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争论》是一本由[美]尤瓦尔·莱文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争论》读后感(一)：一场塑造左与右的辩论

　　刘波/文 在当代西方的语境中，当人们提到“大争论”的时候，通常呈现在脑际的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著名争论，那被视为剖分当代西方左与右的决定性事件。但是，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争论更多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在历史上，还有比这时间更久远、影响也更为深刻的一场争论——18世纪末爆发在英国诞生的两位学者托马斯·潘恩与埃德蒙·柏克的争论，它初步描画出了英美世界里左右两派的轨迹。

　　潘恩和柏克所生活的18世纪晚期，是现代世界诞生的婴儿啼哭之时。几乎得到公认的是，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性的源头，它代表着人类首次试图用一套政治原则、思想与观念来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相比而言，美国独立战争则只是实践启蒙理想的一场前奏。在北美人为摆脱英国统治而奋战时，潘恩与柏克都给予了认同与支持，然而，在法国大革命这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上，他们最终分道扬镳。也可以说，现代英美的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是由法国大革命所催生的。

　　一

　　单从气质上说，两个人就代表着人的两种可贵的品质：柏克谨慎沉着，潘恩热情洋溢；柏克代表冬天，潘恩代表夏天；柏克像浩淼的大海，潘恩像迸发的火山。柏克坚守英国宪政传统，严谨而冷静，在所有当时的思想家中，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与过分之处做了最为犀利、对后世的影响最大的分析，这一成绩也奠定了他在西方思想史上作为“保守主义鼻祖”的地位。他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卡尔·马克思曾愤怒地骂他是“马屁精”和“假扮的自由主义者”，但哈耶克等20世纪的右派奉他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宗师，代表对现代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

　　以当时通行的标准衡量，柏克是个标准的自由主义者。他主张自由贸易政策，批判奴隶制度，建议进一步改革英国议会制度，简化刑法，避免轻罪重罚，平等对待爱尔兰天主教徒等英国内部的少数教派，改革财政政策，撙节王室开支，反对国王干预政治。所以，在早年他也被潘恩等人引为同道与战友。但法国大革命彻底揭开了双方的裂痕，因为柏克反对削弱君主与贵族政权，警告革命者，那些直触社会根基的变革，如直接实行彻底全面的民主，将带来世人难以预料的危害，与传统的彻底割裂将把整个社会置于险境。他护卫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的神圣传统，既抵制王权的扩张，也抵制激进分子推倒一切的企图。

　　柏克毕生提醒人们警惕一种倾向，就是对所有传统制度都保持一种尖酸的、过于简单的怀疑态度，对既存安排嗤之以鼻。他坚信人们要从生活的传统形式出发来理解治国之道，不能把简单的公正原则直接应用于政府的运转，不能把政治之道简化为一些清晰明白的几何原则。对于政治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才能，理想的状态是，把“保守的倾向和改进的能力”结合起来。

　　柏克不主张过度地崇信理性——“在激发我们热情的过程中，理性的影响力远不及大家通常以为的那样广泛”；“政治不仅要适应人类的理性推论，还要适合人类的天性。其中，理性只是一部分，而且绝非最重要的那部分。”可以说，柏克奉行中庸之道，他在《法国革命论》最后一部分中的名言可以为证：“当他驾驶的船因为超载向某一侧倾斜，平衡状态被打破，他就会给船加上一点理性的力量，好使其维持平衡。”柏克强调，必须重视人的情感与想象力所扮演的角色，这意味着社会需要一定的仪轨与敬畏。柏克不是热切的民主信仰者，他认为选举产生的代表不应该成为选民的传声筒，无条件地服从选民的意见，而更应该为选民贡献判断力。他的自由观是：“人必须能够充分地自我克制，才能得享自由，否则不仅对自身无益，在其他所有人眼里也都十足招人厌。”

　　潘恩出生于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他的父亲严守贵格派的清规戒律，这或许形成和助长他重原则乃至近于教条的倾向。潘恩早年生活贫寒，后来得到富兰克林的赏识与提携才出人头地，得以将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才情充分发挥。潘恩以雄辩有力的文风赢得了大西洋两岸革命者的心，他相信只要把自由与平等的原则付诸实践，就一定会创造一个更符合人类正义理想的美丽新世界。他更喜欢为弱者和穷人发言，行文风格简单明快、干净利落，没有柏克语言贵族化的委婉曲折，追求“老妪能解”，故而在北美声名鹊起。

　　相比于柏克的含蓄，潘恩是一位泼辣的作家，乃至因为太过直白无忌，写作的宣传性意味太强，而被怀疑是否能归入严肃的政治思想家之列。潘恩师心自用，几乎从不援引其他思想家的观点，他自豪地说自己“从不读书”。柏克学识渊博，行为旁征博引，但潘恩直言自己“几乎从不引用别人的话，原因是我自己总是在思考”。因为这样的差异，柏克曾斥潘恩“不学无术”，乃至对自己常常被与“公民潘恩”相提并论而感到不快。

　　二

　　潘恩和柏克都是西方启蒙精神的继承者，但他们对启蒙思想内涵的理解呈现出分歧。潘恩所说的人“自然的自由状态”，与其说是对真实历史的追溯，不如说是对人之初始状态的一种理论假设，即在政府和社会均未出现之前的人的“原始”状态。他进一步引申天赋人权的理论：“每个孩子的出生，都须被认为是上帝赋予他存在。世界对他就像对人类史上的第一个人一样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赋权利也和第一个人完全一样。”

　　基于此，潘恩呼吁回到基本的原点：由于每个人从一出生就享有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所以，所有已存的社会秩序、身份与权威都要得到重新审视，应该从其上剥去那层神秘的油彩。政府的威严也需被打倒在地，革命的合理性在于它是要恢复人的“自然状态”，重建一种更公正的政府。这一自然状态不一定要以史料记载的真实状况为依据，而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和“常识”的状态，是约翰·洛克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所以潘恩的“回到”自然，其实质却是眼望未来的革新和进步。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左派至今被等同于“进步派”。

　　潘恩由此得出的顺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代议制政府因为源于人的自由选择，因而是最符合自然原则的政体，而君主政体无论历时多么久远，都无改于其作为一种僭取的本质，所有的君主追根溯源，都不过是“盗匪的头领”，把本来就不合法的权力传给后代。

　　而柏克所理解的自然和理性，是一种严格植根于当前现实境况中的自然和理性。他敏锐地指出，潘恩的理论必然导致的结论是，已有的人类历史是失败的，因为绝大多数的政府都破坏了“自然”状态。潘恩对“起源”问题紧抓不放，因为起源关乎合法性，但柏克保持了一种“何必追根究底”的务实态度。柏克或许不否认，最初的政府或许大都是在一种暴力野蛮的条件中诞生的，但他认为雏形并不能本质性、永久性地决定政府的性质，人们需要考察政府在当前的状况来做判断。柏克绕过了“自然状态下的起源为何”这个渺远无定论的议题，宣布只有“文明的社会人”才在他的考量范围之内。在既存文明的基础上，如果已有的集体、契约与凝聚力被打破，那么社会将沦落为一群“含糊而松散的个人”的集合，从激情中喷涌而出的人性的黑暗面，最终将破坏他所理解的“自然状态”。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潘恩注重“应然”，强调从理论、原则与崇高的标准出发，社会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具有什么样的状态；而柏克注重“实然”，忧心忡忡地思虑，实现这些宏大的构想会不会破坏已取得的难得成绩。他们都要求人们尊重“常识”，但对常识为何却有着泾渭分明的理解。他们都强调以“人的天性”为出发点，但潘恩理解的天性主要是追求自由，柏克理解的天性主要是对美与秩序的向往。潘恩引导人们遥望光明的彼岸，柏克提醒人们要造好船。

　　三

　　潘恩与柏克的区别，也往往被理解为革命与改良的区别。柏克主张审慎渐进的改革，不断逼近目标，潘恩则强调对一个非法的政府必须首先推翻，才能完成救赎，同时开始焕然一新的政治重启。潘恩把自己就定位为一个革命者，而柏克则将革命喻为“因为手指冻伤而把房子点燃取暖”，因为革命破坏人对法律与道德的敬畏，释放野蛮的力量，破坏人的内省，鼓动民众的仇视和对抗，会导致人的贪得无厌和持续性的破坏，一场由对选择权和个人主义的信仰驱动的革命，迟早会产生一个破坏选择权和个人主义的政权。

　　正是由于柏克的影响，当代美国学者、柏克研究者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写道：“革命是改革的终极敌人”。然而这一论点即使在当代也在遭遇深刻的矛盾，它并没有结束争论——到底是革命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还是革命者在行动中与他们背道而驰，就像潘恩所说的：“法国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混乱，不是肇因于平权原则，而恰恰是对这一原则的违反。”革命中产生的怪物，是革命这种做法本身一定会自然孕育的，还是革命变形异化的产物，这个争论还将进行下去，而历史中不断出现的新的革命也将影响人们的判断。

　　后人通常认为，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部分是出于对现实政治影响的考量。柏克是辉格党人，也就是说，属于英国国内的“开明派”，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君主和贵族制，他担心法国的火焰会蔓延到英吉利海峡对面，在英国引爆一场共和革命。在他看来，甚至法国革命者引以为傲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都是“无政府主义”和对自由的致命威胁。柏克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为历史印证：法国人推翻了君主政体，但换来的并不是自由，而是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构筑的恐怖，之后不久，他们又集体追随拿破仑皇帝的大旗。甚至留在法国的潘恩自己也亲身品尝了革命的苦味，他因为亲近革命中的温和派而遭受了几个月的牢狱之灾。

　　然而自身的遭遇并未改变潘恩的乐观判断——“我们具有让这个社会重新来过的力量”。他毕生强调，世袭政府将消亡，并被广泛的代议制政府取代。或许，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与动荡证明了柏克的先见之明，但如果我们把考察的时间范围继续拉长的话，潘恩也可自豪地宣称其实是他笑到了最后，因为在今天代议制民主已被奉为普遍的模式。

　　四

　　世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兴趣历久弥新。去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本应尘封的旧书在中国热卖。但同时法国大革命的面目也模糊和多样化，乃至更大程度地走向负面，日益被视为民粹主义与革命式恐怖的渊薮。但人们还是不断地要回顾法国大革命，这也是回顾自由还是秩序、权利还是责任、革命还是改良等已被讨论了一百多年、但仍需继续讨论下去的基本问题。

　　或许，柏克在当今的现实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潘恩。这是因为在现代，对激进革命主义的批判日渐成为主流，当时曾遭到自由主义者批判和孤立的柏克，如今却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乃至读柏克带有一丝时髦色彩。在中国，柏克不仅得到右派的青睐，而且获得一些被视为“左派”者的推崇，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柏克“保守”观所蕴含的价值。

　　在今天，对理性与启蒙运动的反思乃至批判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于是就有了“重新发现”柏克的现象。柏克的很多论述都有着直击启蒙本身的味道：法国大革命意味着，“组成人类社会的各个因素都分崩离析了，一个由恶魔组成的世界将取而代之。”“一切令人欣慰的幻念都被这场光明和理性的新的征服者的帝国给瓦解了。生活中所有美妙的帷幕全部被粗鲁地撕掉了。”“骑士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接续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家和计算家的时代。”直到今天，这个观点都会在那些批判“现代性”的学者中激起共鸣。柏克得到了各种忧虑现代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者的推崇，虽然他们“保守”的内容却或许与柏克截然不同。在中国，也出现了“新儒家”学者与西式自由派争夺对柏克的解释权的现象，双方激辩柏克的精髓到底在于“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不过，当今的不少保守主义者经常强调，保守不只是一种空洞的姿态，而是要保守的内容息息相关，而柏克的保守是指保守英国的宪法传统。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柏克的学习者用他的思维与论辩方式，为与英国不同的其他制度或政体代言；而且，当柏克痛斥法国革命者的冒进甚至凶暴时，他实际上所为之辩护的法国旧制度，恰恰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宪政传统有着霄壤之别。这也意味着，虽然柏克本人在多数时候保持了严谨和观点连贯一致，但保守主义者只需往前多走一小步，就会跌入为专制制度敲边鼓的泥潭。

　　哈耶克曾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单辟一章解释，他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柏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警惕的是，如果没有了对自由和权力制衡的信仰，一种无根的保守主义，也很容易会沦为怯懦的通行证或者极权的辩护士，让人无条件地匍匐在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之下。

　　五

　　《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这个书名，对中国人或许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这主要是意味着左右两派在英美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起源，并非可直接置换于中国的语境之中，甚至不能视为是对整个西方思想派系的描述，因为欧陆的意识形态有着更为杂多、也可溯及到更远历史的源头。很显然，潘恩与柏克的“左”与“右”与我们在中国对这两个词的理解有着文化上的鸿沟，比如，一个明显的差异是，作为“左派”的潘恩把所有论点都构建在人的天赋权力基础之上，强调国际主义和反对民族主义，而作为“右派”的柏克更看重群体的价值，反对“屈从于个人主义”，更珍视具体民族性的“神圣传统”。

　　在当今美国的政策争论中，自由派与保守派往往自动地向己方阵营“站队”，条件反射地归附于己方的话语体系。或许这一情况不仅存在于美国。但是，本书的作者尤瓦尔·莱文提醒，表面上技术化的争论往往是深层次的哲学理念所驱动的，其背后隐藏的是基本哲学的分歧，没有谁比柏克和潘恩更鲜明而系统性地展现了这一根本的分歧。作者本人自陈是一位保守派，或许在内心里，他更倾向柏克，但他承认必须从对方那里，尤其是从对方的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智慧。其实，美国的自由与保守两派的界分也正在变得迷离难辨，在很多时候，“自由派”其实是想“保守”当前制度，而“保守派”则鼓吹推倒重来，比如，里根曾借潘恩的精神呼吁，对失效的制度进行改革，而美国自由派则对柏克的渐进主义产生亲近感，抵制右派所主张的对福利制度的剧烈变革。

　　潘恩与柏克虽然激烈对峙，但他们不过是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在很多方面，他们的共识或许大于分歧。今日的左右之争往往被简化为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但在大多数时候平等与自由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同盟军。潘恩与柏克的争论，乃至当今西方主流、理性左右两派的争论，都是在自由主义这个基本的大框架、大背景之中进行的，是西方现代思想茎干上生长出来的两支并蒂莲花。在现代社会，受法治约束的自由与制度性、机会性的平等相辅相成，交相辉映。虽然在所谓的“激进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经常爆发冲突，虽然两派往往就谁才是正统、谁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争得头破血流，但大体上，这场在继承同一个西方大传统基础之上的兄弟之争。

　　潘恩与柏克的双峰对峙，不仅代表着政治派别的对峙，也代表着价值取向与精神的对峙，这对立的两极为哲学的探索提供了张力。在每个严肃的思考者内心里，也许都同时栖息着一位柏克和一位潘恩，进行着永恒的争辩。对于对理性的过度迷信，对于以技术化方式和科学主义来盲目改造社会的冲动，柏克能够提供重要的清醒剂和解毒剂。但要追求和维护自由，人类或许也需要时时有一个潘恩在耳边提醒，不要盲目地屈服于权威，总是保持一种为合法权利而斗争的激情。潘恩与柏克也许定义了左与右，但阅读他们，却为突破和超越左与右的陈规定见，走向一种更为宏富和辩证的政治思维方式，开拓了空间与可能。

　　《大争论》读后感(二)：左右之争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从法国大革命说起，牵涉到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两大政治理论家。其实他们不光是政治理论家，也是哲学家，当然哲学的概念太宽泛，不过两人对政治的认识的根源却是哲学的。左派和右派是在近代政治中比较常见的划分情况，作者把其归结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两大人物的思想碰撞所产生的划分，其条件可算充分。之前读过潘恩的《常识》也听过伯克的名声，通过这本书对当时的背景和两位人物的观点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潘恩之前看过相关材料，自美国独立建国后，因为政见不同，他到英国后转至法国，参与了法国大革命，这也似乎是命运的安排，让他经历了美洲和欧洲大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同时，美国独立的成功给了潘恩莫大的勇气和足够引以为傲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伯克我了解的就不多了，但是从文章中能够看出伯克渐进式的保守化改革是其主要基调。虽然全书公分七章进行，但都是为了从不同角度一层一层将两人的政治和哲学分歧体现出来，可以说作者确实非常用心了。伯克的渐进式改革和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式发展在我看来是可取的，对阶级的认知其实一直都没错，只是他说得更符合当时的时代。潘恩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提倡革命，提倡推到重来，提倡人人平等而且权力平等。这种激进的自由想来容易引起多数人的暴政，而且过于理想化。但是美国的建国，这才是潘恩强大的靠山，才是他的底气，不过他忽略了人性的恶面和作为动物的原始性。左派和右派之争其实更多是理论之争，而真正的政治则是现实的妥协和利益的均衡。人类进步一点点实在太不容易，千百年来也只是一小步，启蒙运动算是推进了一点，但这种进三步退两步的节奏从目前看是不会变的。所以左右之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持续前进。

　　《大争论》读后感(三)：其实争论没有那么大

　　购书是冲着题目去的——《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本以为是介绍美国左派与右派发展的历史。但实际内容更偏于政治思想的比较。本书通过对比Thomas Pain（潘恩）和Edmund Burke（伯克）在围绕法国大革命一系列问题上差异鲜明的态度，试图找到除党派热情或团体利益之外，导致左派与右派在众多政策上存在分歧的思想根源。

　　1.历史是什么样的？

　　潘恩认为，有些人从古代的寻找先例，但他们没有追究到底，应当追究到所有社会和政治安排出现之前的自然状态。人类的天性并不因为这些安排而有所改变。

　　伯克则认为， 远古的自然是什么情况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历史在时间长河中沉淀下了什么。关注历史就是要关注我们既存的制度和习惯，因为其中包含了历代先辈的宝贵经验。

　　2.从历史来看，我们自由吗？

　　潘恩认为，在那远古的自然状态，人人生而自由。因此，任何人都无权替代别人决定。

　　伯克则认为，人出生就不是基于自己的决定，人成长的过程既得到了许多不来自选择权的东西，也要承担许多不非基于同意的强制性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凝结于既存的社会关系中。所谓自由是社会自由，个人的自由通过同等的约束得到保障。

　　3.什么样的政府是合法的或更好的？

　　潘恩认为，政治原则先于政治制度存在。由于人人生而自由，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在“同意”这一基本原则之上。违反这一原则的政府都是非法的政府，人民有权选择推翻它。无论它存在了多久，时间并不能使他变得合法。尊重缺乏正确原则构建的政府，仅仅是在敬畏权力本身。

　　伯克则认为，任何政府在建立初期总要伴随着一定的暴力，但逐渐成熟，就成为合法的政府。政府不能是抽象原则的实践，而应为人民造福。因此，关键不是政府在源头上是否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而是现在的政府有没有提供人民需要的东西。

　　4.更好的政府如何获得？

　　潘恩认为，理性是个人的分析能力，是了解真理的途径，也是判断的唯一标准。知识可以从一些基本原则经由理性推导而来。每个人都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辩别一个政治问题的对与错。每个人都有能力从头再来，而不是在别人遗留的基础上开始。人民只要尊重个人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就能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合适的政府。而废除专制统治是不可回避的前期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性从偏见和暴政中解救出来。

　　伯克则认为，理性从来都不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全部，情感与羁绊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如果不是更重要。而这些都只能从人类历史的反复试错中观察。推倒重来从来不是最好的选择。推倒容易，但必将损害稳定的社会关系，而自由就镶嵌在这些社会关系当中。并且，由于理性有限（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我们自身），推倒重来很可能是用我们自己的成见去替代先人用多年时间，在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经过漫长筛选的规则。应当“让新植根于旧”，让变化成为延伸，确保延续性和稳定性，解决问题的同时不破坏整体秩序。

　　5.政府应当如何应对贫困问题？

　　潘恩认为，经济上的进步不会消除贫困。大部分贫穷已经具有世袭性，靠穷人自己无法摆脱这种状况。政府要教育青年和供养老人，尽可能不使一种人挥霍无度，而另一种人悲观失望。对穷人的资助并非慈善，而是真正的社会义务。

　　伯克则认为，当代经济确实让一些人陷入了赤贫或卑微的职业。但由政府来改变所付出的代价远比什么也不做更糟。穷人是经济混乱最大的受害者；而政府对物价和工资并不高明的操纵极可能引发这样的经济混乱。穷人的需求最为重要，但应当通过慈善解决。

　　在他们的各自言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富有激情的革命者和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从“人人生而自由”到“一致同意是政府合法的唯一来源”再到“我们具有让这个世界重新来过的力量”，潘恩的论证更加简单、流畅、富有激情。相比之下，伯克的观点就务实的多。在表达政治应当建立在利益还是抽象的原则之上时，他说“政治无关乎个人天才，而是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联合行动”；在论证党派对政治有益时，他说“当坏人凑在一起，好人也必须联合起来，否则会被逐一击破。在可鄙的斗争中，这是不被人怜惜的牺牲。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保持善意是不够的”；在论证美国独立的正当性时，他并不认为美国人民有权利自决，相反他承认英国有权对美国征税，但英国不应当以激烈的方式伤害美国人的情感，他说“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你是否有权利让你的人民受苦，而是让他们开心是否符合你的利益”，“统治人民的方式必须顺着他们的脾气和性格，在统治具有独立个性和自由精神的人的时候，必须至少对这种个性和精神作出让步”。这些政治智慧无不透露出结果主义的倾向。

　　不过，所谓“大争论”，主要体现在“事实的认定”上。除此之外，生活在同一时代，均认可自由主义的两个人其实差异真的不大。伯克并不绝对反对革命，他认为在不可避免的极端情形，革命是有正当性的，比如1688年的光荣革命。潘恩也一再坚持自己并不是醉心革命本身，他说“对于恶法，向较于强行去反抗它，更好的办法是在遵守它的同时，借由充分的讨论暴露它的谬误，进而实现对他的废止”。只有当一个制度已经从根本上腐化，以至于不得不做出“良法已无法企及”的论断时，才有必要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但两者对于法国是否已经处于必须革命的状态，显然看法不一。又比如对于现有法律制度中包含的每个人的权利义务，伯克认为其值得珍视，是自由的保障；潘恩虽然认为未经行使同意权的法律不构成正当约束，但却也认可对这些法律运行的默许构成同意。尤其是两者都对穷人表示了同情，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云泥之别。

　　《大争论》读后感(四)：从一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辩论中追寻现代左派和右派的起源（《国家评论》书评）

　　作者：Nat Brown 译者：李哲峰

　　我们所见之今日政治，从未如此两极分化过。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并非产生于2013年、2008年或1980年，这一分歧产生于几个世纪前的另一块大陆。但现在，让我们产生分歧的问题是：在关乎未来政治的抉择中，历史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因法国大革命而起。两名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的伟大政治思想家在一场辩论中给这个问题做出了清晰的回答。这两人是英国辉格党人埃德蒙·伯克和来自英国的美国激进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在尤瓦尔·莱文的新书《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中，这名《国家事务》的创始编辑和《国家评论》的资深编辑对这场影响持续至今的历史辩论作了清晰的历史梳理。

　　伯克在他的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写道，法国大革命给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并有可能使其沦入野蛮和暴政。潘恩用一本《人权论》对伯克的观点做出了反击。潘恩认为，大革命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自然延伸，在这新纪元，人们将启蒙获得的新价值应用于政治体系之中。潘恩宣布：美国大革命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莱文写道：“当你层层剥开这类辩论，最终你将发现其核心是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我认为探究左派和右派源于何处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尽管伯克和潘恩观点迥异，但却有着惊人相似的背景。他们的父母都有着不同的信仰（伯克的父亲是英国人，他母亲信仰天主教。潘恩的父亲是贵格会教徒，他母亲是英国人），这两人在当时也都处于一个非凡的地位。但这样的背景却把他们两人引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都柏林对宗教的容忍使幼年的伯克明白了一点：社会关系远胜于纯粹的理论。莱文在书中写到：“伯克认为，把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加在一块儿，都没有社会本身大。把解释社会的各种理论加在一块儿，同样也没有社会大。很多事情在理论上不可能发生，例如爱尔兰的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但它发生了，因为有人这一因素的存在。他们不仅仅只是清教徒和天主教徒。”

　　而对潘恩来说，他的成长经历使他养成了宗教与道德无关的信念（后来，他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我唯一的信仰就是行善”），也许与他公开承认的有所不同，他独特的道德观与贵格会的宗旨更加相似。在莱文看来，“潘恩的道德观念敏锐而又简单。他认为道德是一种直白的规则，这种规则可以保护弱者。他对强者欺凌弱者的行为感到愤怒，我认为尽管他在后来宣称其影响没这么大，但这种观念自然与他幼年受到的贵格会教育密不可分。”

　　潘恩认为政府应接受启蒙政治原则，以维护平等和个人自由。伯克则反对用笼统的原则维护自由。伯克认为人类由团体和机构所塑造，因此他也反对潘恩提出的激进个人主义。

　　莱文解释道：“伯克对逐渐发展的机构十分尊敬，即使这些机构起初坚持的原则为我们所反对，但如果它们最终经过发展，成为了为公共福祉服务的组织，那它们就具有合法性，理应受到保护。”莱文认为，这一观点与潘恩的看法是有区别的。潘恩认为成立一个国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为了追求自由，国家机构逐渐发展，效率也不断提高。

　　因此，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深深困扰着伯克。伯克对此感到恐惧，法国大革命抹去了作为法国社会根基的各种机构，革命“去除了道德施加给人们的种种限制，不断释放恐怖，把社会撕得四分五裂。”

　　关于这两人的分歧，莱文认为他们俩都捍卫着我们眼中的“自由民主”，即使这两个词在他们眼中的含义是不同的。“伯克认为自由民主是西方文明取得的成就，从古代到启蒙时代，世世代代不断对这两个词进行打磨和提炼，这一过程在英国得到了尤其深刻的体现。英国以其非凡的能力平衡了自由和秩序。而在潘恩眼中，自由民主是启蒙时代政治原则得到应用的体现。这是对启蒙时代各种事务的巨大突破，其目的是进一步推进启蒙时代诞生的各类政治原则。因此，伯克的政治理念是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取得更大的成就，而潘恩的政治理念则是追逐理想。”在此，我们找到了两种政治理念的根源，前者是保守主义，后者是进步主义。

　　莱文指出，保守主义者应该向伯克学习。首先，不应把奥巴马总统和左派关于“团体”的概念定义为“伯克式”。其实，莱文认为奥巴马和现代左派由潘恩的激进个人主义蜕变而来。莱文曾对我说：“我们所谓的社群主义，其实是集权主义的一种，这是一个不同的东西。团体夹在个人和国家中间，而当下的很多机构起到的是负面的作用。因此左派想要抹掉夹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东西，也就是机构。”

　　莱文还呼吁：“我认为在讨论福利国家时，保守主义经常会犯下一个错误。我们认为它创造了一种所谓的‘依赖性’，但依赖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极度依靠他人。问题是：你依赖着的人也同样依赖着你，两者之间建立起了责任感；还是说你依赖着一个福利提供者，他对你一无所求？”

　　莱文撰写此书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把美国的保守主义与伯克重新连接起来：“我们维护者托马斯·杰弗逊的大部分激进观点，但却丢掉了伯克式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其他部分：‘社会是文明演进的成果，保守处置、渐进改革和尊重传统才能使其永存。’”

　　原文地址：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365296/edmund-burke-v-thomas-paine-nat-br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