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欧洲史·罗马帝国的遗产》是一本由[英]克里斯·威克姆著作，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38.00元，页数：8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企鹅欧洲史·罗马帝国的遗产》读后感(一)：罗马的遗产

　　看这本书的时候刚刚看完罗马人的故事，本来盐野写的就比较煽情，一套看下来以后自己也对罗马产生了感情，所以对造成罗马覆灭的“蛮族”入侵，基督教崛起以及后来的时代并无好感，看这本书的时候，作者一开始就非常冷静客观的说，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情绪化，另一方面在后罗马时代的欧洲，罗马的政治文化体系仍然是被继承下来了的，还有对那个时代我们也要避免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有事后诸葛亮的想法。作者在这本书里试图还原的是那个时代真实的状况，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农民的情况等，个人认为这才是重建历史的正确方式。而为了做到这点，作者的资料来源相当丰富，史书，教会档案，法律档案，传记，书信，考古记录等等，不得不说历史研究专家都是大儒。 这本书讲述的是400--1000年间的历史，这是后罗马时代与中世纪早期的历史。罗马帝国的解体对欧洲西方影响巨大，西罗马解体后产生了墨洛温的法兰克，西哥特的西班牙，以及伦巴第的意大利，这时候拜占庭扔控制着巴尔干，小亚细亚以及北非诸地区。西罗马解体后产生的政权仍然继承了罗马的政治文化，罗马的体系也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但是这些新政权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公共大会制度，这是具有“蛮族”部落特色的政治制度，同时罗马的税收体系也由于新政权政治结构的简单化而消失了。

　　对欧洲东部影响巨大的事件是阿拉伯哈里发国的诞生，哈里发的诞生直接导致了拜占庭衰落了两个世纪，同时拜占庭控制下的地中海贸易体系被割裂，这导致了欧洲贸易文化中心北移，也为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

　　加洛林政权的建立与解体对欧洲也影响巨大，查理曼倡导的道德修正将国王的行为置于教会的监督之下，对欧洲统治者影响深远，而加洛林的解体使欧洲基本形成了近代的民族国家，西法兰克（法兰西），东法兰克（德国）以及意大利。

　　在东方，哈里发国也经历了自身的分裂与衰落，阿巴斯王朝，安达卢斯，以及北非的呼罗珊政权，而哈里发的衰落使拜占庭强大，重新称霸。

　　对于这个时期欧洲的边缘地区来说，如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波兰，捷克等，400-1000年的时间是他们从落后的部落制，逐渐向他们强大的邻居法兰克拜占庭学习并靠拢的时间，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模仿法兰克拜占庭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模式也逐渐跟他们接近，贵族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丧失自由，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

　　到了1000年的时候，罗马的痕迹已经很少了，欧洲各个政权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理，并开始向中世纪中期迈进。

　　《企鹅欧洲史·罗马帝国的遗产》读后感(二)：欧洲：从400年到1000年

　　公元400年，中国东晋隆安四年。孙恩入余姚，破上虞，进军至邢浦，被谢琰参军刘宣之击退后不久再度进军邢浦，并逼近会稽，守城的谢琰出战但战死。朝廷派桓不才、孙无终和高雅之领兵镇压，孙恩虽败高雅之，随后被刘牢之击败，孙恩再度逃入海岛。（维基链接）

　　公元1000年，中国北宋真宗咸平三年，宋辽瀛洲之战。瀛州之战，是宋辽河北之战当中的一场遭遇战，也是关键一战。战役发生在北宋境内的瀛州，由于宋军主帅傅潜的懦弱无能，以及前线将领的沟通不畅，导致这场战役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此次战役也对日后的檀渊之盟产生重大影响。（维基链接1，维基链接2）

　　第一时间（或者说第0时间）拿到了这本由中信出版集团即将发行的“企鹅欧洲史”系列第二本《罗马帝国的遗产：400-1000》。以平均一天2章的速度看完，写下一些感想。

　　这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

　　首先，这段时期的历史解读存在很多“积重难返”的点。比如我正在翻译的《帝国与蛮族》（作者Peter Heather的另外一本作品是《罗马帝国的陨落》）中提到的“移民论”。

　　其次，这段时期的考古发现还不系统，史料还不够翔实。从历史学家的立场出发，既不能纯然由果（1000年之后的欧洲）推因（400-1000年间的欧洲），也不能无视欧洲在第二千年的发展而将第一千年完全割裂出去。

　　第三，在这段时间，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古希腊、古罗马已经当然无存。罗马帝国在286年被戴克里先一分为二，吉本将476年9月4日定为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日。而当今的众多欧洲国家还无法追本溯源到在第一千年终结之时存在的那些所谓祖先国（ancestor country）。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古罗马史等同于那个时代的欧洲史，现代欧洲国家的历史（最多上溯至第一千年末期）构成现代欧洲史，但本书所覆盖的历史时期却没有一个帝国足够强大、足够延续、足够统一，能够成为这段时期的核心。

　　也因此，本书作者很是了不起，将这段时期欧洲的历史为我们进行了一次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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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此，我的建议是，阅读本书，最好是从最后一章“总结：欧洲历史的规律：400-1000”开始。作者在这一章对前22章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六种变化（转折）：西罗马帝国的解体；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西方明确的道德化政治行为（这点我在后面会继续讨论）；加洛林世界的终结；哈里发国在10世纪早期的崩溃；以及北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阶层分化的稳步扩展。以及在欧洲整体上的财富聚集、政治的制度化和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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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认为“道德化的政治行为”才是这六大转折中最重要的？

　　统治的根本基础在于权力的合法性。现代宪政国家无需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统治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让度。但权力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不依靠宪政的君权神授。而这似乎才是第一千年中欧洲各国的立国之本。请注意，这里提到的是“道德化”——所以“国王们和他们的行为应该在道德层面上接受教会人士的监督”（p760）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还不是“宪政化”。在一个尚未普及全民文化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社会，教会作为唯一能解释基督教精神的组织，担当起这个重任是责无旁贷、别无他选的。

　　不过这和同期阿拉伯国家又有不同。接受监督并不是按照宗教体系进行统治、更不是政教合一。这样的监督只是一种“更高的计划”（higher plan），通过基督在人世的代理人加以执行和监督。于是，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向这个更高的计划发起吁请，最高审判官从未缺席。

　　这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也是不同的。作为天的代表和作为天之道的执行者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要展开的话需要一个很长的专题。

　　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体系中，众神除了能力卓越之外，和世人一样有着明显的弱点，也同样受到更高的命运——也是一种higher plan——的支配。隐隐地，在众神之上，更有一个隐形的最高审判官。

　　我这里提到这些，是想说明：欧洲的文化传承有着一个根本的主心骨（backbone），也就是对最高审判官（最高道德、最终极真理）的敬畏。由此，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最高道德、最终极真理的遵从。

　　第一千年结束后要再过500年，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剥去了教会对善恶的最终判定。最高审判官的地位更加超卓。

　　对统治者的挑战，并不是对统治者本身，而是对统治本身。这就会产生一些微妙（subtle）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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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大人，让我能看到这本即将付印的书。有些书还未面世，就注定会成为经典。《企鹅欧洲史》一套九本，应该就是这么一套书。

　　《企鹅欧洲史·罗马帝国的遗产》读后感(三)：填補空白的社會經濟史大作！

　　本書是中信新思策劃的《企鵝歐洲史》系列中的第二部，也是我最期待的，它主講的時間線是五世紀後至第一個千禧年，這是目前華文圈相當空白的一段，對於這方面的中文作品寥寥可數。

　　而這是地中海歷史的一段大變革時期，古老的羅馬帝國崩潰了一半，新興的國家帶著不同的面貌如雨後春筍般的降臨，同時，兩大宗教衝擊著過去的文化。史學界過去稱這是“衰退的開始”，之後一部分學派修正，稱之為“轉型”、“再融合”。《羅馬帝國的遺產》的作者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則有自己的一套史觀。

　　威克姆是英國牛津大學的退休教授，專業在社會經濟史，特別是“古代晚期到中世紀早期”這個領域，使用改良後的馬克思主義來進行研究與分析。他在本書的引言，即向讀者強調自己的手法跟目的，建議細讀與參考。作者首先強調，羅馬帝國的大一統讓人忽略了其實地中海兩岸的各區域的差異性，這在中央喪失權威與連結後立刻浮現在台面，過去研究者往往輕視了這個部分；其二，雖然之後誕生的新政權或多或少都接收了過去的遺產，但還是需要將之視為新的獨立個體看待，研究，不該隨意的以繼承國之類的態度面對，也不該太過事後諸葛的分析，避免目的論的研究。我們將會在書中看到作者怎麼實踐他自己說的原則。

　　其實，威克姆在他的書中明顯的向讀者指出，推動整個“古代晚期到中世紀早期”的政治社會變遷之關鍵，在於“生產工具之所有權，以及產出剩餘由誰占有”(借用一下)。又，著名的政治哲學家柏克他在《法國革命反思錄》中有句名言：“國家的稅收就是國家。”因為稅收是一切公共權力的源泉，而稅收的源泉是財產。而在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誕生前，人類社會主要的經濟還是農業為本，所以，土地的所有權就是所有焦點。

　　而這些都在三世紀危機之後逐漸崩解。戰亂破壞了商業貿易，損害了貨幣經濟，也導致政府的收入日益遞減，與此同時，過去的城邦聯合架構崩解，需要越來越多官僚來統治，也必須建立更多軍團來禦敵，更增加了支出，惡性循環之下，帝國政府不再有能力完成自身的任務。

　　作者對於這個時期，非常著力於強調各地區的差異性，帝國是崩解分裂的，過去的大一統掩蓋了底下的那些不同，現在都逐一浮現。但共通的特徵都是，貨幣經濟衰退，統治者難以再重新恢復過去帝國時的稅收體系，只能另覓新法來重建統治。

　　嘗試最成功的是法蘭克人。他們建立了軍功貴族階級，用戰利品獎賞換取忠誠，用土地賦予將士養活軍隊的能力。查理曼把這套手法玩得爐火純青，他用可以隨時收回的“恩地”及派出去巡視的“欽差”控制貴族，然後跟教會合作打造神學菁英體系的宮廷吸引他們來競逐權力，再用不斷擴張而獲得的戰利品做為獎賞讓扈從制穩定。這套體系可以說是所謂的“封建制度”的雛形，差別在於，王權仍手中握著大量的土地與公共權力。

　　可惜的是，查理曼的這套體系在他生前就開始出現漏洞，隨著他子孫的內鬨而崩解。諸位王子為了爭權，不惜把貴重的土地永封給貴族，虛弱的中央，讓他們把重心放在鞏固私人的地盤，區域化開始出現。雪上加霜的是，維京人跟馬札爾人的第二波入侵，戰亂的破壞給予了好不容易萌芽的中央致命的一擊。各地的貴族為了自行禦敵，開始修建城堡，它變成了地方的權力象徵，許多家族甚至拿主堡名字來當姓氏使用，領主權力的根據地就此誕生。與此同時，領主們開始向領民要求各種義務，諸如參與防務、徵收各種使用稅，服勞役，要求農民使用公共磨坊並付錢等。這些一系列權利，喬治‧杜比命名為“領主強制權”。這些原本屬於國王跟官吏的權力的喪失，從公共轉向私人，象徵著“封建制度”的開始，也是本書描述的時代的結束。

　　總而言之，統治者必須想辦法從臣民手中獲得稅收，當他沒有辦法直接徵收而必須透過代理人，且須付出極大成本時，其權力基礎就不可能穩固及強力。威克姆指出，土地所有權的擁有(生產工具)及貨幣體系(產出剩餘)的存在則是其中的關鍵。做為明顯對比，即是同時期的東羅馬(拜占庭)與阿拉伯帝國。

　　與西地中海不同，東部遭受的戰亂並沒有導致嚴重的貨幣經濟崩潰，當地的自由農受到莊園地主的侵害也較少，而君士坦丁堡得天獨厚的地利更是維持著相當程度的貿易，讓東羅馬始終有相當程度的稅收維持官僚與軍隊。阿拉伯帝國接手了波斯帝國以及拜占庭東部領土，都是擁有古老的商業傳統跟稅收體系，之前的戰亂損失很快就恢復，阿拉伯人也順利地接收，他們用稅收供養軍隊，駐紮在城市維持統治，然後再打造官僚體系加以監督。是以，不論是拜占庭，或者是阿拉伯政權都沒有出現西歐那樣的權力破碎化的現象。而相同的道理，中世紀之後王權能夠逐漸復甦強大，也是基於對於稅收跟土地的爭奪取得優勢所致，英格蘭就是一個例子，作者有略述，但這已經是本書範圍之外了。

　　影響歷史流向的因素當然還有很多的要件，例如最近新出且剛被翻譯《羅馬的命運》，講述的就是氣候與疾病所可能產生的後果。不過，做為一位經濟社會史家威克姆把重心放在自己的專業上倒也無可厚非，本書的書名是《羅馬帝國的遺產》，講述這份“遺產”為何是主旨之所在。在閱讀中，可以見到作者一邊敘述史實，一邊分析與討論，並不時引用考古成果，充分展現自己的學識。只是坦白說，威克姆的文筆並不是太好，舉個例子來說，本書的因為涉及時間長，架構大，所以要分成許多章節，而某些主題又互相有關，作者在處理這部分的時候，時不時加上“見第幾章、之後第幾章再談、下文再述”之類的提醒讀者，但頻率之高有時讓人覺得厭煩，倒像是上課時老教授的嘮叨，不是一個好的閱讀體驗。除此之外，威克姆想表達的中心思想倒是很清晰。

　　本書的厚度有點嚇人(不過這系列其他幾本似乎也沒好多少)，那是因為充滿了作者的心血，對於有心研究此段歷史值得反覆閱讀再三，尾末精選的推薦書單也是非常實用。個人覺得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朋友，這本《羅馬帝國的遺產》是不容錯過的。

　　新思這次的翻譯也沒什麼好挑剔的。要說問題嘛，大概就是這個系列都存在的，它把原書地圖拿掉了。

補一張814年的法蘭克帝國地圖吧

　　《企鹅欧洲史·罗马帝国的遗产》读后感(四)：张子恺 | 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书评版。

　　作者：张子恺

　　一部佳作

　　阿诺德·汤因比曾写到，“在世界与西方长达四五百年的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然而，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到11世纪的数百年间，欧洲还远不足以对世界造成什么打击，恰恰相反，它却在四方强邻的蹂躏下喘息呻吟，危在旦夕。对于这种戏剧性反差，人们自然将目光投向所谓“欧洲的诞生时期”，这也构成了《罗马帝国的遗产》（TheInheritanceofRome:AHistoryofEuropefrom400to1000）一书的主题。

　　作为“企鹅欧洲史”（ThePenguinHistoryofEurope）承上启下的关键部分，无论从长达六百年的时间跨度来说，还是从囊括三大洲的空间范围而言，《罗马帝国的遗产》都展现了克里斯·威克姆（ChrisWickham）重新阐释由古典向中世纪过渡阶段的雄心抱负。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诚如菲迪南·罗特（FerdinandLot）所言，“罗马帝国覆灭的原因可能是世界历史中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呈现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面前最令人震颤的景象之一。”

　　对于罗马帝国的覆灭，人们的看法往往陷入两种极端：出于对中世纪的偏见，古典文明的衰亡便充满道德批判色彩；而近代西方的兴起，又使许多人过高地估计了中世纪欧洲的发展。纷繁复杂的学术观点，便如同摇荡的钟摆，在两个极端之间循环往复。

　　克里斯·威克姆当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在卷首即开门见山地反驳了两种宏大叙事对理解中世纪早期的误导，即民族主义和现代性，而这两者恰恰是当今许多史学类著作的共性。19世纪初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真实图景被民族起源和身份认同的叙事所裹挟，这导致人们从横向上误以为欧洲的认同是由来已久的，从很大程度上而言，今天的欧洲地图对于理解中世纪早期的地缘政治不仅少有助益，甚至会产生误解。与此相对，现代性的叙事从纵向上割裂了中世纪最初数百年与罗马世界的延续性，对于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而言，中世纪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衬托前两者的光辉，至于它自身似乎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某种“异类”。

　　当然，从20世纪后期开始，长期的偏见在西方学界已得到了显著纠正，肇始于彼得·布朗（PeterBrown）的“古代晚期”（LateAntiquity）传统使人们相信，古典文明在帝国晚期经历了深远的蜕变，中世纪早期也远没有那么不堪。正是出于上述种种关怀，《罗马帝国的遗产》不仅以其宏大的时空架构成为各卷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同时它精湛的分析无疑为我们观察中世纪欧洲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视角，毕竟在中国学界，扭转对中世纪的偏见依旧任重而道远。

　　比较视野下的解释框架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由于总是和“黑暗时代”或“封建主义”等描述相联系，长久以来显得声名不佳，这种现象并不难于理解。《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是雅克·勒高夫的最后之作，他在其中极富洞见地说“新时期的一种观念总是反对前一时期的观念，后者总被认为是黑暗的阶段并理应让位于光明。”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言，中世纪的“污名化”尤其如此。然而，如果认为威克姆的《罗马帝国的遗产》旨在全面“洗白”中世纪，那就大错特错了，批判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叙事本身并非目的，对中世纪的过分高估和人为贬低，在本质上如出一辙，因而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对历史采取“事后诸葛亮”（原文是 hostilitytohindsight）的目的论完全无助于正确认知，将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使历史解释框架更为精致、复杂才是作者的初衷。

　　那么，作者不带“目的论”的目的完成得如何呢？至少从各篇和全局的结论来看，完成得相当成功。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威克姆使用的许多方法对中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事实上，早在2005年出版的《构建早期中世纪：400—800年的欧洲和地中海》（FramingtheEarlyMiddleAges:EuropeandtheMediterranean,400-800）一书中，威克姆就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结构分析和比较视野运用于早期中世纪史的阐释。

　　欧洲从罗马来

　　这一特征在《罗马帝国的遗产》中得到延续和发挥，这首先体现在他将考察的时段向下延伸到公元1000年，虽然威克姆也承认这种划分有忽略各地多样性的不足，但是从总体而言，在政治变迁的意义上，以公元1000年作为中世纪的分水岭依旧是站得住脚的。关键在于，800至1000年这段时期正是加洛林王朝的霸权崩溃、地方贵族崛起和封建主义成型的阶段，站在11世纪的门槛上能够对公元第一个千年欧洲的政治变迁做整体的回顾。

　　更重要的是，虽然属于“企鹅欧洲史”系列，但是威克姆也将地理范围扩展到包括西亚和北非在内的前罗马帝国疆域，尤其拜占庭和阿拉伯诸帝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如果说威克姆重视中世纪早期西欧三巨头——西哥特人的西班牙、法兰克人的高卢和伦巴第人的意大利——之间的差异的话，那么，他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加洛林王朝（西欧）、拜占庭帝国（东欧）和哈里发国家（西亚与北非）之间的比较研究，丝毫不亚于对前者的重视。威克姆相信，在统一的罗马帝国解体后，地中海世界的各政治体走上了既迥然有别又保留某种共性的道路，如果没有加洛林王朝和东方诸帝国的比较，便不会清晰地发现，税收体系的延续如何在拜占庭和阿拉伯维系了强势国家（strongstate），而税收体系的崩解和土地日益成为权力的来源，如何在西欧造就了弱势国家（weakstate）以及后来的封建主义。这种比较研究揭示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在共同传统的背景下分道扬镳的深层结构，这也是本书命名为《罗马帝国的遗产》的重要原因。

　　《构建早期中世纪》侧重于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宗教文化领域则相对薄弱，《罗马帝国的遗产》弥补了上述缺陷。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和信仰的内容虽然散布于各篇，但实际上所有相关章节仍可单独析出组成连贯的整体，可谓“形散神聚”，也从侧面印证了中世纪早期与古代晚期的延续性。

　　2016年，耶鲁大学出版了威克姆的最新力作《中世纪的欧洲》（MedievalEurope），这次他将整个中世纪作为考察对象，涉及罗马在西方的继承者、东部的危机与转变、11世纪开始的经济扩张、中世纪盛期的政治重组和货币、战争及死亡等问题，如何在不足300页的正文中概括一千年的历史，无疑是一项挑战。这部书和《构建早期中世纪》、《罗马帝国的遗产》构成了威克姆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三部曲”。

　　可贵的多样性

　　支撑上述政治与文化变迁的深层结构，隐藏于400至1000年的社会与经济体系之中。多样性历来是欧洲的重要特质，它不以罗马帝国的强弱盛衰为转移，它是中世纪各个阶段发展趋势的基础，近代以来欧洲的迅速崛起，也同样受益于这种多样性，实际上，它也是欧洲历史丰富而迷人的核心要素之一。为了更接近中世纪早期的真实情况，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些多样性，正如书中强调的那样，作者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对比，而不是归纳，目的就在于尊重这些差异性并指出其意义。对于中世纪早期这样剧烈变动的时期来说，多样性的意义首先在于，任何趋势都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地定性为进步或者倒退，但由于史料的匮乏，定量分析又很难实现，这种情况下多样性的作用便凸显了，它至少可以不断修正我们对某些趋势的把握。

　　罗马帝国的分裂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使原先统一的地中海经济体变得支离破碎，5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间，西地中海的贸易路线无疑是衰落了，由于汪达尔人占领了北非和西西里岛，而这两地恰恰是罗马最大的粮仓，对海上贸易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是问题在于，东地中海世界由于拜占庭帝国的稳固统治，其贸易网络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更为繁荣密集，所以整体而言地中海贸易网络依旧存在，只是范围缩小了而已。7世纪前期拜占庭的衰退和随后阿拉伯人的扩张，再次导致地中海上的贸易跌至谷底，但是很快在8世纪中叶再次复兴，虽然规模和繁荣程度不可与帝国时代同日而语，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此时的地中海贸易在性质上已发生了悄然变化：随着统一的罗马帝国不复存在，由官方主导的贸易网络逐渐被各地区间自发交换的贸易路线所取代，简而言之，8世纪的地中海贸易虽然不如4世纪以前那样声势浩大，但却变得更为市场化，也更具有商业活力。

　　“黑暗时代”的污名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欧洲的内陆地区，差异性同样使我们对农业社会的图景做出某些修正。中世纪早期的农奴制，无疑为“黑暗时代”的污名增添了合理性，无论这种机制在当时社会中是出于多么不得已的安排，它在今天的现代价值观念中都是不可饶恕的。但是问题在于，过去我们认为是欧洲普遍现象的农奴制度，可能并不是那么典型，甚至可以说只是极少数地区的常态。威克姆通过对帕莱索（Palaiseau）、古尔斯多夫（Gaers－dorf）和吕菲阿克（Ruffiac）这三个农民社会的比较研究，揭示了领主与农民群体以及农村社会内部的不同关系，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农业社会，使得西欧很少有某个地方能够削足适履地符合人们对农奴制的想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农奴制在中世纪的欧洲无足轻重，只是对农奴制全盛时期的认知存在错位。诚如威克姆总结的那样，公元500至800年间西欧贵族的权势可能是相对最弱的，与之相对的是，地方社会的自治程度相对最强。其原因可能要追溯于前面提到过的“弱势国家”，统治者财富的来源由税收转向土地，的确削弱了国家政权整体的控制力，但是当时的经济结构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领主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时期的领主而言，他们的财富既不能与罗马帝国时期的前辈们相比，而他们对乡村社会——实际就是对人——的控制力又远不如他们的后代们。这样反而形成了农民的“黄金时期”，究竟是做丧失自由但至少能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农奴，还是做不得不为生计和收成而操劳且有破产风险的自由农，这个问题至少在10世纪以前还是有选择权的。伴随着11世纪的经济扩展和人口增殖，农民在这类问题上选择权逐渐丧失，以至于后来这已不再是个问题，农奴制的全盛期便到来了。

　　现在回过头重新审视中世纪早期欧洲的趋势，尤其考虑到上述多样性，就很难再给这个时期武断地贴上“黑暗时代”的标签了。必须承认这数百年中存在着种种衰退和崩溃，但远不是从前所想的那样不堪，一系列新的社会因素在萌发，虽然时常被内部混乱和外部入侵打断，但是终究步履蹒跚地走出晦暗。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有其自身的闪光点，从这个角度而言，它是被点亮的而非照亮的，只不过点亮之后，仍有许多部位处于阴暗之中。迈克尔·麦考密克（MichaelMcCormick）很好地总结过这种转变：早期中世纪已经不再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黑夜，它更像是一个漫长的清晨，为后来的发展积蓄着基础与活力。

　　《企鹅欧洲史·罗马帝国的遗产》读后感(五)：The Transformation of Rome

　　这本书的英文版刷过三遍了，笔记也做了厚厚的一沓，不过最感兴趣的还是古典晚期 - 中世纪早期的这个转型期。如今中文版的第4章“危机与延续，400-550”读完，且把之前零零散散的评论总结一下。

4世纪罗马帝国边境外的“蛮族”

　　所谓的“蛮族”，即法兰克人（Franks）、哥特人（Goths）、汪达尔人（Vandals）、阿勒曼人（Alemans）等，其实大多是在5世纪开始之后的概念。更准确地说，对于“西哥特人”，是在公元378年阿德里安堡一战之后；对于北方诸族，大约要到406年汪达尔人大规模跨过莱茵河之后。这时候的蛮族：

　　1. 完成了初步的ethnogenesis，形成相对成型的统一部族；

　　2. 进入罗马帝国边境内；

　　3. 以部族为单位，成为罗马帝国的“雇佣军”。

　　这三个条件，在4世纪时似乎都不具备。针对第一点，对于史料较丰富的莱茵耳畔日耳曼民族，统一的部族称谓往往是出于罗马方面记载的需要。

Did all of these nationes even think of themselves as ‘Aleman’, or is this, like ‘German’, just a Roman term for a much more inchoate reality？ We cannot be sure, but, if the latter was so, this would at least explain the frequency name changes of the major peoples the Romans described. The problem is, of course, that the Romans road our only written sources.

　　针对第二点，罗马军队与蛮族的边界非常清晰。

As barbarians were used in the army and often settled in the empire, at the same time as hierarchies developed under Roman influence beyond the frontiers, societies on each side of the frontier slowly became more similar.There was a major poli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side of the frontier: on one side Romans ruled, on the other they did not. Julian and Valentinian could attack Alemans and Quadi precisely because they were not under Roman rule, and the latter saw themselves as structurally different from Romans, something that did not change when they invaded. Conversely, the soldiers of barbarian origin largely deracinated themselves when they join the army.

　　针对第三点，即使存在蛮族血统的将领，他们也是“work in the empire”而不是“work for the empire”，进入罗马体制从军反而弱化了将领的部族性。血统是其身份属性而非身份认同。

The major military politicians of barbarians extraction who were important in late fourth-century politics, such as the Frank Arbogast and the half-Vandal Stilicho, both of whom were de-facto heads of state, were similar: they were career soldiers, and operated in an entirely Roman political arena. This was normal in fourth-century politics. It was the politics of the fifth century, when some Barbarian military leaders fought for Rome at the head of substantial bodies of troops from their own communities, and who called himself Goths or Franks rather than Romans, that was often different.

古典晚期的“罗马”何谓？

　　Define ‘Rome’ : an administration or a lifestyle？

　　这其实是把握古典晚期的一个重要提问。从这个提问生发开来，也就可以解释我对彼得·布朗（Peter Brown）《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的疑问了：为何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帝国同时呈现了“中央性”与“地区性”？实则，“中央性”体现在行政体系（administration）上，而“地区性”体现在生活方式（lifestyle）上。彼得·布朗在《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中明确写道，从君士坦丁一世之后，罗马帝国的文化理念才真正在地中海东部落地。

　　如此一来，《The Inheritance of Rome》也可以得到有力的解释。虽然“罗马化”的生活方式渗入到了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然而维系其帝国结构的行政核心却整体上升，从原来的市政员阶层（curial）上升到了后来的中央官僚阶层（imperial bureaucratic）。政治体系的变化也是同步的：从古典时期的“元老院阶层 - 市政员阶层 - 私人包税商”（senatorial - curial - contractor）变成了现在的“中央官僚阶层 / 军官 - 税收员 - 地方豪富”（imperial bureaucratic / military - tax collector - private rich）。顶部的中央性和地步的地方性同步提升。

　　市政员阶层原来是政治体制中重要的一环，如今却沦为纯行政性的税收员。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政治上的“潜水艇三明治”变形了。无论是顶部的中央官僚阶层还是底部的地方豪富都比税收员更有话语权（部分原因是地方元老院阶层和地方市政员阶层退出了上层政治体系，成为底层的民间力量）。如此一来，贯穿于罗马帝国的庇护（patronage）体系就跳过了中层。

　　然而，这一上下勾连的庇护体系并不局限在地区内部。作者在本书第1章就写道，行省的豪富家族的庇护人甚至可以关联到罗网络这一庇护体系的生效依赖跨行省的交通系统，而后者又非常依赖于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一旦税收员阶层失效，税收制度崩解，这一遥远的庇护会很快失效。

　　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在《罗马帝国的陨落》的最后一章中也就这个提问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回答。然而，其正文时常出现的将“弱连接”转变为“强因果”的姿态，让我对其最后一章的笃定一定程度上存疑：这到底是他的结论，还是他的猜想？毕竟，前面的史料和数据都不足以支撑这几点的结论，否则他也不必将这些“真知灼见”都放在最后一章。若要踏实证明以上几个问题，估计还要继续上下而求索才行。

5世纪上半叶的罗马帝国

　　本章在讨论西罗马帝国崩溃时，更多聚焦于现状而非原因。当然，一味深究原因，可能会让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影响对史料的解读，这也是作者在本书开篇就提出来希望避免的。作者展现了考古和历史文献所能呈现的一面，即5世纪下半叶罗马帝国的转型。其中，西罗马帝国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即克莱蒙主教希多尼乌斯（Sidonius of Clement）的文献记录，其地方贵族出身、教会身份、与罗马皇帝的亲属关系，为这一时期的剖面透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作者将439年汪达尔人攻占迦太基作为（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转折点，直言其对迦太基-罗马的粮食供应系统的破坏成为了整个西罗马帝国税收体系崩坏的发轫。与此对比的是臻至繁盛的东罗马帝国依然坚挺的税收体系。在这个基础上，以下几点共同促成了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下半叶的局势：

　　1. “蛮族化”，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蛮族的“部族的共溯性”，原文为“ethnogenesis”，书中翻译为“民族起源”。个人认为无论是“民族”还是“起源”都不恰当，估计作者也持此论，因此打了个双引号。

　　2. 军事化。

　　3. 封建化。当然，这一时期的封建化只是方兴未艾——真正成熟的封建制度不仅是土地制度，更是人身制度。作者在书中提到，这一进程要到9世纪的法兰克王国才得以完成。但是，从帝国性的税收制度转向土地收益制度毫无疑问是封建化开始的标志。

　　4. 地方化。个人理解是provincialisation，但这个词不好翻译。翻译成“本土化”可能被理解为lifestyle上的下沉。这里的地方化更多地是在强调经济和政治交流之间的隔离。

　　作者其实没有讨论5世纪上半叶在税收体系依然存在时西罗马帝国的provincialisation。在这个时期，军事化和“蛮族化”无疑已经深深影响了后来蛮族王国建立的省份。作者在本章章伊始就阐明了汪达尔人首领盖萨里克（Geiseric）在阿非利加地区的统治方式：以贸易而非（实质上）纳贡代赋的形式与罗马城进行粮食交易；保持税收制度；继续使用拉丁语和“御用文人”。作者对于军事化的蛮族对当地的影响没有落笔，不过却提到了蛮族人口与当地人口的比例（1/50-1/10）。假设蛮族攻占行省后成为了当地的上层阶级（正如作者描述的北非的汪达尔人主动在做的那样），也无法衡量它们对中层及下层造成的影响。然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作者在第2章讲到了，随着3世纪末开始的中央集权，罗马帝国在行政体系的层面有所改变。如果运用Bury在《Constantine and the Conversion of Europe》一书中研究4世纪初罗马统治阶级转型的方法，那么正如我在上文里提到的，罗马帝国的上、中、下统治阶级从古典时期的“元老院阶层 - 市政员阶层 - 私人包税商”（senatorial - curial - contractor）变成了现在的“中央官僚阶层 / 军官 - 税收员 - 地方豪富”（imperial bureaucratic / military - tax collector - private rich）。这古今上下六个阶级来看：

　　从这个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古典时期残余的市政员阶层还是中央集权化后的税收员，这个阶层的存续与否其实才是蛮族统治者是否需要实现“封建化”的关键所在。由于本章考察的蛮族统治者与当地税收制度的关系已经晚到500年之后，显然是作为（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结果。那么一个新的问题便出现了：在被蛮族统治的行省，究竟是税收体系先消失，还是土地的封建化先发生？换句话说，市政员阶层 / 税收员在5世纪上半叶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是如何消失的？

地缘政治

　　另外，本书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讨论上似乎还少了一点，亦即地缘政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西罗马帝国比东罗马帝国有更多天然的地理隔阂与分割（如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地中海南北的意大利半岛与北非虽然有西西里岛作为连接，但依然被海洋客观地隔离开），因此“蛮族”虽然来自东方，却在东方没有形成各自分离的族群——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迷雾一团的鲁吉人（Rugis）。他们直到在西罗马帝国半定居之后才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氏族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