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是一本由颜海平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4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一)：在该找到你的地方没有找到你
在该找到你的地方没有找到你，/在见不到你的时候又看到了你。/一个车站又一个车站，/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一个少女，一个‘扑火的蛾’，在火的光焰中旋舞，/一个辉煌又惨烈的人生预言，难行，也离乡上路。/没有结束的预言，你跋涉的归宿，是在下面落户，/风雪叩着你的家门，寂寞了柱边的火炉。/在找不到你的时候见你，真是神话，/一场浩劫，生死未卜，一个早晨你复活在我们当中。/……这首诗歌不仅是对丁玲的致敬，也可以是一个对所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致敬。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二)：好书！！
是一本有故事的历史书，有学问的故事书，也是一本有体温的学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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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三)：中国革命的现代性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的主要贡献，是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性乃至中国革命的现代性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关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我们现有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特别是海外的研究成果更多，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的政治》是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也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把它和颜海平的这本书对照起来阅读，非常有意思。周蕾在书中引用了约翰内斯•费边的《时间与他者——人类学如何制造它的客体》这部名著中的观点，大意是说，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典型的认识模式，是将非西方世界放置到时间上的过去，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处于时间序列的不同位置上，前者是原始的，传统的，后者是发达的，现代的。这种认识模式已经内化到非西方民族的自我认识中，我们对这样一种基于“传统/现代”的进化论模式再熟悉不过了。费边接着指出，“传统和现代性并不‘对立’，它们也不互相冲突，这些都是一些糟糕的比喻。事实上，相互冲突、对立和斗争的不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而是处于同一时间的相互面对的不同社会”（英文版31-32），换言之，只有出于同一时间的不同文化和社会，才会形成真正的对抗关系。周蕾从这里发展出她的基本主题，即现代中国和西方处于一种同时性 （coevalness）的关系中，现代中国已然打上西方的印记，因而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只能是一种西方化（Westernized）的主体性。周蕾的论述有她特殊的语境，主要是针对那些保守的海外汉学家，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中国文化自身的本真性。但是，尽管周蕾强调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同时性”不失为有力的洞见，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她却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论述。在她那里，中国与西方之间更像是一种“协商”（negotiation）的关系。一方面是可能避免本质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则是受制于纯粹的文本分析的方法，周蕾著作背后并没有一个现代中国历史脉络的背景，而只是在片断化的文本和理论的缝隙中穿行。
当我们谈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对抗及由此生成的现代性时，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竹内好在《何为现代》中提出的“抵抗”与“回心”的著名范式，在竹内好看来，东洋的近代是西方强制的结果。然而在东洋内部，日本的现代是全盘承受，中国的现代却伴随着持续的抵抗。究竟在这种持续的抵抗中生成的中国的现代究竟为何，竹内好承认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他只是在鲁迅的文学中清晰地感受了这样一种不同的现代。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中国的这种现代性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在比较明治维新和辛亥革命的时候，竹内好指出，“辛亥改革是在革命的方向上发展的革命，是从内部不断涌现出否定性的力量之革命。……即生产性的革命，也因此是真正的革命”（《近代的超克》，214页）。这也正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面向。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颜海平的这部著作，会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及其现代性，并从中获得一种“温故知新”式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这本书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四)：作为抵抗的女性和中国革命
（原载于 新京报）
1938年冬天，丁玲写下了她那篇内涵复杂的小说《新的信念》：一个被日本士兵轮奸过的老妇人，挣扎着回到自己的村庄时，而被她的儿子建议“自杀”。对这个村庄而言，老妇人作为女性的身体承载了侵略者暴力的痕迹，因而是污秽的、不应被看见的。虽然她的亲人和村民因她的遭遇激起了愤怒，但他们的选择是请她沉默、消失，并允诺为她（和她受到蹂躏的中国人）复仇。但老妇人（同时也是写作者丁玲）拒绝了这一弱者式的复仇逻辑——她选择一遍遍向同村的人讲述自己的遭遇，而在这个过程中，老妇人极度个人化的痛苦也和村庄群体长期被欺凌的记忆混合在一起，使他们逐渐克服因无能导致的羞耻感，并最终造成了这个群体的反抗。
我是在2008年冬天的课堂上，听到导师颜海平先生讲述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被讲述的契机得益于我们当时正对性别政治、中国革命主体及其想象的可能性，还有视觉文化研究等进行的系列研究。
丁玲写下的这个故事及其内涵，超出了我们惯常对“莎菲女士”式丁玲的印象——不仅是此时已身在延安的丁玲正处于她“革命”创作的高峰，更重要的老妇人这个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革命真实内核的隐喻。老妇人拒绝被赋予的羞耻感再度抹杀，也等于是拒绝了她的亲人和族人对“羞耻”、“弱者”的定义——在他们眼里，“你被伤害致残，所以你就是残疾；你被欺辱奸污，所以你就是肮脏卑贱。” 同样，在村民们最初的愤怒中，除了被激起的愤怒，复仇情绪更多的只是被动的民族主义的反弹。
对当时正在苦苦寻找“真实的革命主体”的丁玲来说，仅有这种情绪还算不上革命，因为被欺凌者和欺凌者分享的是同一套种姓逻辑——你杀了我的族人，那我也要杀害你的族人。而在半个多世纪后，当海平先生重访丁玲的这部小说以及丁玲波澜壮阔的人生时，她试图辨别、说明的，也正是“弱势者”的革命如何可能、如何真实。在一个规定了“弱质物种”（黄种人）和“弱质性别”、崇尚生物种姓政治（bio-ethnicpolitics）的现代世界里，“无力的”物种除了被蹂躏的同时，也要经受第二重暴力——她们的柔弱被看成她们既定的命运，也成为被侵犯的理由和标志。（在往往，这个过程中，女性性别和贫弱国家的命运是同一的）。
在颜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写就《中国女作家与中国革命》（英文版）一书时，“告别革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的共识，激进的革命被批判为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但作者并不服膺没被这种后溯式的历史观，她把目光转向1840年以来的几位具有革命意义的女性（秋瑾、白薇、王莹、冰心、萧红、丁玲），试图从她们对自身“弱势性别”的反抗和通过想象、实践进行的自我赋权（enpowerment)的过程中，试图讲述这些“革命性”的人生故事背后，与前文所讲述的生物种姓政治的逻辑截然不同的伦理可能。
而这样独特的、基于中国革命的伦理表达，在竹内好的《何谓近代》一文中也有近似体现：“（鲁迅）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 换言之，这本书里的伟大女性们，她们拒绝成为原先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客体、一个被享用的符号；更重要的是，她们也拒绝了被肉食强食逻辑裹挟的现代性暴政——正是这种对强与弱的暴力界定，才造成了19世纪后期中国悲惨的遭遇。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秋瑾拒绝成为服部繁子那样在经济和道德上完全依附于丈夫，（努力被丈夫需要的）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主体；剧作家白薇三次从原有的生活秩序中溢出（两次逃婚）、选择自由的婚姻，以近乎抵抗的写作来完成自身；始终在飘零中的身体柔弱的萧红能够直面鲜血淋漓的土地和人民，写下《生死场》；还有丁玲，当她作为成功的女作家处在上海时，她也拒绝了市场对她的“女性”身份的勾兑和利用，拒绝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城市消费的商品，而投向了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左翼写作……
而作者笔下，女性性别化的遭遇和反抗，既是用以剖析20世纪中国社会命运的事实载体，又是这种社会抗争的意蕴本身。当这些女性摆脱教育、门第、婚姻的束缚，通过“做事”核和写作，将自己纳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束缚重重的社会空间中时，她们的人生和作品激荡了他人相通的记忆、经历和思考，进而激发了更为彻底的社会想象和政治意识。比如女演员王莹，当她随着剧团走遍中国的大小村落，表演那出著名的《放下你的鞭子》戏剧时，她既是在表演自己被凌辱的生活，又是在呼唤一群能够对她的遭遇产生共鸣的观众——当剧中的老父佯装殴打不会卖艺的女儿时，长期被欺凌的农民们冲上前去，夺下了他的鞭子。
正是通过这些性别化的抗争故事和人生，由原先在现代地缘政治里被划分为“弱质种族和弱质性别”的中国女性们，才艰难实现了一种对“人之为人”的全新想象和坚持。她们身陷个人和家国的危机之中，又自觉以这危机为伦理资源，让“以弱胜强”的女性想象成为现实，并成为中国革命的绝佳隐喻和证明。
也正因此，《中国女作家与中国革命》中文版的出版就显得尤为可贵，在历史叙事逻辑逐渐单线程的当下，中国女作家们大胆的人性想象和实践，既是重新认知革命主体的真实性的无法忽视的资源，也是“人类历史免于人性的贫困和社会毁灭的根本”。
追溯这些女作家的叙述，也是对我们所挣扎于兹的历史时刻的更新、赋予能量的迫切需要之一。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五)：弱质性别的抗争：丛林世界中的艰难突围与姐妹同盟的重建
“存活于中国，做了中国的老百姓，是应该有着多少心和多少头脑，来担负这时代的悲哀和使命呢！”
这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普通女性发出的叹息。
不难想象那个“是应该有着多少心和多少头脑”才能勉强应付的时代：封建旧道德未尝真正根除，外临强敌入侵，内部又是纷争不断，南北割据，战乱频仍；一方面是与买办、官僚相共生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掌握社会的话语权，一方面是更广大的农村人口的贫困日益加剧，城市无产阶级贫民的队伍迅速扩大……对于当时中国这个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接受早已被设定的“生物种性政治”（颜海平语）的逻辑，卷入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已经是不得不如此的选择。而女性，这个被视为“天生弱质”的性别，是不是就应该自然地接受身为弱者的命运呢——被贬低、被压迫、被统治？而且，这命运不可更改因为它出于天然？
伟大的中国女性并不接受这一逻辑。她们或许认清了自己的弱质性别，但却绝不接受“生物种性政治”的强权逻辑。她们一面努力摆脱因为“天然的弱者”而被加在身上的被压迫者的命运，一方面，她们也抗议“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很显然，这意味着她们将要挑战的是——整个世界的男权法则。
然而，并没有一个既有的国家或党派，是以挑战男权秩序为己任的，因为国家或党派的主体——男性，本就是这男权秩序的构成要素。在各种不可能之间，这些女性最终只能转向那个更可能的，这个“更可能”，即是当时被国民党不停地暗杀、逮捕的“左翼”。
作者颜海平选取左联的女作家作为本书的主人公，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写作本身即是行动，即是抗争。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被遗忘的女作家——冰心、丁玲、萧红、白薇等等，以她们“弱质性别”发出的抗争的声音，向我们展现了在一个丛林世界里女性所蕴含并爆发出的独特而强大的力量。重现当时那些伟大女性的努力，去探知她们内心的呼唤和渴望，去揭示她们所处的恶劣境遇以及厄境之下她们不屈不挠的奋勇抗争，正是本书作者颜海平写作此书的目的。作者在后记中说：
它（这本书）是我的一次重温，重温由女性主导的、那些否则便命定成为“弱性物种”的人们的崛起，她们置身于被称为中国现代史的社会废墟和人类灾难的原野中。它也是我唤起在这崛起中看不见的蕴律、行为和运动的尝试；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又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刻，这尝试是我参与到那些值得向往的巨大转变之中的劳动。
作者颜海平的劳动及尝试是有意义的，她至少深深打动了我，当我在深夜里的台灯下读着那些伟大女性的抗争故事，她们的坚持和决不妥协，她们的敢于向世界说不的坚强姿态，她们在流离辗转中拭干泪痕、在濒临死亡的困境中一次次复活的勇气，她们在困境中建立的姐妹情谊和互相扶持……一次次使我落泪，使我在激愤中涌起力量。
在阅读中，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她们摒弃权贵的诱惑，而甘愿站在弱者一边，并以不停息的抗争中的弱者的姿态，去与当时那个危险重重、灾难丛生的恶世界相抗衡的呢？那种精卫填海般的勇气和虽然微弱但决不妥协的力量，究竟是来自哪里？
我想，在强者与弱者的对峙中，在一个遵从着丛林法则、以弱肉强食为天然真理的时代里，坚定不移地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因为除了抗争，几乎得不到半点好处。这也因此注定她们只能是少数，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丛林法则的完胜，她们的抗争和努力注定被遗忘甚至被嘲笑的结局，亦是可以推知的。
如果回顾30年来中国大众文化对“民国女性”的再现，你或许会发现，左一个“民国才女林徽因”，右一个“民国才女陆小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张爱玲热”……事实上都是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试图重构符合男性趣味的、有着资产阶级“女人味”的女性形象的诸种表现之一。因为在80年代自由主义话语中，社会主义时代的女性被贬低为“失去了女人味的”、“抹煞了性别差异”的假男人，而推出林徽因、陆小曼等各色资产阶级女性形象，正是自由主义者试图为他们心中理想的女性塑造榜样。林徽因这样一个如鱼得水地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如法国上等贵妇般主持着家庭沙龙且从来不会冷场的“才女”，无疑正是小资产阶级男性心目中的女神。冰心曾写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对此进行讽刺，却被后人诋毁为“嫉妒”。固然，有着什么样的心机，也必然以此推论她人。
但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20世纪前半叶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林徽因们和冰心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简单说，林徽因以其“才华”，迅速投身上层文化男性的左拥右抱当中，不但不曾对男权社会做出任何反思，当然更谈不上抗争，相反则是乐于以“女性化”的性别优势，享受着男权社会藉此赋予她的种种资源和好处。当然，这样的女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层出不穷了——此是后话。
而冰心和她的左联的姐妹们，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另外一条不是为自己争得好处而是为天下的姐妹、为全人类平等自由而战的道路：
试问鸿濛初辟时，又哪里有贫富贵贱，这些人造的制度阶级？遂令当时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冰心：《通讯十二》，《冰心全集》第2卷；本书第118页）
如果仅仅把冰心笔下的“母爱”解读为一种性别本质主义的论述，实在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误读。母爱在冰心笔下是一种导向人类自由与平等的无私的爱，这种爱不止存在于母女之间，亦可以是姐妹之间；或者说，母亲的爱，也是一种姐妹的爱，她本质上是一种女性之间的爱与力量的凝聚，也可称之为“姐妹情谊”。这种女性之间的爱与力量，不止在冰心笔下有所呈现；秋瑾、萧红、丁玲、白薇、庐隐等女作家都曾热烈拥抱并歌颂这一姐妹情谊的力量。
事实上，自古中国女性作家便有姐妹之间酬唱的传统，但五四以来的女性作家并非简单延续这一闺中酬唱的旧传统，她们所召唤的，乃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物种性政治”的逻辑中，以“弱质性别”的身份对丛林法则提出的抗议，是通过女性之间的认同而试图建立的对强权社会的抗衡力量。
“现代爱情”变成了一种女性依赖于男性权力的制度遮羞布，它建立在半殖民地经济所有权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前提之上。这样一些“现代女性”和“现代爱情”的场景，让早期中国女作家的文学表达——如那些姐妹式认知的寓言——及其社会主张的有效性变得问题重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涌现的对丁玲等左翼作家的诋毁式“研究”（以及与此同时兴起的对胡适等的追思），可以视为（新）自由主义对左翼主张发动的攻击之一。今天，借助颜海平教授的这本著作，我们得以去认识去了解这些被否定的伟大作家。作为女性，从她们的身上，我们或许重新找到抗争的力量——对延续至今且日益加剧的丛林世界说不的力量，这个力量，必然地，依然要依靠姐妹同盟的重建来实现。
一个也许是题外的细节是：这些左翼队列中的女作家，绝大多数与湖南有关。冰心、白薇、袁昌英、丁玲都是湖南人，而王莹则是离家出走在长沙接受学校教育，就连浙江人秋瑾在她20岁到27岁这一重要的人生成长阶段，也是在湖南度过的。莫非，这是所谓“湘女多情”的另一版本？——对人类自由与平等的强烈呼唤和对强权政治的决不妥协？ 生活在这片名副其实的“热土”上，或许踏过她们曾走过的足迹，我感到荣幸，且有一种微末但不会被抹去的力量。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六)：精卫填海：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精卫填海：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刘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作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视觉文本之一，影片《辛亥革命》选择以秋瑾女士刑场赴难为开篇。而就笔者目前所见，诸多围绕“辛亥百年”的纪念影像（无论大陆或港台湾地区），都对秋瑾或林觉民的故事浓墨重彩加以阐释，如电影、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电影《竞雄女侠秋瑾》，电影《百年情书》等。如果说当下这种跨越海峡、获得普遍认同的想象，将“大时代”的风云嵌入了个人的生命历程，那么“女性”（幼年孩子的母亲）或“青年”（年轻妻子的丈夫）的身份，则更为凸显革命的残酷、悲怆与感动。电影《辛亥革命》就着力强化秋瑾的性别身份：影片开场，秋瑾未改男装，一如任何一位大家闺秀，穿着绣有雅致兰花的白衣、黑裙，玲珑作响的耳环，以优雅而富于教养的晚清女子形象，身带枷锁，走过青石板长街；街两旁是密密麻麻的看客，“被奴役久了的人们早已麻木”……这个段落，配以秋瑾大段内心独白的画外音：“终使世人并不尽知革命为何，竟让我狠心抛家弃子……我此番赴死，正为回答革命所为何事：革命是为给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孩子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 有意味的是，一方面是女性化的自责：狠心抛家弃子；一方面是女性化的对于“革命”的阐释：风雨不侵的家，宁静温和的孩子的世界。这个叙述逻辑的高潮，在于一个高度视觉化的场景：监斩官员十分好莱坞地拿出一张秋瑾和孩子的合影，以平静地口吻劝说道：“这两个孩子，就要失去母亲了”。秋瑾皱紧眉头，眉宇间无限悲伤地回答道，“我的死是为所有的孩子”。
由此，以秋瑾这一充满女性意味的“革命者”形象，拉开了影片《辛亥革命》的大幕：“革命”的价值指向与历史归宿，即是以“家”、“孩子”等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区别于江姐式的去性别化的革命女性，《辛亥革命》对于秋瑾的讲法，似乎更为贴近“人性”。中国革命，被理解为《九三年》意义上的，以“人性”为最高的革命驱动力。个人的苦难，在上世纪50－70年代被抽象为整体性、集体性的政治斗争，从80年代以来逐渐回落到具体性：这是一场持续三十年来的“自由”落体运动。
正是在当下微妙的历史语境中，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颜海平在“辛亥百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构成了对于中国革命与革命中的女性另一种铭记。同样选择以对于秋瑾的讨论开篇，颜海平写到，这是“一位天才女性的悲剧；一场划时代而又流产的现代革命的一座不可靠的纪念碑……她的故事成为现代中国词汇的一部分，引发了无穷的社会纪念和文学想象。” 不过，和影片《辛亥革命》中优雅到近乎忧伤的女装相比，颜海平注视到秋瑾生命中一个戏剧性的、不祥的时刻：“1904年2月23日，就在她作为一个北京官绅的妻子的第二年，同时也是她作为一个缠足女子的生命的第二十九个年头，秋瑾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她给自己放了足，脱掉了她那中式的绣缎短衣和长裙，穿上了西式的男式外套和长裤。……然而这样一种精妙的光彩却为她那双男式皮鞋所产生的印象困扰：这是一种难以估量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鞋子看起来又大又空，好像里面没有真正的人脚似的。”
这个细节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的“方法论”十分关键。全书共七章，宛如波澜壮阔的七幕历史剧，分别讨论了秋瑾、冰心、庐隐、白薇、袁昌英、萧红、王莹、丁玲等现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及其生命历程。回到影片《辛亥革命》式的叙述，面对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化逻辑，将秋瑾“还原”为具体女性的策略，不是以具体对抗抽象，本质上还是以抽象对抗抽象。不必讳言，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化逻辑，在历史的沧桑中不断消耗它的认知能量，某种程度上被抽空为一种不及物的叙述程式；同样值得警惕，后三十年的“讲法”，也已然不复当初的先锋与锐气，逐渐形成了一种“景观”中的新文化体制。当下的知识生产，尤其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重新激活历史的能量。而这一点在颜海平的叙述中，被称之为“非真的蕴律”。所谓“非真”，“是建立在特定的历史现象而非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它指的是那些在物质和象征两个层面上，在人类生活中存在（因而不是“缺席/不在”的），但却不被社会及其认知机制承认（因而更近于“缺乏”的概念 ）的事物。”
究竟如何来激活隐匿在历史遮蔽中蕴动着的能量？颜海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本书通过和一群20世纪中国具有开创性而影响久远的女作家——在她们文学写作和生活道路的交叉点上——的相遇，重新考察中国革命的女性主义遗产。” 就此有研究者分析到，“颜海平的新作《中国女作家与女性的想象》有一个特点，如作者本人在开卷处就明确表明的，就是不但从这些女作家的文字中、作品中去发现她们的文学梦，对女权、女性、社会、民族、生存作思考，更着重于探索她们自身的人生苦旅和梦想”。 诚如作者的精彩概括：“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女性主义的认知：艺术的和实际的、话语的与身体的、想象性写作与物质性生存是无法分离的（其差别亦无法化约）的两维，它们总是在第三维度即更大语境中的议题及其社会条件和政治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研究范式，超越了以往单纯传记研究与纯粹文本细读的局限，在全新的视域中理解何为“生命”，何为“艺术”。在这里，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生命与作品，互相交织印证：“写作与生活是如此地紧密相连，以至于离开其中一者便无法理解另一者” ，正如作者所说的，“创造小说，因此就是创造生活” 。
由此研究范式出发，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自然不仅仅是女性文学研究，也不仅仅是将性别问题作为隐喻来讨论“中国革命”。作者在导论中特地指出本书不同于“20世纪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左派政治之间‘不愉快的婚姻’的产物” 。该书既有女性主义的面向，又有“中国革命”的讨论，然最重要的是聚焦于这一切背后的文化政治（“强者”定义、扫除“弱者”以建构自身），颜海平将其概括为“弱者问题”，这构成了该书的中心：
当这些计划把“弱质性别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weaker sex）置于国家、族（裔）姓、人种、阶级和殖民地问题的交叉点上进行分析时，它们就隐含了笔者提出并通过本书意在探索的“弱者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weaker ）的涵义，对于本书所考察的中国女性的想象性写作和她们的实际生活，这一问题具有中心地位：她们的毕生劳作和文学书写，不仅描绘和型构出“弱质性别”的困境与作为“命运特征”的“生物属性”无法摆脱地联系在一起的状态，而且范式性地示意出这种“命运属性”是如何被指派给现代历史上各种被边缘化、被剥削、被僭越、被戕害或者被剥夺的人们，即所谓“强者的牺牲品”（prey of the strong）的人们，无论他们的实际生理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
据此，《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对于“弱者问题”的分析，对于“强”与“弱”的辩证法的讨论，不仅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诠释框架，而且对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阐释角度和阐释方式。更为意义深远的是，以女性研究为支点重新阐释现代中国和中国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的新的主体的阐释可能性。 这里所谓的“革命”，是可以想到的对于革命最开阔的定义：弱者对于强者的反抗；中国现代女作家所代表的革命性写作，简而言之，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
如作者所希望，“‘中国现代革命女性’在人类可能性的领域中，是否已经产生出一种尚未命名的能量。以丁玲故事为开启，为了当下那些看不见的人性可能和生命蕴律，人们也许可以和这些尚未命名的能量进行对话”。 对于“看不见的”、“非真”的“尚未命名的能量”，作者所提供的是一种混沌或者说多元、丰富的历史/个人境遇的展开。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在这种对抗中形成的中国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呢？颜海平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在北大的著作研讨会上，贺桂梅等学者就此讨论，以个人为支点的革命，如何构建政治共同体；私人史如何转化为普遍性……对于“尚未命名的能量”，笔者觉得引申开来的话则意味着，面对二十世纪无比复杂的中国故事，历史的整体叙事是否可能？任何一种直接的答案，都难免是过于化约而草率的。研究者颇具洞见地注意到这一点，“所有这些都很难被化约为一套理性话语，而是在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中获得了有力的表达。所以，作者也更多地使用文学性的语汇，如‘蕴律’‘共生’‘星座’‘家人情谊’‘家园’‘想象’，来呈现这种现代性的不同面向。这种文学式或者说文学化的现代性，并不指向任何既定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而是处在不断批判、创造和再生的过程中，如同生命之流一般奔腾不息。” 在复旦的著作研讨会上，上海大学文学院董丽敏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对于丁玲等故事的正面总结，从“性别”维度打开了讨论现代中国左翼实践/资源的新空间。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左翼革命的进程息息相关，以“性别”为视角来分析中国左翼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实现“性别”的在地化、历史化，同时也意味着以别样路径来呈现中国左翼革命被忽视的面向。女性书写既是一种现实经验的凝结，也是超出于现实经验的一种“想象”，在左翼革命的洪流中，它参与并建构了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全球化时代处在普适主义框架下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主义的发展的意义，值得今天好好思量。
反抗“生物种姓政治”以及一切“强者逻辑”的“非真的蕴律”，以及跨越边界的生命的“能动性”，构成了本书理论激情的源头。这也解释了，作者因何种理由向秋瑾、萧红、丁玲以及自己的母亲（曾经的革命女性，“没人愿意跪着活”） 致以敬意，并且因何种理由“张爱玲意味深长的缺席” 。值得补充的是，在这本以中国现代女作家为对象的研究著作中，张爱玲并没有完全缺席，而是在第231-232页一闪而过，作为一种意味深长的参照：“对1940年代的重要女作家张爱玲而言，这种超出现代暴力之上的现代亲人维系，大致是天真的幻想……尽管很可能显得天真，但是改变这种惩罚性命运——加诸于‘原初的穷人’和他们的现代翻版即‘内在的弱者’的双重暴力——的富于想像力的动力，却在整个20世纪一系列中国女性的作品和生命中反复出现，特别是在1940年代。似乎那作为天真反义词的‘老练精致’，无论其意义如何，本身并不一定总是具有优越的价值，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其他方面，至少在这些女性的写作和生命中是如此。……它的实现远远地超越了那种目标在永远既定的‘原初’状况中‘作算计占上风’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机关算尽的努力’，这目标本身宣告了这类女性人性的破产，正如张爱玲笔下那世故人间所透露出的人性本体的废墟和荒芜。”
从这一富于意味的参差对照出发，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中文版的出版显得尤为可贵，在历史叙事逻辑逐渐单线程的当下，中国女作家们大胆的人性想象和实践，既是重新认知中国革命真实性的无法忽视的资源，也是‘人类历史免于人性的贫困和社会毁灭的根本’。” 颜海平对此有明确的自觉，“这种检验同时也是对文化历史学者如何把她自己与她自身的语境联系起来的检验，而这语境又和更大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及其人生选择密切相关。”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作为“新时期”初期重要的青年剧作家，当下西方主流学界最重要的中国学者之一，诚如颜海平对于秋瑾《精卫石》的分析，精卫的神话对颜海平来说同样构成了创作核心的驱动：“精卫作为不断奋斗的对象，激发和喻示了超越以不幸为标志的伤痛人生而开启不同世界的渴望，这个世界看上去似乎不可能，但必须被建造出来，它始终处在不断被尝试的过程中。” “而当那隐身的事物确实重现的时候，这些改变必然是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酝酿发生，其性质甚至可以是人类存在形式的变革。秋瑾有关神话中精卫鸟的弹词暗示的正是这些。” 22岁的颜海平，在成名作《秦王李世民》（十幕历史话剧，首发于《钟山》1981年第1期，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一等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出版单行本）自序《“精卫鸟”的启示》中，就情有独钟地引用了精卫的典故：“后人是不会嘲笑精卫鸟未能实现的填海意愿的，因为，这意愿与千百万人的生存与幸福紧紧相连——‘海未平，子还生’”。作为“精卫鸟的足迹”，三十年之后，颜海平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中以下面这句话结束全书：“人性创造的生命之泉的蕴律，以她那看不见而又砍不断的巨大力量，复现着，涌动着，再生着，在遥远的当时，在即刻的当下，如魂牵梦绕，绵延不绝。”
（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