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是一本由孔庆普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城》读后感(一)：消逝的桥与河

　　偶然发现的一本回忆录，作者已九十高龄，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八十余年，从事了一辈子市政建设工作，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首都的改造与建设全过程。以一位技术人员的独特视角，作者记述了人们对于新首都建设的不同认识以及城市风貌的快速变迁，笔触朴实、资料翔实。

　　书的序言中说，一部好的回忆录，并不取决于作者原本的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作者能否对自己所经历的特定时空有一种深沉的，却又超脱和淡然的记录，在字里行间，给人留下思索的天地。尽管本书只是作者的微言，但读罢之后深感微言中的大义。

　　《城》读后感(二)：其实这是孔先生的个人回忆录

　　其实这是孔先生的个人回忆录。

　　不过，由于孔先生拆了大半个北京，实在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所以这个个人回忆录也就有了历史意义，原文为证：

　　「城墙不都是我拆的，外城的城墙我只拆了西北角一小段儿，外城的大部分城墙是各区政府主持拆的。内城的南面城墙都是我拆的，内城的西城墙，复兴门以南是我拆的。内城的西、北、东三面城墙是基建工程兵拆的。」

　　摘自：《城》 — 孔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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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八卦时间：

　　2、梁思成水平一般，很多建筑细节和工艺都不知道。（孔先生没明写，我从字里行间读出来的）

　　3、马季给侯宝林焊了个钢筋做的高帽子

　　4、今天还能看见德胜门箭楼得感谢独臂将军余秋里

　　5、二环西南角城墙遗址和永定门城楼都是Jiade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在城市变迁过程中，总有一些建筑会被我们拆除、遗忘，乃至消失。这是让人遗憾的事。但总有人会记得。也许，是他们的记忆造就了另外一座别样的北京城。

　　《城》读后感(四)：对话孔庆普 梁思成要“城”，我们要解决实际问题

　　2004年，永定门重建完成。北京电视台找到了1957年曾主持拆除永定门的孔庆普。电视台专题片的侧重点是，梁思成曾幻灭的梦而今以熹弱的微光隐现了。但在最终的成片中，孔庆普只有画面，没有声音。

　　一个技术派，直白、较真。修修拆拆几十年，他说自己拆了那么多桥，只有一座感到可惜。然而命运使然，先修、后拆城楼，他不写、不说。但在《城》的跋中依然留了些镜像。公私合营期间，建设局的张工也是东升祥绸布店的东家，孔庆普写到，张工的叔婶白天上街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大哭。

　　那个时代，很多无法言说的心疼被略过了。但今天，同样被我们忽略的是旧城拆除工程的完整现场。孔庆普曾是上世纪50年代旧城拆除工程会议的记录员。与老人的对话，是为了让更多人的发声被唤醒。他们各自的无奈、抉择与坚持，构成一组群像。那个被缅怀许久却一直模糊的城，因之具体化为现实中一个面临发展瓶颈的城市。

　　40万人口，进进出出是现实问题

　　新京报：很多人把老北京城理解成静态的、完好的，其实对城楼、瓮城等的改造在民国时期就有了。1915年（民国四年），时任内务部长的古建筑专家朱启钤主持了对正阳门瓮城的拆除工程，成为“第一个改造北京城的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旧城改造的主持者，你怎么评价这一工程？

　　新京报：赵锡山（老北京文化爱好者）老人的画作《鸟瞰前门》中，五十年代初正阳门原瓮城地面轮廓上修筑了两条宽马路，还开辟了人行道。当时市民写诗称赞，说过去“人马纷纷不可论”，而今“鱼贯行来妙莫言”。不过今天人们似乎还是“偏爱”梁思成，部分原因在于同情他痛失旧城的感受。

　　新京报：梁思成还提出，中央机关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去年，北京市委决定将北京行政功能搬到通州。有人把前后五六年的“折腾”联系起来，看，梁思成说得有道理啊。

　　修路当时是件特别正确的事

　　新京报：两种提法，有什么深处的分歧？

　　孔庆普：梁思成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器重的古建筑历史专家。因为市委大楼外层贴砖，他说它是“澡堂子反过来”。这么说都没有在“反右”时期被打成“右派”。我们这些人是搞技术的，想的是解决具体问题。比如讨论北海大桥加宽工程时，桥梁专家茅以升则认为平桥有利于交通，且不压古桥。修建桥梁与道路工程，因该本着实用，兼顾经济、兼顾美观的原则。多数人赞成茅以升。梁思成却说，“交通是次要的”，新桥建议修成仿古拱形桥。

　　新京报：交通在当时有多重要？在50年代艺术创作和宣传画中，交通工程主题频现，可交通问题至今也没解决好，人们对拆城、筑路开始反思，你读过王军的《十年》吗？

　　孔庆普：新中国成立后，新首都的大街都破破烂烂的，这怎么行？所以修路在当时是一件特别正确的事情。王军在写完《十年》之后拜访过我，我说，书中有些事儿说得不对。他的资料一方面来自“听说”，一方面取自报刊上的消息，但报纸并没有登出全部的事实。他还打算写《梁思成传》，我说我给你提供梁思成的详细情况，之后王军放弃了这个计划。对梁思成，人们夸了很多，但对当时的具体事实存在一些误解。比如大家都觉得梁思成要保护北京城，而毛泽东和彭真要拆。事实上，作为亲历者，我们知道下命令拆城的是刘少奇。

　　和桥打交道，被城打了结

　　新京报：你的所有书中对官员都着墨不多，但也没遮掩。

　　新京报：大叹一声是无可奈何，小声吩咐是于心不忍。建设至今，再叫北京“城”，已经有些勉强了。你怎么理解“城”和“城市”？

　　孔庆普：“市”，在我的理解里，有人的生活。“城”，是从建筑的角度生发的一种理想。在当年的无可奈何之中，彭真的方案里，城市的结构还是照顾到了人的生活。而梁思成认他的“城”，不怎么管“市”。当年在拆牌楼的时候，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的牌楼拆卸工程架已经搭好了。听说梁思成要来，我们急忙把架子拆下来。等了两天，还不来？我就用单位唯一一辆车去接他。他看了以后说，哦，原来不是古建筑，是混凝土的，“拆了吧”。

　　新京报：卧室里挂的照片是颐和园的玉带桥？从事市政设施维护工作48年，其实你大半辈子做得更多的是桥梁的考察、维护工作。城楼的修缮、拆除从时段上看集中在50年代，却在人生中打了一个凝重的结。你更希望人们如何看待自己？

　　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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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读后感(五)：他的脑海里活着一座北京城 （新京报采访）

　　喊他的人，也止不住眼泪直流。

　　一位技术专家内心的暗流，时隔太久，渐被尘封。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城市建筑变迁史和现代化进程中，拥堵了一些低沉的叹息；在公共记忆中，那个热火朝天的建设时代，也有人默默掩去眼泪。60年后，《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面世，一直低调处事的孔庆普，在89岁这年终于松了口。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回顾到90年代，他用40多年市政建设的职业生涯折射出北京城的命运。

　　那座城还活着，活在孔庆普的脑海里。89岁老人的记忆打开一扇门，背后的城和城中人，如当年无可奈何说出“拆吧”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在民国时期正阳门瓮城拆除工程主持人、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依然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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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庆普 拆得掉的城楼，忘不了的城

　　之后，在“文革”期间，西、北、东大部分城墙被拆除，当时的基建工程队还误拆了原计划在地铁2号线施工中保留的西直门箭楼。此后，零星拆除工程不断。至今，已有600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基本被扫平，城楼、箭楼所剩无几。

　　可孔庆普的儿子说，89岁的老人脑子里有一座城，里面的人也是活的。“你问他上午吃了什么，他记不住。可几十年前的事，什么都记得，那些人名一串一串没有漏的”。

　　和孔庆普共度双面人生的技术助手们大都已离世；知其不忍、哀其无奈的挚友们也陆续随城而去。在北京这座大都市里，亲历其面目全非过程的人越来越少。

　　对那座城和当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有所担当者，更少。写下拆除数据需要莫大的勇气，还要压抑住内心的悲鸣，更需要责任感和良知。这位拆城楼的技术专家，始终是北京城的呵护者。

　　修城人

　　“内外完整浑然新”

　　孔庆普与这座城的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让他深感自豪、痛快的好时光。

　　1951年，周恩来指示给北京市拨款15亿元用于修缮城楼。15亿元是法币，当时100元法币可以买到一张纸。这笔款并不多，经测算刚够修缮七座城楼，却足以鼓舞孔庆普及修缮工程队的志气。时隔多年，孔庆普依然记得开工日是9月2日，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和箭楼修缮工程相继开工。

　　“那时候没电话，助手也少，6个点又要兼顾。我就骑着自行车几个施工点来回窜。没什么固定路线，有时会忘记时间，但也不觉得累。”孔庆普说。

　　孔庆普的标配除了一辆自行车，还有一本笔记本。1950年，孔庆普被分配到建设局，因经常听政治报告，习惯了随身带一本工作日记。修缮工程期间，这本工作日记就放在车筐里，跟着他颠颠晃晃地跑，时时刻刻记录工程详情。那个年代，人们习惯在工作日记的头一栏写几月几日天气晴。孔庆普的本子里，记着从9月到12月竣工期间每一天的阴、晴。

　　12月20日这天，他的心情是晴的。除安定门城楼、箭楼因“托梁换柱”和“托檩换梁”操作技术复杂未竣工外，其余四项如期竣工。他和助手登上花费心血最大的阜成门二楼，谋划着明年对眼前瓮城、闸楼继续修缮。

　　“当时虽然是严冬时节，站在自己主持修缮的城楼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围脖儿，丝毫不感觉冷。那种高兴劲儿，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自豪感”。孔庆普说，在阜成门城楼上拍照是“特级享受”。

　　特级享受的前提是呕心沥血。孔庆普在修缮阜成门时的确下了大工夫。城楼二层的木件缺失最多，修缮的项目也最多。他先后请教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刘敦祯和几位老木匠，才逐步复原出格扇门、木楼板和它的对接方式。

　　“质量合格，可以报竣工”，检查评语写完后，孔庆普的喜悦难以言表，索性乘兴写诗。“城楼箭楼施修缮，结构形式未改变。内外完整浑然新，美丽壮观民称赞”。

　　他有个习惯，考察一座古桥，修缮一座城楼，就写一首诗，只为纪实。但从1952年起，纪实诗在本子里渐渐少了。

　　拆城人

　　“我修的，又让我拆”

　　1951年底，建设局上报了1952年度的城楼修缮计划，但直到次年3月，批复迟迟不来。当时的孔庆普难以想到，刚刚修缮一新的阜成门等城楼和箭楼竟然成为妨碍建设新北京的“障碍物”。城楼修缮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

　　拆除工程期间，他很少再写过纪实诗。直到拆到了阜成门，孔庆普忍不住再记。“城楼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违心愿，含泪安排施工序，指挥施工不忍看”。

　　其实孔庆普看得比谁都仔细。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细测量城楼各部的尺寸，并当场绘图。没人让他这么做，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是我拆的”。本子里，密密麻麻的数据叠着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

　　就这样，在命运反复的煎熬中，孔庆普历练成为一位功夫扎实的技术专家。“文革”期间，他因专业技术过硬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他在城楼拆除现场绘制的资料图和照片被“造反派”抢走，日记本被妻子烧掉，以躲是非。好在之前孔庆普每拆一座城楼，就送一份副稿给曾指导城楼修缮工程的单士元。而单士元在“文革”之后，将手中保住的所有资料悉数归还。

　　浩劫中，人心和画稿都躲过一劫。

　　城中人

　　城事无尽，追忆未完

　　“至少说明我的技术过硬”，而今，89岁的孔庆普回忆那段时光，于苦难之中有达观。从单士元接过资料后，他先后撰写《北京志·桥梁志》《北京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等专著。

　　本来也有机会在退休后继续发光发热的。“文革”后，圆明园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圆明园建设工程处”，要寻一位高级工程人员。文物局推荐孔庆普，说“孔工办事特别认真。找他做事，保准工程做得好”。对方一听“认真”，便找了别人。1992年，丰台区世界公园也请孔庆普当顾问，“只要签字，上不上班无所谓”。孔庆普没去，“不让我认真，我不干”。

　　他的认真不太受欢迎。北京各个区都希望“旧地重修”古建筑，孔庆普也被邀请看过“6项古都标志物”等计划。“假的”，他态度坚定。但凡位置移了，就不是他认可的城楼，更不必说那些附会出来的“旧地”。早几年，他还会应邀写《真正的天桥》《真正的燕翅楼》等文章，但随着各区文保工作与政绩挂钩，报刊、杂志也不好再发。

　　孔庆普倒也乐得自在。每天起早遛弯，上午敲电脑写书，下午练练书法。他脑子里还有城和事，要继续掏，就在他不大的房间里。

　　窗外的楼像积木由近及远地攀高。床底下的箱子里全是书，床头的箱子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林彪在1967年喊出的口号。老人留着，因为这是二儿子下放东北时带的箱子。如今儿子和箱子早已回来，自己也走过了那些颠倒时代。

　　但也有些东西没回来。他曾有五六百张城楼、牌楼、古桥照片，以及在城墙、城楼上的合照，“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抄走。至今，在孔庆普的家中，看不到他和城楼的合照。

　　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摄影/新京报记者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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