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是一本由金满楼著作，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读后感(一)：《1900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又到春天，告别1900
对于这个春天，想要说的有太多，亦是太复杂的感情，就在这几日混沌的节奏在这个春天显得格外的突出，一场突然而至的地震叨扰着多事的中国，一种新型的病毒在无声的蔓延，就在这个春天，万事万物都在进行着随意的变幻，时而的高温，不时而来的低温和夹杂着冰雹的风雨，好似在宣告着这个春天里会有着四季的变幻，四季的感觉可以在一个时段里全面的进行着体现，让人难以捉摸的清，只能用时间来沉淀，让岁月来铭记，这也似乎是时光留给我们的唯一的特权和真正的人生特有的功能！
对于那个春天我们有着多少的知晓呢？事实上很多的知识和关键节点的介绍都来自书本的传递，也来自老师的重复性的介绍，于心底处的记忆恐怕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于身心的感触也是模糊且不清晰的，在那个世纪，在那个纷乱的年代，有多少的事，有多少的人是我们已经遗忘的，却在世界的时间里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清晰的记忆。
提到“义和团”我心中的概念是来自于老师及课本上的介绍，可以说曾经的记忆和如今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但在阅读《1900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时我知道，此时我的世界里凌乱的不仅仅是这个节点上混乱的天气，混乱的气节，更是对这前后不一致，混乱的历史无法言语！
义和团，曾经在我记忆里似乎是极具“英雄情结”的团队或是人群，当用“拳头”来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自然而然的对这人，对这事定格为“江湖义士”或是“鲁莽”等具有相关性，且一致性想法的定义词汇。可在教科书上所进行的传递，好似褒奖更多些，谬赞的情绪也更高一点，也由此产生了我如今这样混沌的状态，我不知道曾经作为“无知儿童”的我，在那少年的时候对“英雄”有着多少倾慕之情，也许在每一个人的心理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成为英雄的影子，即便不成，也会对英雄爱慕有加！
而如今，有多少人受到如此传授中只选好的，不谈对的，多褒奖，少批评的方式方法的侵蚀而变得如此的模样？我是的，我想还会有更多的人是如此！一种突然莫名的呕吐感油然而生，那么的强烈，如此的激动与不忿！
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在此一并爆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说什么是对的，在这个国度里正在发生很多事情，不论如何我爱这它，正如我爱着自己的亲人一般的炽烈，但我的爱不应是狭隘的，无分别的爱，而应是理智的情，如此方对吧？
又到春天，告别1900!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读后感(二)：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从当年明月开始侃明朝那些事后。历史写作一时大热。很多人都开始用戏谑调侃的语气写历史，而对于读者来说，这样的写法，无疑让历史变的白话了不那么严肃了，而且更加具有趣味性，好读了。我是第一次看金满楼的书，在轻松的历史写作中，我比较推崇他的一份严肃性。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读后感(三)：重新认识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过去已一百多年了，近百年来，中外的各派史家对件史实的解释，则仍是南辕北辙，各执一言。当然赞美歌颂的居多，称义和团是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的产物，义和团的产生和发展直接抗击了八国联军的入侵，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蓄谋已久并已开始实施的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成功地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
然而在《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书中，作者却称之为一群误国殃民的乌合之众，并多次引用庞勒的《乌合之众》来揭露这个团伙的实质，群体是无名氏，不必承担责任，群体的智力总是低于孤立的人，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但又巨大的力量。正是这群乌合之众，召来了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几十万的中国和上百人遭到无辜残杀，造成了首都被侵占，更带来了4.5亿两的巨额赔款。
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含英咀华，探微索隐，站在事实的角度，以忧患的意识，独到的见解向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及义和团的由来始末，大刀会的风起，从梅花拳、神拳到义和拳，文笔生动、语言流畅，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
庚子年的祸乱，表面上是义和团引起的灾难，实则是多方因素相互较量冲突的结果，此时满清政府昏庸无能，国家机器彻底锈烂，社会无序，连年的天灾，人心惶惶，加上列强、外教邪门乘虚而入。大量的饥民难免打家劫舍，为盗为匪。一般的百姓，为求自保，被迫卷入运动。如果当时多下几场雨，面对时局政府不会举棋不定，有效疏通，或者做好灾民的赈济工程，如果这些外国公使能稍稍理解中国的文化，也许不会这场灾难，是天灾，更是人祸，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最受苦的总是无辜老百姓，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最后的结局是惨痛的，这也是整个民族的伤痛，时间的流逝冲淡了人们的记忆，如果我们象看戏一样看待我们过去的历史，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并吸取教训，势必还会重犯以前的错误。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读后感(四)：义和团不过是一个正团级单位
才云鹏
都是在中国。
义和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义和团单单是一个民间组织吗？义和团追求的真的是“义”与“和”吗？百般的厚爱它承受得起吗？千般的指斥是否又冤枉它了呢？在那个狂风卷集着乌云的时代，当时路人都已弄不清事情的真假对否，何况百年后的我们？在这真假莫辨的年代，《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无疑拯救了我们的好奇心。
很明显，作者是法国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勒庞的粉丝，单从其频频引用的《乌合之众》这部经典之作的名字上看，几乎已不必再提内容------毫无疑问，义和团是一帮乌合之众：昨夜誓死攻打教堂，天一亮就齐齐入教。这样的变脸，上帝都会瞠目结舌。
托克维尔早就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过，“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因此，义和团的失败是注定了的。但是，难道不是因为敏毓铺平了义和团猖獗之路，载漪打开了义和团进京之门，才最终导致庚子祸乱的吗？
本书真正的价值，除了对义和团的历史必败性做了溯源剖析外，第二点就是对大清朝腐朽之人干的腐朽之事，做了鞭辟入里的抨击，并由此深刻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义和团不过是一个正团级单位而已。紧紧抓住这两点，金满楼一直没跑题，这是本书值得一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现在跑题的书太多了，举不胜举。
需要清楚的是，无论义和团造成多么大的灾难，比如巨额赔款，比如生灵涂炭，比如国际关系的恶化，那一代人已齐刷刷过去了。中国正在重新崛起的道路上奋进，我们不必再叹息以上这些过去时，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义和团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义和团到底是谁的团？它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呢？
知道这一点很有必要。爱因斯坦说过，“民族主义是人类的幼稚病“，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再以爱国之名，行害国之事了！
作者金满楼，名字三俗得很，其ET般的形象估计也不得人心，但书中倒的确不乏金子般的真知灼见。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太依赖引经据典了，虽说这是搞历史研究的必备之学，但它对可读性的伤害是直接而巨大的。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读后感(五)：我为什么要写《1900》这本书
茌平：寻访义和团的脚印——我为什么要写《1900》？
作者：金满楼（本文刊于《炎黄地理》2012年第12期）
一、
茌平（cipin）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平凡的县治，平凡到很多人未必能将它的读音正确读对。巧合的是，笔者在写作《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一书时发现，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都曾发生在那里，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将领李开芳当年败死于荏平县冯官屯；捻军首领张宗禹最后“投徒骇河而死”，其中极有可能发生茌平县境内；而历史教科书上所称颂的义和拳领袖朱红灯，当年也曾在茌平县一带活动。
民间说法中的的朱红灯与主流描述有颇大差异。上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大学就义和团问题做了一次针对性的调查访问，据朱红灯所在村庄的村民李连武回忆：“朱红灯小名叫小朱子，是个老实孩子。……这个人个子不高，一脸大黑麻子，身子很粗很胖。他在这庄学神拳有四五年功夫，为人很好，常常给人家治病、治疮的，给人家治病他也不要钱。……这庄的人都很喜欢他。”
因为事隔六十多年，能想起当年事情的人大都上了年纪，因此回忆中出现偏差所难免，据笔者在茌平县所做的有限调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听说过朱红灯，当地人也几乎不知道这个人。这段历史，在当地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与主流历史奉送的“英雄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庚子年前后，在茌平、高唐县一带活动的除朱红灯外，还有另外几位神拳首领如心诚和尚及于清水等人。心诚和尚俗名杨顺天，茌平杨庄人，后学得一身好武艺，人称为“铜头铁和尚”；茌平郝庄人于清水也是长期练拳，当地人说他“没爷没娘，有些流氓”。“神拳”兴起后，朱红灯与心诚和尚等人的拳会彼此连成一片，互相声援，并与高唐、平原等地的拳会相联络。另外，大李庄李会献、吕官屯李潼关、梁官屯关东岭、后朱楼朱启明和赵官镇李延起等人也在各庄成立“神拳”组织，并与朱红灯等人互通声气。
刚开始时，茌平一带的“神拳”还是秘密活动，1898年连续旱灾后，各村纷纷设场，全县“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声势一时鼎盛。1899后，朱红灯等人更是公开打出“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口号，并与平原、长清等地教民及官军发生剧烈冲突，这也可以说是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的先声。直到1900年初，袁世凯出动新军将之镇压，茌平一带的义和拳势力才向北往南直隶（今河北南部）扩散，并最终酿成惊天巨祸。
二、
笔者对茌平历史感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笔者夫人来自茌平县。在随夫人多次回山东老家并经过齐鲁大地时，笔者经常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地区，何以会在一百多年前接受“降神附体”这种类似于迷信的观念，并使得这一运动不断传播扩展，以至于引发了一场浩劫呢？
如果单纯依靠书上记载，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唯有实地的考察、亲身的体验，才能部分探究到历史进程中潜藏的动力和原因。据笔者的观察，鲁西北地区大都是平原地带，它和济南一带、胶东地区乃至鲁西南地区都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一地区，并没有因为邻近孔子故里而文风茂盛，反而由于人口密集、土地贫瘠并且容易遭受灾荒，这一带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大，而由此往北的河北地区、京津以南，和鲁西北一带的情况极为类似，加上华北地区的乡民大都淳朴单纯，习武成风，这也解释了义和拳迅速向北扩展而不是转向其他地区。
说到习武成风，笔者想起清末袁世凯练新军时，招兵通常在山东、河南一带，原因是那里的男子身材魁梧且多不识字，这样的兵利于掌控，多出“忠君爱国”之士。袁世凯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辛亥之役中，造反的都是南方新军，袁世凯一手练成的北洋新军则成为镇压起义的主力。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倒是应了袁世凯的那句话，“毕竟不识字的可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鲁西北平原或者说整个华北平原，在气候、土壤构成、农业作物甚至民情民风大都雷同。通常而言，这片区域以种植小麦、玉米、高粱为主，其他则有大豆、花生、土豆、棉花等，品种并不算多。和南方相比，这里的作物以高杆为主，笔者某年秋天从保定到石家庄，一路看到的华北大地，全是染黄的“青纱帐”，和茌平所见几乎一模一样。或许因为当地气候干燥而风沙较大的缘故，这一带的人群看上去也有些相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以《红高粱》一作成名，其老家山东高密，想必也是遍地青纱帐罢？
华北平原是骑兵驰骋的天堂，昔日的战场如今早已为风沙所淹埋。在北京有一次路过僧格林沁祠，想起当年这位猛将在荏平冯官屯将太平天国北伐军余部一举剿杀，后以此功进亲王衔，世袭罔替，神勇可知。如今茌平冯官屯西有条新河，过太平桥西行三里地有一村名叫范庄，范庄村东头有一片洼地，据说就是活埋李开芳手下那些太平军的地方。不过，僧格林沁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他的蒙古铁骑被同样以骑兵为主的捻军打得全军覆没，老僧王仓惶中躲进麦田，结果被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头撞上，当下就给一刀砍成了两段！一代名将，居然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小鬼手里，真可谓历史的捉弄。细说起来，僧格林沁死的地方在山东曹州高楼寨（今菏泽），离荏平县冯官屯其实并不远，也就百里之遥而已。
三、
茌平县于夏商时代属兖州，周属齐地，秦行郡县制，置茌平县，因县境在茌山之平地，故名茌平。自秦置县以来，茌平因黄河多次改道而三移县城，数易归属。元、明、清三朝，茌平属东昌府（今聊城）管辖。据笔者有限的调查，当地居民很多都声称来自山西大槐树，估计与元末战乱及明初靖难之役有关，很多家族自山西迁来。
就古时交通而言，茌平旱路有官道，水路有运河，自古属通衢大道必经之处。在笔者夫人所在的肖庄乡朱启虎村，笔者意外地发现一块立于同治年间的石碑，碑长三米，宽约一米余，碑文标题曰“计开车马田诸村公约”，所记之事系因官道上来往差使频繁，当地不胜其扰而特捐出公田数十顷为“车马田”，并指定某村专门耕种，以供来往差役之需。此碑早已断裂，碑头雕刻精美（所刻两字不知为何字），倒卧在村西，碑身则侧卧在村东，两者相距约200米，保存相当完整，当地文物部门似应关注下。
茌平位于京杭大运河东昌府至临清府（即《金瓶梅》主要背景地）之间，目前运河早已废弃。在茌平期间，笔者多次探访这段古运河，但河道中已无水，有也是污水潭子，周边杂树丛生，依稀能辨认出是人工挖成的沟壑。在其中的一段，笔者看到一个完全被毁弃的闸口，只剩下重达数百斤的大麻石条残存于两岸，依稀能看出当年运河的一丝风采。有意思的是，运河虽早已废弃不用，当地人却仍保留了它的古名——“运粮河”，这倒是符合历史的叫法。
茌平段运河北接德州段运河，原为汉屯氏河，即隋之永济渠。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南北货物互济，其中又以“南粮北运”为主。自北宋后，因黄河改道淤积或战乱等原因，运河时通时断，直到明清两代，运河中兴并达到鼎盛，德州段运河成为漕粮转运的重地，一时“舳舻首尾相衔，密次若鳞甲”，几成南北水运的咽喉要地。清代中叶后，海运兴起，河运日渐衰落，特别在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后，运河淤积受埋，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漕运全线停止。民国后，德州段运河虽趋残破但仍保持2米水深，可航载重20至30吨的木船。70年代末，因河道常年干涸而彻底停航，也就是今日看到的景象。
黄河在山东境内的改道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义和拳的兴起。黄河改道对当地水系造成巨大冲击，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导致水系紊乱、河湖淤浅，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涝即旱”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庚子年前连续两三年的水涝旱灾让灾民无所事事，“练拳”与“打教”（拳民认为天不下雨是洋传教士与教民信教所致）一时风起，并非是没有原因的。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读后感(六)：还原一段“不清不楚”的历史
1900年，北京的春天有点乱。摇摇欲坠的清廷内部，因立储问题而矛盾丛生；东交民巷的外国大使们，为瓜分中国而勾心斗角；而在京城附近，还有一股势力正暗流汹涌——即在那年夏天引发八国联军侵华的义和团运动。
关于义和团运动，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以教科书为代表，盲目夸赞义和团是一场反帝爱国的运动。实际上，这场“爱国”运动不仅屠戮了成千上万的同胞，更是误国害国。另一种则认为义和团是野蛮“排外”的群众暴乱，并直接导致了中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困境。这种观点没有全面考察近代中国政局的复杂性，也忽略了历史的继承性与必然性。
这段并不算长的历史，之所以出现争议、矛盾和模糊，原因除了立场不同、有一定政治敏感性，也因为这段历史的真相对一般大众来说，直到今天仍然“不清不楚”。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张鸣所言：“对于想知道真相的非专业人士而言，非常急需一个通俗而且靠谱的历史讲述。”
金满楼的新著《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以通俗历史著作的形式，很好地重新还原了这场清末乱局。该书从1896年的“大刀会”讲起，至1901年慈禧回銮止，不慌不忙地将盘根错节的各方势力层层梳理、将迅速发酵的“庚子拳乱”娓娓道来，条理清晰、史实清楚。作者也没有一般通俗作家对野史轶闻强烈的“窥视欲”，记述相当“靠谱”。
更加难能可贵的在于，该书作者对历史始终抱有同情的态度。比如，义和拳民的迷信和愚昧，在他看来，并不应当一味批评和鄙夷，更应归结到华北地区农民的生存问题与教育问题。如果能早抓根本，又怎会让拳民席卷京津，以至于情势一发不可收拾？此外，也唯有同情历史，才能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才能解决我们自身的现实问题。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总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复制着过去。如果我们只看见义和团群起暴乱，而没有发现当时的老百姓极度缺乏幸福感和安全感；如果我们只看见义和团愚昧无知，而忽视了清政府的改革滞后、管理不当、腐败无能；如果我们只看见义和团误国害国，而没有看到它引发了随后的清末新政、并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契机；那么，我们还没有真正读懂这段历史。如果我们能从这部书里读到这些，我想，亦不枉作者著书立说的宏旨。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读后感(七)：《1900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乱中有因，看1900年
19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真的仅仅只是亿年之一的代表。但是1900年在中国的历史轨迹中却又印刻下了诸多让今人探讨和深思。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这更是一个代表着众多意义的历史之年；这更是一个有着不同角度值得探讨的历史岁月。
尽管从那时候至今关于那个年代的史书有很多，但是我今日读到的一本题为《1900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很是别出心裁，耳目一新地着重于通过全新的视觉角度整理下了有关于庚子年的这段历史。尽管历史不会再次倒流，但是今日的读者却可以基于过往的历史事件重温当年的沧桑，并了解有关的历史发展轨迹。迷雾重重的历史，众说纷纭的义和团话题，于这本书中带领着书外的你我一睹百年前的这个大事件。
虽然本书的题目只字未提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当年时代发生的讯息，但是以此主题引发故事内容实则很是巧妙地制造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读者联想空间。作为一名文科生，我记得读书之时经常的历史课程章节中就有一个部分是有关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解说。那种泛泛而谈地归纳概括；那种只是点到为止的解说分析；那种仅仅停留于中规中矩的归类总结其实并不能满足我对那段历史的深入认知需求。当看到如今这部《1900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历史作品时，我很是欣喜地迫不及待仔细进行了有关的阅读。而本书更因为被冠以“还原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事件的历史真相”而极其激发着我的阅读兴趣。对于义和团褒贬不一的评判在此书中有了一个较为客观而生动的详细剖析和解说。尽管1900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尽管义和团运动造成了诸多的问题，但任何事件我们都需要从正反两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分析和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透过现象认识到真实的本质；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地了解了那段过往。在这本历史类题材的书册中，作者还是相当深入地考证着有关的历史数据和时时，在这其中，既包含入了义和团形成的缘起，也保罗入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扩大，影响，背景，宗旨等等，更包括着由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国际影响-----八国联军的随后侵华。虽然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段历史年代，但是书中图文并茂外加夹叙夹议地于文字的笔端镌刻下了1900年历史阶段下的北京为什么会如此之乱。黑白的照片，生动的文字归纳，旁征博引的历史资料参考等等都是那样精彩地吸引着书外读者的阅读兴趣。
一读《1900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让我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和了解着这个不寻常年代下乱中有因的始末，补充着我的历史知识，更加深着我对那个历史年代义和团的深入了解。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读后感(八)：三维立体的复杂真相
在《三体3》中，刘慈欣祭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通过将立体的三维世界变成一维空间，彻底人道毁灭，真正将人变成一张薄纸儿。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与之相反，将一张薄纸儿还原成一个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世界，而只需要看上一眼，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非线性逻辑。这就是金满楼的《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带给我的冲击。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讲述的是关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的历史真相，对于义和团运动，我们一直在两个不同的极点摇摆。一个是政治层面的，认为义和团是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个是文化层面的，认为义和团不过是一场文化闹剧。在臧否之间，其实是今人对自我的站位，而两者既对也不对。
作者通过对义和团早期的“教民”与村民冲突入手，认为冲突背后的实质不是文化上的，更多的是利益上的。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最初确实存在文化的冲突，比如基督教不能拜神，不讲究祖宗信仰，但更多的时候，基督教破坏的是原有的儒家制度在基层的发展。比如以前有义庄，有义学，出了纠纷有乡绅调解，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但更多的是乡村的原有秩序。基督教来了以后，一切都变了，教民不再需要缴纳份子钱，但你依然会涉及到乡村的一些福利，比如如果村民们花钱去求雨了，那么基督教的教民是不是也会享受这份雨露的恩赐呢？
而当后期教民的人数扩大以后，教民更多的是为了求得庇佑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教堂里，那些低收入者能获得免费的食宿，同时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加入教会，免了牢狱之灾，也使得更多人加入进来。有意思的是，原先反对基督教的村民也会因为这些带来的好处而加入其中，比如文中提到的庞家兄弟。
当然，这种冲突并不可能导致出现义和团这样的大规模的反教运动。在最初，教民冲突，官府基本都是各打50大板。但是随着外国势力的进入，一些官员由于办案不力——确切的说是没有袒护教民，而被革职，于是官府为了自保只好一边倒，这也导致了村民们的正常渠道被堵塞。大道不行，只好走旁门左道。而神灵附体的神拳运动，也使得义和团具有平等性以吸引更多人加入，而这种平等也使得官府难以绝禁，就如同九头龙，杀了一个领袖，又冒出一个领袖。
当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也离不开清廷的支持。可以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了这场闹剧的发生，清廷的保守派一手推动了此次运动。但是话说回来，没有清廷的支持又如何呢？义和团的口号叫”扶清灭洋“，单单一个伏字就已经显出了义和团高于清廷的自视，正如朝廷有人曾说，扶得，也能倾得。义和团、清廷和洋人，三个人在这场运动中唱着自己的独角戏，竟丝毫没有去想过自己是否合拍。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读后感(九)：义和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中国人喜欢从历史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依据，就每每根据当下的需要不停的对历史进行重新诠释和解构，有时竟会把简单的历史搞得云遮雾绕，面目全非。以距今刚刚一个世纪的义和团为例，在并不长的岁月里对其的评价就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到祸乱中华的野蛮暴乱，再到稍为中性的群众性暴力运动，中间经历数个来回，反差之巨大、之剧烈，在让人惊叹之余又不得不深思，义和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金满楼先生沿着义和团的发展脉络，对其进行了全过程、全方位的综合考察。按照金满楼先生的考证，义和团起源于19世纪末鲁西南的大刀会、梅花拳、神拳等具有自我保护性质的民间武装团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刚刚经历甲午之败而威权扫地的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正逐渐减弱，无法实施有效治理，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他们结会只为自保，甚至与政府一道对付匪患，并代行某些政府职能。当政府认为其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时，就会进行驱散或剿杀，但人们基于追求安全的社会需求又会再一次催生同类组织。这与历史上每一次封建王朝末期的社会情形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和团。
促使这些民间武装团体向义和团转变而具有所谓“反帝”性质的，在于当时中西方文明碰撞和激荡的历史背景，也即民教冲突。从金先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自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后，西方教会加紧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他们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教徒往往倚仗治外法权而凌架地方政府之上，并代表一种社会价值和新生力量侵入并割裂了传统儒家统治的一元社会，对中国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如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言，这必然激发强烈的抵触情绪，需要借助某种力量与之对抗。而当教民与村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裁判者的官府往往因为自上而下的压力屈服于教会，袒护教民，就更加刺激了这种对立情绪，加快了民众向社团和教会两极聚集的速度，更进一步造成社会的分裂，教案频发。而它们之间为保护各自信徒的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反映的是中西方力量的对比，折射的是中西方文明的关系。如果把其放到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这无可避免，即使不是义和团，也会是另外的某种组织。
使这种民间武装团体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义和团的，是上层政治势力的介入。虽然当时清政府已经是垂死状态，但上层的权力斗争仍然激烈。“大阿哥党”的中坚分子刚毅、徐桐等顽固守旧派极端仇洋，一方面妄图通过外在力量达到去除改革势力并取而代之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愚蠢的患想以团民的血肉来抵挡外国人的火枪火炮，因此就鼓动慈禧默许、挑动甚至支持义和团不断坐大以抵制列强的压力。这种斗争在地方的反映，就是对义和团处置手段上的首鼠两端。当守旧派获胜的时候，义和团名号由被清剿对象而一变成为抵御列强入侵的劲旅，也由此彻底沦为了上层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被人操纵的极端排外、扼杀维新、残害无辜的刽子手，最终造成局成失控、社会动荡，并引发八国联军的入侵。后人对其的贬损之词也多是集中于此。
当然，义和团的暴发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三点之外，还有诸如鲁西北恶劣的自然生活条件、官府势力的盲区、天灾因素（长时间干旱造成民不聊生）、西方外交官的盲目自大等原因，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造成最后恶果的，不但有政治上的煽惑，更包含有群体情绪的暴发，当千百年的自我中心主义遇到比自己更为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压抑了的自卑、脆弱统统被诉诸于暴力而得以宣泄。金满楼先生在书中多处引用勒庞的《乌合之众》来从社会心理学规律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析。最终他把其定性为“一场反教排外活动所引发的大范围、大规模民众骚乱，也可以说是在热兵器时代下流产的旧式农民起义……是因政府治理失败而引发的社会失控，随之又演变成一场因国内骚乱而触发的国际战争”。在我看来，相对于以往教课书中的过度神化和张鸣教授在序言中的一味贬损而言，作者的这种定性更为客观，也更为全面。因为彼两者都被自己的政治倾向所裹挟，都在玩一种选择性失明的游戏，前者只看到其历史背景却罔顾造成的惨痛后果，后者却只关注后果却没有看到其诱发原因。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义和团不断的被人提起，并会附会以太多的诸如反帝、爱国、觉醒、愚昧、排外、落后等等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社会的意义，大多都言过其实。读完全书对义和团的始末有了通透的了解，就会发现，原来就是那么一档子事儿，它既不神圣，也远没那么可恨，甚至还有些可怜。当然，我们今天再次关注和讨论义和团，真正需要在此中反思的，是它对中国社会普通民众集体性格中所具备的文化基因的暴露；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政治势力对群体力量的煽惑和操纵，是群体思维下导致的无序而且破坏力极大的社会失控，这也更多的具有人性意义上的普通考量。这次因钓鱼岛事件而引发的诸多打砸日货及暴力事件无疑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培养每个人、培养整个民族的理性思维，仍然任重道远！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读后感(十)：庚子年事
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这一年大批义和拳入京，焚烧教堂，仇视一切沾“洋”边的人和物，满城风雨，秩序失控；这一年八国联军进京，大肆烧杀掠夺，“遍地尸骸和瓦砾”，甚至在紫禁城举行阅兵；这一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京，二宫西狩；这一年庚子国变。
说起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好像尽人皆知，但真要详细讲论起来却又发现知之不多。前者停留在愚昧和闹剧的印象——插香念咒，画符作法，请神上身，刀枪不入，这些未经训练的农民们虽然狂热奋勇，可在洋枪洋炮面前自然不敌。后者则限于八国是哪八个国，以及第二年的《辛丑条约》。
从金满楼的《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这本书中我更多的了解到这段历史，粗略整理如下：
（一）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屡次在军事外交活动中失利，丧权割地赔款，民众仇视洋人。尤其是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山东地区局势紧张。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大本营（孔孟故乡）对传教士宣扬的洋教格外排斥。民教冲突不断。
（二）传教士干涉地方词讼，往往为教民脱罪，很多地痞无赖为求庇护成了教民。
（三）拳民动机也不纯，焚烧教堂抢劫教民，收获颇丰，谓之“发洋财”。
（四）1899-1900年山东、河北干旱，连月无雨，农民无所事事。
（五）己亥年建储，慈禧与光绪帝不和，曾筹划废立之事，并咨询列强态度。因光绪曾维新变法，倡导向西方学习，较开明，相比守旧的慈禧太后列强更支持光绪皇帝。慈禧只得求其次而立了一位大阿哥（太子）。于是这位皇储周围聚集了一群“大阿哥党”（或称太子党，以大阿哥生父端亲王载漪为首），他们盼望光绪早日退位，仇视列强，煽风点火。
（六）守旧派、大阿哥党招抚、引导拳民进京。悬赏支持杀洋人。
（七）拳民大多以村为单位，没有统一管辖指挥，对政府指令也是选择性接受。虽以“扶清灭洋”为旗帜，实际上不少人想着另立新君，或者自己当皇帝。
（八）黑名单里“一龙二虎三百羊”包含皇帝和王公、大臣。很多主和派、洋务派官员被拳民所杀。
（九）拳民热衷放火，烧“老德记”西药铺引发大栅栏地区大火，繁华商业区四千多户被焚，火三日不灭，正阳门烧毁坍塌。起初不让救火，说在家中诚心烧香可免灾。纵火者逃窜无踪。
（十）群体的盲目和暴戾。法不责众思维下的猖獗。
（十一）清军有冒充义和团抢劫者，有兵败而抢掠者，可见军纪败坏。
（十二）列强强横，相互猜忌，不使一家独大。
（十三）列强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事，攻城时曾用毒气弹，抢掠时银簪、牛马都不放过，拿不走的就砸坏烧毁。
（十四）日本因亚洲面孔在拳乱中损失较小，日本军队的抢掠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赃物归国有。
……
近代史的开端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这一年是庚子年。60年后，1900年又是一个庚子年，满目疮痍的大地更加动荡不安。1901年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5亿两，全国4.5亿人一人一两。10年后，辛亥革命，中国终于推翻封建王朝，开始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