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家事》是一本由刘红庆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沈从文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他的《边城》、《湘行散记》等作品影响巨大，在中国文坛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本书是沈从文长子沈龙朱首次披露沈家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全书共分为八个篇章：童年说趣、亲戚说情、昆明说云、居京说颠、物事说确、鸿沟说裂、“右派”说悟、凤凰说真，将沈从文的自杀疑团、夫妻琐事、父子冲突等不为人知的琐事一一道来，实为一本真切、坦白的私家历史，鲜活地再现了一代文学大师的心路历程。
《沈从文家事》读后感(二)：沈从文家事
写的不错，以叙述为主，比较少作者个人的影子在里面，相对客观的让读者接收信息。
文章不长，兼备知识性和趣味性。加上很多第一次披露的资料和亲人的回忆，让阅读变得有意义。推荐这本书。
作者: 刘红庆
isbn: 751330730X
书名: 沈从文家事
页数: 366
定价: 39.00元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2-7-15
《沈从文家事》读后感(三)：沈从文和张兆和
带着一股八卦的心态翻开这本书，之前看过《合肥四姐妹》，觉得张家四姐妹很有意思，然后再看这本刘红庆写的《沈从文家事》，副标题是听沈龙朱讲述沈家旧事。 对沈从文的印象停留在语文课文里的《边城》，翠翠最后到底有没有等到心爱的人以及边城里描述的美景，总觉得意犹未尽。两年前，一位闺蜜正好去凤凰那边散心，收到她寄过来的一本《沈从文精选集》和凤凰城的明信片，扉页盖了当地旅游景点的印戳，那本精选集收录《边城》《湘西散记》《从文自传》等散文。 介绍沈从文之前，先介绍一下沈夫人——张兆和。合肥的张家出了四位大家闺秀，分别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沈夫人是老三，沈从文经常喊她三姐。
《沈从文家事》读后感(四)：我最爱的两大作家之一 之二是汪曾祺
20年前 第一次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
现在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
。。。。。。
这本《沈从文家事》 主要是沈龙朱的回忆，虎雏出现的频度较低
所以文中会写到：
1.王亚蓉很迟的才拿出沈从文的录音
2.不喜黄永玉“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是重回故乡“的做派
......
tw 喜欢八卦的读者 不用看此书 因为文中没有提到过高青子
只是沈先生的一些零星小事 如同作者所说
他说的故事，有的是我知道的，有的是我隐约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细节是我从来不知道的。
从细节中，呈现一个更微观的沈从文，恍惚是我命该如此的一个与沈从文的约定。”
《沈从文家事》读后感(五)：初识沈从文
第一次知道沈从文，是高中的语文课，《边城》的节选。当时那个年轻可爱的翠翠并不怎么得我心，妙龄女子与青山秀水显然不如一些更为颓唐和充满冲突的文字那样可以抓得住我我。关于他后来转为服饰古董研究的注解我也不大喜欢，总觉得写着写着去博物馆搞研究，还研究些奇奇怪怪看着不大有用场的东西，似乎是与个正经作家的身份不符合的。一直到再后来另一位看上去风度谦和的教书先生又一再做推荐，才一直想看，却一直没有看。大概是觉得自己一直都还没有那么柔和的性情。
人是世间的旅人。读传记就是这个感觉，打开扉页的时候沈从文先生还是个带着青土气息的青年男子，渴望一个新世界，渴望一个爱人，一腔情绪交织着不能发；合上书的时候却已是谦谦长者，被世界伤透心，磨平了脾气，穷尽了灵性，归于凤凰城的山头，做回了一捧青土。
书里头那张“1923年，刚刚闯到北平的乡下人”的画像比较像我心思里以为的那个沈从文，眉宇间还未有生出后来谦和的气息来，也还未曾被世界伤过心。
沈从文一生目睹太多国难，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撤出北平去昆明。苦却尚可苦中作乐，难却是有斗志和希望的。后来再历经内战、文革，那一段历史却真真的让人伤心掉眼泪。所有道德和良知都扭曲变形，被另一些道德和良知摔在地上踩。我这一辈的人未曾窥见过，即便是听闻就已经觉得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绝望。那一辈人的坚持信仰，那一辈人的隐忍和超人的意志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这样的同学，我与她稍稍提到文革（提到电影的桥段），她就止不住得哈哈大笑，说批斗大字报什么的很好玩。我不知道这笑点何在，不过这些已经是题外话了。
人在世间尚为匆匆，好在经受的所有不公正都化为云烟消散，重归故土伤痕兴许已经不再。正如其长子沈龙朱先生所言，他是个软犟软犟的人。那一个“信”的理念，我也需长记心间。
一瞬间我想，是不是某日也要去凤凰城见一见沈从文先生呢？想想还是免了。据说凤凰城和茶峒早已不是原来的面目，茶峒镇着着急急的改名边城镇发展旅游经济，凤凰城几年前还成了黑社会关系网盘根错节之地。沈从文的大名也被使用来使用去，不知先生若是知道了，会有什么说法。
《沈从文家事》读后感(六)：远看
此书号称“听沈龙朱讲述沈家旧事”，主要部分便来自沈从文长子沈龙朱的追忆。沈龙朱先生今年已78岁高龄了，或许是他所记得的往事已不那么真切，或许是我期望值太高，又或许是我读得草率，不管怎样，这次阅读我收获很少，下面说的也只是借题发挥，姑妄言之而已。
在我的印象里，沈龙朱并不比其他人更理解沈从文，或者说，作为儿子的沈龙朱并不真正了解他的父亲，而作为读者，沈龙朱也并不比我们更了解纸上的沈从文。孩子并不必然了解父亲，艺术也不会通过血缘传承。
油画要保持一定距离才好看，挨得太近，看见的就只是皱巴巴的颜料。与之相似，同在一个屋檐下，于人间烟火中朝夕相处，恐怕也是看不见艺术家的。也许艺术家像爱情一样，只适合远看，也许世间并没有艺术家，只有艺术，以及艺术偶然借以出世的凡人。
书中印象最深的细节是，沈龙朱说，沈从文认为作品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此书作者刘红庆便说：“你和弟弟也延续了沈从文的生命。”沈龙朱平静地说：“我们的延续，只是生物性的延续，不具有文化和艺术价值。”读到这里，不由得感叹，如此坦白，如此襟抱，真不愧是从文之子。
附：
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常，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
照我想，作为作家，只要有一本传世之作，就不枉此生了。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张兆和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晨
有些人如同在疾风中燃烧的一根火柴，颤抖，却无法熄灭，熄灭之后，还有声音，还是气息与余温。
这是我化用布罗茨基在《文明的孩子》（《小于一》）中句子。这缕燃烧的光亮，用来形容度尽劫波的沈从文，似乎也很合适。
据沈在《沈从文晚年口述》中提到，飞机票已经送到家里，但是最后，还是留了下来。非我的部分，衍生出文化和信仰神经质（几次自杀，必须要“思”才肯“信”的心理消化道）、记忆的深化（沈在干校盲默回想搁置的服装史）、纯粹（做一个低调的父亲和默念“我没有资格”的边缘人物），于读者，就是一种残忍的幸福，又多了一个体验机会，对这个任性扭舞的世界，有一位愤怒女神，逮住了他，而你刚好路过，旁观这一场世相的表里。
二十出头岁在北平霉而窄斋练笔的沈，天寒得郁赠围巾，郁请客后3元多找头，悉予沈。徐志摩推荐下，小学学历的沈，在胡适的中国公学担任教职，继而认识学生张兆和。
郁徐待沈的热忱，再看沈对待丁玲、萧乾等的热忱，想像一下众人来访，沈先生开着古典音乐的唱片，和着曲调起伏，说着湘西口音的话，曲止话终，互相备注。与其说这是“悲悯”与“爱”的辐射传递，不如说是因为沈本身“赤子其人”就是一个磁场，所以，这几位才俊的相遇，似乎是注定的。
2.沈从文的教育观。
小时候读到《我读一本小说的同时读一本大书》，知自然教育和美学教育是人生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今翻此书，知：
（1）沈家之书，禁书不禁（包括金瓶梅，肉与死），那是真正开放姿态。沈家龙虎，也见怪不怪。
（2）有趣有品的父亲。
日本侵华，沈家30年代暂避云南，亦战火纷飞，倒斃常见，生活惨淡，沈契二雏看云看雨，抓虫采果，以欣赏风景庇护童心世界，似《美丽人生》中父亲。
对划右派的儿子沈龙朱，父亲沈从文没有讽刺挖苦，反是理解关心。与当时类似杨沬之类知识分子做法完全不同。
沈从文32岁新婚不久，即已置玩相机；在云南已带孩子听交响乐。五十年代初，分期付款买唱机。
3.霉而窄斋，成谶言。
对照一家人的住宿条件和郭大侠给的粉红色标签，再来回头看当初沈先生自嘲取的“霉而窄斋”，就好像是一个谶言。
住房紧苦，张兆和先生与黄永玉妻用一辆平板车，把没地方放的书，当几分钱的废品处理掉。
69年被下放湖北咸宁干校，戴右派帽的沈龙未送父母去，却发现父亲与一堆箱子无处寄住，此时岁暮严冬雨雪，被勒令如期赶回，他忍痛将父母抛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
4.似乎还原了一点张兆和
沈龙朱的角度，讲述父母的故事。
张在书中，更多是一个母亲的角色。她早就会做各种家务，而且在儿子眼里，似乎把日子稍稍染上一点点石成金的仙味。她用两个脸盆蒸开花馒头，用咖啡罐头蒸蛋糕。
张的可爱，在我眼里，更是由于她的坦诚。
早年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后来，她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通过整理书稿，才更进一步地理解了一些沈。她对于凤凰相邀的墓地的淡然，对于黄永玉要在墓地彩石边立一块牌子的不适。在这一点上，他们果然是真淳而淡然的一对。
沈张49后牛郎织女二地分劳，尤其张操劳家务带孙辈，原读英语，后不过当几年语文教师和编辑，半生劬劳，克己持家。
49之后，没有传奇，有的只是屈辱，铺成一层又一层的沉积石。
《沈从文家事》读后感(八)：被故乡吃掉的沈从文
今年是沈从文先生诞辰110周年，他如果睁开眼就会发现，自己笔下那个想象出来的“湘西”，已经消失了，故乡藉着他的大名荷包渐鼓，而他却好像永远失去了故乡。
沈从文家人不愿为了纪念沈从文而毁掉凤凰，但凤凰已经被逐利的商业旅游摧毁了。灯红酒绿，喧嚣浮躁。蹩脚的仿古建筑破坏了小城的视线，人造的繁华遮蔽了历史，伪民俗大放光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铜臭味的闹市。那个“遗世独立、生活太平、原始能量异常充沛”的“世外桃源”，已变得难以辨认。
对沈从文的再认识却要开始了。最新出版的以沈从文长子沈龙朱口述为主体的《沈从文家事》，将彻底改变人们的认知。
在1949年，他曾因新政权的打压，自杀两次。1949年5月30日，沈从文写道：“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沈龙朱“看到消沉的父亲用手反复去触摸插销，觉得不对头：‘啊？是要中电的呀！’”几天后，沈从文用锋利的刀片把手腕脖子都割了，家人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了，把他送进北郊精神病医院。
在“文革”中，沈从文一家从三间房缩为二间房，最后只剩下一间房。
妻子和两个儿子是在沈从文离世数年后，在整理其遗作和日记后才逐步理解了他。沈从文由思而信，家人却只是信。
生前寂寞，死后荣耀。
故乡派人下跪请回了沈从文的骨灰，想做成墓园供人凭吊。其实也很想获取经济效益，仅仅因为他两个儿子的坚决反对，才未能把墓园变成收费景点。沈龙朱他们制止了县政府一次次扩建墓园的冲动，却阻止不了当地人的盖房狂潮，沈虎雏说，“违章建筑一直逼近墓地，堵着墓地的进口，全都盖满了，而且高度把从墓地往外的视野都挡住了。”沈龙朱说，“墓地跟城区之间，原来很好的沅河自然风光全没了，变成两边全是房子非常狭窄的一条小过道。”
“故居陈列室里，一张张清晰珍贵的图片，记录了沈从文步入尘世后所走过的艰难历程，那一行行流畅深沉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作家成长的过程。檀木方桌，藤编靠椅、古老的木质结构架子床，都是沈老当年使用过的实物。目睹这些实物，眼前似乎出现了沈老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聆听沈老的教诲：‘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当地旅游网如此介绍，但事实是，由沈家旧屋翻新的故居，不过是一个假古董，家具摆设都是向当地人征集的，跟沈从文没有一丝关系。即便如此，故居也被列入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已经承包给他人了，租期五十年。凤凰县城旅游通票168元，沈从文故居是“最耀眼”的景点。
到凤凰为父母扫墓，沈龙朱和沈虎雏兄弟俩不愿迈进那地方。
更离奇的是，沈从文创造的“边城”沦为当地政府的摇钱树。“边城”原名茶峒，茶，汉人也，此地是汉人居住的小块平地，地处三省交界，乃湘西名镇。一心求进步的地方官，将茶峒镇更名为“边城镇”，坐实了沈从文的想象。他们还请一百个书法家书写六万字的《边城》全文，雇人刻在岩石上。最让人侧目的是，他们请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设计了一个宏大“翠翠岛”主题公园，岛上耸立着巨大的“翠翠”雕像，小说里那条著名的黄狗依偎在她身边，她在等待心上人归来。游船上挂着“翠翠笑迎天下客”的横幅，让人生出几分滑稽感。在自负的规划师眼里，《边城》里的人物地名皆可落地——“渡口岸坡上有一块坪地，说这里就是‘碧溪嘴’。坪地上绿草如茵，四周灌木丛生，近边还有几丛翠竹和两株大枫树。当地人说，当年翠翠和她的爷爷就住在这儿的一间木屋里。”“边城镇”网站如是介绍。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还找到了“翠翠”的原型。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一书里说，沈从文“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使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有多少真实性”，《边城》是记忆和想象在沈从文心里发酵的果实，属于美的抒情。沈从文书写的是对乡村文明解体的挽歌，是供自己追忆，让读者从功利社会里抬起头，眺望远方那个幻影似的真纯而美的生活，以此获得滋润。
沈从文遭受的误解在于，许多人仅仅视他为一个天才的美文作家，而忘记了他是一个思想家和战士的事实。在介绍他思想精华的《中国人的病》出版后，情况有了微弱的改变。
故乡抓住了他的名字，却背叛了他。无道德底线的商业放肆地消费着人们对“边城”的渴望，这使他的作品真的成了一个想象乌托邦。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迅疾的毁灭中，无非是时间迟早而已。
创造了“边城”的作者，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92年，由妻子张兆和亲手将他的骨灰撒入沱江的流水中。他的墓碑上没有刻字，那块五彩石上写着他的警言：
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文/FT老愚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462）
《沈从文家事》读后感(九)：由“家庭版沈从文”谈起
四九之后，沈从文“自觉”停止了文学创作，埋首文物研究。夏志清发掘出沈从文这个“文物”时，内地运动正方兴未艾，沈从文自保尚不及，文学界亦全盘倒向为运动而文学的主流。待到改革开放，人们认识了沈从文的价值，他又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案例之一。所以，不仅是刘庆红在《古人的胡子》题记里说的那样，沈从文“在学界始终被割裂着” ，而且被割了好几回。
沈从文应该是个特例。北平解放和建国初期，文学界与其他行业一样，在新的阳光照耀下充满希望与干劲。而沈从文却处于精神崩溃和自杀边缘。研究者皆认为这与郭沫若于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发文《斥反动文艺》有直接关系。季羡林认为，郭的那句话，“（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把沈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的一些文章里，即可发现先兆：“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 （《潜渊》）依据文本探究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有时很有趣，有时却沉痛。满足一下小小的偷窥欲望之外，亦能看见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东倒西歪与随波逐流。倒歪者终究难逃被冲走淘汰的命运。随波者必被挟持而去，不见了踪影。但也有些人栽两栽、晃两晃，居然立住了。所以至今仍为人瞩目。
在历史记录趋于细小化、人性化的今天，刘庆红从家庭的角度来记述与探究一个红过又过气了又被再次捧红的作家，并非让人意外。然而当我们将沈从文放置在他的家庭、亲人环境下，感触会因为亲情的缘故而愈加巨大而复杂。一个人被社会拒绝后，可以退守家庭，要是家人也不认同的话，就只能退据内心了。
现在的人，喜欢“内心强大”这个词。想要强大起来，需要破碎许多东西才能成就。两者并非等价。没有人会乐意如此，“内心强大”往往付之笑谈。沈从文内心并不强大，否则能去自杀么？他把闭塞、落后、贫困的家乡写进了文学史，塑造了边城文化。他只是个“乡下人” ，肯于在文学上用苦功的蛮子——与他的温文尔雅相左——字数达一千万的《沈从文全集》就是证明。
当年夏志清挖出了钱钟书、张爱玲和沈从文。三个人如今都成了显学（想一想，他们仨确有某些共通点）。其中沈从文是最有“前途”的。他与左翼作家联系密切，比如胡也频、丁玲、巴金。只要他肯伸一下手，无论谁，都会也都有能力把他拽上来。另一方面，他和徐志摩、胡适也是好友，但自由主义也没影响到这个乡下人。他像一面镜子，反射着周围，周围却与他无关。他永远面向湘西。他活在与湘西的距离里，距离产生了慰藉与希冀，虽然导致些许幻化——这也是鲁迅、萧红等人笔下的家乡与他笔下的家乡之本质的区别所在——他的湘西有现实主义，但承载着更多的理想。车前子将其比喻为“陶渊明的现实” 。陶渊明的现实当然与杜甫的现实不一样。这面镜子破碎后，沈从文找到文物充当替代品。这也是必然。一个不愿被外物羁绊的心灵，总能找到自由途径。往昔的朋友出现在各种大会主席台、报端时，沈从文“在北新桥买个烤红薯，坐电车去故宫。碰到大雨，就披个破麻袋。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他与那些朋友就此分道扬镳。转而在文物中安身立命的沈从文真的那么心如止水么？这个“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景象”的人，在想什么？余晖寂寞，落在沈从文身上，令我们感到寂寞是无从摆脱的，寂寞同时也是一种别人所不了解的境界。那么“我”就独享这杯他者避之不及的苦酒。沈从文说，“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 （《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
朋友的疏离，不肯替他开脱（例如巴金在《怀念从文》里承认他不敢提沈从文说话） ，甚或“背后杀来一刀”（指丁玲《也频与革命》一文对沈的责骂与批判） ，沈从文“一笑了之” 。其中的酸楚他又能向谁诉说呢？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说，事后，父亲和家人对他们（郭沫若、丁玲）并不恨，反倒同情他们。因为大多数人遇到历史的洪流与巨变，第一反应总是要顺应潮流。抱守主见者能有几人？最难以适应的是亲人的不理解。十五岁的沈龙朱对父亲的“不懂政治”很不满，他说，“政治还不好懂？拥护党，这就是革命了。” 躲在象牙塔里的沈从文不是不知道，家人对他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态度持反对意见。到了外边，也躲不掉。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回忆，老师讲“第三条路线的文人”时，特意看了一眼他说，还有沈从文。所以十二岁的“雏儿”也以帮助父亲进步为己任。而张兆和在《从文家书 后记》里的话，则感伤无限。家书可抵万金，家事令人唏嘘。在《沈从文家事》里，我们读到许多沈家的趣事轶闻，但它们杂陈在一个可以暗喻历史进程的文化家庭里，便引出一点耐人寻味来。
事实上，在民国时期，沈从文亦是“不合作主义者” 。说他是自由主义者吧，他还真不是。要安上主义的话，他只能是一个“写作主义者” 。他给自己下的定论是“乡下人”和“跑龙套的” ——两个都是边缘化的称谓。自觉或不自觉的边缘化，正是沈从文自我保护和生存的办法，也是他写作的根本。他以湘西边城闻名，也无法摆脱仅以湘西为写作对象的单调。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人们习惯以政治倾向去评论一个作家。当然，完全脱离政治与社会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但沈从文是少数本着人性去写作，而不及其余的作家之一。并且，沈从文也不是完美的（他与萧乾的相互揭发就是例证） 。我们几度割裂、忽视沈从文，到如今又在学术和招商、旅游上重视他，其实还是在割裂着他。沈龙朱说他和弟弟“只是生物性地延续了父亲的生命” ，他们没有继承父辈精神的义务，相反，倒是我们这些读书人，应该探讨该在沈从文身上学到什么。刘庆红乐观而善良地以为沈从文还活在一些人身上。但愿如此！
《沈从文家事》读后感(十)：沈从文那些忧郁的碎屑
有着海外夏志清所著现代小说史的反哺，沈从文研究在内地早已是显学，多年来的成果如过江之鲫，后来的有志者从事此项工作只恐不大不深不精，在朴实与细微处着手未必为其所甘心。在如此的情状下，《沈从文家事》这样一本朴素无野心的书反而算得上是异数，作者刘红庆的初衷仅仅是听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讲讲沈家往事，一解自己多年阅读沈从文、受其精神影响的心结。而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充满了细节的作品，无数的“碎屑”群聚起来，“呈现一个更微观的沈从文”。
作为名人之后，沈龙朱的坦诚让我吃惊。当谈到沈从文认为其作品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时，刘红庆说你和弟弟也延续了沈从文的生命，沈龙朱平静地说：“我们的延续，只是生物性的延续。不具有文化和艺术价值。“苛评他人易，对自己直言不讳难矣，尤其是长期处于前辈身影笼罩下的“名二代”。能够不扯起虎皮做大旗招摇过市，而是低调处事的已是难得，如沈龙朱这样安然“解剖“自己的罕有所闻。亦因之，从他口中讲述的沈家旧事，即使有着视角的限制，但史料的可信与珍贵程度即获得相当的保证了。
沈龙朱生于1934年，因此在他的记忆中多为昆明时期与其后的父亲，沈从文早年的事情都是“在成长过程中陆续听来、读来的”，父亲当年的”狼狈相“已转化为故事，甚至有些滑稽，而曾经极度的艰辛与困苦就埋藏在里面。西南联大的几年，对于父亲和儿子来说都是美好的日子，这美好不在于物质，而是精神的自由。正是在这一时期，沈从文创作出了《长河》、《七色魇》等作品，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与写作有着极高的期许，预备专心“来写十年小说看看”，“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而对于孩子而言，这童年的时光也是珍贵的留念，沈龙朱说：“虽然那段生活很苦，但很值得怀念。怀念里头包含着很多、很复杂的内容。一辈子忘不了。毕竟，我和弟弟的人生起点在那里。”
沈从文的十年之创作冀望终成幻影，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击碎了一切。如果说常态下的文学批评，即使再怎么声色俱厉，也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但处于时代的大变动中，谁都知道郭沫若不是代表个人发言，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背景在，“桃红色作家”沈从文的被摧毁势在必行。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有所揣测，这其中是否有个人的恩怨在？沈从文固然不符合新时代的文学潮流，但也不必然要被选择为几位“倒霉”作家之一（另有萧乾、朱光潜等），郭沫若写此文时是否夹杂了自己的某些情绪（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的”）？我曾经读过沈从文的文学批评集子，感觉其理论文章与文学创作的底脉一以贯之，都是着力于构筑自己珍爱的“希腊小庙”，对审美与艺术性有着极高的标准。在这样的考量下，沈从文对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批评，是直言不讳的，好则说好，劣则说劣，而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亦在其批评的范畴内，且用语不乏严厉（“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我不认为郭沫若从未读过沈从文对其的批评，虽然他未有反驳文字见诸报端，但其小说写作渐渐停止却是事实。这段文坛公案中，被批评者郭沫若不好说心态究竟如何，不过在他于四十年代末构思“斥反动文艺”一文清算文坛“余孽”时，心头是否飘过往事的阴影？
这一事件彻底断送了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且导致了他的一度精神错乱和两次自杀。当沈龙朱被问及家人是否恨郭沫若，沈龙朱说并不恨，“相反，我觉得郭沫若很惨，我很同情他”，一个有才华的文人长时间地忙于“颂圣”，“他会觉得很舒服、很愉快吗？不太可能……真实的人到底是什么样，他心里头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样，现在已经很难知道了。”而后来吊诡的是，被驱赶出文学界的沈从文，做文物研究多年出版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序言是由郭沫若所写，虽然是上头的意思，不过当事双方具体怎么想，只能由我们揣测了（不过在沈从文所写后记的感谢名单中，唯独没有郭沫若，耐人寻味）。
沈龙朱的坦率在于不美化父亲，也不美化包括自己在内的家人。陷入精神困顿的沈从文于两个上中学的孩子眼中，是“不争气”和“落后”的父亲，“我们不光是认为爸爸很落后，并且觉得他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你怎么搞的呢？你看人家表个态，写个东西，或者稍微写个检讨，不就解决了么？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就那么难啊？我们对爸爸的态度理解不了。”沈从文进入了真正内外交困的窘境，自己无法摆脱精神的极度压抑，在本来亲密的家庭里也无法获得理解。事实上，沈从文的思考与家人之所想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后者看到的只是社会政治变化的表层次，认为只要跟上就是进步了，拥护即是革命；而沈从文所思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他的考虑之深沉在于文化视域的颠覆，本来所珍视的眼看着将坠入深渊，一切浮泛狞厉的事物将会张扬世间，一个忠实于自我精神人格的作家怎能不感觉到幻灭？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与张爱玲对时代的敏锐直觉与洞察力是相通的，“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像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张爱玲语），这是何等的失落与沮丧。
张兆和后来在编选《从文家书》时，深有感触，“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伟大的作家之寂寞，在于精神空间的孤独与寒冷，哪怕是最亲密的人也帮不了自己，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在沈从文身后，家人通过阅读他的文字、编撰他的文集，逐渐地进入了他的世界，沈龙朱说：“一直到爸爸去世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多地理解他。——这是事实，这是没办法的，这是历史造成的！”
历史给予沈从文一个大大的作弄，将其一生横劈为两截，前半是以“乡下人”自居、孜孜不倦的小说家，后半是滋味难辨的文物研究者。后来的沈从文在他人眼里已是一只“死老虎”，历次“运动”他逃过大劫，多半是做做陪斗者，更多时候为生计而奔波，不过即便如此，“乡下人”性格的沈从文还是坚持做些创造性工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我们所看到的。但如果我们还记得1948年他和小儿子虎雏的对话：“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沈从文说自己自然不如这个人，但一定要努力，赶赶才行。不知在后来的近四十年中他有无时时想起这段话，若有，又是一种怎样莫可奈何的况味？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提起着这些旧事，总是让人伤感，为时代对有才华的个体之无情播弄大感不公。沈龙朱等家人对沈从文的认识与理解是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作为读者又何尝不是？不过有这许多作品在，留给我们足够的阐释与感受的空间，因为那确是沈从文生命的延续，传之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