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天香港一群有组织的人在攻击立法会之后，又攻击了中联办大楼。甚至用墨汁对国徽开启嘲讽模式。根据国旗法，国旗国徽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任何侮辱行为都构成犯罪。这群有组织的暴徒不仅公然侮辱国徽，还在中联办的大楼墙面喷上侮辱性的文字，用带有种族侮辱性的词“支那”称呼我们。
按照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香港不是有驻军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这种突破底线的行为肆意蔓延？秩序一旦被挑衅而不予以惩罚，往往会激励挑衅者并裹挟更多的人。当年车臣人在达成协议之后再次反叛，普京枉顾国力极度虚弱的现实，强行用兵，血洗车臣。俄联邦才没有连锁反应碎裂下去。继而普京通过打击寡头，把所有产生重大利益，在民众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产业都收归国有。从而在财政和利益分配上有了话语权，国有化传媒产业，从而在舆论上拥有了主导性。继而，他设置了八个联邦特区，把已经高度自治的联邦共和国重新架空，打回省级行政单位。在这一波让人眩晕又特别有效的操作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步骤。
一个复杂的社会是一个相互作用又相互联动的体系——它的恶化是一种结构性的失序过程，它的建设也是一个结构性的搭建过程。它就如同在高速的车流中从最左边切换到最右边的车道，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大事要处理，都是一些细节。但是，日常的细节如果叠加起一定的规模并限制响应时间，它就会变成迫在眉睫的社会群体性的大事！这个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颠覆了我们一直以来的一种敌我是非的观念：黑和白的并不那么泾渭分明。
战场上的敌我是清晰的，所有的自我标记符号都在显性的区分敌我。因此，这样的斗争目标导向性非常明确——保存和自己一样的群体，消灭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敌人。但是，社会性的斗争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人的立场和诉求都是隐蔽的，而且随时处于变化之中。所以无法分出敌我。所有正确的斗争策略都是分化敌人并团结朋友。因此，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商业活动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谁会是你的客户，谁会是你的合作伙伴，谁又会是你的竞争对手，这些问题永远是商业活动的核心问题。
在古人看来，朋比为奸，必然党同伐异，所以古人说“君子不党”。但是，自古以来，朝堂之上的党争从未止熄。之所以会党同伐异就是因为面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立场，而不同的立场背后又牵扯到不同的利益分配。立场分歧形成的撕裂必然像漩涡一样把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并在彼此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煽动情绪，挑拨对立，制造隔阂，强化撕裂，这些都是在人群之中制造漩涡的方法。一旦漩涡形成，就会自我强化，人群最终会形成一头怪兽，他们需要仇恨和敌意的持续喂养。谁能不断提供这种饲料，谁就能牢牢的拴住这头怪兽…
要真正的消除隐患，必须对敌人一剑封喉。即便你拥有赢得每一场斗争的实力，你也永远无法战胜像影子一样的敌人。它终究会逐步耗光你的一切，把你拖的奄奄一息，最后再给你致命一击——这不仅仅是游击战的精髓。雄心的一半是耐心，比钢刀更有杀伤力的是有着明确战略目标的忍耐。所以，皇帝往往不在党争萌芽的状态就掐灭它，也不会在推行政策时遇到反对就制止。无论是过去的皇帝，还是现代的领导者，他们在推行一个政策的时候，总是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等待反对者自动聚集，而不是耗费精力去逐一识别。最后一网打尽，连根拔起！
凝聚旁观者立场
我们在《结构学》中阐述过：共识凝聚的人越多，组织的规模就越大，占据关键位置的人所拥有的权力和能调动的资源也越多！其实在市场营销上也是如此，所有的宣传都是为了凝聚共识，因为企业的价值在市场上是以品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品牌符号承载着满足需求的功能、品质和信任。共识越强烈，品牌所代表的产品和服务的溢价也就越高。
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冲突都会将人群分类为三个部分：当事人双方和旁观者。往往旁观者占据绝大多数。所以，冲突的双方为了压倒对方，往往会极力的争取旁观者加入自己的阵营。
无论是利益分配的群体斗争还是商业运作，让旁观者加入自己的阵营，首先需要有一个共识。我们在《结构学》正式内容《C4：道德与宗教》中阐述过，共识能为是非做出不证自明的价值判断。并且会由源点判断衍生出一堆深入到生活细节中的各种判断标准，所谓道德就是衍生出来的一套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是非判断的体系。当对方接受了源点判断，也就会接受由源点衍生出来的所有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谁对此拥有最终解释权，谁就天然掌握主动。
一个人开着豪车穿一身名牌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感到压力。这是因为你接受了这些标记符号背后的价值判断，以及你能识别这些外表的符号在那套价值判断中的层级差异。那套判断体系就如同一座金字塔，你首先走进了那座金字塔并将自己置身其中。然后，你识别出了那些社交符号所传递的层级信息。正是它们在金字塔中标记的位置和你置身其中的位置的落差让你感受到了压力！
如果地板上放了一根金条和一条鱼，一只猫和一个人同时走进这个房间，你会看到人会毫不犹豫的走向金条，而猫也会毫不犹豫的走向那条鱼。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金字塔中，得出的价值判断各不相同。人和猫无法凝聚其共识，也就无法在二者之中制造优劣和落差。
所以，在分化敌人的时候，往往不会过于强调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而是会尽量的在自己与旁观者之间凝聚某种共识。所以，当下宣传的口径侧重于和平、秩序、稳定。这是生命体层面的共识，对于存续而言，有序、安全、保障是存续的基础，被所有人天然接受。让破坏秩序，制造混乱，会让所有人处于危险之中的形象与暴徒群体紧密联系起来。让它们的挑衅去凸出这种为它们量身定制的形象。继而引发旁观者的普遍性恐惧，同时，以极度的克制去传递和平、秩序、稳定的诉求。一正一反，不仅仅能加快凝聚共识的速度，还能能鼓舞旁观者加入到自己的阵营，在共识下去采取行动。我们在《结构学》中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力量的时候说过：必须以结构力量去对抗结构力量，用非理性去制止非理性，利用群众去对抗群体。
为推动政策聚势
我们在《结构学》框架中阐述过，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生命体在其生存结构中为了存续寻找出口演化出来相互联动，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了自身的存续，往往会用尽一切办法去更多的占据有利于存续的资源——无论是当下的还是未来的资源，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资源。所以，任何公共政策的推动都必然存在反对势力，这不仅仅是因为立场不同，更主要的是：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关于生存资源的分配方案——分配必然厚此薄彼，无法兼顾。
在推动任何政策或者做制度设计的时候，首先都必须凝聚共识。我们中国的传统叫法称之为“集势”。只有顺势而为才能事倍功半，否则，就会事半功倍，得不偿失。我们曾经在《C1：他们到底怕什么》中阐述过：与穷者言富，与富者言贵，与贵者言高，与高者言势——势是随时变化的，大势一去万事皆休！所以，集势和借势是推动公共政策或者做制度设计的关键所在。有时候，某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往往会等到彻底烂透。等待潜在的阻力降低到最小的时候，才会迅猛推进，一槌定音。
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最开始的政策是保留原来的制度和社会风俗的传统，甚至社会权力结构。从根本上来说，早期只是与原来的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上层群体做了一个交易。其实是有社会基础结构的改造和升级方案的，但是为了照顾到社会权力结构的惯性和可能引发的过激反应。一直心存顾忌，未曾推行。核心策略是争取上层群体在新时代的氛围之下主动改变。这种克制纵容了愚昧的敌人，他们把克制看成了软弱，并且逐步变本加厉。终于在59年发生了叛乱，并裹挟着达赖外逃。坏事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好事——在拥有驻军的绝对优势情况下，剿灭叛乱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社会改造能释放几百万处于非人待遇下的农奴，必然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个坏事的好处在于它为这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提供了推行的契机：拥有势力的叛乱群体必然会被剿灭或者驱赶，即便是没有参与叛乱的势力，在这样的形式下也不敢抵制社会改革政策的全面推行，否则就有附逆叛乱的嫌疑。
当年美国人把航空母舰集群开到南海边缘，怂恿越南和周边小国填海造岛。兔子也是一直隐忍，但暗中准备，等待着一个引爆点。直到美国人怂恿着菲律宾搞了仲裁，兔子乘机像下饺子一样种下一堆岛屿并设立三沙市，继而将扼守关键支点的岛屿军事化，态势瞬间完全扭转了过来。另外加上菲律宾换届，杜特尔特被孤立，兔子及时的送温暖，让索链上最关键的一环脱落，美国人的计划全面落空。
香港是一个暴风眼，但它不过是大棋局上的一个劫点。在可控的范围内，这是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接下来必然会推行更加严厉的制度设计和治港政策。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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