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开始》是一本由[美]罗伯特·L.凯利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五次开始》读后感(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先生评《第五次开始》
（本文是杭侃老师为《第五次开始（审读本）》撰写的意见，首发于“纸上考古”公众号，欢迎关注）
1918 年 11 月 7 日，一位年近六旬的长者与他二十五岁的儿子有这样一次对话。
长者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那个二十五岁的儿子，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
梁漱溟的父亲留下的这个疑问，现在在不断地被重新提起，是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科技飞速发展，人心却越来越浮躁的当今社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必然的。究竟应该怎样去认识人类未来的发展？一位来自美国，从事史前考古研究的著名考古学家罗伯特.L.凯利透过600万年的人类历史，给予未来谨慎的乐观，这种乐观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理解过去，这样就能帮助创造未来”。
考古学的魅力之一，就是可以通过物质文化遗存去长时段地观察人类社会。罗伯特.L.凯利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四个临界点，他称之为“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它们是技术、文化、农业和被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使用石器的更新世祖先战胜了不用者；拥有文化能力的战胜了缺失者；农夫最终超过了狩猎-采集者；酋邦和部落臣服于国家社会，后者迄今仍然主导世界。”而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适者生存”的逻辑。但是，“尽管竞争有力，进化研究者们也意识到，利他主义和合作也是进化过程的基本因素”，所以，在作者看来，我们正处于第五次开始，而这一次开始，“可能标志着基于合作的竞争的时代”。
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乱象，我们是生存还是毁灭？也许，只有第五次开始，人类才能够延续下去。
全书十分好读，作者想“有意保持本书短小、愉悦，有时甚至是轻松”，他希望的是写一本“大家真的会认真阅读的书”，而不是“一本充斥了拖沓冗长、涩滞不便的大段引文的书”，虽然“这样的书俯拾皆是”。可以说，作者在书中做到了希望自己做到的那样，“我关注宏观格局，因为我认为这才是考古学的最大的贡献”。
是的，这正是考古学能够带给人类的福祉，恰如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金字塔的铭文所说：“我见逝日，我知来时”。
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未来？_腾讯视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时代，把学者都变成了高速旋转的陀螺，让他们在庸忙中沉静不下来。本人也未能免俗，近年很少能把一本书一气呵成地读下来。但罗伯特·L·凯利教授的这本《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应该是个例外。
作为凯利教授的同行，我也常常苦恼于回答诸如为什么要考古这类问题。尽管我和我的同行内心里常常会想这实在是个傻问题，但你总得有个人家能接受的说法。“没有历史，就没有根，而没有根，就没有未来”之类的说教，如何落地，的确是个问题。在女儿面前，我就很受挫。她知道她有个考古人爸爸，也引以为豪，但就是对考古无感，她应该没有读过我面向大众、还有一定市场的考古小书。这也许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想法：考古学家一般只勾勒过去尤其是远古的图景，讲过去的事儿，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考古现场在本书中，凯利教授却没有止步于过往，他从考古人独特的超宏观视角引你继续看当下、看未来，试图回答“史前史如何指示未来方向”的问题，回答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他告诉你世间万物，从无永恒，我们正置身于人类发展的第五次开始，而一切都源自第一次开始——我们的祖先打出第一块石器那一刻。在这部极简人类史中，作者举重若轻地道出了600万年以来人类行为的关联性，最终提出人类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他的文笔轻松诙谐，但立意高远，思考令人荡气回肠。
是的，考古学本来不该是枯燥的。凯利教授自视为“泥土考古学家”，40多年来奔波于田野考古第一线，他有太多赋予“临场感”的细节故事可以呈现给读者。他指出，恰恰是这种“临场感”将我们和过去在个人层面上联系在一起，“当事物以对作为个人的我们而言有意义的方式呈现时，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它们。没人有兴趣阅读关于婚姻不忠的统计研究的社会学期刊论文，但是政客绯闻总能登上头条”（29页）。显然，凯利教授熟谙读者心理，希望写一本短小、愉悦、轻松的，“大家真的会阅读的书”。他做到了。
一口气读完后，我决定向正读大学、据说对社会学有感的女儿隆重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把远古和当下乃至未来串联起来了，而凯利教授的确是个讲故事的高手。
与作者优美的文笔和译者信达雅的译文相比，转述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笔者还是尽可能地引用本书中文版的原文，剧透其中的精妙表述，引导读者诸君走进这本书展示的多彩的世界。
在大的史观上，凯利教授同意著名经济学家的论断：世界万物皆不可能永恒，而是变动不居。“对古代世界的惊鸿一瞥也能告诉我们，古今大不一样。15000年前，全世界无人不是狩猎—采集者；今天，狩猎—采集者几乎荡然无存。甚至连农民也所剩不多，事实上，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才直接投身于事物生产……对人类过去变化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未来和现在将大不一样”（5页）。
他指出，“进化并无更远大的目标”，“今天人人——从荷兰奶农到硅谷计算机科学家——都是竭力成为最佳狩猎—采集者的祖先的后代。为了成为一物，细胞组织触及临界点，结果变成完全不同的物种”（5-6页）。道理浅显明白，人类在异化于自然界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一认知框架下，作者指出在过去的600万年中，人类经历了四个这样的临界点，他称之为“开始（beginning）”。按照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技术、文化、农业和被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的开始。最终，他按照考古学家确认这些开始的方法——对物质遗存的观察，得出了我们正面临另一个临界点——第五次开始的重要结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基于合作的竞争的时代、一个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的开始。
他在书中勾画出了一幅宏阔的适者生存、竞争有力的图景。“人口增殖带来的竞争加剧是最主要的驱动力”，结果是，“使用石器的更新世祖先战胜了不用者；拥有文化能力的战胜了缺失者；农夫最终超过了狩猎—采集者；酋邦和部落臣服于国家社会，后者迄今仍然主导社会”。作者指出，在适者生存、竞争有力之外，“利他主义和合作也是进化过程的基本因素”（6-7页）。他乐观地总结到：“史前史告诉我们，人类擅长解决问题，进化常常重塑我们”（20页）。
对于这一过程，作者娓娓道来。
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技术的开始。“从历史长河的鸟瞰位置上，我们看到，1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栖居树上、以果叶为食、不知制作工具的灵长类摇身一变：直立行走、居于地面、使用工具、极有可能狩猎、可能烹食、可能形成对偶制度。在努力成为最好的树居灵长动物的道路上，进化把我们变成完全不同的种属”（72页）。
作者把文化定义为“由一群人共享的一系列观念和信仰”（101页），而“艺术标志了文化的出现”（95页），这样，文化就不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就已出现，而是出现于距今20万年后的某个时刻，到距今5万年前无疑已存在于世。作者指出，每个区域文化“都有独特的制作工具、讲故事、分享食物、婚姻、崇拜和墓葬的方式”（112页）。我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们的确没有在此前数百万年的人类最初阶段，发现与此类似的共享法则或者文化能力。而具有文化能力的狩猎—采集者最终在距今5万年之后直到距今1万多年控制了几乎整个地球。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作者指出，人类可能更早就已经具备了栽培作物的能力，但只有到更新世末期，地球在气候和环境上“才调整到位：狩猎—采集者充斥世界，再也无法通过迁徙解决事物问题了”（135页）。“在某些地区，气候变迁和偶然的植物基因变异导致农业成为可能的选项，而狩猎—采集者把握了时代契机。在地质时间上不过是短短一瞬，狩猎—采集者就成为农民，创建出定居村落。人口继续增长，生存空间的竞争加剧”（152页）。而“所有一切——定居社会、农业和竞争性盛宴——基本上都是人口和食物之间失衡关系的产物”（146页）。
接下来，“从你在历史长河中的鸟瞰位置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10000-5000年前撒播在世界各地，众多渺小、沉闷的农业社会，被拥有庞大公共建筑的大都会所替代”（158-159页）。与农业时代的早期宗教建筑包容和志在联合的特征相比，“国家的宗教和政治建筑则显得更加排外、志在控制，以及沟通信众和非信众”（163页）。这类建筑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法老时代的埃及金字塔。“宏大的公共项目出现在增产努力奏效、农业蓬勃发展之地”。而“产量增加不仅支持人口不断增长，也将部分人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继以世界上第一座城市——乌鲁克著称的乌鲁克国家诞生于公元前4000年的两河流域之后，早期国家风起云涌。“最终，城市成为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功能的枢纽”（164页）。而“所有这些物质文化——计数系统、书写、科学和艺术——就是很多人所称的‘文明’。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这并不是始终都令人愉悦的”（174页）。
他一语道破了国家的本质：“对于国家而言，超越以亲属关系为治国之本的转变至关重要。这个转变推动了两项重要的变化：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和有组织的战争”，而这两项重要的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是没有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180页）。“从考古学家的角度看，故事主线并没有变化：这是一场长达5000年的权力与控制的竞争”（182页）。而作者关于战争“是精心计算的冒险”、“肮脏的交易”（184页）的论断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他是冷峻而富有情感的：“国家的起源启动了邪恶的文化周期……结果导致大地上一轮又一轮的破坏浪潮。坐在历史长河的鸟瞰位置上的你，都忍不住闭上双眼”（191页）。
好啦，如果你说上面这些是考古学家不足为奇的看家本领，那么大家最感兴趣的，应该是看一位考古学家如何看现在、谈未来，这也是凯利教授这本书最令我着迷的部分。
他总结到，“过去的开始都伴随着我们对地球的显著改造，比如，石器、洞穴艺术、栽培作物和庙宇群。因此，让我们设想，一万年以后的考古学家如何看待今天；让我们以对待史前史的方式对待今天”。他提示我们用考古学家“寻找物质记录上的变迁”的方式，就会注意到人类物质记录的几处新迹象：
数以万计的沉船都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飞行器的年代不早于20世纪晚期；可以在太空发现绕地飞行器残骸，在月球、火星甚至在彗星上发现人类遗物。此外，考古学家还会发现全球战争的证据；公元1500年之后的证据还指向跨大陆的商品流动。检查公元1500年后的墓葬遗存时，一度整齐的人类基因的地理分布（譬如肤色的分布）已经瓦解，这是人类迁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证据。人类骨骼中的同位素成分告诉我们，公元1500年之后同样存在着人类分布上地理分区的崩塌。此前，人人都吃本地事物，但自从有了进口实物，很多人日常摄入来自全球各地的产品。
未来的考古学家可以看到人类足迹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显著增加。他们可能断言，2007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非农村。当今最为显著的物质特征之一是地球上的28个超级城市，每个都容纳了超过1000万的人口。世界最高建筑在这些城市里不断被拔高。19世纪之前，世界人口每1700年翻一番；1850年之后，不到50年就翻了一番。
水电站、太阳能电池阵、风力涡轮和发电厂遗迹，巨型露天矿坑、被削平的山峰；垃圾山、垃圾岛、巨型垃圾填埋场；海洋中的高密度塑料微粒；树木年轮等记录的大气中二氧化碳达到的80万年以来的峰值，珊瑚记录的海洋酸度的提升……在此前人类长达600万年的历史中，还从未有人类活动引起环境变迁的证据。这一切都告诉未来的考古学家，被学者们称为“人类世”甚至“大灾难世”的时代显然已来临了。还有就是物质文化加速度变化的事实：狩猎—采集时代500年间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公元1500年和今天的差异呢，甚至，20世纪初期和21世纪初期的差异，请想一下。
考古学家从独特的视角观察到的地球上人类遗存的这些变化，不是足以振聋发聩吗？这才有了作者关于第五次开始的推论：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是继技术、文化、农业和国家开始之后的另一个伟大转型的时代，一个全新的开始”（222页）。
第五次开始将带来什么？凯利教授也有自己的思考：“毫无疑问，技术将融入我们未来的生活，但是，作为考古学家，我更关心人类组织，关心人们如何相处上的变迁。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新技术，而是组织我们自己的新方式”（225页）。他指出，在过去四次开始中，人类都创造了合作新阶段：对偶制、分享、联盟和贸易。而这次开始也没有区别。“资本主义、战争和文化全球化呼吁全新阶段的合作”（241页）。作者对新的合作抱持乐观态度：全球化虽然带来文化冲突，但是20世纪也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合作，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和无国界组织层出不穷。文化上超越本土、跨国的新一代正在崛起。“这是走向世界公民的文化变迁的证据”（248页）。
凯利教授认为，两项要义使第五次开始不同于此前各次：第一是人类现在已经拥有了改造世界的能力；第二是我们有自我教育的历史。而唯一开放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干预进化进程，掌控自己的未来，以简易模式还是困难模式开启第五次开始。最后的结论是，人类进化一直是，而且应该是，甚至必须是由我们自己掌控的。
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这才应该是对人类史做过全景扫描的考古学家说的话，但坦率地讲，还真就罕有考古学家有如此的人文关怀、如此宽阔的胸襟，能站到如此高度来鸟瞰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当读到作者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局势如数家珍般的侃侃而谈，作为凯利教授的同行，我是自惭形秽的。我的一位哲学家朋友说，考古学是一门本原性的学科，它能给其他众多的学科提供灵感和给养。在凯利教授身上，优秀考古学家的这种潜质和学养彰显无遗。
与此同时，凯利教授有着学者特有的理性和审慎。他坦承考古学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时光机，考古学家无法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我们不断完善方法，但是必须承认，任何时候，我们说，‘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实际意味着，‘这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确信发生的事情。’”（26页）同时又乐观地预见考古学满足好奇心的能力只会越来越好。在这一点上，我与凯利教授颇有同感，很大程度是因为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然后，作者又冷静地提示到，考古学家永远没法如我们所愿，复原出过去的详尽场景。而与此同时，“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想象他者的世界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214页）。显然，这种想象并非无据的幻想。
他深谙考古学的特点：“我们的故事依赖于物质，更精确地说，我们依赖跨越时空的物质的模式”（36页），“令物质遗存复活就是考古学的意义所在——从过去的静态遗存走向制造它们的动态行为”（37页）。尽管书中不乏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如关于5100年前奥茨冰人的栩栩如生的描述，但作者坦言他更“关注宏观格局，因为我认为这才是考古学的最大的贡献”（《前言》），“没有其他学科能以考古学的尺度观察人类。在纵横数万里，上下百万年的范围，我们‘看到’人类行为”。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是，“考古学家不一定始终能看见树木，但可以极其清晰地捕捉到森林”（36页）。“我们通过整理细节，尝试发现浩瀚森林的模式”（38页）。人类的五次开始，正是凯利教授敏锐地捕捉到的人类史“浩瀚森林的模式”。
回想起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庸忙，是否也是凯利教授所说的“第五次开始”的一个标志？我们何尝不是都被这个大的潮流向前拥着走，甚至在其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读读这本小书，多一点自觉、多一点自省，不亦清醒乎，不亦有益乎？
《第五次开始》读后感(三)：“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考古学作品，相信它会成为经典。”
文/ 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1936— ）
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世界知名考古学家，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罗伯特·凯利是一位杰出的北美考古学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谦虚地称自己是“泥土考古学家”，但是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真正具有全球化的视野。《第五次开始》是凯利对人类过去的思考的一个智慧结晶——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未来。书中他阐述了我们过去600万年中的四个重要转折点：第一是技术的出现，第二是文化的发展，第三和第四是分别是由农业和国家推动的人类社会的转型。凯利着重强调的是，考古学家在长时段审视人类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能力。他的核心观点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每个转折点都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过程。第一个转型的社会，从一个非洲人在300万年前捡起一块石头并敲碎它的那一刻开始。第二个主要转折点发生在20万年前的某个时刻，对当时世界的符号性建构——我们独特的文化能力，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合作、宗教、符号、流畅的语言——智人的认知技能就在这个转折点的后面，至今还没有被我们所知晓。
第三个转折点是农业和动物的驯养，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定居社会、农业和夸富宴只是这些创新中的几个例子。这是文化变革加速的时刻，人类人口得以急剧增长。过去的10000年里所发生的变化比之前的600万年里还要多。
罗伯特•凯利最后的转折
第四个转折点发生在几千年后，伴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国家的形成，以及文字和公共建筑的快速建立。于是战争产生了，这几乎是国家所特有的一种现象。这四个转折点中的每一个都标志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行文至此，凯利暂时从我们相对熟悉的世界史前时期的场景抽身出来，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我们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了吗？”他问道。今世之道是否将万世不易？他认为，古代社会通常假定人类的生存是不变的。但是，我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未来。
凯利认为，第五次开始的起点始于公元1500元欧洲扩张的开始，紧跟而来的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几个世纪是一个激进的变革时期。他关注的不是技术创新，当然技术创新非常重要，而是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变革，以及人类自身的新的组织方式。
我们经常认为人类所面临的贫穷、种族主义、气候变化和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是无法克服的。但对人类历史和人类进化的考古学视角提醒我们，今日之事如是并不意味着明日之事亦如是。凯利说，历史的弧线是漫长的，但终会走向统一。这使得未来世界政府的概念很有可能。
在1500年代，唯利是图的欧洲冒险家，如埃尔南•科尔特（Hern L. N Cordt）扩大了欧洲的利益，引领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世界的开始第五次开始不同于之前历次转折的原因，在于我们人类现在已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我们的祖先没有能力像我们这样——去毁灭这个世界，也许也有能力去创造一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设计新的方法来组织我们自己，以扬善止恶。凯利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有自我教育的历史，这是埃及法老或玛雅人首领所难以想象的，他们认为世界永恒不变。但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无论是强大的国家，社会的不平等，还是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凯利希望进化的过程能够增强利他主义和合作，以此帮助建立联盟和竞争。他的考古学视野使他预料到，进化过程将鼓励更多这样的关系。这将会让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更多的是基于合作而不是竞争。我们会用我们的能力和知识来“捉弄”进化，掌管我们的未来，实现第五次开始吗？凯利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进化可以，而且应该，甚至必须由我们自己掌控。”
居鲁士圆柱（Cyrus Cylinder）代表了第四次开始：它经常被描述为第一个人权记录，阿卡德楔形文字记录了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后对被征服的公民重建其寺庙并保护自由和崇拜权。（照片来自Mike Peel（www. mikPek.ne《第五次开始》论辩有力，文笔优美，是一份卓越的宣言：考古学和考古学的观点为何在当今世界是至关重要的。过去无法预测未来，但它为我们第一次提供了以600万年为视角的人类经验。这无疑是未来世世代代应对世界基本问题的重要工具。《第五次开始》不仅是雄辩的、令人愉悦的——一些流行文化的例子和作者的亲身经历与主题穿插叙述，出人意料而又在意料之中，令人轻松愉悦——它是一部诞生于对人类史前历史的广泛而深刻的理解之上的作品，这在当今高度专业化的考古学世界之中实属罕见。
凯利清晰的思维像剃刀一样穿过复杂的问题，毫不费力地从狩猎—采集者（他的专长）穿行到法老、罗马皇帝和晚近历史。这部力作来自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毕生的实地考察和教学成果，以其多学科的视角与更多的读者对话。这是凯利半生考古经验的升华，他思考的正是考古学为什么对当今的全球社会是重要的。吹嘘一本书说它值得所有人一读，当然是陈词滥调，但凯利的这本书的确如此。每个对过去和未来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第五次开始》是他们思考的一个美妙起点。最重要的是，它用通俗流畅的语言来谈论考古学，无疑这将吸引广大的读者。这本书并不意在展现考古学的浪漫或是壮观的发现。它如此简洁，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考古学作品，相信它会成为经典。
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1936— ），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世界知名考古学家，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他致力于向公众传播考古学，是《科学美国人》和《智族GQ》等流行杂志的撰稿人，也与BBC合作拍摄过电视纪录片，如“失落的文明”系列等。他因乐于承担向公众传播人类学和历史学知识的社会责任，于1997年被美国考古学会授予“公共教育贡献奖”。至今已出版专著20余本，其中《世界史前史》《大暖化》《洪水、饥馑与帝王》《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等已被译成中文出版，深受读者喜爱。 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教授《第五次开始》的英文版于2016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便引发学界内外的广泛赞誉，尤其得到广大普通读者的喜爱。费根教授也亲自为本书撰写书评，发表在《当代世界考古学》（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82）上。我们经费根教授和《当代世界考古学》授权，将此篇书评翻译出来，以飨中国读者。特此感谢费根教授。《第五次开始》读后感(四)：理解过去是为了创造未来
历史常常能帮助我们预见、乃至开创未来——这一点，中国人向来是深信不疑的，自古所说的“以史为鉴”通常无非是指“从过往经验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以便更好地改进做事方式”。不过，这种传统史观偏重人事政治，且往往与一种循环时间观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前人的经验之所以还能指导未来的实践，前提是每一代人都面临差不多的问题与挑战。在线性进步的现代信念兴起之后，很多人都不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所遇到的难题是父母那一辈的经验难以应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不再被视为智慧的源泉，最多也只是一堆有趣的旧闻。
然而历史真的没用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确实，历史已很难对人们的生活实践给出具体指导（“遇到办公室政治我该怎么办”），也不能对未来作出“事件预报”（“下一届美国总统会是谁”），但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解过去的基础上，作出可能的“趋势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将获得更大发展”）。中国人读历史的兴趣常常是第一种，甚至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读出各种官场哲学，但第三种才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真正意义——就像天气预报的卫星云图和股票市场的交易记录一样，如果任何“预测”都是基于过往数据的分析得出的趋势判断，那么历史在此就是人类社会所积累下来的最重要“数据”，哪怕是看上去“突变”的创新变革，也不可能无迹可寻。
正因此，当考古学家们说“研究过去是为了理解未来”时，不应被视为一句空话。不过，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发现，现代学术体制使他的同行们大多都忙于“研究过去”，而很少真的致力于“理解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他想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份，从600万年的时间尺度（这是迄今为止可追寻的全部现代人历史）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在《第五次开始》的前言中他说得明白；“我想理解过去，这样就能帮助创造未来。我想，这有点儿类似将为人父者的心情：我们关心孩子们将要生活的世界。”
所谓“创造”，无非是指“如何从无到有”，但像雅典娜这样诞生之初便全副武装跳出来的毕竟是神话，多数“创造”其实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再复杂的生物体，也都是细胞根据生物学规则和精确的结构组成的；按进化论的观点，细胞组织的变异积累触及临界点时，就会产生出全新的物种。罗伯特·凯利将人类社会组织演化过程中的这种临界点称之为“开始”（beginning），认为600万年来人类经历了技术、文化、农业和政治组织“国家”的诞生这四个“开始”，而我们眼下正面临着“第五次开始”。
这样拉长时段来看有一个重要好处，就是能发现一些在短期内无法察觉的趋势性变化。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的，很多在后来造成重大差别的变异，起初都是微不足道的，必须经历若干代的积累才能通过环境的选择机制留存下来，其时间之长超出了单个生物的生命长度。若说人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便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适应环境的变动，并积累远超出个体生命长度的知识。克罗斯比在《生态扩张主义》一书中指出，猛犸等巨兽之所以灭绝，不仅在于它们不习惯人类袭击，还在于动物“不是通过个体经验而是通过遗传方式来躲避危险”，而人类猎人杀死它们的速度太快，它们还无法通过代际遗传进化出这样一种本能。这话如果反过来理解，那也意味着人类积累的知识相比起遗传机制，大大加快了我们这种生物的进化速度。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将人类社会本身看作了一个“生物体”来理解其“进化”过程。这种进化从一开始就与动物那种依靠遗传选择的机制不同，而更多依靠个体经验的积累、传播、交流、学习，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在促进人类快速进化上功不可没：否则每个人单靠自己摸索，很难了解不同选择在收益上有何差异。发明石器、加工食物、对火的运用这“第一个开始”对人类的进化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不可低估，但更重要的事实在于，人类能够通过语言、文化和文字，将这些知识经验跨时空传播。如果每个人是一个神经元细胞，那么人类正是通过社会组织这个“神经关联”将自身组成了一个整体的“大脑”，并由于认知流动性而促成了进化上的大跃进。归根结底，人类创造的基础在于自身的社会性：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整体的创造力来自社会，能加速知识流动和进化的语言、文化都是社会性习得的，而语言、文化本身又是强化合作的低成本方式。
这样，世界各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不同组织形态之间的竞争：哪些文化更能促进群体合作、借助农业发展出大型社会组织，并最终以“国家”的形态更有效地汲取能量？不过在此值得补充的是：文化和政治组织固然促成了人类社会更有效地集聚能量，但历史也一再表明，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往往又会成为往更高程度变革的顽固阻碍。因为在几乎所有传统社会中，社会、文化和政治组织既是群体有效利用资源的手段，又是其最终目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抹消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别。
近几百年来的变革之所以加速，不仅仅是由于国家能力的提升或信息流动加快，更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现代社会比任何时代都更有意识地促进变革。自从人类打造第一个石器以来，就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简单道理：经验的积累促进了技术的变革，而革新的技术所带来的收益又会反过来激励人类去想新办法；然而，在“老办法”很好用，或“新办法”风险大、且收益不确定或很小时，很少有人会去冒险尝试。《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一书同样以大时间跨度（只不过该书是数百年而非600万年）的发现召唤人们“在某个风险最高的时刻竞争未来”，不过它强调：天才人数在世界各地的比例可能都是恒定的，因而真正起作用的是“集体天才”（collective genius），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思想流动越快，就越可能出现新的、丰富的观念组合，但要促成这种“集体天才”的繁盛，重要条件之一是社会对冒险创新行为的慷慨激励和回报。没有这些，变革不会自动从天而降。
在《第五次开始》中，凯利的论调是相当乐观的。他相信全球相互关联和高速信息交换正在创造全新的未来，这不仅仅是某些新科技，还包括社会组织自身的进化，并且深信我们正处在变革的门口。他这么说当然也旨在“召唤行动”，一起来开创某个更好的未来，然而，这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变革”和“未来”。事实上，正如有人嘲讽的，每一代人差不多都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正是历史转折点。当然长远来看，人类历史的线性进化是显而易见的事，短时期的停滞倒退并不影响长时段的趋势，似乎人类的进化自从直立行走之后就是不可逆转的，不过，我们这个物种毕竟还只有600万年的历史，恐龙在灭绝前夕统治地球时，它们肯定也觉得自己进化得相当成功。在此我们或许可以逆转那句西方谚语来说：现实是，“看得长远，必然乐观；目光拉近，不免悲观”。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很多变革的收益是不确定的，或说对其收益的评估本身随不同文化价值观、时间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近代欧洲社会比中国更早地实现了现代化：因为在欧洲当时列国竞争的局势之下，一种创新总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而不易被扑灭，在A国不被接受却在B国大获成功的事多的是。不过，很多鼓吹变革者往往略过不提的一点是：任何变革其实都是有代价的，就像人类直立行走固然收益超过成本，但成本还是有的：包括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疾病，都是因为人类的脊椎和骨盆原为四足运动设计，而我们却改成了直立行走。同样的，国家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迫与贫穷，如果要说“收益”与“成本”，那就得问这是谁的收益，又是什么成本、由谁来承担。我们当然要看进步，但也要清楚自己都付出了什么代价。
更难的是，我们在启动变革时，往往并不清楚将会有多大收益、又付出多大代价。这也是《第五次开始》中着重强调的，“进化常常是为了让我们在某个方面尽善尽美，但是在实现过程中，我们成为完全不同的事物”。总体上来说，人类社会确实变得更好了，但不可否认，有时这种“完全不同”也意味着恐怖的后果。换言之，创新变革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常会造成事先完全无法预料的结果。很多现代科幻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都描绘了一个阴郁的未来（最著名的大概就是“人类将被机器人统治”这一桥段了），说到底无非就是对这种“进化失控”的担忧。
棘手之处在于：如果我们为了特定的后果去施加限制，那势必会阻碍创新。《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中就强烈主张：技术要充分发展就必须放弃人类的全面控制，进化的代价就是失控。我们也许看到了“第五次开始”，但没人知道“第五次结果”会是什么样。这确实很难，但有一点是历史曾告诉我们的：害怕结果并不能避免结果，当时不能接受的创新，未必下一代也不能接受。说实话，如果我们穿着兽皮的祖先穿越到现在，看到21世纪的场景，我们也不确定他们是会欣喜还是恐惧；那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必因为对某个未来的可能感到不安就去阻止它。新事物并不以我们预想的方式出现，并且最终，我们还是会有办法与之共处，这本身也是人类进化出来的最重要能力之一吧。
*已刊2018-07-27《第一财经日报》
《第五次开始》读后感(五)：考古真的就像《夺宝奇兵》描述的那样……
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用半生的探究和思考，为我们找到一个清晰、好懂、有力的认知工具，用“五次开始”可以刷新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知。
文/落地窗
古希腊语中有两个词表达“时间”的含义，一个是χρόνος（chronos），一个是καιρός（kairos），前者指的是精确的物理时间，也就是英语单词chronicle（编年、记录）的含义，后者指的是与人有所关联的那个时刻，用奥古斯丁的说法，那是一种心灵时间，既关乎客观的时间，也关乎那个时刻人的主观心灵体验。比如，“秦始皇统一中国，这发生在公元前221年”里的时间是一个chronos，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封建制便终结了”里的时间是kairos，后者具有不在那个时间点的人介入其中进行阐释的属性。有一位学习古希腊语学生默想时，突然领悟到自己有可能未蒙拣选，“那个时刻，不是稀松平常的chronos，而是让生命恐惧战栗的kairos。”
就是如此，那些让我们浑身颤栗的kairos既是一个精确的时间点，也是一种在灵魂深处引发持久动荡的“时刻”。跟随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回到600万年考古的现场，内心深处会频频引发这样的动荡“时刻”。
电影《夺宝奇兵》剧照1、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
大部分的历史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讲起，仅仅将在这以前的历史称作史前史，作为序言，作为对历史开篇部分的点缀，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字、城市、国家、青铜器等元素的出现，而且开始出现了让今天的人也能解读那个时代的文字记录，这让我们更接近那个时代。
乌鲁克出土斜沿碗，可批量生产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同地区先后进入了一种叫作“国家”的社会形态中，强有力的公共建筑和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层出不穷，同时，奴役、征服、战争和不平等也成为社会的常态，无一例外。这是我们通常所学习的历史，也就是文明史。在《第五次开始》这本书中，作者将这个时间点划为“第四次开始”，也就是“国王和锁链”开始成为这个世界的象征。
罗塞塔石碑，用古埃及文、古埃及文通俗体和古希腊文刻写的托勒密五世登基诏书2、“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
然而要了解文明的诞生，又需要把历史往前推到公元前10000年前，这都要归功于一类人——考古学家。
考古学的意义就在于扩大我们的视野，不仅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五千五百年文明史中在文字记录以外还有怎样的证据和事实，也帮助我们理解文字尚未出现时，人类在做什么，想什么。虽然考古学成为一门学科只有不到两百年时间，可是它帮助我们重建了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图景，而且让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的起源，不是人类突发奇想的创造物，而是人类为了更好地从事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时无意开发出来的新格局，比如采集-狩猎者不是为了定居而发明了农业，也不是为了发明农业而选择定居，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狩猎-采集者，他们最终发明了农业。这也是为什么比较新一些的全球史或世界史读物，像《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万年的爆发》选择以一万年前的人类生活作为讲述文明演进的切入点，正因为文明的许多要素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人类驯化了大量动植物，并且开始定居生活的农业革命。
作者凯利所说的“第三次开始”便是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农业。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以狩猎-采集为生活方式，然而就在第四纪小冰期结束的公元前10000年前后，农业开始出现，人类培植作物和驯养动物，开始定居生活。尽管定居历史只不过占据了人类历史的不到百分之一，可是它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一直持续至今。
世界各地培育和驯化动植物时间3、“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我们跟着凯利再往前穿越，“第二次开始”，发生在20万年—5万年前，文化诞生了。我们可以从阿尔塔米拉洞穴和拉斯科洞穴的岩画轻易识别出石器时代人的文化创造力，那些显然都不是一时兴起的涂鸦，而是人类拥有了抽象地想象并还原所观察到的世界的能力。20万年前的现代人类被称为“早期智人”，在解剖学意义上与之前的直立人不同，而且他们开始创造文化。当然对于文化，有无数个判断标准，我们仅仅依靠常识便可以去去判断，毕竟文化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比如符号的使用、宗教意识、墓葬仪式、讲故事、使用象征、制定规范等，还有一样用考古学以及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也难以认定的重要标志——语言的诞生。
法国拉斯科洞穴的岩画4、“起初，神创造天地”
时间再往前推，“第一次开始”，便是300万年前认了开始使用石器，从此开始了一段被考古学家称为“旧石器时代”的漫长过程。这个时候的人类与先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因自身劣势为了有效获取食物（和人类所经历的每一个临界点一样，他们不是因为想到“我们是人类，我觉得我们应该制造点和以前不一样的工具”而制造出新工具的）而使用石器。直立行走可以减少能量损耗，解放双手，狩猎者不是通过迅速迸发的力量和速度来获取猎物（这其实是他们的劣势），而是持续跟踪追赶猎物，直到猎物筋疲力尽，使用简单的工具便能将它们制服。
说到第一次开始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石器、火、弓箭都是具有转折意义并且沿用至今的工具。用火的证据显然很难找到，大多数都出现在40万年以来，最早的也就80万年。因为技术，人类在竞争环境中获得了比对手更多的能量，有不少人类的近亲属种在历史中消失，最终屹立在非洲稀树大草原上的是一群手握石器的人，这很像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开篇。
从一块飞向天空的股骨到国际空间站的镜头过渡，诡异荒诞却又合情合理如果还要往前追溯，史前的世界可以说是没有止境：6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了直立行走（乍得沙赫人和肯尼亚图根原人），与黑猩猩区别开来（二者的DNA相似度高大98%）；2500万年前，板块分开之后留守旧大陆的灵长类动物进化成猿类；5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之后不久，灵长类开始活跃于热带雨林并且栖居在树上……一直追溯到宇宙大爆炸。
米开朗琪罗，创世之手5、“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把时间拉回现在，一个特立独行的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放下探寻过去的考古铲，穿越到1万年后的未来，观察人类从600多万年前走向未来的历程，惊奇地发现了人类社会正处在第五次转折的临界点上，所有人都在参与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巨变，人类社会正发生重大变革，全新时代正在开启，我们所有人都在其中，没有人能够逃脱……
《第五次开始》作者罗伯特•L.凯利对于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五次开始，凯利显然也是用他考古学家的眼光来“挖掘”的，我们从中看到与历史学家不一样的眼光。历史学家看待近五百年的人类历史，主要依托文献，而且是以一个20世纪或21世纪之人的眼光。考古学家能提供的新视角便是他能像看待地底下挖出的一万年前的史前遗物一样看待近五百年来人类的一切创造。凯利假设自己是一万年之后的人，没有文献资料，仅仅依靠考古挖掘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如果关注海洋，会在地中海海底和中国南海发掘出沉船，其他大部分都是1500年以后的，会看到贸易往来和不同地区人们的品味。如果抬头看天空，太空中飞翔着上万件大的物体，还有上万亿件微小物体，这些都是科技的体现。再分析一下人类头骨，会发现1500年以前的人多半都是吃本地食物，而1500年以后的人肚子里装得下整个世界。还可以通过同位素测试发现核试验核战争的明显痕迹，还会发现更密集的人类足迹，都浓缩在城市里，同时这里也会发掘出如同高山一般的垃圾场……
垃圾场，未来考古发掘现场根据考古资料，人们进而得出结论，这是一个被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主导的世界，是一个军备竞赛从未停歇、暴力与不平等牢牢掌控这个社会的世界，是人类爆发了无穷的创造力同时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的时代。第二次开始的文化给了人类一个极大的优势，就是在集体层面创造一个共同体，分享共同的价值观，这种合作的能力是人类超然于古人类之处，慷慨和规范帮助人类度过生存危机，今天依然如此。
岩画中的跳舞场景和联合国大会场景，文化将人类联结为一个共同体6、“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凯利也教给我们另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空间。对与自己似乎毫不相关的空间的关注只能依托纯粹的好奇心和非功利性的同理心。五万年前欧洲大陆上一支狩猎的尼安德特人在一天时间里一无所获，这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一万年前土耳其南部的某个部落发现采摘野生麦的时候发现有些花轴更容易脱落有些则更结实，这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凯利自认为是“泥土考古学家”，从事考古43年是因为享受考古，而非考古带来的实际效用。能有什么实际效用呢？烈日、冰窟、凄风苦雨，这些才是考古学现场的真实图景，显然不会是一铲子下去就找到一堆黄金面具。激情始于童年时代，卧室里塞满了箭头、骨殖和画师，抱着《青年考古学家》《国家地理》这样的专业书刊，古道尔和利基家族的考古学传奇激励着纯粹的好奇心。高中暑假时参加国际教育探险组织，跟着考古学家一起在内华达的洞穴进行挖掘。
考古发掘现场从智利阿塔卡马沙漠边缘的印加遗址到澳大利亚草原地带的原住民，从南非海岸边的布隆伯斯洞穴到怀俄明阿布萨罗卡岭的山巅，从最早出现石器的肯尼亚奥杜威峡谷到用大理石建造一座永恒之城的罗马，凯利探访的地方遍布全球，他曾在美国西南的普韦布洛遗址，还在纽约华尔街的一处遗址以及缅因、肯塔基等地进行考古挖掘，也关注以色列奎塞姆洞穴的东谷骨骼，也前往一万三千年前的“古印第安人”营地，在马达加斯加的米其亚人中开展民族志研究。凯利来中国的时候同样关注连中国人都未必太关注的一些遗址，像上海的考古发掘（上海青浦有凌家角、淀山湖等十几处良渚文化遗址）、西安周边的帝陵和兵马俑坑、北京周口店遗址等。
南非海岸边的布隆伯斯洞穴一小块赭石上的X形刻纹作者认为考古学的最大贡献是关注宏观格局，以上时间和空间的架构已经体现出这一点了。但这并不代表考古学家会忽视细节。考古学家是最需要细节想象力的。我们凭借字数不多的文献去想想一个朝代经历了些什么，这很考验历史学家，同样，凭借地底下年代错综复杂的“物体”去判断某个未知的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既需要科学的精密性，也需要艺术的想象力。书里面提到一个绝佳的例子，1991年登山爱好者在阿尔卑斯山山顶发现一具男性裸尸，尸体保存甚好，人们以为是近期遇难的登山者。考古学家拥有的东西也就这么多，他们展开的工作却令我们称奇。这具尸体不是近期遇难的登山者，通过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年，可以测出这名男子死于约公元前5100的欧洲新石器时代晚期。还有更多的信息经由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甚至这名男子如何死亡，死于何处，死前穿戴什么衣服和武器，随身携带物品是什么材质，他的最后一顿饭是什么食物（小麦死面面包、鹿肉、野羊肉和一些蔬菜）都被一一发现出来，经过考古学家的重构，我们能够完整推出这名男子生前最后一天的故事，并从中发现可能出自同一个部落的凶手杀人的动机。
发现于阿尔卑斯山的奥茨冰人7、“太初有道”
时间和空间都是重要的尺度，是我们的思维赖以拓展的一个根基。本书的标题“开始”，我们不应该仅仅将它作为一个时间意义上的beginning，而是一个属性意义上的ἀρχή（arkhḗ，起初）。希伯来语写作的《旧约圣经》以בְּרֵאשִׁית（bereshith，七十士译本用ἀρχή这个词，指的是“创造的起初，生成的本源”，这也是古希腊哲学诞生之时最关注的“本源”问题）作为第一个单词，描述时间和空间诞生的那个kairos，而古希腊语写作的《约翰福音》则以ἀρχή作为第一个单词，所描述的是上帝之子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kairos。
《第五次开始》凯利为600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划分出四个beginning，也就是四个בְּרֵאשִׁית或ἀρχή，这些beginning如同上帝创世一般，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意想不到的命运格局。
罗伯特·凯利的《第五次开始》，让600万年前、300万年前、20万年前、公元前10000年、公元前3500年、公元1500年这些chronos变成了kairos，成了我们生命中无法逃避的那些“时刻”，让我们沉思历史在我们身上留下的斑驳痕迹。
《第五次开始》［美］罗伯特•L. 凯利（Robert L. Kelly）译者：徐坚定价：58.00元出版时间：2018年7月《第五次开始》是一个考古学家用半生的探究和思考，为我们找到一个清晰、好懂、有力的认知工具，用“五次开始”可以刷新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知。正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所说：“很少有考古学家如此透彻地关注未来，更少有关注未来的学者如此满怀乐观。罗伯特·凯利透过考察人类全部的过去认识现在并触摸未来，演示了历史的巨大价值。”
第五次开始评价人数不足[美]罗伯特·L.凯利 / 2018 / 中信出版集团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未来？_腾讯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