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目少年》是一本由王鼎钧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怒目少年》读后感(一)：《怒目少年》——战乱年岁里的一双眼
这本书是王鼎钧老先生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二部，记录了1942年夏天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一个中学流亡学生辗转安徽阜阳、陕西汉阴等地的经历、见闻与思考。半个世纪前的艰难困苦与颠沛流离，印刷在洁白如玉的纸上，那些骇人的历史，显得真实又魔幻。
王先生的文字真是好，遍地朱玉，常有惊人语；寥寥几字，摄人难翻页。
他读战史、方志和名人回忆录，说在那里“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数字，军人只是一个番号……下级官兵只在‘伤亡过半’或‘全体壮烈牺牲’之类的官式用于中含混提及，无定河边骨向来不设户籍，更无论老百姓的汗和泪了。那些书里有天下，没有苍生。（p3）”多么令人惊醒的话，“有天下，没苍生。”战后出生的国人，对战争多具有浪漫主义的想象。与爱人在白桦林边惜别，任由她温柔的目光拍打自己的脊背。抗上枪去建立功业，硝烟和战火是热烈的舞台，英勇的自己是舞台的主角。“嘣”，一个邪恶的敌人就此倒下，“嘣”，壮烈的自己也不幸倒下。血染胸口，壮怀激烈，怀着对家乡白桦林的思念，怀着对祖国的赤诚，少年战士不甘得闭上了双眼。战后出生的无数青年，反复在这种殉道者自我感动的幻想中，嚼食着战争的瑰丽，期盼着有一场能实现他们梦想的舞台。可他们哪里想到，真实的战争中远比想象残酷，他们不过是战报里的一行数字，战场上的一个小点，茫茫天下里微不足道的一个苍生。
他说“有些中国老人怕回忆，如果他是强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是弱者，他有太多的耻，两者俱不堪回首。（p5）”多么深刻的一席话。想起前不久带着一身永恒的宫中秘密去世的汪东兴，想起老一代人对过往的讳莫如深，仿佛能听到他们沉默如迷的呼吸，就在耳旁微响，在历史幽暗的广场。
他还有无数诸如此类的句子，初看并不起眼，越读越有深味。如“借着军服，好像伸手就可以够着国家，抬腿走得进历史。（p21）”，“那时候，中国人心目中的公平和报应，大半要靠恶人与恶人之间自相残害，所以恶人必须辈出不穷，并且维持相当的数目。（p120）”，“日光碎而尖锐，逢人乱射，威胁着不准细看。（p130）”，“胜利像一堵墙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得思索如何先从瓦砾下钻出来。（p200）”。
王先生回忆中的历史更佳。他不谈理论和主义，只写所看与所感。中人之姿，凡人之思，观陆离时局，更添亲切真实。而他更是海峡那一岸的文人，他在学生时代也没有卷入到左翼运动中去，因此他的视角，就更为新奇珍贵了。
他谈到了国民政府教育的失败。国民政府在教育方面，确然具有令人敬畏的道德勇气。战时的国民政府，救济沦陷区的青年上学，管吃管住，“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p28）”但是国民政府的教育忽略了军民关系，“只有对国家的责任，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p71）”，以至于使少年王鼎钧朦胧中以为国家和百姓不能同时两利，有益于国难免有害于民。这一点与强调军民鱼水情的共军而言，相去甚远。王鼎钧在阜阳读书的时候，遇到蝗灾、水灾，“触目皆是灾民，师生并没有集体出动帮助灾民的行动。（p71）”当阜阳发生瘟疫，“有些医生怕传染，关闭了诊所。二十二中每一分校都有医官有护士，可惜没能全面出动义诊。（p71）”阜阳百姓为这些外省流亡学生提供了宝贵的粮食，苛捐杂税，沉重的摊牌压得寻常百姓抬不起头来。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教育他们善待当地百姓的付出。贫穷的母亲养育了太多的孩子，温顺的羔羊也有忍耐的限度。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日后内战的人心背向，多少在这里便埋下伏笔。
他谈及他最好的哲学老师：冷和饿。“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还有人爱他吗？大概没有。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还能爱别人吗？大概不能。（p145）”在汉阴一年，他们西迁而来没带冬衣，在冬天被冻得脚趾生冻疮，肿得像紫萝卜（p145）。“咬着牙握着拳挺着胸生活，等到天晴了，温暖的太阳出来了，肌肉一放松，牙床、指关节、脊柱开始酸痛，手背脚踵的冻疮也钻心的痒。（p145）”还有饿，饿得“恍恍惚惚神不守舍，老师的话记不住，只记得午夜梦回，可见蒲溪街上做包子的师傅用擀面的短棍敲案板，抑扬顿挫，好像有个乐谱。（p147）”他们怀疑学校的伙食委员贪污，要求接管每天的食米和菜金。结果学生上台之后，上台的学生反而中饱私囊。他们又选出监委，发现监委和之前的学生一起贪污私肥。“我们的智慧不足以产生‘监委的监委’。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开始安排出马担任下一届伙委或监委，去接管那一盆红烧肉。（p148）”在物质贫乏以至于威胁到生计的时候，人大概也就失去了被爱的资格和爱人的能力。冷和饿让这群学生从文明回到丛林，直面赤裸的欲望斗阵。
不过在物资尚未那么困难的阜阳时期，学校里还是有着脉脉温情的。当时修女生房舍，人手不够，男生帮忙。“有位同学在湿胚中心印下自己的手印，祝祷砌墙以后，他的手印正好挨着某一个女生的书桌或是枕头。（p78）”何等的温情与浪漫！战争无论多么残酷，终究难以抹煞掉人性里的爱。
他谈及国民党在战时极度推崇集体主义，对希特勒评价很高。“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民主，独裁，开明专制”，这是他小学时候期末考试的题目。标准答案是开明专制，选独裁也能得一半分数，选民主完全错误。“课本引用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中国人一盘散沙，每一粒沙都毫无用处，掺进士敏土（水泥），就可以盖高楼大厦。（p25）” 救亡压倒启蒙到了推崇专制的程度，古老的中国刚刚萌生的个体意识就这么被掐灭在风雨摇曳的乱世里，多少叹息。“在大海沉船中救出自己！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我仿佛听到胡适之的呐喊在炮火的轰鸣中愈传愈淡，消散在操场上整齐的号令声中。
在日本人绝对的武力优势下，在国破家亡的存亡之秋，渺渺苍生的个体权利实在是太无足轻重的存在了。“这就是救国的秘方，绝对服从！无理服从！黑暗服从！”这是他的教官对他们的训话。“他们要你跪着念，你就要跪着念。”这是他同学的父亲对他同学的嘱咐。在这种教育中，他们确然以螺丝钉（装配机器）和泡沫（凝聚海浪）自豪。当他们两千人在校长前走方阵时，浩大的阵势裹挟了懵懂的少年，他们觉得兴奋，充满荣誉，怀着“既自卑又自负，既伟大又渺小（p33）”的情怀，热切地盼望自己成为世界战场上的一粒沙，飞起来也眯人眼，落下去也孕一颗珠。而当战争胜利，国民政府推崇的德国彻底失败，他们鄙夷的私心很重，贪图安逸的反面教材美国人，却打败了日本和德国。“集体主义一夕变为个人主义，我们好像全成了废品，全被抛弃，战时负责引导青年思想的人，怎么不给我们一个说法？（p199）”
在回忆录的最后，王鼎钧用高桥和己的一篇小说结尾。那篇小说讲得是一群候鸟，当季风吹起，便从西伯利亚的高原起飞。飞过荒野，有些鸟受了伤，掉下去。飞过森林草原，多少鸟做了苍鹰的食物。飞到海上，遇到暴风雨，多少鸟成了波浪上的浮尸。还有多少鸟，一批又一批奔向光明，却撞在灯塔的玻璃窗上，立刻气绝身亡。当剩下的鸟终于飞到他们的家园时，捕鸟人早已经不下天罗地网，铺盖着极大的捕网，整个网用极细的绢丝织成，绢丝反光，完全不漏形迹。而乌云似的鸟群，对着家园发出鸣声，欢呼雀跃的冲进网中。
候鸟为什么要飞？当季风吹到它们身上，它们身体里便分泌出激素，受到这种激素刺激，它们就顺着风的意思飞，飞到舍人忘己，飞到舍生忘死。经验是学不完的，结局是不确定的，然而一代又一代，谜是要猜的，钢索是要走的，飞是必须的。（p220）
候鸟身不由己，候鸟不知前途怎样险恶，候鸟只是在飞，在受着自己激素的刺激，在顺着风的意思飞，他们没命的飞啊，飞啊，以为飞过了沧海便是温暖的故乡，以为躲过了苍鹰便是安详的家园。最后欢呼雀跃着，投入捕鸟人的天罗地网。
中学生王鼎钧是这样一只候鸟，大汉奸汪精卫是这样一只候鸟，老校长李仙洲也是这样一只候鸟。
你我，不过也是这样一只候鸟。
余从之 2015年8月29日 于深圳南山
《怒目少年》读后感(二)：山河破碎风飘絮，少年怒目谁人知？
这是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中的第二部，即《怒目少年》。翻开此书，文中有句话这样写道：“那年是民国三十一年，我十七岁”。十七岁的少年可能在干什么呢？他可能不需要为衣食所忧，可以在课堂上好好学习，不用担忧其他的事情。然后那年却是1942年，是处于战乱中的年头，一个17岁的少年离开家乡，开始了他长达四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1942年，作者离开家乡，到达阜阳，于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就读，然而战乱不断，作者不断辗转于安徽阜阳、陕西汉阴等地。这四年的时间，作者经历了很多很多，有战争的残酷，亦有敬爱的师长与可爱的同学。但这其中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又有谁知道呢？这四年间，作者以一个少年的视角为我们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下无数个普通人的命运。
我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历史的舞台，似乎是属于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英雄的；被历史所铭记的，似乎也是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英雄。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可曾注意到那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命运呢？似乎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可是，不正是那些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命运，让我们认识了战争，知道了它的残酷吗？
少年颠沛流离，见证了亲友分离，见证了家破人亡，见证了战争残酷。于悲愤中张开了他的怒目，可是，有谁曾知道他吗？那千千万万个同他一样的普通人，有谁被历史所铭记吗？我不得而知。
当我们在敬佩那些历史英雄时，不妨也注意一下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所张开的怒目，或许正是他们的命运，让我们得以知道那战争的残酷与沉重。让我们得以知道在那逝去的时光里不仅有历史英雄，也有无数个普通人共同构筑了我们的历史。
山河破碎风飘絮，少年怒目谁人知？谁人知呢？
《怒目少年》读后感(三)：留史为黔黎
y尹敏志
1944年年底时，王鼎钧这些流亡学生们怎么都不会想到，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竟然会是羸弱不堪的中国。在那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军稍一发力，便连下河南、湖南、广西等省，打通了大陆交通线，陪都重庆岌岌可危。此时，国民党政府已计划日军若一旦入川，便迁往更偏远的西康地区做最后一搏——种种迹象显示，国民党政府要效崖山、肇庆之后了。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在蒋委员长的号召下，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争相参加青年军。出征前夕，自忖必将“成仁”的中学生们酗酒闹事，肆意殴打老师和政府职员，敲碎教室玻璃，“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半个多世纪后，王鼎钧却这么写道：“那时的青年多么苦闷。国破家亡，饥寒交迫，日军的攻势如此凌厉，政府和社会的腐败气味已飘入每个人的鼻孔”，所以“的确有许多人该打，有许多地方该砸，出了一口恶气再去赴汤蹈火，才算痛快淋漓。”
作为当年愤怒青年的一员，王鼎钧将回忆录四部曲之第二部命名为《怒目少年》。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是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但以往的回忆录，都是出自一些著名国立大学的学生之手，他们更津津乐道于当时校园里的名教授、名校友的奇闻轶事，以及在艰苦环境中那摇曳不灭的学术之光。但二十二中没有什么名师，学生的资质也很普通，所以作者更关注于校园之外的人与事，其视角也显得更为草根和粗砺。王鼎钧写道：“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不愿笔生花，但愿笔发光，由我照亮某种死角。”
二十二中由鲁籍国民党将领李仙洲在驻军安徽阜阳时创办，其初衷是收容山东的流亡学生，保证其基本生活，“管吃管住”。后来考虑到这些青年都在适学年龄，便给他们配备老师，于1942年就地创办私立成城中学。一年后，经教育部批准，改制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同年，李仙洲将军计划“入鲁”，将这些学生带回山东。但此时国共合作已名存实亡，九十二军腹背受敌，除了要对付日军出动的空军和装甲车外，还要留意背后共军的伏击，“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最终计划失败，1944年夏，二十二中的学生也不得不踏上西迁之路。
在抗战中后期，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的状态。各股政治势力此时都在精明地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一边抗战，一边抢地盘：“共军认为‘天下逐鹿，捷足先得’，国民党政府认为‘天下有道，礼义征伐自天子出’，两者根本无法调和”，后来的内战，根本就是无法避免的。“不论国军共军，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别说是国军、共军了，就连北方尤其是河南一带的农民都结成了“民团”自保，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组织。民团基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乡土观念，所以无论是对国军、共军、日军还是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都充满了敌意。豫湘桂战役中，败于日军的汤恩伯部队就是在撤退途中，在河南境内又被民团袭击一次，伤亡惨重。
如此阋墙内耗，遑论反攻？1945年上半年，王鼎钧和同学们的意气消沉到最低点，“谁也没料到这年八月，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苏联出兵进攻伪满洲国，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无论国共两党都认为，战争至少还要再打几年。这样的话，国民党政府便会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系统地接收日军的武器和物资，而装备和人数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共军，最多能恢复到二三十年代的“红色武装割据”状态，并稍加扩展罢了。
东北的得失对于局势更有着关键性影响。从地理上来说，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与东北仅隔着平坦的华北平原，解放军即使跑步前进，2个月内也能赶到东北。至于国民党呢，王鼎钧写道：“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民党政府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路堵塞，国军只好从北越的港口河内乘美国军舰前往接收。1945年十一月，国军出山海关，解放军已从山东、河北、热河进入东北，将山海关、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各地占领，并控制松花江以北的地区。”
当劳师远征的国军在美军的帮助下，于1946年年初终于在东北的各港口登陆时，遇到的却是以逸待劳的解放军，后者早已是今非昔比：装备了由日本兵工厂生产或苏联提供的优良武器，背后肥沃的东北平原予取予求。国民党军队则士气低落，兵员严重不足，补给线更是漫长。6月，内战全面爆发，在关键的东北一役中，国军一败涂地，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抗日战争刚结束时，国民党政府虽领导全国取得抗战胜利，声望达到顶点；但没意识到，人民对其忍耐力，也已到达极限。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以及陈寅恪、胡适等知识分子）自知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单独战胜日本这样的先进工业国的。所以只能采取一切非常手段，尽量拖延时间，待欧洲战事结束，美苏盟军移兵远东后，才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除了“以空间换时间”外，国民党还不得不“以党运换国运”，采取一些杀鸡取卵性质的政策，包括扩大田赋征实、滥发纸币、强征壮丁等。
王鼎钧就曾在流亡途中，亲眼目睹国民党干部在押送壮丁时，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缺食少穿，“生了病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国民党认为，自己做这一切，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占据了这个道德制高点后，便一味地要求人民绝对服从，要求他们无条件为国家牺牲，自己则难以约束官吏的腐败和渎职，遂将人民的生命任意挥霍。
最初，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二十二中时，流亡学生们砍下竹竿，灌上桐油制成火把游行庆祝。一个乡绅站在戏台上高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大战过后，黔黎们只想恢复原本的生活秩序。和同学们一样，王鼎钧此时也是归乡心切，但一个传教士却从家乡带回了他父亲的口信，一个噩耗：山东老家已成为内战危险的战场，“你绝对、绝对不能回家。”在转徙四省后，王鼎钧发现自己仍注定是“家庭安放在棋盘空旷之处的一枚棋子”。江河湍湃，奔流绝谷，他这枚孤零零的棋子，不知道还会被卷往何方。
《怒目少年》读后感(四)：一个普通中学生的抗战记忆
一名普通中学生的抗战记忆
王鼎钧自传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讲述了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在二十世纪跌宕起伏的人生，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曾评论说：“（王鼎钧的书）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怒目少年》记录的是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王鼎钧作为一名流亡中学生，从家乡山东兰陵到安徽阜阳，再到陕西汉阴一路的颠沛流离。
王鼎钧1949年去了台湾，之后逐渐成长为著名的作家和编辑。但在抗战时期，王鼎钧不过是最普通的一名学生，《怒目少年》的可贵之处，也正是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普通的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命运遭际。在这本书中，看不到众志诚城抵御外侮的热诚，也看不到其他学者回忆录中写到的战火中专注学术的坚持，你所看到的时，是当时社会众生百态的呈现，战争带来的离乱，并从中窥见永恒的复杂的人心。
王鼎钧是1942年从沦陷区山东兰陵辗转到达安徽阜阳，投奔鲁籍名将李仙洲在那里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那时一所专门收容山东流亡青年的学校。那时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用贷款的方式，让五万多名学生完成了中等教育。即使这样，这些流亡中学生当时的生活也极为艰苦，吃得很差又吃不饱，因为卫生条件太差，几乎每个学生身上都有疥疮，有人甚至浑身都是。
抗战时的安徽阜阳，负担是多么沉重，有众多学校，山东省政府和江苏省政府都搬到了那里，更大的负担是供应军队。军粮多半是就地征购，既有一个“证”字，就有一种半强迫性质，粮价往往比市价低很多。除了征购，还有“征借”，就是把明年该缴的粮食先拿出来，借了明年的再借后年的，据说在阜阳已经借到第五年了。但在阜阳读书的王鼎钧他们，并不知道感激阜阳。那时的国民教育忽略了军民关系，王鼎钧他们作为流亡学生，只知道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却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己：我是爱国青年，应该得到敬重；我是流亡的孩子，应该得到同情……王鼎钧感叹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外省人”逃到台湾，用同样的心态和当地人相处，受到教训，才有一系列的反省、修改。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鼎钧讲述了一位老师的善良包容。一次王鼎钧托一位同学去还之前借老师的100元钱，却不想路上遇到两名大兵把钱抢去了，同学气愤不已想要报警，老师阻止了。老师的话让王鼎钧刻骨铭心。“如果你们去告发、去指认，军方今天抓到这两个人，明天就会枪毙他们。为了100块钱断送两条命，你们难道能永远不后悔？” “现在军队里有很多阜阳人。我们头顶阜阳的天，脚踏阜阳的地，喝阜阳的水，吃阜阳的粮。如果抢犯是阜阳人，如果为了一百块钱杀死两个阜阳青年，岂不伤了阜阳老父的心？” “这一百块钱本是还我，现在就算已经还过了，他们抢走了我的钱，我不要追究，行不行？”
王鼎钧亲眼目睹了抗战时期征兵的残酷与专制。“我在公路旁看押送壮丁，他们用绳子把壮丁一个一个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同时大便，同时小便，当然也同时睡觉，同时起床。当然吃不饱，所以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瘦，当然不洗漱，所以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脏。谁生了病当然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王鼎钧那天正巧看到了病得奄奄一息的壮丁被活埋的场景。他由此看到了抗日战争中的“隐痛”，“除了敌人的残忍，这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残忍”，“为了抗战应该人人吃苦，于是不再关怀别人的苦，甚至安心制造别人的苦”。王鼎钧由此反思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国民政府自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皆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占据了这个道德制高点后，便一味地要求人民绝对服从、无条件为国家牺牲，而国民政府自己却无法约束官员的腐败和滥权。国家将人民的生命任意挥霍，人民自然不会让你一直透支下去。
终于等到抗战胜利那天，这本是令所有中国人欢欣鼓舞的日子。但对王鼎钧来说，他关于抗战胜利最深刻的记忆却是惶恐与绝望。他站在阅报栏前，看到国共双方已在他的家乡展开了全面、公开的军事对抗。他想到白发苍苍的父亲母亲，两个弱小的弟弟妹妹，在经历多年抗日战争后，怎能再面临一场战争。这时，老家来的一个人带来更加让人绝望的消息：“令尊托我带口信来，教你不要回家。你绝对、绝对不能回家。”
关于国共内战这段历史，王鼎钧得思考很多，他的自传第三部《关山夺路》皆是关于这段时期的回忆。而在自传第二部《怒目少年》一开始，在讲到准备从沦陷区逃去安徽阜阳念书时，他就点到了这段历史对普通中国人的悲剧意味：“那时沦陷区的普通年轻人总会想办法逃出去，有人去国统区有人去解放区，大半由因缘决定，人人以为殊途同归，谁能料到这一步跨出去后，多后年竟是刀山火海、你死我活。”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王鼎钧自己也历经了这场民族的悲剧。3年的流亡学生生涯，幸苦备尝之后，王鼎钧还是有家不能回，他发现自己仍是“家庭安放在棋盘空旷之处的一枚棋子”，不知会被茫茫时代卷向何方。
《怒目少年》读后感(五)：水流少年色，风飘少年春
水流少年色，风飘少年春
——王鼎钧《怒目少年》读后小记
《怒目少年》是王鼎钧先生继《故乡的云》之后第二部个人回忆录，此书以个人视角讲述了1942年至1945年之间作者所在的国立二十二中因抗战西迁的故事，折射了抗战背景下人人生存之艰难的历史。作者在二十二中虽然只有三年的时间，但这三年却是作者整个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三年。这三年的经历，让作者逐渐成熟，让作者对时局、社会、人生的认识都有所深化和提升。
学习知识，得遇良师。孟子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的三大快乐之一，我一直认为，对普通人而言，此话反过来讲“得天下良师而学习之”，也莫不如是。一个人在青年读书时代，能遇到几位好的老师，得到好的教育，这绝对是受益终生的幸福之事。作者有幸在那个年代遇到几位好老师，好老师不仅是有学问，更是有关爱学生视如己出的无私情怀，在战乱频仍的年代，教师的人格魅力更显珍贵。学校条件虽简陋，学生的读书热情不减，大部分同学都能刻苦用功，在田野里迎着朝阳读书，朗朗读书声传遍四方，真是是一幅无比美好的图景。“最难磨灭的印象，还是某几位同学在腾腾杀气中守着那方寸清净，晨读晚修，分秒不辍。”我不由感叹，在日军大肆侵略中国之际，听着隆隆炮声，仍旧能保持一颗读书之心，实属不易。
经历苦难，备尝艰辛。学校因抗战而被迫西迁，西迁路上，师生们经历诸多苦难，甚至死亡。先是疥癣之疾，艰苦的生活环境必然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疥虫横行，致使大部分人都生过疥疮，这个病对人最大的折磨就是奇痒难耐，“虽然你十分明白后果，你还是把那些透明凸起的、粟粒一样的小泡抓破了，黏液流出来，溃烂开始”让人控制不住的想去抓，毅力抵不过身体的痒，更是对人的精神的折磨。尽管疥疮药能起一点作用，但卫生水准不能提高，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疥是抗战病，治疥则寓有抗战精神。”西游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遇到磨难，尚有天上的各路神仙帮忙降妖伏魔，而作者所在学校的师生一路西迁，遇到艰难困苦，大部分时候只能依靠自己解决，最艰难的时候，师生一起上山背柴换取粮食以求生存，此情此景，今日之教师与学生不可想象。
诗化语言，清丽文风。文字古雅，虽为散文，却如古诗词一般的典雅，简洁明朗，没有一个字是多余，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句话一句话的品。透过文字，可以想象作者仙风道骨般的宿儒形象。文风清丽，如小溪流水般清澈而明净，以至于让你读的时候不自觉地静下心来慢慢品味，快不起来，越不过去，耐心咀嚼才能品味甘甜。读罢此书，方才感知，原来文字也可以如此有味。作者大量使用成语，引用典故，对读者的知识积累是一种检验，也是难得的营养补充。个人回忆录写作以个人回忆为基础，结合同代人口述、地方史志资料，第一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故事形象而具体，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历史变得活泼起来，有可触之感。
《怒目少年》读后感(六)：2018读书清单之06 读王鼎钧回忆录之二《怒目少年》
2018读书清单之06 读王鼎钧回忆录之二《怒目少年》
第06本
2018.01.08
王鼎钧先生回忆录之二《怒目少年》，2018年度第06本读物。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2017年10月印刷，19.8万字，226页。
这书是1995年初版，其时老王头已经70高龄了。而第一册《昨天的云》是1992年初版，第三册《关山夺路》2005年初版，第四册《文学江湖》2009年初版。最后一册完成时，老王头已经84高龄了。这套回忆录得以完成并出版，纯属于天意。
《怒目少年》时间跨度较小，从1942年阜阳二十二中求学、1943年学校西迁到陕南汉阴县的经历，写的是流亡学生；颇似多灾多难的西游记，文字一如《昨天的云》平实舒畅，有点散文诗的味道。一边读，一边多次想到作家孙犁；不错，老王头的文笔颇似孙犁。其回忆录，颇似一串珍珠；每一段落都相对完整，都是一颗珍珠；各段落又互相关联，形成一串珍珠；只是文章的结构因独立而显松散。老王头文字虽好，较之鲁迅这些大师，尚有不小距离。读《昨天的云》时，想到鲁迅最多，而今读《怒目少年》，却觉得颇不及；可比拟孙犁，而弱于孙犁。
老王头说，他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故而不愿笔生花，但愿笔发光，照亮某处死角。说来伤感，打开那些书，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数字，军人只是一个番号，县长乡长无论有多大贡献，总司令也不知道他姓张姓李，少将以上的部队长才有个名字，下级官兵只在“伤亡过半”或“全体壮烈牺牲”之类的官式用语中含混提及，无定河边骨向来不设户籍，更无论老百姓的汗和泪了。那些书里有天下，没有苍生。
我想，他说的是事实，可是这本书可能也改变不了这个面目，譬如讲到阜阳二十二中，历史只会记得李仙洲；讲到李仙洲入鲁，历史只会记得李仙洲损失了多少人，至于伤亡的师团长哪有什么名字？遑论士兵？同样的，这本书能够激动人心也就腾冲战役、李仙洲入鲁这样的大事。所以，历史没有、也不会给平民百姓留心空间。想青史留名，首先要成名成家。
记忆深刻的五个问题：摩擦、李仙洲、女性、蒋介石、别廷芳，记录如下：
一，摩擦
各个区域互相独立，即便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各个游击队也互相独立，你进入我的地盘收军粮就是摩擦，即便都是国民党的部队。
山东的情况是，1942年，八路军解放区占15%，国民党游击区30%，1943年鬼子扫荡后解放区10%，游击区20%，但到1945年初，解放区占90%，游击区几近为零。
这个从另一层面也证明，国民党游击部队在敌占区的生存能力太弱。
二、关于李仙洲
但李仙洲给我两个印象：
第一个是，作为一个将军，李仙洲创办的学校不成功。学校只知道教育孩子读书，没有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学校里也从来没有人告诉学生怎样和异乡人相处，例如，在路上碰见了他们老年人要微笑，遇见了少女少妇要低头；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即使你认为那是陋习；称赞他们的食物，即使你觉得难以下咽。
后来西迁陕南汉阴，李仙洲亲自画行军地图，亲自联系汉阴乡绅，确实有担当。但其后学校更是一团糟，学潮不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学校与学生之间互相对立不睦，都是源于学校缺少灵魂人物：教育家。作者专门介绍了没有背景的国立一中，全校上下面对困难团结一致，就是因为教育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里居然提到了腐败的例子，国立二十二中学生吃不饱，怀疑学校偷工减料，成立了学委会，结果是学委会天天在食堂吃红烧肉，学生更吃不饱了；于是成立了监委会，结果是学委会、监委会一起在食堂吃红烧肉，学生的肚子更饿了。看来腐败这个东西，是不分场合、不分阶级的，真是防不胜防。
由此想到，教书不育人的学校，不可能成为名校；所谓名校，必然先有了不得的老师，然后有杰出优秀的学生。
第二个是：李仙洲入鲁失败，凸显李仙洲不是帅才，蒋介石集团的执行力之不足。
李仙洲带领2万将士鲁计，先是与日军干了一仗，后又与八路军拼命一场，结果死亡8千人，仅剩下8千人退回安徽，入鲁计划完全失败。李仙洲入鲁是国共党史上的大事，这方面论述很多。在此，姑且不论双方的对错，这样的惨败至少说明李仙洲不是帅才。而1947年李仙洲6万大军于莱芜吐丝口兵败被俘、全军覆没，更证明李仙洲不是帅才。
我始终是这样的观点，将帅在外，仗打不赢不要紧，但损兵折将就是大将无能，一如西路军全军覆没，徐帅也难辞其咎。关于李仙洲入鲁，具体见附录。
三、关于女性
作者对女性由衷的敬重，书中提到很多女性，都是可爱可敬的角色。
一是在阜阳中学的语文女教师，角色大反转，先是看到一篇黄色小说的主人公居然就是这个老师，然后在认识了这个老师以后，发现这个女性不仅学问好，人品也颇好，于是找到那部小说给烧掉了。
二是汉水船上的失恋女生，名字也没有，但写的凄婉感人。同船的江师母劝导女生的水平相当高，看来懂心理学：“人在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总觉得那个东西应该属于他，总是不甘心，这是人的迷惑。其实，既然失去了，就是应该失去，世上自然另有属于你的一份。只有知识应该属于学生，希望应该属于青年，不能失去，不该失去。”
三是西迁路上的姓戚的女护士。以下摘自书本：
这个护士实在是个好人，善良待人热心。她本来也是学生，和未婚夫一同出来流亡，宁愿自己就业，让未婚夫去读高等学位，她用那一份微薄的收入接济爱人，养活自己，还把爱人的小弟弟带在身边，照顾他读书。这教人产生许多温馨的想象，例如，他拿到了学位，和她结了婚，他用一生的柔情来报答妻子。
多年后，我们算是懂事了，一想起她来就非常担心。我们渐渐能够以男人的眼光发觉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学同学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她的身边。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举得那么高那么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时，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哪个角色。 又过了多年，我终于听见了不愿听见的消息。那男子果然和别人结了婚，她曾经投水自杀，幸而（或者不幸）被人救上岸来。
转述故事的人往往把故事的结局省略了，在真实的生活中，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肴。我不知道她怎样度过凄苦的晚年，或者上帝安排了补偿。也许上帝只是打发一位和尚告诉她，她不该有那么大的野心，想为自己创造一个有高级学位的丈夫，野心才是痛苦的来源。
这个恋爱故事当让天下痴男痴女警醒！！！
四是二十二中女化学教师：
化学滕老师，教授阳历记忆口诀：七前单大，八后双大。
讲到镭，居里夫人发现镭，居里被镭的放射线杀死；作者说，要是她没有发现镭，有多好？滕老师说，那不是有一天照样会死吗？
谈到化学元素互相化合时说：哲学研究神的意思；科学研究神的方法。
一个睿智博学的女性形象！！
描写女性的还有不少，都相当精彩。
四、关于蒋介石：
一般印象说，抗战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声望达到最高点，如果那时蒋介石退出政坛，可以成为世界伟人。但作者认为与其生活经验不符，认为抗战突然胜利，他的声望急速下滑。第一个挫折是在接收问题上朱德公开抗命；第二个挫折是签订丧权辱国的所谓“中苏友好条约”，外蒙独立，出让东北的中东铁路和中长铁路的权益；第三个，发表以德报怨的文告，要求全国同袍对投降的日本宽大为怀；第四个，接收变成了劫收；第五个，糊涂的闹剧行宪。
关于蒋介石形象问题，作者分析的有道理有眼光。
而我想：蒋介石还有一些作者看不到、果粉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的问题：
第一个，蒋介石不会打仗。现成的例子就是腾冲战役。腾冲战役是作者引以自豪的大胜仗。但这一仗，全歼日军守敌2600人，国军阵亡8671人，伤1万人,原因是腾冲易守难攻，是打通中缅公路的要塞。
作者是高度褒扬英勇奋战的国军将士的；但我对这样的战役是怎样的愤怒呢？tmd这是什么仗？简直是混账。蒋光头拿着中国人的命根本不当命！伤亡1.86万人，仅仅是对付2600人！！！
【资中筠在《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一文中，提出，外国人对南京大屠杀不太感冒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当政者太不爱惜百姓的生命，外族屠戮与自己杀戮没有区别。而从腾冲战役看，蒋光头根本不拿前方将士的命当命，他根本不会打仗。】
其实，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早就给了药方了，对日作战，国民党要以运动战为主，八路军要以游击战为主。可惜蒋光头不会，只会笨笨的阵地战！！
毛主席早就给药方了，要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而蒋光头离了外援就活不下去！！中缅公路居然如此重要！！
那么我要问了，既然离不开外援，既然腾冲这么重要，既然腾冲如此的坚固、如此的易守难攻，当初是怎么丢掉呢？简直是混账！！
第二个，蒋介石任人唯亲，对亲信包庇纵容。
书中写到汤恩伯军纪败坏！！河南人“宁愿日军烧杀，不愿
汤军驻扎”，这得多大仇？1944年河南一仗，汤恩伯弃甲千里，舆论一片杀声，但蒋介石全力承担下来，说责任在我。而众所周知，韩复榘丢弃山东就被枪毙。蒋光头如此亲疏有别，这仗如何打好？？
第三个，腐败。当时后方流行两句话：前方打仗，后方打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最后国共决战，蒋介石一败涂地，此天意也！！不败就没有天理了。
五、别廷芳
宛西是西迁途中的必经地。宛西颇有世外桃源的味道，而这样的地方居然是嗜血如命的别廷芳所创造，真实奇迹。
有关别廷芳的故事很多，他在乱世成长，有英雄思想，自律甚严，嫉恶如仇，立志造福家乡，但是没有政治手腕。当他初露头角时，他的岳父批评他，声言有一天要除掉他，他就先下手为强。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里，岳父杀死女婿是可能的，那么女婿杀死岳父也是可能的，大家都是“无毒不丈夫”的信徒。由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别廷芳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历程。他从刀山血海走过来，归结到服务桑梓修成“正果”。
别廷芳杀人立威。他曾仿效庞统清理积案，一日之间使拥挤的监狱成为空屋，他把大部分囚犯处决了。那时司法程序并不健全，可是别廷芳仍然认为迂阔，他指责法律为保护土匪而设，制定法律的人都是土匪的“徒子徒孙”。这种思想是当时的流行病，执掌生杀大权的人都有这种症状，别氏有政绩支持，更是振振有词。 别廷芳是一头嗜血的猛虎，但深受宛西民众拥戴，因为他“无苛政”。我在内乡深深体味“孔子过泰山侧”的那个小故事，【苛政猛于虎】恍如置身其中。
附录：李仙洲入鲁
1939年秋，蒋介石密令已退至湖北通城的李仙洲部北开，准备入鲁增援于学忠。于是，遂有李仙洲入鲁事件。
李仙洲，原名守瀛，字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蒋介石嫡系中著名的山东籍将领。历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33年，升任第二十一师师长。抗战爆发后，率第二十一师到居庸关、八达岭一带对日军作战，后在忻县参加歼灭了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南怀化之战，负重伤。1938年1月，任第九十二军军长。4月，调赴鲁南参加徐州会战。9月，退至湖北通城一带担任防务。
入鲁背景：1939年秋，李仙洲接到何应钦自重庆发来的电报：“委座意欲吾弟入鲁，如何？盼电复。”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便回电表示“遵谕行动”。9月，李奉召到重庆见蒋。李仙洲在《我的回忆》一文中对与蒋介石的谈话作了如下记叙：蒋对他说：“你率九十二军到山东去增援鲁苏战区于学忠总司令。”又说：“现在的九十二军三个师，除二十一师是北方人以外，那两个师一是四川人，一是广东人，都不适于北方作战。傅立平的一四二师都是河北人，王凌云的七十五师都是河南人，决定把这两个师换给你们。”李问蒋：“到山东以后怎么办？”蒋说：“你听于总司令的指挥好了。”又说：“据报告，于学忠部的许多团、营部队，常被共军袭击围歼，你们无论行军宿营都要特别注意警戒，严加防范；遇有什么情况，来电报告，我会给你命令。”
1942年秋，山东形势急变，于学忠部日陷困境。蒋介石电催李仙洲按原计划入鲁。李仙洲也认为入鲁准备日趋成熟，遂加紧调整充实原定计划，筹划入鲁。具体部署是，先在单县、曹县、成武及丰、沛地区建立根据地，掩护军主力由皖北经鲁西南越微山湖进入鲁南山区，尔后向鲁北及鲁东扩展。
对于入鲁之事，第九十二军许多中、上层军官都认为很危险，并不积极，抱着能拖一天就拖一天的态度。因此，李仙洲迟迟未动。为催促李部行动，1942年冬，蒋介石又加委李仙洲以第九十二军军长兼鲁西挺进总指挥。
李部入鲁，在日军和国共之间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日军方面，自然不愿看到兵强马壮的李部与已损兵折将、疲惫不堪的于学忠部会合。再者，李部入鲁也在山东伪军中引起不小的波动，更增强了日军的警惕。所以，日军加强了对陇海路、津浦路及微山湖西岸的防守，阻截李部入鲁部队，并于1943年2月间，“扫荡”了鲁南山区，破坏李部借以北上、东进的立足点。李率主力到达单县不几天，日军即纠集1000余人的兵力，配合汽车、坦克，向单南葛楼、武楼、宋刘楼等李部驻地进攻，李部遭受严重损失，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一个营伤亡殆尽，激战至黄昏，乘夜转移至微山湖西侧张土城附近。此后李部多次组织兵力强行渡湖，但由于日军在微山湖西岸和津浦路两侧，深沟高垒，增调兵力，防守甚严，均未得手。而日军飞机的不断轰炸扫射，又迫使李部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昼伏夜出，滞游于湖西地区。
于学忠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方面，最初对李部入鲁是欢迎的。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各为己利，因此，李部的入鲁并未能真正体现出加强战略配合、解于部之危的作用，反而制造出一些新的矛盾。为培植个人势力，李仙洲在入鲁前，就开始与省内各地方势力拉关系，加委官职。这不仅干预了省政府的地方军政事务，而且造成了各地方势力之间或倾向于学忠、省政府或倾向李仙洲的矛盾的发展。而蒋介石更以调整抗战态势之名，将于学忠在山东所辖的地方武装刘桂堂新编第三十六师、赵保原暂编第十二师、张步云山东保安第二师等划归李仙洲部建制。这一切不啻取消了于学忠鲁苏战区总司令的职务，而且挖掉了于学忠入鲁多年经营的根基。实际上，蒋介石当初派于学忠部入鲁就有使东北军在抗日和反共中消耗势力的意图，此时，更是趁于学忠部在鲁拼杀多年、损失惨重、疲惫不堪之机，进一步瓦解东北军。因此，这就不能不引起于与李之间的矛盾。于学忠为保持其势力及在山东的地位，便通过省政府主席牟中珩以山东省政府的名义，将所有小股地方军统编为县和专区的保安部队，与李抗衡；对张步云保安第二师则以不听指挥名义，进行军事讨伐。张步云本属沈鸿烈系人物，与战区之间历来缺少联系与配合，且多有矛盾。因此，干戈之下，张步云遂率部公开投敌，并反戈而击，进逼于学忠部驻防的莒日山区。这不仅使于学忠部和山东省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而且使于学忠与李仙洲的矛盾公开化。鉴于此种局面，蒋介石将原定李仙洲部入鲁增援于学忠的计划，改变为于、李换防，调于学忠部出鲁整训。
此时，于学忠开始部署离鲁。刚从华中治病返回的罗荣桓，得悉这一情况后，便将原在东北军工作过的一些干部请来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实际上，自李仙洲一入鲁，罗荣桓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于学忠的动向和蒋于、于李之间的矛盾，并尽力缓和与于部的关系。1943年2月间，于部遭敌“扫荡”时，八路军予以配合，允许于部退入八路军防地，于学忠因此对八路军态度转好。罗荣桓因势利导，派人疏通，3月间做到互派代表联系，4月间约定恢复电台联络。鉴于与于部关系的缓和和于、李矛盾，罗荣桓分析：国民党不信任东北军，所以要于、李换防。按常理，于应当等李来了再走，但是于学忠如果搞得漂亮一点，最好不等李来拍拍屁股就走。如果我们能把李仙洲顶住，再给于学忠提供便利条件，他完全可能先期出鲁。罗荣桓说：“如果于学忠真是这样走，我们就礼送出境。至于对李仙洲，则坚决顶住，决不能让他过来。”于是，形成了顶李送于的对策。7月4日，朱瑞、罗荣桓、黎玉、肖华联名向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提出了《关于对待李仙洲、于学忠之军事部署》：“对于部西开不加箝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对李部东进、北上尽量迟滞其时间，并在自卫原则下，乘其伸入我根据地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一部之打击……对于部防区附近之地方部队，争取可能争取者，歼灭某些最坚决反共部分，为求控制鲁中山区及莒日诸间山区；并互相联络，以便继续向外围发展。”7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随后，山东军区即在滨海区、鲁中区、鲁南区部署打击伪顽、接控于部防地、反击鲁南李部的作战。同时，冀鲁豫八路军也集中6个团兵力，在鲁西南、湖西地区阻滞李部东进。
7月下旬，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亲自指挥5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及地方武装，展开反击李仙洲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29日，李仙洲军总部及第二十一师、暂编第三十师等部被包围于成、单、曹边的陈楼、陈庄一带，第二十一师突围，遭八路军伏击，被歼近千人。李仙洲急命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率军部及暂编第五十六师、一四二师各一部驰援，虽得以解围，但侯部也遭到严重打击。接着，李仙洲所倚重的国民党鲁西南地方武装曹斑亭部大部被歼。
以上种种因素，造成李仙洲部长时间徘徊、滞留于鲁西南，无法东进接近于学忠防地的局面。在内外援无望的情势下，于学忠部弹药缺乏，补给无术，处境更加艰难，为避免继续受损失，于学忠部便不等李部接防就开始撤离，向皖北转移。事前，于部与八路军已约定：于部撤离驻地时，以烟火为号，八路军即去接防。于部可在鲁中根据地之坦埠（位于沂水与蒙阴边界处）和旧寨（坦埠以西）两地，通过八路军的防区，于部通过时，八路军筹备粮草，予以欢送。
于学忠部驻防的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纵横数百里，峰峦连绵，山崮耸立，形势险要，是山东中部最大的山区。占据这一带山区，西可与泰山、南可与蒙山相呼应，北可抵胶济铁路，东可达诸城、莒县、安丘，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两块山区周围的伪军和顽固派，包括鲁山以南的伪军吴化文部，盘踞诸城一带的伪军张步云部，安丘一带的厉文礼部，以及原驻鲁南，后转至日（照）莒（县）公路以北的张里元部等，都对于这两个山区垂涎三尺，企图染指。为抢先控制于部退出阵地，7月4日、12日，山东分局、军区命令鲁中区和滨海区的部队分别向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大规模进军。从7月中旬到8月上旬，同在日军支持下的张步云部、吴化文部和厉文礼部展开激烈战斗，基本控制了日（照）莒（县）公路以北的诸日莒山区，青（州）沂（水）路以东、安（丘）莒（县）边区和青沂路以西的北沂蒙地区等原东北军驻地，新开辟的解放区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控制诸日莒山区和北沂蒙地区后，山东八路军又把重点转向南面的天宝山区和蒙山山区，寻求击退或歼灭进入该地的李仙洲部。8月13日至18日，鲁南军区集中主力第三、第五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天宝山地区刘春霖部的侧翼，纠缠扭打，进行反击。顽军虽然受到损失，但仍越过滋（阳）临（沂）路窜至费（县）北，又遭鲁中第二团的打击，只好退回滋临路南，盘踞在乎邑以南的流峪、常庄一带。此间，津浦路西的冀鲁豫军区也全力反击李仙洲部主力。
在此局面下，李仙洲部陷入重重困境，入鲁初的2万余人，到这时剩下不到8000人，战斗兵减员半数以上，弹药消耗殆尽，有的轻重机枪只剩几十发枪弹，迫击炮只剩下几发炮弹，官兵都害怕再有战斗。远隔津浦路的刘春霖，也一日数电告急。
于学忠西撤过微山湖时，曾在张土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约见李仙洲，倾诉了在鲁南坚持抗战，备历艰苦的情况，说到将、校、尉级军官死伤的有几个编制表，自己也有几次险遭不测。听后，李仙洲也不免“兔死狐悲”，流露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其实，李部军官早就信心不足，特别是和八路军几次较量后，大都对八路军的夜袭及伏击“谈虎色变”，对划满红实线、红虚线的逐步“鲸吞”和“蚕食”八路军根据地的“入鲁计划”，已彻底失望。至秋初，眼见青纱帐时期将告过去，预期的日军秋季大“扫荡”迫在眉睫，特别是庞炳勋的被俘对李仙洲及军、师长们更是一个晴天霹雳。李部高级军官，包括曾力主继续东进鲁南者都信心动摇，主张早日南撤。李仙洲虽不情愿，但鉴于形势已濒绝望，无力回天，遂向蒋介石发电请示，大意是：华北大势已去，非九十二军区区兵力所能挽救。部队弹尽援绝，旷日持久，有被全歼之虞。为抗战长远利益计，请准撤回皖北整补，以图后举。几天后，接到蒋介石复电，大骂李仙洲“非革命军人，限迅即东进，不得延误”。李仙洲看了电文，正无所措置时，又接到蒋介石亲电，命李率部撤回阜阳。李仙洲这才松了一口气，召集师长以上军官密商后，经夏邑附近南撤，于中秋节前到达阜阳。第一四二师也由鲁南经徐州、砀山间过铁路南撤。
国民党在山东的落败，是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错误方针的必然结果，但其中也不能排除于学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所起的作用。于、蒋矛盾实质是东北军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派系矛盾。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先夺于部经营多年的战略要地和地盘，让嫡系李仙洲取而代之，以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然后再借机整垮东北军。这一点，于学忠看得很清楚，同时，他也看到李仙洲部不可能顺利入鲁，所以，未待接防即匆匆撤出，使蒋介石在山东走了一步败棋。
山东八路军方面则正确分析和利用了以上种种矛盾，选择了正确的对策和措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占领了山东战略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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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目少年》读后感(七)：作者的求学经历
#20180727#怒目少年 :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二
一读台湾作者写的关于家的事情，总能看到这样的句子：离不开离开家乡后一去不回，再回也是四十年。让读者非常顿时伤感。下面就有一段： 我一生漂泊无定。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半流亡，离开家，没离开乡。十七岁正式流亡，离开乡，没离开国。后来国也离开了。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说不完。 所以我在这年夏天到了阜阳，从此天涯海角，再无归路，山东，临沂，兰陵，永远只能在地图上寻找。
作者在战争中长大，饱含战争的苦难，书中文字非常平和优美，故事感人。作者为基督教徒，在战争期间，宗教给了他很多的力量。
《怒目少年》读后感(八)：读《怒目少年》
还没有看过《昨天的云》，直接开始看《怒目少年》。也算是有比较大的触动吧。
王鼎钧先生行文简练自然，叙事娓娓道来，读完仍觉得意犹未尽，浮思不已。都说"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应该是真的。在抗战时期，人的选择有限，而面对残酷的敌人，大多数的热血青年都是选择自强以强国强家以护国护家。不得不说王鼎钧先生经历了太多。也正是他一次次的离家成就了他。印象很深的是他说他去过很多地方，但是从未走过回头路。就像他年少离开了家却再也没有回过家，多么令人唏嘘。
我们生活的时代稳定和谐，没有战争烽火硝烟，每个人都有无限选择与可能，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深受其累。选择多了也深感迷惘倒不如给我一个不得不前进的理由。
不说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吧，二十二中的一次次迁校怕也真是让王先生"身体在路上"，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见识定也让王先生多了很多思考，于是我又相信行万里路能使人受益。
书中也讲了作者流亡期间的见闻与收到的教益。印象最深的有三。其一是坐船是一女学生因为男友花心而魂不守舍不知前路在何，于是负责监守的师母说了下面的话:"流亡学生好像朝不保夕，但是要有长远的打算，你的生命不止有十七岁，也许有七十岁。现在只是为将来做准备，现在天大的事，将来回头一看，都是小事。想想你的未来，想想你的父母，你要顶天立地站起来，站给辜负你的打击你的那个人看。
还有，流亡学生机会不多，首先弄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是爱情吗，得到了爱情以后呢？是结婚吗，再以后呢？生儿养女吗？一个流亡学生最重要的是读书，是追求知识，造就自己，这是主要目的，其他是次要目的，不要教次要目的妨碍了主要目的。你经过南阳，如果去游览了诸葛庐，很好，如果没有去，也没什么，因为那不是你的主要目的。
人在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总觉得那个东西应该属于他，总是不甘心，这是人的迷惑。其实，既然失去了，就是应该失去，世上自然另有属于你的一份。只有知识应该属于学生，希望应该属于青年，不能失去，不该失去。"
以上三段，认为颇有至理。虽然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现在也没有爱情问题困扰我，但是我知道，我要的不只是爱情、结婚，我有更主要的目的。而且，对失去了的东西也会看开一些，往往想起这些，就会默默地觉得这就是多读书的好处吧，一些自己尚未领悟到的会由更有阅历的人交给我们。
其二是王先生讲的一些读书时比较刻苦的学生的事迹。如丁青润十七八岁失去父母，并且独自带着两个十一、十二岁的弟弟读书。她一面读书一面教弟弟念书，她的成绩全校第一。她夜间为弟弟洗衣服，补衣服，改作业，她的成绩仍然全校第一。有一次，两个弟弟都病了，她白天上课，夜晚护理，常常彻夜不眠，到学期终了，她的总平均分数仍然最高。后来他们姊弟三人全受完大学教育!
而男生中，陈嘉枢初中毕业已经把高中的立体几何和三角自修完毕。平时，除了上课，我们看不见他，他总是向厨房领了他应得的一个馒头，到山上林间躲起来用功。夜间，隔着窗子，总可以看见他那盏红豆似的灯火最后熄灭，甚至彻夜并不熄灭。他创下的另一个奇迹是，在一个暑假之内，"自修"读完五经中的四经(易经除外)。他每天到十八里以外的山村去见一位老先生，提出他弄不懂的地方。
看这两人也使我觉得想当惭愧，为何我们遇到一点点挫折就叫苦连天，为自己的失败找各种理由，丁青润却可以做到。而陈嘉枢更是没话说了，我到现在还望物理而生畏，望化学而叫难，一学期只看一本孔子，四书五经根本没开始进入计划内。今年寒假要拿起弟弟的物理书开始看看，补一补高中物理，让弟弟教我……毕竟弟弟物理好！也许我能不再害怕物理呢！
其三呢，一言难以言尽。与一点点政治相关。由冷和饿产生的两个疑问:在世事艰难的时候，国府军人供给不足，于是抢民用，导致用王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世人不爱我们"，于是引出疑问我们能爱世人吗？得出结论也是不能。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自爱，自爱，终能突破困境，那就可爱了，也就能够爱别人了。在我看来，此时王先生说的自爱大概是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吧……
每次读书、作摘抄、写书评我总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本来的深度限制了他理解问题、领悟知识的深度。比如我目前看书，左看右看也只能看到要勤学、要勤思，而好像看不见其他的。关于如何进益？我现在也思而不得其解。
《怒目少年》读后感(九)：痛苦与希望
现代中国，流亡学生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发生，北地青年难逃。国立二十二中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校，由鲁籍名将李仙洲创办，作者王鼎钧就在这三千流亡青年中。
“中国人生了气，有时候像滚水，有时候像火山。抗战军兴，中国人蓄怒待发，出气的对象有变化，先对外国，后对本国。”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作者，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了这本《怒目少年》。这也是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二部，记录的是1942年至1945年，一个中学流亡学生辗转安徽阜阳、陕西汉阴等地的经历、见闻与思考。在这一场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中，作者如散落的一颗小小的棋子，深味流亡学生的生存境况，见证了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遭际命运，也从细部揭示出兵痞、学潮、乡村自治、青年军形成的因果及社会的众生百态。
作者写此书时已年逾古稀，所以他不由感慨：有些人，曾经对你很有意义，而今音容笑貌宛然，可是，你把他的名字忘记了，再也想不起来了。但我觉得这未必是一种可惜，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回忆存于心中，无论是否残缺，都值得珍藏与思考。有些中国老人怕回忆，如果他是强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是弱者，他有太多的耻，两者俱不堪回首。他的回忆录不等于回忆。放不下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敢面对现实，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将过去翻开，也就意味着他无法去展开新的生活。而作者的回忆不在两者中，是在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后与生命的对话。
战争时期是命运最无常的时期，很多人渐行渐远，很多事始料未及。虽前途未卜，但命运只是一张略具轮廓的画稿，因不同的人着色而成就不同的画。伴随着战争的爆发，“汉奸”也应运而生，沦陷区当时流行两句话：“抗日、抗早了，当汉奸、当晚了。”七七事变后，有些人立即毁家纾难，现在撑不下去了，只好变节投敌，眼看着抗战胜利近在眼前，却难摆“汉奸”骂名，可你能说他真是汉奸吗？有人先干汉奸，搜刮压榨，浑水摸鱼，经过一番养精蓄锐，等到日军大势已去，他来个改邪归正，照样升官发财，你能说他是真爱国吗？真说不清。现在想来，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总在不断发展，单以结果评判一个人，只凭成败论英雄，终究是片面的。各有各的活法，又怎能说谁对谁错呢？
最敬佩作者在流亡时期依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明白一个流亡学生最重要的是读书，是追求知识，造就自己，这是主要目的，其他是次要目的。人生就应该如此，要有规划有设计，分清楚主次才不会患得患失，不要让次要目的妨碍了主要目的。很喜欢书中江师母说的一段话“人在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总觉得那个东西应该属于他，总是不甘心，这是人的迷惑。其实，既然失去了，就是应该失去，世上自然另有属于你的一份。只有知识应该属于学生，希望应该属于青年，不能失去，不该失去。”青年人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要失去知识，不要失去希望！
对书中抗战胜利后的一个情节印象颇深：作者参加了蒲溪铺举办的胜利庆祝大会，一位乡绅站在戏台上呼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老百姓的家国情怀有时候就那么朴素，与生存息息相关。战时负担太重了，所以他们祈求和平，急需休养生息，谁知道接下来还要面临着内战。真可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怪不得有人这样评价：今人每谓抗战精神，皆多简化为艰苦奋斗，那可仅能言其表相，唯《怒目少年》得其真谛，故能显现真相，这就是散文大家的意境。的确如此，外化于形，内化于心，王鼎钧让我们知道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他以一个个体的体味将抗战精神内化了。
《怒目少年》读后感(十)：夜深忽梦少年事
《怒目少年》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二部，记录了1942年夏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作者作为一名流亡学生的经历、见闻与思考。 战时文学多描写大师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弦歌不辍，或于动荡中的坚守方寸清净，但这本书着笔力刻画的是一个个天赋平常在夹缝中生存的流亡学生，他们苦闷、迷茫、痛苦又纯真，不乏我们的缩影。 抗战、失学、流亡、白色恐怖，天下大乱，这部回忆录却脉络清晰，将个人离乱融入时代洪流，没有矫情和呐喊，只以文学之美、历史之美，讲述学生的故事、读书的故事，以及化痛苦为哲学，解脱个人烦忧。 有书可读，有书可看，永远是一件幸福的事。“人生在世，什么权利都有人放弃，什么好路都有人懒得走，如果你命好，旁边会有个人喊着你、推着你，把权利硬塞进你怀里，通常这个人是老师，所以失学是一种不幸。”学习之人看见珍贵的读书机会，困顿之人看见“跟着摩西过红海”般的决绝，而像我这样即将毕业的人除上以外，还看见“时间越久，思念越深”。 用尼采的话—一切文章，余最爱以血书者—形容这本书为最贴切，更确切地说，四部曲皆为耄耋之年的作者以青春和血泪作价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