊斯坦布尔的上空。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读后感(五)：寻找内心欣悦的幸福与价值

　　作为帕慕克推荐的一本小说，故事出现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东部山区，源于一场宗教家庭内的“荣誉谋杀”事件。十五岁的玛丽出生在宗教家庭，她的伯父是村子甚至是周边最有权威的宗教领袖、伊玛目、教长，教长依凭自己的宗教学识向信众们教学传道，他经常住村庄外的一个草棚里，家人则是送饭去草棚。于是，在草棚里，他强暴了给自己送饭的侄女玛丽，而当玛丽醒来的时候，则已经是被人从布满荆棘的石头堆里救回来。

　　在山区，一个未婚待嫁的姑娘出现这样的事情，会被看成家族的丑闻。玛丽的教长伯父在玛丽未能选择上吊自杀后，让玛丽的堂哥西玛尔（教长的二儿子）将其带往伊斯坦布尔，以便于在路上处死玛丽。于是，他们开始了一次“荣誉谋杀”之旅，然而这场“荣誉谋杀”之旅改变了玛丽，她活了下来，见到了那个困守在伊斯坦布尔、但却始终不愿意再回到东部村庄的大堂兄亚库普，也遇到了陷入内心困境、寻找人生救赎的教授伊凡。在伊凡的帮助下，玛丽走出了被强暴后自认为“有罪”的阴影，摆脱了内心世界中愚昧、保守思想的折磨，重新开启了自己的人生。而当玛丽获得新生的时候，她的堂哥西玛尔却再也无法面对“荣誉谋杀”事件的真相，也无法面对比自己更加优秀的女性（玛丽）带给自己尊严上的挫败感，以及对于信仰的怀疑，陷入了信仰世界的崩溃和不知所措。

　　故事的成功源于作者李凡纳利通过“荣誉谋杀”将保守的东部山区与世俗化的伊斯坦布尔联系起来，将具有军人身份、爱国热情、宗教虔诚的西玛尔与土耳其的政治意识、民族问题和世俗生活相互激荡在一起，人物有限、也没有传统小说那样的波澜壮阔，但通过“荣誉谋杀”之旅上的所见所闻，玛丽、西玛尔、伊凡三个主人公的经历，再现了一个矛盾、割裂、世俗而又保守、民粹而又充满族群冲突的土耳其。

　　如果说这本小说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地方值得深省：

　　一、什么是权威，权威是不是一定是正确的？虔诚往往意味着反智！

　　在伊斯兰教里，关于女性通奸被处死有很多种做法，沙特执行的是石刑，而在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里，甚至将通奸扩大到遭受性侵害的女性。一个名声被玷污的女人，被认为是家族名誉的罪人，她们就像“通奸者”一样被处死，于是，出现了太多的“荣誉谋杀”。

　　因此，小说里萨拉哈丁问西玛尔，怎么会觉得被强奸的女人应当被处以死刑，难道不知道杀人（荣誉谋杀）是犯罪吗？然而，西玛尔说这是他父亲（宗教教长，也就是那个强奸犯）说损害家族名誉的女性应当被处死，这是《古兰经》和《圣训》里规定的。萨拉哈丁接着问西玛尔，那你看过这两本书吗？里面只是说通奸的女人应当被处死，但也说必须要有三个目击证人，你父亲提到证人了吗？

　　萨拉哈丁的提问第一次令西玛尔对信仰产生了怀疑，因为谁也没有证实过强暴的过程中，那个强暴者到底是谁。因为他虔信着自己的信仰，以及教长的言传身教。他相信自己的父亲所说的，就是安拉和使者的教诲，都是每个信徒应当认为是正确的。然而，西玛尔却不知道，传教者很多、教长、伊玛目也很多，就像他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那位伊玛目一样，给他解释另外一种善良、友爱的圣训。

　　其实，无论是对于宗教经典的解读，还是对于知识的理解，或是人生世界的看法，有时候不同的人的理解和解读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看书，有的人可能只是口传口述，有的人聪明变通，有的人愚笨保守，更何况有的人垄断知识另有企图。然而人常常因为某种天然的信赖，或是相信自己相信的那种倾向，对于某种观点和某些人产生虔诚和认同，以至于忽略、隔断了自己发现这个世界的道路。可能，经由外部世界的演说和传递是简单快捷的，但却也往往丢了我们自己对真相与否的亲身确认。因此，人是需要时常保持一种警惕：那些我们信赖或称之为老师的人也许他们是权威，他们说的可能值得思虑或是参考，但却并不当然的正确或是真实；但人往往是懒惰而又倾向于简单相信的，当我们遇到一个能力有限的老师，却会影响更多的人更加愚昧和无知。

　　二、人是越封闭越保守，越开放越积极

　　从土耳其东部山区到最接近欧洲的伊斯坦布尔，在从东部到伊斯坦布尔的大巴车和火车上，女性的着装越来越自由、随意，乘客们展示出女性的自然美，她们展现出来的是开放和自信。在这个过程中，玛丽从最开始的震惊到后来的羡慕，开始怀疑为什么她们可以不遵守信仰的约束，为什么可以有自由的享受生活的机会，种种碰撞和怀疑，让她开始选择去了解新的世界，然后在伊凡的帮助下，开始自信的去选择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然而，对西玛尔来说同样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为什么自己作为军人在一线浴血奋战，捍卫国家与信仰，而这些人却在过着“腐朽”的生活，然而他并没有拒绝教授伊凡买给他的衣服。

　　我们时常在思考是环境改变人的观念，还是人在改变环境。但常常忽略对于环境而言，应当关注的这个人是个体还是群体。个体的人面对生存的环境往往是无力的，只能选择是否接受自己所身处的环境，而很难有能力马上去改变多数人。玛丽身处在东部山区，觉得自己的遭遇是有“罪”的，她痛苦的怀疑“安拉”已经不再爱她。直到她看到那些被西玛尔视作“罪恶”的世俗世界的女性和她们的生活方式，她才逐渐意识到其实女性可以不一样，可以自由的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她遇到教授，也遇到了全新的自己，也因此找到了自信，在教授的指导下，玛丽很快的学会阅读、驾驶帆船航行，甚至优秀到令西玛尔心怀嫉妒。相反，一向生存在教长传道信仰中的西玛尔，在世俗和保守，在信仰的崩塌中痛苦不堪，他无法接受世俗的“罪恶”，也无法接受玛丽这样一个有“罪”的女性比自己更优秀，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原来那个令玛丽有“罪”的人其实就是他的父亲。也许最后，西玛尔已经陷入对于信仰所描述的世界的深深怀疑。

　　但，玛丽和西玛尔从东部到伊斯坦布尔的变化，以及他们二人的对比，值得所有的人深思，与其排斥和怀疑这个世界，不如选择积极的热爱和认识她。人只有越开放的适应社会，才会越来越积极的面对生活。

　　三、成长的过程其实是在压抑并失去真我

　　教授伊凡从底层家庭成长，为了和自己的父亲不一样，努力考上哈佛、娶了豪门妻子阿塞尔，开始混迹于精英群体。但他发现，自己像当初儿时的伙伴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像他的父亲。在生活上伊凡也无法真实的面对另一半，阿塞尔甚至觉得伊凡哪怕是在夫妻生活中也只是在努力表现的更好，更像是一种任务和工作，而不是他真实的表现。直到伊凡发现他所生活的世界处于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虚假里，明明讨厌自己的同事、同行，却假装很客气和阿谀奉承；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出轨，却过的很“相爱”。

　　伊凡，陷入了一种困境，总是在为了变得优秀而努力，他在乎的其实更多的是别人怎么看，而并不是什么才能让自己更轻松和开心。事实上，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在暗示自己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高尚的人、有情操和素养的人，其实也在不断的暗示自己隐藏那些可以随性而为的性格喜好。直到有天就像教授一样，只有依靠酒精才能释放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身陷于追求外在价值的活动之中，以致于忘记了内在价值，与活着相关联的那种欣悦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四、比起血缘、族群而言，最大的裂痕是意识

　　李凡纳利在小说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内容：

　　“在东南部，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和土耳其军队打了15年，成千上万人死于战火，但是并没有影响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生活在一起，并互相通婚，这是怎样一种矛盾的状况啊？

　　尽管目前阿拉维派和逊尼派之间没有争端等，他们还是不允许互相通婚，如果发生这种事，就会引发流血事件。”

　　这确实一种很矛盾的状况。历史上那么多的民族最终互相融合和消失，他们也曾像匈奴与汉、突厥与唐一样，斗争几百年，却最终融合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中。然而，几千年来始终无法弥合的冲突，却是那些信仰者和他们的异教徒敌人，甚至统一宗教下的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这些对立，已经抹杀了民族、血缘与亲情，只剩下神的信众、敌人和叛徒。民族可以通过通婚融合同化，但宗教分歧历经千年却依然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你死我活！这还真是个矛盾的笑话。

　　总之，李凡纳利的《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是本不错的小说，也难得收到了帕慕克的推荐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