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民国政治》是一本由周言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读后感(一)：毕竟是书生
提起王国维的名字，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学术大师，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书生。这本《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只做学问不懂的政治的王国维形象，让我们看到了王国维关心政治的这一面，这大概是这本书有价值的地方吧。
王国维先生于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他是清末的一位秀才。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著名学者，在很多学术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诸如在文学、美学、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都留下了重要的著作，可谓是一个学术巨子。可惜的是他于1927年投湖自尽，让人唏嘘不已。从他的人生履历和治学经历来看，可以为甲午（1894）年和辛亥（1911）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甲午（1894）年之前，甲午之后至辛亥之前，辛亥之后至去世。第一阶段是，是他学习中国传统经典文史经学阶段。甲午年，他已经
虚岁18了，受中国甲午战败的刺激，他开始专心研究西学，先是痴迷于西洋的哲学，后专注于词曲的研究，有著名的《人间词话》面世。辛亥革命对王国维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他尽弃前学，改治国学，这实际上跟王国维的政治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他逐渐以清遗老自居，专注于国学，并和一批清遗老交往唱和。
王国维对革命是反感的，或者说是反对的，也许正是因为对政治的失望，才使得他把全身心的精力投身于学术研究，以传承传统文化的己任，不管这种做法是否心甘情愿，是否幸福。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帝制被推翻，王国维作为大清的遗老，作诗大力抨击袁世凯，把袁比作密谋篡位的司马兄弟。1913年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王国维一口气写下了五首《咏诗》，大力讽刺袁世凯，从中也可看出王国维的遗老情怀越来越重。
这本书的有一个重要的看点是王国维的一个天才式的预言。王国维对政治一直是关注的，对俄国革命亦是如此。1917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指出：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他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可谓卓见。王国维和其他大清的遗老一样，对共产主义是持反感态度的。虽然已对历史发展趋势有较明确的认识，但不是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依然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让人惋惜。毕竟是书生啊！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读后感(二)：关于王国维的几个关键词
民国热高热了几年，最近好像开始退烧了，这时候看到《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这本书觉得有点晚，周言也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看到作者是个才二十四岁的年轻学者，不由心里好奇，现在的年轻人有才的不少，写奇幻、穿越、言情小说的大多年龄都不大，写得好的也不少，但能耐得住寂寞有兴趣钻故纸堆的真不多，还有市面上写王国维的书并不多，可见不是个很好写的题材，不知道这样一个年轻人会怎么处理这个题材，从什么角度来写这个国学大师。
作者自述有为王国维立传的宏愿，但是读过本书觉得显然这本书并非在为王国维立传，这本书只能算是作者为王国维写传收集的部分资料展示，以当年人物书信、日记、诗词、文章、回忆录、年谱甚至小道消息流言八卦等为主要材料，讲述王国维从民国起到死于民国这短暂而至关重要时期的学术生涯与各类人物的关系，重点是突出王国维的政治观点，颇有些硬要挤上民国热末班车之嫌，资料庞杂，叙述略显凌乱，条理性欠缺，更像本资料汇编。比如十五、十六两章关于二十年代徐志摩、胡适等知识人与“赤白仇友之争”的文章在书中显得突兀前后衔接不上，连作者自己也承认是出于“资料存考”而非本书所需。打个比方，就像是本来要请客，但是客人来早了，菜还没烧，又怕客人等急了，所以顾不上精烹细作，把各种材料混在一起一锅炖就端上来了，可惜了这些好材料。作者选择从政治的角度，但是王国维给人留下的政治话题其实并不多。但是读了此书基本上能够梳理出王国维的学术脉络和人生历程中那些重要的阶段，虽然缺少细节和完整的追溯，但大致心路历程还是可以看清的。
国学大师，这是已经得到公认的对王国维称呼，他在历史、考古、音律、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等）、诗词研究方面都有划时代的贡献，成就为学术界公认，只是大部分著作都过于专业太深奥，不为普通人熟知。对于王国维来说，在从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成为世界知名国学大师的道路上，罗振玉居功至伟，可以说王国维的学术道路甚至人生道路基本都是在罗振玉路指引下走过的。
有人说：如果二十岁跟对人，三十岁做对事，你的成功就比别人容易。这也是成功学的一种论调吧，不过觉得说的有一定道理，年轻时跟对人确实很重要，比如韩信年轻时先跟着项羽只是个侍卫，多次献计献策都不被采纳，后来到了刘邦手下，封王拜侯，虽然结局也挺惨，但是无可非议算成就一世功名的，如果一直跟着项羽估计到死都是个无名侍卫。再比如，你年轻时就跟着马云、任正非这样的人混一定比跟着其他人混受益多一些，成功的机会也多一些。
我们也不必避讳大师当年的窘境，想当年22岁的王国维屡试不第无奈放弃科举之路到上海打工，在《时务报》做书记校对，工余到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在此认识了罗振玉，开始了他们几十年的亲密关系。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 王国维结识罗振玉可算遇上贵人了，罗振玉“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胡适语）——标准的高帅富，而王国维“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又不大会说话”（胡适语）——典型矮矬穷的代表，罗振玉慧眼识才，对一个同乡穷小子关怀备至如师如兄，人之常情，他能不感激涕零生敬仰之情吗？
罗振玉不仅引导王国维的学业方向，在经济上也大力资助，免了王国维的学费，还让他半工半读挣钱，后来更资助王国维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学数理。王因病从日本回国（并非学成归来），罗振玉推介他去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教书，罗振玉受江苏巡抚端方委任创办江苏师范学堂，随即安排王国维过来教书。王国维主要学习的是西方哲学、心理学、文学、科学，并借助这些研究国学取得不小的成就，1904年发表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包括叔本华的悲剧论等）和美学方法诠释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红楼梦评论》。1906年罗振玉入京为官，王国维也随其入京，任职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等，著名的文艺批评名作《人间词话》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该书也是受尼采、康德与叔本华的思想影响，认同文学是可以超越功利的纯粹艺术，结合以意境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把“境界”说提高到极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三十五岁的王国维举家随罗振玉一家避居日本，罗振玉“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转而劝导王国维放弃西学“专治国学”，王“大为感动，遂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写毕《宋元戏曲考》后就全力转向国学研究。清诗人赵翼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之句，用到王国维身上颇为确切。这逃国难的五年流亡生活里他在学术上硕果累累，奠定了他国学大师的地位。在日本期间做了五年学问，王国维自己也自承“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其与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被鲁迅誉为“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位研究国学的人物。”胡适日记里也说“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对他也是极为推崇。而这些都与罗振玉的支持帮助分不开。可以说是罗振玉造就了王国维，王国维成就了国学。
王国维是个学术大师，但是在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中也只是个小人物，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最大的理想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可以安心做学问，绝不愿参与政治的尔虞我诈。无论在什么时代，人可以不搞政治甚至不管政治，但是政治是躲避不掉的，它会来找你。在清末到民初这个动荡的时期中安生立命，自然更躲不开政治这潭浑水。
王家祖上也曾经是汉族大家，王家先祖有唐朝王抟、北宋名臣王珪、王稟，靖康之难后王家人跟随宋高宗赵构南逃，赐第海宁盐官，遂定居于，逐渐衰落。到王国维父亲一代家境已经颇清寒，只能边经营洋杂货店边治学。王国维中秀才后乡试屡试不第于是弃绝科举，就像鲁迅当年一样离开家乡去“寻别一类人们去”，王国维去上海谋生，在“东文学社”碰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罗振玉。小镇青年王国维是个十足书生，没见过世面，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礼义廉智信”思想深入其心，是他为人处世的信条，所以对罗感恩戴德一生追随其右是很合情合理的。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王国维取字“静安”，与《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之意相合。王国维一直得到罗振宇的帮助指引，所以他的大部分政治立场是“定”于罗振玉的政治立场，而他的“得”却是得于国学学术成就上。王国维的一生从没主动参与政治，都是政治在牵着他走。他的政治立场基本是与他的亦师亦友兼儿女亲家的罗振玉保持一致的。
伴随着王国维半生的另一个身份是清朝遗老，他也不排斥这个身份，他甘为“孤臣孽子”自认“遗老”，到死都带着那根遗老身份象征的辫子，青木正儿指出王国维的辫子是“主义的象征”“把信念、节义、幽愤一起编成的”。 罗、王在辛亥革命时效忠清室，和沈增植、梁鼎芬、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等一帮遗老惺惺相惜，以遗民自居，在他们心里“民国乃敌国也”。王国维的政治敏锐度完全是出于对世情观察结果，比如他的反俄反共态度，实因有“俄人行之（共产主义），伏尸千万，赤地万里”之实才有“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之断论（王国维<论政学疏>是王国维著作中仅有的一篇涉及政论的文章）。只不过他就跟平民老百姓一样，空有政治观点，但无任何政治地位。政治只是作为茶余饭后发牢骚泄怨气的话题罢了，他的那些政治观点基本都是在密友私下书信言谈之中表露出来的，所以才不太为人知。
1916年回国，应上海地产大亨犹太人哈同之聘主持《学术丛编》。1918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托人聘王国维去北大任教，王国维也是在与罗振玉商量后拒绝的。后来王国维答应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但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的理由不要酬金，实际上也是不能认同他们代表的新思潮，不肯同流，仿效伯夷叔齐不食周栗的立场。出于个性、人格，守节念旧，他不会背叛对他有恩的人和君，他不像梁启超那样善变，可以游刃于不同时代，弄潮儿始终向涛头立，任尔东西南北风。
1923年，王国维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相当于皇帝的文秘，草拟诏书、传达文件等），罗振玉也入职在南书房。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廷皇室全部驱逐出紫禁城，王国维虽随驾前后，但实际已有职无实，并因此而写下“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对此境况显然无计可施。他与罗振玉相约一起自杀，后为家人劝阻，没有死成，我想主要的是此时他们内心还有希望还没有完全绝望，所以才不死的。罗振玉后来的行动显然更具有政治目的，他与陈宝琛将溥仪秘密送至日本使馆，1925年在日本公使馆掩护下，罗振玉陪同溥仪秘密转移到天津日本租界，罗振玉因“护驾有功”被升任顾问。而在溥仪去天津之前，王国维就已经在请示溥仪后（实质上就是辞职）担任吴宓筹办的清华国学院任教，也许就是出于珍爱名声远离政治的想法。从这时候开始他与罗振玉的政治立场分道扬镳了。罗振玉则一直追随溥仪鞍前马后，最后和溥仪一起投靠日本人，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成了汉奸，他衷心耿耿的主子溥仪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他大加指责，说他人品不佳，骂他学术骗子，才学是造假的。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1926年，王国维最后一次去天津为溥仪祝寿。1927年，王国维留下遗书，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他并非一时想不开而是从容赴死的，他的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句，冯玉祥逼宫是第一次受辱，“再辱”当指北伐军节节胜利进逼北京，有叶、王二人被杀先例，叶德辉在湖南被柳直荀（就是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那个柳，当时为湖南农协秘书长，1932年他自己也在党内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下令抓捕审判，以“反革命”罪枪决，武昌王葆心也谣传被枪毙，还有早前另一个遗老梁鼎芬被革命党人强行剪去辫子的羞辱，以他的思辨能力不可能看不清溥仪小朝廷、伪满洲国的穷途末路，只是感恩之心不可丢戴德之情不可弃，但清廷再无指望，自己再也不想苟活受辱，所以特意到颐和园——清廷皇家花园自沉，告知世人自己是“殉清”无疑，倘不为此，那么多可以自杀的湖不去，非要到那个“水深才及腹”的浅水里寻死呢？
通观王国维一生，其成就在于学术研究而非政治，他活着时一定是对政治讳莫如深，除了《论政学疏》之外几乎没有与政治有关的公开言论。我无法想象他如果被革命者强行剪去发辫还能苟活于世，我也不能想象他跟着溥仪一起去伪满受日本人的欺压，或在日本占领下的北平苟延残喘，他更无法立足1949年后的红色或白色共产社会，他在更大的政治变局到来之前预感到危机，所以选择从容离世，虽对国学学术文化方面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对他本人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我一直想搞清一个问题，汉族知识分子是如何一步步从明末清初的抗清，逐步成为清政权的忠臣鹰犬，在清政府覆灭后甘愿做前清遗老，甚至不惜以生命殉清，这中间经历的演变过程和汉臣心路历程值得深入思考研究，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包括王国维。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读后感(三)：学者与政治
把学者和政治方针一起，可能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理解，因为学者以学术为生，政治则以权力为谋。很多学者愿意搞学术，但未必愿意同时参与政治，人性的复杂和微妙，官场的规则和势力，让学者们的单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把学者放入政治的视角，肯定不得很多人的待见，但确实有一些学者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比如说王国维。
谈及王国维，更多人会想起他的洞彻人生的精准，人生三境界一说令无数人折服；他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更是令人折服，只身一人洞开了甲骨研究的新篇章；他跨越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就了自己不可撼动的国学大师地位。生逢乱世的国学大师，最终选择了投湖殉国的不归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是政治对于学者的一种亏欠，也是学者在乱世中的一种无奈，甚至悲哀。
历来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之时，学者处境多为尴尬，甚至凄惨。乱世之中学者苟活于世，学术被遗忘，从政治之角度看待学术，只有欺世盗名之用。处于民国时期的王国维生活处境，可见一斑。他有前清遗老之称，并非僵化之人，不随时代变化而调整自己，他的坚守只能说明他作为一名国民对于政治的选择，对于信仰的一种忠贞。在他与友人的书信中，他对于时势的判断可谓高远；在他对于学术上的研究中，他对于学术的追求才是他的全部，政治抉择只是他的一部分。
民国期间政治相对开明，给学术腾开了自由的空间，这应该是学术的庆幸；但民国期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学者们居无定所，不受待见，又是学者们的悲哀。王国维的一生著作等身，写他的传记也会有很多丰富的素材；但从民国政治的角度看待他的生活，更有助于我们看待学术的尴尬境地：乱世中的学术固然无所可用，太平盛世时的学术也经常会被政治所利用，成为一种更加形式化了的统治。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学者，无论成就如何，经常性地成为政治的边缘人物，不论他是否愿意投入到那个圈中。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读后感(四)：民国中的王国维
王国维为世人所熟知，一是他传奇般的学术成就，一是他离奇般的死因。他是清末秀才，是近代中国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是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近现代不世出的学术全才，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于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内的昆明湖而死。
从本质上来讲，王国维是一介书生。所以，当我看到周言先生这本书的名字时，大吃一惊——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难道他还曾经有过宦海沉浮的经历？他确实有过两段为官的经历，1907年4月得军机大臣荣禄赏识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1923年4月受逊帝溥仪征召任“南书房行走”。然而，前者只是一个编译员，无品无衔；后者确为皇帝近侍，但作为早已退位皇帝的近臣，有职无权，有名无实，他又能够对民国政局产生多大影响呢？结果不言自明。
但是，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并非全无联系，并不是没有文章可作。中国社会是一个求同的社会，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的产物，接受形势的塑造。清末民初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整影响、改写、决定了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命运。王国维同样也无可幸免，只是他与民国政治之间，力量的传导是单向的，即政治局势影响王国维的命运，而王国维对政局的走向却无能为力、无可作为。他只能被动的根据政局的变动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行为，当然也能够在可以自主的领域主动的去做出某些改变，比如改变研究领域、改变受聘单位、借用诗词抒发情感等等。如果将两者的关系视为一个二元一次函数，则政局是x，是变量，而王国维的选择则是y，是可悲的因变量。
时势造英雄。动荡的时代、英雄的光鲜，其背后是无数平常人的辛酸。正是由于这种单方向传导的压力使王国维倍受折磨。王国维虽然贵为学术巨子，但于政局而言，他仍然只是一名被动的接受者，压力的承受者。作为一名有着强烈儒家文化信仰的传统知识分子，一个甘为满清遗老的人，在这种中西碰撞加剧、传统价值坍塌，社会秩序失范的大变局时代，他无时不刻关心着时政，观察着社会，承受着平常人难以觉察精神上的压抑、苦闷和苦痛。他固然因为学术上的东西碰撞而大受其益，得以成为学贯东西的超级学者，但由此带来的精神压力使其倍受折磨，每一次的社会动荡，每一次的政局变动，都将这种压力、这种痛苦加大一分，让他彷徨、以至绝望。
周言先生此书就是专门着眼于此来写民国之后转型时代的王国维的。他把王国维放到民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去，以时间为序，以极其详尽的史料，着力还原每一次国家情势变动之后、西学冲击之下，他是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的，刻画了他民国之后丰富多采的学术研究、复杂多变的命运起伏，并且剖析了事件背后深刻的心理变化。对于此书，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玉法先生所写的推荐序有非常精当的概括——描绘王国维于世变之际，从关怀国事到专心治学，从旁及西学到专研国故的学术之路，并写出王国维和其他清朝遗老沈曾植、罗振玉、郑孝胥等人在民国建立前后的心路历程——算是专写他后半生的一部传记。
当然，周言先生此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尽，分析深入，议论深刻，可谓用功甚巨，无可指摘，对于了解王国维这不世出之一代大儒的人生、学术以及交际很有帮助，确实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我不得不指出的一点，仍然是前面的“借题发挥”——周言先生为此书所选取的书名确实有失恰当，容易引发歧意，会让读者以为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两者之间是双向的作用关系，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改名为“民国中的王国维”，可能更为恰当。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读后感(五)：写给杜大宁老师：我发誓不再买九州的书。
我久闻该书糟糕透顶，令人不忍卒读，我念及九州社乃中央出版社的名头，花钱买了一本，读了不到一半，简直欲哭无泪，欲吐无物，欲罢不能——罢者，停止也，我无法停止，必须要说出为快。
这本书就是一本资料收集册！抛开病句、笔误、瑕疵、硬伤之外，请问哪里有一点周言自己的东西？这本书如果放到论文机检软件里，恐怕重复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中间成段成段的内容我都在其他地方读到过。不知多少地方只有因为，没有所以，只有之所以，没有是因为。连抄都不会抄，九州社，你们到底有编辑吗？有校对吗？还是只要给钱就能出？
这本书就是一本文骗之作！学术著作要么有观点，要么有材料，这本书一无观点，二无材料，说一大堆废话，为了证明罗振玉是王国维的亲家？这个常识连中文系的学生都知道好不好？你下一步是不是要证明鲁迅是浙江人？证明王国维是投水死的不是自焚？这样一本书，九州社竟然找那么多专家来推荐，你到底是不是在搞笑？
学者该爱惜自己的羽毛，但是出版社是不是也该爱惜自己的羽毛？我曾买过九州社几十种书，曾与杜大宁先生交谈过多次，但从今天开始，对不起，九州社，你失去了一个与你相守近二十年的读者！我最后问一句：九州社，你是不是要将自己送上死路？
一人批评，可能是孔见，但请看看豆瓣上的评分，连及格都不到！请看看买书之后的骂声，别人当笑话看的结果！杜大宁老师，您的九州社，现在怎么堕落至此！！
哀痛！原来的九州社，已经永别！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读后感(六)：逃不开政治的文人
中国文人向来以从政为荣，这当然与古来的官制有关，见到忧愤的文人，所言“不得志”大多是没有达到理想的官阶。古往今来，很少有非得去达到某种文学成就，成为某种大师级别的文人。这种志向相对加官进爵来说，显得落后于时代。在读《王国维与民间政治》前，一直以为当今大师中，王国维与陈寅恪算是最为纯粹的文人。一心远离政治潜心治学，终有大成。这本新书，多少改变了我对王国维的看法，但更多的是让我对政治与文化、文人的关系产生了新的思考。
一直以来，王国维如何变成晚清遗民疑问始终萦绕心头。书中说，王国维的学术取向因辛亥而改变。在中国学术向来与政治密不可分，政治走向决定学术世界。究竟在民国前，王国维的政治思维如何？书中有赘述，但未详尽。每个人在时代改变时，都不能独善其身。即使独坐书斋，也未免要去忧烦五斗米。而乱世之中，讨生活尤其不易；类似王国维一般的文人，过得更艰难。他投湖时，还要找人借钱坐人力车，可见其经济能力很差。
王国维投湖，一直是谜案，有说是殉清，有说是因其子去世而悲痛、以及“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众说纷纭。殉清说似乎不太可能。清帝国的崩塌十数年，何必此时去殉国呢？早在清廷颁布《清帝逊位诏书》时，王国维并没有太多的议论，所书写的诗，无非更多是对时局风云变化的慨叹，这倒可以解读为对改朝换代的不适应。毕竟王国维不同杨度、梁启超，早年对政治参与度并不高，辛亥革命时他身在日本，家国之变试问谁能承受呢？帝国崩溃时，最难舍的是文人，这也是中国古往今来的正常现象。实际上，文人害怕的是改变，改变得自己难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
乱世之中流氓容易变成英雄，文人也更容易成为大师。在周言的《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中，提出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此之前他的著作对西方哲学、教育学和美学都有研究，其《人间词话》、《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等，在研究康德、叔本华上都颇有成就。谁内心不喜欢自己生存的国家自己生活的环境变好呢？早期的王国维也有寄希望于西学让王朝发生改变的愿望。
但自戊戌变法后便断绝了科举念头的王国维又如何真正与政治挂钩的呢？这绝不是从他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官职开始。在学部任职，他所从事的工作更多的是学术研究。诚然，国家也希望将他变成御用文人，但他始终还是一名学者。哪怕清帝逊位前后，他唯一做出的举动也只是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提出北大考古学会对清室出卖文物的指责不公道。同样被认为晚清遗老，王国维和杨度大相径庭。
谈到杨度，他与王国维有同样的经历，科举屡屡落第，留学日本。但杨度醉心“帝王术”，可谓是辛亥前后在政坛最为活跃的文人之一；而王国维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政治改变中，写几首祭奠的诗也构不成对政治的热情。这里并非为王国维极力开脱，他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是个人的一种态度。或许每个人都希望在世间寻找到自己的身份，而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对上一代的追忆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认同。即使后来王国维被逊帝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但终究是小朝廷下的学者，为官从政与王国维似乎绝缘。
这并不代表王国维不关心政治。《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一书中便提出“王国维还曾另外上书，谈论政学之间的关系”，这折中他提到了赤化问题。似乎王国维对政治的关心，突出在两点：清帝逊位和社会主义。从文人的态度上，他是并不喜欢有暴力倾向的政治势力，对于暴民尤其反感。而今看来，作为国学家、史学家的王国维实在是有远见卓识。当时他对苏联的担心，最后也终于变成现实。苏联红色政权下的高度集权，最终变成了一出悲剧。近日出版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中便可以见到诸多人间地狱的场景。
不论书信，或是诗句，王国维始终属于谨小慎微的文人，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用改变研究方向，潜心国学的方式来避开这世间的纷乱；但夫子之道又怎么能够在世间伫立呢？在周言的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王国维、罗振玉、沈曾植等人与民国政治之间的关系，也看到了身为文人的悲哀。晚清遗民都各自有一段吊诡的人生，而这人生又怎能是自己左右的呢？
最后，有两个设想：假如王国维活到建国后，他会是怎样的命运？或许比陈寅恪更惨；假如王国维没有遇见罗振玉，他会是怎样的命运？或许学术成就会更大，或许籍籍无名。但命运终究是不可逆转，我们的人生也并不是由自己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像王国维一样，想屈从，也试图去悄悄改变，但更多的时候也只能发几句牢骚而已。
文|黑子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读后感(七)：王国维与那个时代的群像
这本书说实话，是最近读到的难得的好书，作者不仅通过硬功夫从很多史料里挖出了不易察觉的细节，进一步深度还原了王国维，还有他的思想历程，同时也通过哪一个时代同时期的文人学者，军阀政客，遗老遗少，逼真的把那个时代的环境穿越般的写出来了，读着读着仿佛感觉作者是不是从那个时代穿越回来的，直接从民国走出来的。
以前对王国维的理解还是从他的做学问三个境界，知道他很早就接触西方各种知识，特别是哲学，但是研究到什么程度不清楚。本书作者确实是把王国维研究到一定水平了，从他不同时期的文章和决定参透他的心路历程，确实是需要花很多功夫的。同时代有交集的人也很精彩，印象最深的是陈寅恪，这个旧时代新人格的表率，都有中国文人的那种傲骨，有这两位先贤确实是民族的幸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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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读后感(八)：王国维：了却人间是与非
◎宋希於
在众多的青年学者之中，周言是非常用功的一位，他近年撰述与编著的书籍数量不少，在青年学人中亦可算学术成果丰厚。最近读到他的新作《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亦感受益良多。这本新作从王国维一生中较为人所知的部分入手，却具体爬梳到了长期为学界忽视的脉络和史料，努力想要达到弥补“王学”空白的目的。这样一来，一个作为旧知识分子、带有遗老身份的王国维，就从历史的通常叙述体系下走了出来，他关心政治这不为人所注意的另一面，也就渐渐浮出了水面。
书名既叫做《王国维与民国政治》，王国维和民国政治当然是书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本书既是写一个裹挟在新时代政治体系下的旧知识分子样板，又是写和知识分子发生交集和碰撞的那个典型的政治体系。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用辛亥革命作一分野。他早年热衷着的是西方哲学及美学的研究，特别是在康德叔本华及尼采的研究上多有成就。但在辛亥革命前后，他突然改变了学术方向，一心转向国学研究。其中缘由究竟如何，罗振玉等人多有解说。周言则引证了王国维当年所作的《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作出了更进一步的确解。这首诗里有这样的话：“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周言阐述说，这里的“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百随所攻”当然指的是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前于哲学文学美学之间的矛盾，而“多更忧患阅陵谷”指的则是辛亥革命风暴的席卷，“始知斯道齐衡嵩”即可与此年王国维写毕《宋元戏曲考》后转向国学研究的学术动向相印证。王国维的学术转向曾受到辛亥革命的具体影响，这段“夫子自道”可为明证。由诗释志，周言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
本书既是写“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重点想必会放在民国时期的王国维。而纵览这个时期的王国维，人们总是会嗟叹不已的：一方面，王国维在新时代仍以保守的旧知识分子形象自居，政治思想上的落伍，一定程度上使他沦为了时代的绊脚石。但在另一方面，王国维实在是一位悲观的哲人，他凭借顽强的旧文化信念，在行为处事及学术研究上，还坚持着他自己固有的文化诉求，终于应了他三十岁时所写的诗句——“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他的死实在是令人惋惜。
因为辛亥革命，王国维改变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又避地东渡，更哀悼了端方、直詈了袁世凯、祭奠了隆裕太后，用周言的话来说，这是完成了他“遗老身份的自我确认”。或许这也可以理解为王国维对自己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次自我确认。这表明学术研究旨趣的变化往往受到政治上的影响，而王国维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中最受影响的遗老群体里的一员，整个遗老群体的整体形象就在他身后时隐时现。
深受西学影响的王国维，却逐渐向遗老转型，在他的这个看似悖逆的思想进程中，实是所谓遗民心态发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民国时期他的交友范围，就完全以遗老群体为主。他与罗振玉的关系甚笃，这其中有学术上切磋的相投志趣，但更有政治上引为同道的意义在。他又热心与沈曾植往来，这也与当时复辟浪潮再起的政局有着明显的关系。他关心政局，在与友人的书信里常常讨论到时局的变化，常有精准的预言；但落实到行动上，又谨小慎微，不敢太逾越本分。周言在本书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及变幻莫测的政局所给予王国维学术上的刺激：如他的研究礼制，就不免与对重建道德礼制的考虑有关；而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又与他“致君尧舜上”的梦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是等等。
周言写王国维的死，他希冀用详尽的史料来还原导致王国维之死的全部原貌。而从王国维的投水自尽，则很能令人从中感悟到一种死亡的不可超越感。前面曾经说到过，王国维实在是一位悲观的哲人，而这悲观的极致就是对死亡的领悟。为死而生，为生而死，王国维的死，某种程度上，又可算是践行了他人生哲学的终极思考。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一书中，令我瞩目的是作者并未避开一些人为划定的“禁区”，而是尽自己的努力秉笔直书，努力探索了真相。比如说，关于清遗老对共产主义及苏联的观感问题，学界一向讨论得比较少，但它却确确实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周言将本书的下限扩展到伪满洲国时期，这显示了周言在清遗老问题研究方面，已接受并发挥了台湾学者林志宏的观点，开始重视伪满洲国的建立与遗老敌视共产革命的态度之间的关系。这是王国维研究和清遗老研究的新动向。
总而言之，作为王国维研究的最新力作，周言的这本新作深入探讨了王国维不为人知的一面，梳理了他与民国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作为青年学者，周言则证明了中国的年轻人并不缺少历史感。可以这样说：《王国维与民国政治》是一部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年轻一代学人锐意进取和思想解放的作品，值得一读。
（原载2013年5月3日《北京青年报》）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读后感(九)：站在大师背后看大师
好书读晚了，业内有句话叫站在大师身后看大师，相比于前几年的辛亥百年，民国热，这本书姗姗来迟，却足够份量。王国维作为大师是无可厚非的事，大师一生博览众书，学富五车，位列清华四大导师之列，足可见乃民国学术巨擘，但是时代巨变不得不影响学者的心态，传统中国士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心怀天下，此心留恋传统文化不止的感情随处可见，时代巨变，魑魅魍魉现身，对人性的悲哀，为时代的巨动，还有精神的无所皈依造就了这个悲剧性的人物，然而灯光所及处必有阴影，书中也扒了一下大师的料，但是一些小节不隐其伟。还有一个有看点的是大师的社交圈，民国学术圈鞭辟入里的描写，足见人物画像。正如介绍所说：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本书主要讲述了置身于民国那个中西、新旧、左右、赤白相互交错、交锋、交战的“大”时代，学人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如何从“学术”走向了“社会”，从而成为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陈寅恪交相辉映的人物。本书作者从国学大师的身后，别具匠心的梳爬到了长期为学界忽视的脉络和史料，弥补了许多“王学”的。
堪称经典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读后感(十)：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在中国有件吊诡的事情，那就是“如果想要嘈杂热闹，女作家一定要靠裸露下半身，男作家一定要一死了之”。我知道王国维先生肯定不属于此列，但是显然恶俗的我是多少是带了一点这样的态度来看《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一书的。因为我也确实想知道书中对王先生自沉昆明的描述是怎样。
就像书中所提到的仓圣明治大学的学生一样，自己的国学程度也是非常幼稚。因此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本书了解一下王先生。
在民国，众所周知，共和与革命是主流。相比较而言，复辟毕竟就是那么一小撮人。虽然复辟派涵盖了宗社党人、殉清遗老、保皇会分子、旧官僚群体。“而其中宗社党在民国初年影响最大，也最为活跃”，作为遗老的王国维，“虽然算是前清官僚，但是在真正的政治运动中毕竟属于边缘阶层”。“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书中引用了这样的一句诗来评价沈曾植。这句诗用在王国维身上也是同样的恰当。
一、王国维、沈曾植与复辟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一书中，对于王国维与沈曾植的描述其实看起来是颇为矛盾的。
袁世凯死后，前清遗老不遗余力企图借机复辟。而王国维（还有罗振玉）一直在观望，虽然“一心向往之”，“不时在书信中加以点评”，但是并“未亲身参与”。作者认为，王国维的这种作法，“不失为明智之举”。
而沈曾植是复辟派的领袖人物。虽然复辟派在遗老群聚名流的上海构不成大多数。沈曾植与王国维“一样热衷于光复清室”。在表达上，沈氏的特点是“重行”，而王氏的特点是“重言”。
所以也就有了作者的推论“或许是深知王国维为人之品性，沈曾植在参与复辟的最为重要的一步上，没有将王国维带上”。而王国维通过打听也推断出了沈曾植北上参与复辟的结论，“王国维并没有就此表露其态度”。也就是说作者对于沈曾植独自北上是持谅解态度的。但是，作者却在书中提到，“王国维随后在沈曾植七十大寿所写的寿序对沈曾植的褒扬以及在沈曾植身后为沈曾植所做的一切，可见王国维之胸怀，……沈曾植极为自私。沈曾植参与张勋复辟之时，处处想隐瞒王国维，以便自己从中渔利。”与前文相对比，疑惑丛生。依照王国维小心谨慎的处事风格，即便是沈曾植真的要求王氏一同前往，结果也可能多半是否定的。
此外作者认为沈曾植声名不显的原因，“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其述而不作。更重要的则在于，曾经参与张勋复辟，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污点。”这点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国人皆知，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二、王国维与共产
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讨论王国维与共产的问题。其实很明显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遗老群体“对于共产主义，基本上抱持敌视态度”。这种反感，这种敌视态度是一种本能，它是前清“遗老之于暴民造反本能的反感”。如果能够融入新社会，那还称什么“遗老”？
至于王国维的预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已共产终”。其实这事跟像作者书中描述冯玉祥逼宫一事一样。
书中描述冯玉祥逼宫一事说，“溥仪或者其身边人急于或者最终必然要复辟，所以在国民军眼中，只要溥仪在紫禁城中多呆一天，就有复辟的危险存在。更何况后来也有流言称庄士敦曾经图谋帮助溥仪复辟，更做实了国民军逼宫的合法性。”就是说冯逼宫这件事多亏了后来溥仪真正的复辟，要是没有的话合法性很难说啊。
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次运动”；王氏本能的表示了反感。既然王国维分不清截然相反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那么王国维就能分清截然相反的辛亥革命与赤化的区别么？既然分不清的话，那讨论王国维的预言又有何意义呢？
在王国维死后至抗战胜利，不会有太多的人相信王的预言。但是49年之后的事情让一部分人开始翻起了故纸堆，大家从故纸堆中发现当初说这话的有一个名人，于是这个预言就开始广为传播了。如今的情势更让大家感到了王氏的先见之明。作者也就因势利导，在书中大书特书了。
三、王国维与罗振玉
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写王国维与罗振玉，但是却在始终没有指出罗王到底是什么关系。（国学很幼稚的）我一度以为两人是好基友。终于在全书几近结束的时候看到了一句“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才明白，王国维与罗振玉是儿女亲家。
作者认为，“罗振玉不仅极为护短，更在言辞之中以王国维的恩公自居，丝毫不提及王国维对其本人的影响和帮助，这对于心气极高而自尊心有极强的王国维来说，显然无法接受”。这导致了罗、王失和。作者在书中的描述让人感到罗振玉付出的很多。
王国维之撒手人寰之后，罗振玉“很快变忘却了与王国维之间的个人恩怨，全身心地投入到王国维遗著的整理工作中去”。对比前述的“极为护短”、“以恩公自居”，在疑窦重生的同时，顿时感觉罗振玉的形象高大了起来。
再者作者也提到罗振玉的还有一位亲家——甲骨文专家刘鹗。不过作者没有说明罗振玉与这位亲家关系如何，就是说刘鹗并没有是罗振玉的人品有问题啊。是不是王氏有点傲娇了呢？
纵观全书，其实感觉到作者本人对于王国维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但是对王国维的那种崇拜到盲目之情倒是一以贯之）。作者认为王国维“这位看似思想‘落后’的旧式续任，实际上心怀天下”。但是，作者在书中承认王国维“虽然史识极深，但于西方政治文明之精要，茫茫然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北大学报》刊登溥仪毁坏文物文章一事，王氏便“毅然决然地辞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这种小事都可做如此反应，如果逊帝复辟成功，王氏政治复出会怎样呢？
所以当我们回到仓圣明治大学那里，我们就会明白辛亥后的学生为什么会“对于这位拖着辫子的王先生，不大欢迎”，国学程度幼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王国维的葬礼上……也有两人在灵堂上干哭无泪，像狸猫叫”，恐怕也有类似原因。
学术上的王国维无可指责，他自己的著作说了一切。民国政治下的王国维，其实只要记住一点，王国维是有辫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