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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任何事情只能在时间之中发生一次，我们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站在牺牲者的一边，而不是幸存者或旁观者的一边。
——约瑟夫·布罗茨基
（一）
一手制造了于特岛惨案，残忍杀害77名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之后，布雷维克在一处风景优美的“度假村”中，开始了自己“悠长的假期”。
这并非是我故作噱头的比喻，如果你对监狱的想象还停留在下图这么苍白的认识上，那你也许会同意我关于“悠长假期”的用词。
布雷维克被监禁在一个独立的囚室内。但这个房间你看不到丝毫囚室的影子，他的“牢房”甚至是一个三居室，有着堪称舒适的卧室淋浴间、配备电脑和游戏机的书房，以及一个配备跑步机和器材的健身房。
这所监狱还为布雷维克这样的犯人提供了优秀的免费医疗，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杀人犯享受这样的待遇，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拧巴。想想他杀死的77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他们原本是去于特岛过夏令营的，这些孩子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
惨案发生两年后，有媒体为于特岛惨案的幸存者拍摄了一组照片，记录下了这些幸存者的“不幸生活”。
“我失去了天真，变得不再相信陌生人，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保持警惕” 15岁的伊娃·施温克被布雷维克击中肩膀、胃部和大腿，她成功活了下来，但已经彻底失去了15岁少女应有的生活。
艾尔琳被布雷维克击中胃部、手臂、右膝，惨案发生整整半年后，她才第一次哭出来。她必须与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作斗争，她不敢单独待着，每天都会反复检查房间的琐，室友开门的声音都会吓到她。
哈迪被布雷维克击中左肩和左腿，他侥幸活了下来，但必须接受左臂和左腿的截肢手术。
如果不是布雷维克残暴的屠杀，韦尔杰·汉森毫无疑问会长成一名标准的挪威帅哥，但一切都被枪声改变了，布雷维克冲他打了五枪，子弹分别射中他的头部、左肩、左手以及大腿。他现在右眼失明并且三根手指被截断。
当然，更多的幸存者，是像16岁的桑德伯格一样，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我几乎无时无刻不想它”，事件发生两年后，他每晚都会枕着一把刀才能睡着。
挪威没有死刑，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布雷维克仅仅被判了21年有期徒刑。入狱不久，布雷维克就对这所豪华监狱的待遇提出了抗议，其中包括“咖啡不热”、“面包没有黄油”、“没有润肤霜护肤”……
2014年，布雷维克以绝食为要挟，要求监狱为自己提供更好的居住和散步条件，更舒服的椅子，更自由地与外界交流，甚至，还要求将PS2游戏机升级为PS3。他认为这些非人道的待遇对他的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
挪威的杀人、强奸、重伤害等重刑犯，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重刑犯”。
在哈尔登这样的五星级监狱，完全没有监狱的样子，它看起来和一个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社区没什么区别，罪犯甚至连囚服都不用穿。
“我们对这个‘疯子’的态度，是给予更多的民主、宽容和爱，这些价值观正是布雷维克想要破坏的。我们要确保这个‘疯子’不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然而唯一的问题是，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真的是世道人心所呼吁和乐见的吗？
近百年间，西方社会兴起了“废除死刑”的运动，且在公共层面，此举被视为尊重人权，文明进步的一大标示。
近些年来，国内法律界和舆论层面，也曾公开讨论过很多场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废除死刑”的讨论。而众所周知的是，我们的监狱条件和管理方式，也越来越“舒适、周全、人道”，如今的监狱和人们印象中的早已完全不同，监狱里吃得好住得好，甚至享有免费医疗和心理干预等很多普通人奢望的“优越条件”。
我不想过多讨论这个趋势的正当性，只是想提示一个非常重要，但或许被很多人忽视的社会文化基础：
西方民众多有信仰，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思想，其核心是“救赎”而非“报复”。
但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民意基础和宗法观念，反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则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最核心的律法基础。
我想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是：
法律的制定者，更应该考虑的不是如何同国际接轨，对待罪犯如何更符合人道、人权，而应是如何更符合本国绝大多数民众心中，对法律抱有的最朴素的观念。
我想更多中国父母面对类似的惨剧，唯一的诉求从来只有一句话：死刑立即执行。
因此，中西方对“惩戒犯罪者”这一诉求的社会共识源点，就是根本不同的。
一味地向西方看齐，主张所谓的“文明和人道的进步”，是心里明白装糊涂的做法，不符合中国社会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共识，不符合民意对“惩戒犯罪”一词的根本判断。
这和什么国民素质，文化修养，法律认识和心胸涵养都扯不上一毛钱的关系。这和一个社会的文化基础，民意共识有关。况且，受害者及其家属，他们才是受到巨大伤害的人，一句话：
（三）
类似挪威这样对待重刑犯，的确算得上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进步，法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惩戒，还在于教化。尤其对于非无期徒刑的罪犯而言，重返社会是他们必然要面对的未来，那么帮助他们恢复正常人的心智，就显得正当且必要。
站在救赎罪犯，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的初衷上看，这一切的一切，在逻辑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唯一我需要时刻警醒自己的，是这些要被善待、被感化、被照顾、被关心、被惬意生活的人，曾经都犯下过杀人、强奸、纵火、贩毒、重伤害等严重罪行。
就这个话题而言，超超自认是个狭隘的人，这种所谓“文明的进步，人权的彰显，民主的光辉”，我并不想在中国的法庭和监狱中看到，因为这与我个人内心中最基本、最朴素的正义观相悖。
法律本该有着狰狞的獠牙，而不是一个温暖的拥抱，而不是女狱警满脸鼓励的灿烂微笑。
一个强奸杀人的罪犯却能收获无微不至的人道主义关怀，和舒适惬意的服刑环境，对不起，我想请问法律惩戒的意义何在？
（四）
对待罪犯，不仅仅要考虑犯人的“人道和权益”，更要考虑的是受害者以及社会公众和世道人心，对公平正义的基本预期和评判。
恕我直言，收起圣母心和所谓的宽容与爱吧，我只想看到那些杀人强奸纵火贩毒的人渣受苦。
我当然也期待着那样一个美好的社会：一个犯罪率极低，没有恐怖主义，变态杀手和恶性犯罪的社会，一个所有罪犯最终都会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社会。
但是显然，那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在我们抵达这座闪耀着梦幻光芒的乌托邦社会之前，假装我们的文明已经具备这样的高度，假装我们已经身处这样美好的社会中，不仅仅是掩耳盗铃，也是对好人的残忍。
不是所有谓之“文明的进步”，都符合人性。
慧超，接客很贵的公关男一枚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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