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是一本由[挪威] 乔根·兰德斯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读后感(一)：书中的预测很可能过于乐观
证据1：
对于世界人口，书中预测：2042年地球人口达到最高峰——81亿人，然后开始加速下降。
然而，《科学美国人》2015年3月刊：
最近，联合国大幅提高了对全球人口数的预测值——总人口数将于2050年达到96亿，之后继续上升，到2100年达到109亿，增加的部分几乎全部来自非洲。
到2050年，书中整整少算了相当于今天一个中国的人口。
证据2：
《Scientific American》 2017年10月号：
对20年科学文献的分析表明：从统计意义上，气候科学家对气候变化速度和加速度的估计，存在显著的低估。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读后感(二)：下一个四十年，世界会怎样？
文/严杰夫
四十年前，未来学研究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曾以一本《增长的极限》给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第一声警钟，从而掀起世界性环境保护热潮。如今，曾参与撰写《增长的极限》的挪威管理学家乔根·兰德斯带来了罗马俱乐部最新的一份“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2052》中涉及的信息容量比《增长的极限》扩张了数倍，聚合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与未来学研究者，就经济、能源、自然资源、气候、食品、城市化、养老金等问题，对未来四十年进行趋势预测。在这里，气候问题不再是讨论的核心，而只是其中的议题之一。然而，“更宏大”的《2052》却更很好地帮助人们理解了罗马俱乐部的“将全球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理念。
对人类社会几乎所有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均进行了探讨
在《2052》里，兰德斯并未着急一开始就着手描绘下一个四十年中会有怎样的“沧海桑田”。兰德斯在第一部分“背景”中，以2052年前人类社会可能面临的五大问题作为这场“大戏”的“前奏”。兰德斯提出，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民主、代际和谐和稳定气候五个方面，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些问题面前，贫富分化不断加强的资本主义，面临增长停滞的经济，决策缓慢的民主制度，不同代际间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极端气候现象的频繁发生，将成为2052年前世界最突出的五大特征。这五大特征在《2052》里成为支撑兰德斯笔下“未来四十年”的框架。
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兰德斯才在第二部分“我的全球预测”中，逐一展开他笔下的那个“新世界”。作者在这一部分中对人类社会几乎所有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均进行了探讨—人口与消费、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粮食生产、城市发展和互联网以及社会主流思潮可能发生的变化。与《增长的极限》中的观点一致，兰德斯认为，这些问题之间本身就是互相缠绕的，人口与消费的过度增长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过量的关键原因，而二氧化碳排放过量又将引起不同地域间粮食作物的生长发生变化，而大城市在未来四十年里持续崛起同样会影响人类社会消费结构产生转变，而同时城市化和互联网化的潮流将与社会生产、气候变化等因素一起，促使社会思潮在未来逐渐走出“全球化”的笼罩。
的确，在大部分层面上，兰德斯对于未来世界的描绘是宏大的，但这种宏大并没有使作者的分析和讨论陷入过于简单的“片面”。尤其是在阐述的过程中，作者间或采用来自不同领域专家撰写的分析报告，以补充足够的细节。譬如，在《2052年的时代精神》中，“厄加勒斯：应用知识”机构的主管凯瑟琳·卡梅隆在《苏格兰加入新欧洲》的预测文章中提出，由于气温的升高，未来四十年，欧洲权力的重心会逐渐北移，在这样的背景下，2032年之前，苏格兰将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对的声音”的情况下完全脱离英格兰。如果这个大胆的预测一旦成真，那么曾经的“现代世界诞生之地”一定会在新世纪遭受到最沉重的一击。
未来世界不可能是“扁平的”
值得注意的是，兰德斯并没有延续《增长的极限》中将问题停留在“全球层面”的做法，在《2052》中，兰德斯针对世界不同地区还给予了分别的分析。在兰德斯的“新世界”里，世界将可被划成五个主要区域：美国、中国、除美国外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BRISE和世界其他地区。在这里面，“除美国外的OECD国家”包含了除美国外的其它老牌工业国，而BRISE则包含了除中国外的其它十个新兴经济体。对于这五个地区，兰德斯认为，美国连同大部分OECD国家则将在经济发展上陷入停滞。而且，因为在新能源政策上的决策缓慢，美国将最终失去经济霸主的地位，成为未来四十年最大的输家。
或许中国读者最关注兰德斯对中国情况所给出的预测。可以说，在上述的五个地区中，兰德斯对中国给出的预测最为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仍将持续高速增长，其速度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而且由于中央政府强大，政府积极工作，超过10亿人的生活水平将有显著提高。但兰德斯也认为，中国仍会遭遇挑战，首先，其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持消费水平；另外，气候变化也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会妨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最终成为新的“超级大国”。
事实上，兰德斯在“五个地区的未来”一节中，这种对不同地区不同分析的做法还包含了更多整体层面的观点。他认为，未来世界不可能是“扁平的”，不同地域一定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并且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世界的主导权才最终从美国移至中国。
“20条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四十年
当然，兰德斯没有忘记给我们提出他中肯的建议，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的四十年”。兰德斯和他的同事们曾在《增长的极限》中，号召人类社会掀起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与人类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遥相呼应，被称为第三次革命—它就是“可持续发展”革命。到了《2052》中，兰德斯进一步将这场“革命”具体化为针对个人的“20条建议”，这些建议有些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行不悖（例如“选择能源效率或可再生能源工作”、“不再相信所有的增长都是好事”等等），有些则是“趋利避害”地帮助我们规避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风险（例如“投资那些对社会动荡不敏感的事物”、“生活在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的地方”等等）。这些细致入微的建议在操作性上兼顾了实际与理想，让人读来感到温情之中也夹杂着一丝戏谑和讽刺。
最后还要说的是，《2052》勾勒的那个“未来世界”并没有像罗马俱乐部惯常的那样“悲观”，作者在警示世人的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其中暗藏的机会。兰德斯同样认为，未来学的预测并非是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而是为了提醒我们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这正如兰德斯在结语中所说，“请帮助证明我的预测是错误的。我们一起可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刊于2013年10月12日 文汇报·书缘）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读后感(三)：你何以对中国如此乐观？——对话《2052》作者乔根·兰德斯（南方周末/报道）
朱红军 / 文 刊于 2013-9-27 《南方周末》
四十年前，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长的极限》一书，警告世界，地球的资源承载能力将无法承受经济增长的压力，最终导致灾难性末日的降临。作为对策，他们给出了全球“零增长”的建议。
这激发了世界范围内有关人类未来的大辩论，延续至今。《增长的极限》也成为环境领域最畅销的经典，一共卖出了3000万本，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四十年后，末日并没有到来，尽管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资源危机也从未解除。当年的作者之一，挪威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乔根·兰德斯，又执著地开始预测下一个四十年。在这本被冠以罗马俱乐部最新权威报告的《2052》里，他试图纠正说，人类并没有在发展模式上延续旧日的愚蠢，能源问题正在深刻地改变，所以地球将在2052年之前只看到局部崩溃，但还不会突破石油粮食和水的资源极限，还不至于末日般全盘暗淡。
罗马俱乐部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它的会员包括，约旦亲王哈桑、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巴西前总统卡多佐以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
《2052》的中译本加了一个副标题“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实际上整本书留给中国的篇幅寥寥无几，但兰德斯却对中国的未来给予了最乐观的期待，美国迟早会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中国则毫无悬念。
南方周末：在《2052》中，您唯独对中国的未来表达了最乐观的期待，它从何而来？
南方周末：可是，很多国际学者对中国不乏忧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堪忧、环境危机严重。你怎么评价和你相左的观点？
出现问题并不意外。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看到问题，并且愿意采取措施，尝试从原则上解决。而解决环境问题，怎么建造绿色工厂、生产清洁能源汽车，这是技术上可以实现的。问题是，需要钱来做这些事。单纯的民主社会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资本主义不愿为这些昂贵的环保投入埋单，它要将利润最大化，宁可扩大消费。而中国不会这样，相对集中的权力和行政体制，愿意将资本和人力投入到超越短期利益的根本工作中去。
南方周末：这个判断从逻辑上和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您对中国现实的挑战了解吗？
兰德斯：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8年，1985年我又来过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不同的身份，比如游客、商人、挪威政府代表，和中国发生着关系，从没间断。
我在欧洲读报纸，读到的是警告，说中国比预期发展放缓，但这不是全部的真实。有些新闻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并不客观，但我能够矫正其中的偏见。还有，我与那些西方人士的意识形态背景不同，与德国经济学家、美国学者的视角也非常不同。他们的观点是西方媒体的主流声音，偏向资本主义。
我有一位中国公务员朋友，他告诉我，他先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看政府报告，觉得充满自信，一切都非常美好。接下来两个星期，他上网，发现满眼腐败和负面消息，感觉非常沮丧。而我觉得中国的真实状况恰恰在这两者中间的状态。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差，但也没有官方有时宣传的那么美好。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确实降低了，但是你望向窗外，你会感到中国多么大，充满生命力，而要否定这些又是多么难。要把中国踢出地球表面，要阻止中国的发展，那需要多么宏大的革命。而我不认为这种革命会发生。
南方周末：如果遇到北京的雾霾天气，也许你在飞机上什么都看不到。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将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国家之一，可是这三十年来，中国的环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兰德斯：我想说的是，如果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里没有采取它已经实施的措施，情况将会变得更加糟糕。首先，在过去二十年内，中国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已经大大降低。第二点就是中国政府为了寻找替代能源所进行的努力和尝试。当然更显而易见的是，为了降低污染程度，中国正在付出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有时这类行动还涉及平衡。比如在北京，政府开始尝试控制车辆数量来处理环境污染，但民众会觉得气愤，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汽车。这就需要平衡，需要很好地稳定民众的愤怒情绪，使得它不会成为社会问题。
不过，要是换做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会动用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来处理环境问题，只要对环境治理有帮助，4%的经济增长率都比7%的经济增长率要好。
南方周末：中国与挪威不一样，中国有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利益，这也许会影响到政策的效力。
兰德斯：在挪威，这样的现象同样存在，挪威国家政策都是由中央政府在奥斯陆制定，而挪威整个国家有两千多公里长，这几乎与北京到中国西部沙漠地区的距离相当。据我所知，挪威北部的人们非常抵触奥斯陆政府制定的反对污染的政策，正如中国某些省份的人一样。有一部分人只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地富裕起来，而丝毫不关心环境的质量，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存在。这意味着，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比你所预想的更多的时间，也许要三十年而不是三年。
我依然认为中国现在的权力集中体制是非常有效的，它解决了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的难题。一旦人们富裕起来并开始追求金钱以外的价值的时候，这种体制的民众参与度将会变得更高，自身也会变得更加民主。单纯的民主制度最大的缺点在于它的低效，在民主国家，最小的决策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迅速作出决策将会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四十年前的那本书《增长的极限》，预测了末日的世界灾难，提出零增长的对策，引起了世界大辩论，现在您怎么看当年的悲观预测？
兰德斯：《增长的极限》一书提供了从1970年至2010年的12种未来走向的可能性，但人们只记住了其中糟糕的那部分。而《2052》则完全不一样，它写于四十年后，我们对于此时世界的局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可以更加准确地预测未来。
在我看来，能源资源枯竭问题会在本世纪下半叶得到缓解，因为国际社会在追求发展这一点上并没有显得十分愚蠢，他们也在追求可持续，所以未来不会出现彻底的能源崩溃，但是我们也可以预见本世纪下半叶会出现重大的环境危机。
这四十年里，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切实减轻了世界的人口负担和消耗，我建议中国政府保持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世界人口越来越少，人们将会越来越幸福；如果中国的人口得到控制，他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南方周末：在您的预测里，有没有对中国担心或悲观的部分？
兰德斯：中国是让大部分人富裕起来，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实现，这不是太好的。因为富裕的大部分人会支持政府抹除对它的不利评价，所以在未来四十年内，就言论自由度来说，情况不会太好。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还会顾虑经济放缓，不大敢于彻底向清洁发展的模式转变，不大敢于尽早制定彻底的反对污染的政策，因此在未来几十年内还会持续面临环境问题，中国政府也无法在很短时间内做好清理麻烦的准备。
第三个问题是，在未来二十年内，你们在食品和能源方面将会严重依赖国外进口。这种依赖性应该通过更大力度的措施来降低。
还有，就是避免目光短浅的短期主义行为，要果断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消费型经济，这种转变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但它应该开始得更早。同时你们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制和养老金体制，这样人们才能放心将钱用来做其他事情，比如消费。
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关注这五点，情况将可能变得十分糟糕，中国的未来也不会那么地吸引人。
（感谢桑旸女士的翻译支持）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读后感(四)：难以忽视的真相
记得看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很震撼。不是因为片子里披露的事实，而是对于全球变暖这个问题远没有达成共识，以至于原为美国副总统的戈尔需要花极大的精力四处走访说服民众。以为不争的事实，实际却没有多少人关心。所以我有些讶异，原来人们任重而道远。
《2052》面对的也是同样的世界，与四十年前相比，一切几乎都没有变化。知识分子总是社会里最敏感的人，也往往对现实不满，仿佛鲁迅铁屋里最先醒来的几个。四十年前学者们就预感到的危机，到今天仍旧为人熟视无睹，因此我很能理解作者“长达四十年的惴惴不安”，然而他还是没有坐以待毙，因此有了现在这本书，也可视作为了寂寞的同行者的“呐喊”。
本书利用动态模型，抽象出影响全球发展的关键变量，以此预测2052年“最有可能过的全球未来”，用以说明人类的福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类各种决策下是保持乃至提升？还是下降？人们对2052年的生活满意度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作者利用以往的数据和四十年人口、能源、粮食等物质变化趋势的分析，以及非物质方面——超级城市、更长的寿命、更强大的政府、未来战争等的推断，做出了比较合理的假设，针对五个地区的未来趋势做了预测。作者讨论了我们面临的危机，并试图告诉我们所须采取的应对措施。
系统动力学的模型我也用过，正反馈、负反馈可以很好地模拟真实情境，而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系统化的思考方法。因此与《增长的极限》一样，本书中的模型与预测结论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去思考我们存在的意义、所处的环境从而指导未来的行为，这才是本书想要传达的。
增长是有极限的，在阅读上一本书的时候，这个概念对我来说还是抽象的，仿佛人终有一死对我的意义。那时，我还只是个忙于应付考试和论文的学生，不过纸上谈兵。进入社会以后，我开始关注现实，现世的压力也从未如此真实。现在再读新的“警世恒言”，这个极限仿佛触手可及，不像预测，而是论断了。我忽然觉得，历史并非总是进化地前进，也许我们会走到一个再也上不去的地方，转而倒退。就像在企业里，我们往往盯着年增长10%这个数字不放，拼命扩大规模，不是通过市场的外部需求和内部产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目标，以至于有了量却没有了质，总经理、员工都还顶着巨大的压力。这不是一种短视行为么？可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是这么做的。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也许是路径依赖，也许是决策层的需要，总之，大家还是沿着保“增长”的路这样走着。
对于什么是经济的真正增长，其实大家都有共识，就是经济学中定义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现实中我们往往眼睛看的是经济总量，而不是经济增量；是规模，而不是利润；只看到GDP的增加，却无视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付出的代价。“所有微观经济活动，都是更大的宏观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其增长会使体系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动，甚至是承担牺牲。……宏观经济也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然生态体系经济的一部分。宏观经济的增长会提高机会成本，使自然资本减少，到一定程度就会限制未来的增长。”（本书P21）整段话可谓振聋发聩，告诉我们如果站在更大的视角，我们所谓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其实是以整个自然生态体系的倒退作为代价的。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妄自尊大也显得可笑起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毕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呵。
本书的中文名加入了中国。确实，四十年前的书里肯定不会把中国单列为考察对象，而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忽略的庞大经济体了。虽然本书作者对于中国的未来比较乐观，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有与作者同样的忧心忡忡。比如，作者设立的模型中间就几乎没有考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因为在全球化经济下大家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怎么敢说中国就能在未来四十年独善其身，顺利坐上世界第一大国的交椅呢，更何况周围虎视眈眈的对手。对于中国，除了我们学习西方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弊病外，我们还有自己长久以来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努力追求西方的生活和消费模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吞噬着原有乡村的宁静与清洁，同时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又阻碍了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的整体经济的增长伴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积累的巨大财富被腐败和浪费惊人的消耗；物质生活水平丰富的今天，道德层面的核心价值空缺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都让现代中国人身心俱疲。这些恰恰印证了GDP不等同于幸福感这个命题。因此，未来中国的四十年会怎样？我很好奇，也更关切。书中提到的未来四十年中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资源匮乏、水资源短缺，都是我们已经在经历着的切肤之痛。除了物质环境，政治体制、文化诉求也制约着我们的发展。我们除了从西方文明中借鉴，还要到自己的文化中去继承、发展、重访、挖掘。
当然，与四十年前相比，人类技术的快速进步还是让我们看到一些希望，比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互联网的发展、新的时代精神对人的影响等。本书作者还约请各行各业的专家为2052预测这个主题从个人的专长出发写有几百字的文字，作为“瞥见”专栏，许多内容透露出真知灼见，可谓以小见大。这让我想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感兴趣或擅长的领域，对于未来也需要我们群策群力，贡献熟悉领域的专业知识，通过“集体创造力”去解决人类共同的挑战。
事情不会忽然变坏，就像革命不会一夜成功。也许未来并没有书里预测的那么糟，不过未雨绸缪总是好的。如果对于模型不感兴趣，那么请读者一定阅读本书最后的“理想状态下，全球社会应该做什么”以及“20条个人建议”两小节，这些文字让我觉得普世价值确乎是存在的。我们拥有共同的家园和理想。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读后感(五)：除非你能找到另一个地球
一个地球早就不够用了。四十年前，罗马俱乐部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早已警告过：无限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我们迟早会耗尽这个星球的资源，对奠基于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理念之上的现代文明而言，这等于是敲响了丧钟，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么在到达极限之前转变模式，要么就一如既往，直到走向崩溃（有些激进者认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如今，当年这份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乔根•兰德斯，再度展望四十年后的世界：那个可能的未来将是什么样？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短短的四十年间，我们极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地球来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因此，作者的基调在一开始就已奠定：他无疑坚信“增长的极限”那条隐隐约约的红线、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存在。指望他详尽描述2052年时中国人会吃些什么的人是会失望的，因为他无意作出“事件预报”（“我女儿到时是否会有一个男孩”），而是要作出一个“趋势预测”（“每个母亲生育子女的数量将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之所以能够预见，是因为根据模型，它由一系列的不大可能突变的变量所决定的，这就是决策的依据所在。
大体而言，他的预见仍相信在很多方面会有临界点：即一旦我们越过某个极限，随之而来的就将是耗竭和崩溃。在1970年代关注“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of growth）后，1980年代曾开始关注“极限的增长”（growth of the limits），即相信“极限”本身并非没有弹性，一如新的石油资源不断被勘探出来。“增长的极限”所包含的系统稳定模型确实也有缺陷，它是某种不能学习、不能成长、也不能变化的静止的模型，但变化中的生命模型通常都必备有这三个复杂性。不可再生的资源或许会耗竭，但作为系统的一部分，至少应信任人类本身的学习、成长、变化能力。
显而易见，一个相信“增长的极限”的人，几乎不可能是乐观主义者，因此，他对未来的预测大体充满了卡桑德拉的味道——他有某种不祥的预感，感觉我们的文明将毁于自身的行为，然而却似乎少人倾听。一如他在书中开门见山就说的：“我的担忧一直徒劳无益，正是因为我的担忧自开始以来，在悠长岁月中，它似乎并未给全球演进带来多少正面的影响。”实际上，他但愿自己的预言和担忧是错误的，只是他觉得生态耗竭这样的全球议题实在太重要，而不能只交给目光短浅的政治家们——他们反正只有几年任期，下台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因此，他的2052年预言，并不仅是一份报告，而是在召唤行动。理由很简单：等灾难发生时再开始行动就太迟了。他似乎也相信自己的预测能够充当水晶球的作用：如果人们事先看到未来将会如此可怕，就会事先做点什么来阻止它。在这一点上，他始终抱有信心，因为“不可持续是无法持续的”——换言之，眼下的模式早晚非改变不可。借用罗曼•罗兰的话说，他“思想悲观”，但“并不代表意志悲观”。
既然问题的重心并不在于2052年如何，而在于我们现在该做点什么（因为他描述的2052年“绝对不是我想要的世界”，他想要一个我们本可拥有的更好的世界），那这实际上就不完全是一个生态问题了，因为任何共同的全球行动，都隐含着政治性。这也正是最难做的地方。首先，你得唤起人们的相应意识（用H.G. 威尔斯的话说，“我们在教育和灾难之间展开竞赛”）；其次，你得做某些不可能的事（“让193个国家同意任何一件事都是不可能的”，气候政治已多次表明这一点），结果可能是无休止的争吵，却什么也没做成。最终，最好的可能大概也只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各地区各国管好自己这一片地球表面，这种地区决策无疑重要，但问题就在于，类似气候变迁等议题，天生就是跨国界的。
我们当下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就像一个老笑话中所说的，飞行员向旅客广播说他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告诉大家，好消息是航班比计划飞得快，而坏消息则是“我们迷失了方向”。但更大的危险、也是很现实的一点在于：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会思考自己所属的文明是否“迷失了方向”，因为普通人不大可能关注这些责任分散、发生概率不确定、又非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生态学家经常哀叹世人之无动于衷，但世人的所作所为本身却是理性的。
看似令人惊愕的是：这位绿色和平主义者对未来政治的预测，是认为大政府将得到持续加强，而市场的作用将减少。这大概是他对根深蒂固的全球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一种逆反，想来因为他看到全球无法一致行动起来采取应有的措施遏制生态恶化，公众和政治家们既短视又争吵不休，因此才认为，一个“目光长远”、无须向民众咨询很多的精英官僚组成的大政府，更能强制推行超前于人民普遍看法的措施，或用书中的话说，“有能力迫使人民接受长期政策”。这在逻辑上有点像Sydney Smith说的，“人类就像孩子，他们总是朝着那些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做鬼脸；有时非得掐着他们的鼻子把汤药灌下去。”然而历史上也有足够多的案例证明：很难确保这个“有远见”和宏伟蓝图的精英集团总是正确，而当他们犯错误时却又很难矫正。
这其中一个有问题的假设是：他假定了人民和民选政治家都是、并且总是目光短浅的。作为一个心急如焚的绿色和平主义者，他这么想必定基于多年来强烈的失望，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如桑斯坦在《最差的情形》一书中所言，人们对气候变化这类重大但并不迫在眉睫的危险，通常只有两种错误的极端反应：要么是过度反应、要么彻底忽视。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反应是前者，而对气候变迁则是后者——大概也因缓慢的气候变迁极难激起公众的危急感，《2012》、《后天》之类的好莱坞电影才故意将这些危险戏剧化为骤然爆发的大灾难，因为非如此不足以引发人们强烈关注和讨论。
乔根•兰德斯似乎抱有一种观念，认为当前世代是地球环境的受托人，他们有义务遵守一项原则，即我们将这个星球转交给后代时，必须使它的环境至少不发生恶化。然而道德义务很难驱使人们自动为此倾注大量资源，而为了未来人民的收益将成本强加于当前选民，“这样的政治家很可能是史诗般的英雄，或很可能对历史有着卓越的判断力。然而，这样类型的政治家却是少之又少”（桑斯坦语），关键是，他们也不大可能被选上，除非他的选民发生了变化。人类的确是自私的，但他们同时也是可以教育和塑造的。有些人对人类的角色和作用甚至更为悲观，如麦克洛克就曾说：“我特别不喜欢人类，从没喜欢过。在我看来，人类是所有动物里最卑鄙最具破坏性的。”最激进者甚至认为人类灭绝了地球环境才有救，然而这不如说也是懦夫式的彻底逃避，因为，如果说是人类破坏了地球，那也只有人类能拯救地球，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将自身的整体命运与这个星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少人会在自己家里大搞破坏，为什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不能对地球这样？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读后感(六)：那是我们看得见的未来
2052年，那是还在玩豆瓣的诸位都看得到的一个年份。四十年的时间里，如今的年轻人都已变成了那时的年轻人的爹和娘（繁殖快速的甚至可以成为爷爷和奶奶），如今的社会中流砥柱全成了弄孙为乐的老年人，那时的年轻人也许被称作“二零后”。但那时的地球依然是在担心全球变暖、石油枯竭、粮食危机中歌舞升平么？
想起《龙门客栈》里动不动就喊“我一刀斩得你桃花开”的中年古惑女盛秋月，她说快乐和幸福是有区别的，快乐就是自己爽，而幸福是看着你关心的人爽。我们生活的如今，有太多眼前的快乐，而忘记长远的幸福。我们今天留下的，将是自己后代继承的；我们如今预测的方向，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未来实际的发展趋势。
对于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预测，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有更高效的体质和强大的政府。我们在幻想着民主的美好时，却有西方的学者说民主不能拯救危机，也许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出版的那个小册子上畅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不相悖，我们照样可以“上午狩猎，下午钓鱼，晚上讨论哲学”。
这本书的副标题虽然是《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但实际写中国的篇幅却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出版社为了本土销量而后找补的，不过没关系，那时的地球一定比如今更加全球化，曾经争得头破血流的国家边界早晚有模糊掉的一天，只是我们的哪代重孙子在世时能看到的问题。
悲观的人喜欢回首过去，乐观的人则倾向于展望未来，不论这本书里对未来的预测是否过于乐观或悲观，在当下这一刻去思考未来，本就是一件很乐观的事。因为，至少我们假定自己是有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