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是一本由川本芳昭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已经读到第5册，《中华的崩溃与扩大》，是我补课中国通史的一个开始吧。与此同时，我一并读了陈雨露、杨忠恕的《中国是部金融史》。这两套书，应该算是二十四史和彭信威先生《中国货币史》的导读本，是功底扎实的历史学者和金融学者，融汇新的理论和材料写出来的这么两套书。从讲谈社1-5册里，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始皇帝的遗产》和这部《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我读《始》，概而言之，天下之制皆为分利制。所有人和资源的调度都是为了实现阶级、利益集团以及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们构建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规则总要。而“WCG参赛者”的成败，读《中》告诉了我两条重要的规则。
一、
1.屁股决定脑袋，屁股决定不了脑袋的人结果一般不好。人是为利益服务的，成功地攫取利益一般是同盟的胜利。司马家起于地方豪族进而成为“魏晋士族”，司马家建立晋，它的根基在地方豪族，它必须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终晋一朝，门阀始终掌握着国家的重要权力和资源。氐族苻坚重用汉族王猛，推行汉化政策致使伤害了氐族皇亲的利益，最终后院起火不得善终。
2.中国历来是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稳态结构。纵观历史，士人读书以天（xiang）下（qin）为己任，因此十年寒窗才会有结果，才能举孝廉，闻达于乡野。致仕，则从无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说白当了官就是屁股挪了位置（成为了有产阶级，资产分配者），阶级分层、利益的分享跟老百姓就不在一个圈子里。官场有官场的生存法则，官吏需要明哲保身，跟同僚分利，跟皇权和百姓争利自肥。历代所施行的土地兼并、M2、盐铁官营和苛税重赋等等政策，比比皆是。所以官僚集团是把双刃剑，没有它基础设施没人建，民间诉讼没有第三方仲裁；而没有掣肘的官僚集团，是凶狠的利维坦，是中国的貔貅。要么被吃，要么驯服它，皇权和百姓同样有这样的诉求。
封建官僚和老百姓从来就是利益对立的集体。百姓为本，的真实含义是，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是税源之本。官僚集团通过刍牧和掠夺百姓的财富达到崛起和壮大，而皇权和民人作为最后结果的承担者。
二、
从川本芳昭描述中国和高句丽、百济、邪马台以及倭国/狗奴国等国际关系上看，世界政治格局中是一直存在深刻的主藩国体制的。无论是影响三千年的中华与西域、朝鲜日本诸国的中华体制，近代的苏联体制（俄国与东欧诸国）、英国的日不落体制，还是现代国家外交的美国盟友体制，都存在一极多附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英美体制的成功是从陆权的贸易、文化传播格局过渡到以海运贸易、文化传播为主的海权世界格局。同时，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军事技术、空中航线和互联网更加深了全球政治版图联动的一体性。
主藩国体制，例如中国国内的内乱以及新形成割据的政治局面，同样影响藩属国内的政治军事较量，藩属国对主国外交政策的是判断。这也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这套丛书所立论日本视角的东亚共荣圈的共献。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读后感(二)：民族视角和日本意识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读日本东洋史领域的书，这篇简评写于两周以前，蒙乔纳森老师的好意，转载于《南都阅读周刊》。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4-03/09/content_2032455.htm
当时这书给我耳目一新之感，後来又看了隋唐卷，觉得更喜欢那一本。写圆仁《求法记》那章，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介绍文字。川本这本，和杉山正明的书类似，总觉得过于急迫地要建立什么。他们有细部上的推进，理论上也有建树，但中间的层面似乎跳过了什么。反正作者的描述和我读《通鉴》感受到的历史不同。当时没有加入太多评论的文字，我毕竟不做民族史，不想惹事。我的心在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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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的魏晋南北朝卷，该社曾在1974年出版《中国の歴史》系列，此次中译本依据的是2005年的新版。这是一种由专家撰写，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但也能反映日本学界较新的研究现状。旧版魏晋南北朝卷的执笔者是川胜义雄，新版撰写者是川本芳昭。从目录上可以判断，本书的内容编排大致延续了作者在《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只是行文更为简洁明快。我读后最突出的感觉是，作者最精彩的笔墨都用于论述民族问题，背后隐含着强烈的日本意识。
第一章简要叙述汉至西晋的历史，这一部分因与同系列的著作内容重合，所以颇为简略。
第二章前半部分写西晋灭亡，东晋建立，基本是叙述史实，后半部分讨论变乱时期内各个群体对西晋、东晋和五胡政权的态度，比如前凉张氏在尊奉西晋，向东晋朝贡还是建号自立三者之间的选择；从五胡不能为帝，到胡族自我意识的成长；华北士大夫对南方政权态度在刘裕代晋前后的变化。作者对零星史料的勾稽，都细致入微。
第三章是把苻坚的兴灭和北魏早期的历史联系起来，是全书最精彩的一章，我甚至觉得是本书的眼目所在。他提出苻坚宠任汉族和鲜卑族，急于实现王朝的扩张，并利用新征服的领地获得人才、税收等资源，加强皇权，但却弱化了与氐族集团的联系，从而使各民族集团组成的“马赛克般的”国家联合体在战争失败后迅速瓦解(84-85页)。北朝施行解散部落的政策，将部族属下的部民直属北魏皇帝，而且逐渐得到了汉族士大夫的认同。这里作者认为，崔浩的定姓族虽然基于汉族本位，但其“基本框架是以胡汉两族共通的标准确定上下关系”，因而为胡汉融合提供了契机(99页)。
接下来作者分析太武帝与太子晃之间的冲突，提出北魏历史上贯穿性的结构问题———太子问题。作者列举北魏史早期的三个案例，即拓跋力微vs沙漠汗、道武帝vs清河王绍、太武帝和拓跋晃，结论很精彩，引录如下：
北魏早在还是北方的代国时开始，便不断吞并新的地区和国家，当时的史书将原来居住在地方的人称为“新人”，而将构成自己权力基础的人称为“旧人”，主要是鲜卑人。与前秦苻坚的情况相同，北魏帝权任用“新人”，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强化和扩大。然而，对“新人”的过多任用乃至依存于“新人”，反过来就会像苻坚所遇到的情形一样，招致“旧人”的抗拒，甚至有政权瓦解的危险。相反，如果只重用“旧人”，又与北魏国土急剧扩张、统治地区内“新人”(主要是汉族)增多的现实相背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背离日益扩大。因此，当时的政权便轮流将其重心放在“旧人”与“新人”上，可以说基本上注定了要将自身的权威放在超越胡汉对立的位置上。
而在这种冲突中，皇太子的位置微妙之处在于：他在与皇帝对峙时，很容易就会卷入到反对帝权扩大的势力之中，但当皇太子即帝位之后，他也会走上跟先帝一样追求帝权的道路。(102-103页)
关于拓跋晃之死，作者也做了新的解释。《通鉴》元嘉二十九年“六月，魏太子晃以忧卒”条，《考异》引《宋略》曰：“焘既南侵，晃淫于内，谋欲杀焘。焘知之，归而诈死，召晃迎丧。晃至，执之，罩以铁笼，捶之三百，曳于丛棘以杀焉。”作者采信这条史料，认为这才是太武帝匆匆结束南伐撤军的原因。
第四章讲述东晋宋齐的历史，基本没有越出《东晋门阀政治》的范围，其中提出的南朝货币经济的发展与货币供应量的持续紧缩问题，明显受到川胜义雄《侯景之乱与南朝货币经济》的影响(收入《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第五章讲梁、陈，作者对梁武帝的改革和学术文化着墨甚少，个人认为这是本书最大的遗憾。作者着力突出的仍是梁武帝末期到陈朝灭亡江南土豪的登场。可以说是下一章讨论江南民族问题的铺垫。
第六章讨论江南山越、蛮、獠等族的社会存在。这一章的时段不仅限于魏晋南北朝，还下及唐宋，重点描述了福建和四川两地的开发与少数族被包围、汉化的过程。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与《桃花源记》有关的一条史料。自陈寅恪提出《桃花源记》是六朝坞壁的写照，所谓避秦乱，乃指苻秦，而非嬴秦。尽管这一观点引起学界许多争议，但却启发历史学者注意这篇千古奇文的写实性。作者举出顾野王《舆地志》中的一则史料，将桃花源的描写与南朝少数族聚落的生存样态联系起来。知见所及，似乎还未有人指出过。
第七章回到北朝，接续第三章的主题，专论孝文帝改革。作者从传达诏书的程序入手，揭示北朝前期内朝制度。作者采信文明太后是孝文帝生母的说法，分析了孝文帝的性格在改制中的作用；本书还注意到孝文帝改变北魏德运和撤换平文帝的太祖称号，改封道武帝为太祖之事，这两点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第八章叙述六镇起兵到北周统一华北的过程，这可以视作孝文帝改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也是隋唐帝国的基盘。孝文帝改革拉开了鲜卑部族内部的差距，陈寅恪对六镇起兵的这一解释颠扑不破。比较有新意的是作者对北周采取《周礼》的解释。作者指出在景穆皇帝拓跋晃时期，就已经注意到《周礼》，“西魏、北周时对周礼的执著和采用，可以说就是对孝文帝路线的继承”(253页)。作者还指出，华北的荒败以及北周国家的祭政合一，这种种相对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反而使采用《周礼》更为现实可行，而魏晋南朝则不具有类似的条件。
第九章视角跨出中国史，转向日本和东亚的兴起。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对卑弥呼遣使的开始和中断年份的解释。239年首次遣使，是因为前一年即238年，割据辽东半岛的公孙氏政权被灭，中日交往的通路打通。266年后遣使中断，413年恢复遣使，这之间“谜一般的四世纪”，部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八王之乱后，西晋统一政权的解体，中原王朝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的剧烈变化。413年遣使的恢复，则与刘裕410年平灭南燕，控制山东半岛密切相关，因为当时中日交往的主要来往路线是渡过对马海峡，从朝鲜半岛利用季风横渡黄海，到达山东半岛。同时，作者强调，在倭国内部，出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和“中华意识”。
第十章进一步论证模仿中国的“天下”观和“中华意识”并非日本独有，而是东亚世界的普遍现象，这里列举了高句丽和百济的例子。作者的敏锐之处在于把中华意识的崛起追溯到五胡政权那里，南燕视刘宋为蛮夷，北魏也在洛阳城建四夷馆，都显示出以“中华意识”的成长。接下来作者从人物和典籍的移动出发，追踪了“中华意识”由北方胡族国家向东亚周边传播的轨迹。最后，作者还构画出以南朝为中心的世界体制逐步崩溃的图景——— 北魏拿下山东半岛，立即扭转了东夷诸国与南朝的朝贡关系；西魏占领四川地区，南朝与柔然、吐谷浑的关系随即切断，结果是“此前与南朝联合行动或处于其势力影响下的柔然、吐谷浑、云南爨蛮、高句丽、百济等势力，到了唐代都相继灭亡了。另一方面，在上述势力背后不断积蓄力量的突厥、吐蕃、南诏、渤海、新罗、日本等逐渐崛起。”(318页)
整本书的叙述是从胡汉对立的问题开始，以苻坚之败、北魏之兴为转折点，以超越胡汉壁垒的帝国之建立作为此期最重大的主题，关键的概念是胡族国家模仿正统王朝构建的“中华意识”，以此向外扩张，影响及于东亚世界，最后的结穴仍是日本。这就是本书最后说的：“换言之，五胡、北朝、隋唐与古代日本可以说是具有以下共同侧面的国家群：它们都是以秦汉帝国为母胎，以接受其册封的形式在魏晋南朝的体系中成长，并在突破这一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崛起。(319页)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读后感(三)：我之贫乏
高晓松说历史是童子功。査建英说人在青春期的知识结构对一生都有深刻影响。
起初我不理解，细思，深以为然。
就是因为人在十几岁的时候是记忆力最好的时期，也是迅速吸收知识的黄金时期，当时也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其时自己以为是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长大了了之后看还是死记硬背，当时自己以为的理解和真正有了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但记忆却非常牢固，一生不忘。现在想想，自己的语法知识竟都是初中时期打下的基础，而极为肤浅的一点乐理知识都是小学时学的。
中国古代史好像还是初中时候学的，我印象中高中就从近代史开始学了，鸦片战争是第一章，所以其实对自己的文化文明历史了解得太不够。以至于，我对几次分裂的时期了解得十分之不清楚。都很大了，读了三国演义才对那段时期的历史有了了解，还是小说中的，因此看本卷书的第四册极有收获。到了这本魏晋南北朝，才算是帮我真正理清了混沌思想中的一点脉络。
说到这，又要感谢小时候的背死书，我发现原来记忆中的内容可以脱口而出，宋齐梁陈、匈奴鲜卑羯氐羌，就和理科一塌糊涂的我可以清楚地背出化学元素周期表一样，当时的记忆，犹记如斯。只是，这次，我才清楚，西晋灭魏，统一中国，但时间甚短。南方东晋时期，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乱战时期，又互相交叉进入南北朝，南朝为宋齐梁陈更替，北朝到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又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后备北齐北周代替，混战最后又隋朝统一，分裂结束。
作者是日本人，所以延续整套书的风格，最后会把当时的中国放到东亚社会来研究，同时也会分析当时日本岛、朝鲜半岛的情况，以及东亚文化经贸的交流对历史的影响，这中间有些观点有作者作为日本人的看法，但总体来讲还算客观，也是对自己的启发，因为我们学得太孤立了，太缺乏宏观的综合的分析思考能力。
一本学术研究著作被我当做普及读物来读，真是亵渎，谁让自己基础匮乏呢。读书越多，越感觉我之贫乏，好在一直喜欢读，一直在充实自己，而且不喜欢心灵鸡汤，不喜欢快餐读物，还是更爱文史哲的书籍。郁闷的就是，现在不是能练童子功的年龄，所以常常看过会忘记，这也是坚持写书评的原因，给自己读过的东西作个记录，以后看看会提醒自己想起书中最后收获、对己最精华的部分。等把手头的近二十本书读完，打算好好读读国史大纲和中国通史。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读后感(四)：hx
本书是日本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魏晋南北朝”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本卷作者侧重探讨了夹在汉、唐两个统一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的本质；当时周边地区如日本、高句丽、百济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与许多国内学者不同，川本芳昭打破了国别的限制，而试图以“东亚世界”的眼光解读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传播与接受、以及这种文明的传播所带来的民族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读后感(五)：由民族到阶级——读《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的混乱，盖是由于所谓五胡（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进入以华北为中心的中华世界后先后建立了各自的政权所引起的。
在魏晋南北朝整个时期，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为“民族”二字。依托于民族问题的表象，十六国政权（本书笔者指出“严格地说，这段时期兴亡更替的各个政权共有十九个，此后建立北魏、更改国号的代、短命的西魏、汉族建立的政权冉魏一般都不计算在内”）先后复起复灭，胡汉双方基于不同的立场（汉人主张“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而胡族反驳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围绕谁才是主宰中华世界的帝王的问题，展开了足使中华崩溃的争斗。
如此情境下，五胡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面临，不仅仅有汉民族之代表的东晋与非汉民族政权的斗争，同时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还存在着同时的非汉民族政权之间的斗争以及单个政权内部汉族与胡族的权力之争，而后者最终伴随着帝王的对汉臣及非汉臣子权利的制衡、中央集权的需要同部族联盟权利多首的冲突，逐渐的偏离了“民族”的主线，开始突破固执的民族观念，向着“阶级”的时代线路靠拢，最终脱离了魏晋南北长时期，走向隋唐。
在这里需要注意两点问题：
首先，即使是在五胡十六国初始时期，各政权之间虽然基于民族对立的指标有着严格的权力和规则划分，但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始终存在着民族混合的现象。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非汉政权当中，有着渊博学识和崇高社会地位的汉族贵族往往会得到该政权君主的主动拉拢，即使这种拉拢有时更多地是一种象征姿态，或者脆弱不堪。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前所未有的人口大流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各个地区及民族的交流，由于这种活主动或被动的频繁而强势的交流，民族的局限逐渐为广阔的疆界所打破，为了更好的统御治下的广阔领土，各政权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与措施，以非汉政权的立场来说，脱胎于部落的原始管理方式已不再适应于时代的现状，“民族”概念的重要性正在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规则。
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来看，这种趋势昭然若揭。
废除内朝、改革祭祀、分定姓族（即实现胡汉通婚）、移风易俗、均田制，这些措施显示出已经一统华北的北魏孝文帝基于“成为中华皇帝”的志向，结合“由于北魏社会现实变化的影响而产生的阶级意识”，致力于建立“基于身份制原则的阶层社会，而非基于原先那种连带感的社会。”，这是一个胡族政权为“脱胡汉化”所做的努力。对于这个过程，作者川本芳昭将之形容为“北魏王朝的中国化”，事实也正是如此。
以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的观点来看，“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有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君主是贵族的共有物。”本书作者即持此“贵族制”观点。在这种思路下，保有中华世界正统性的晋王朝所有的“贵族制”得到了觊觎这种正统地位的所有非汉政权及周边政权（如日本、高句丽等）的效仿。
这种基于阶级意识形成的制度，最终被渴望中华世界正统地位的非汉政权所采纳，被取代了其固有的基于民族意识的政权形式。这也正是先进文明对于原始文明的优势之所在。通过这种方式，胡族被汉化，其政权及领土不断扩大，但其本质却已经中华所同化，最终实现的则是整个中华的扩大。
最后，作者将“原属于夷狄、从五胡中崛起的北魏，甚至也被中国的士大夫承认为北朝，而在北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唐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的现象，称之为“一种逆转现象”——“原本非正统的王朝成为了正统”。由此看来，似乎“民族”的主线位置不容质询，但在这种文化及制度中广受胡族影响的表象之下，是“阶级”对于所有民族成员的再次洗牌，将其置于自身的框架之中。
正如本书正文最终的点睛之笔：“（五胡、北朝、隋唐及日本等）他们都是以秦汉帝国为母胎，以接受其册封的形式在魏晋南朝的体系中成长，并在突破这一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崛起。”以“阶级”为标准的魏晋南朝的“贵族制”是这一时期所有现实变化的胚胎，因而便也就成了当之无愧的基准。好比由猩猩进化而来的人类，虽然因为地域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人种，黄白黑各色皮肤混杂，但这种差异表象下存在 的依然是相同的人类基因链。
由此引申来看，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的设想无疑是相当正确的——无论是从现实的论证还是理论的基底上来说。当复杂多样的民族借助网络的连接开始接触碰撞后，民族的差异最终会为阶级的差异所覆盖，从表现上来说即是“民族（国家）的疆界被打破”，人们呈现出了基于更广阔范围的阶级的同质性。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人们在变的看起来更加平等、更多交流，这不正是如今得见的现象吗？可见历史的潮流始终在默默推进着。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读后感(六)：探寻中华民族之源
本书以大量史实为依据，非常严谨，文风又不那么枯燥，插图丰富，相对而言是一本不错的史书。可以打4.5分。
魏晋南北朝简史
魏晋南北朝，夹在汉唐两个统一王朝之间，有着400年的历史。其间的混乱，不可谓令人震惊。
我本人以为，读史，首先是要了解史实和大致的历史走向，然后才是其他的兴趣点。之前对魏晋史并不是很了解，比如司马家族是如何从曹氏家族手中夺取权位的？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
本书略带着日式特有的语气（大概是翻译的原因吧）和视角，向读者概述了东汉末年的故事。三国鼎立之后，随着刘备的死去，蜀国式微；吴国实力相对的不足，加上内乱，魏最终完成了统一。然而这一胜利成果，是相对短暂的。权臣司马懿在经历了三代经营之后，最终由马炎完成了政权夺取。当然，这期间也有很多其他的小故事，比如司马昭和司马师兄弟俩的努力。然而，通过权术上位的司马家族，虽然吸取了教训，不让外臣获得过大的权力，最后却因为“八王之乱”覆灭，不得不说挺讽刺的。西晋之后，原本在外围活动的五胡，包括匈奴，鲜卑，羌，氐，羯，趁乱入主中原。并相继建立了16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当然这一称法本身有待商榷，但习惯上这样称呼）。这些国家当中，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包括，在河西走廊的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一支，以及完成了短暂统一华北事业的后秦。当然不管前面如何，北魏，趁着刘裕北伐后又匆忙南撤的间隙，建立了统一的华北帝国并逐渐成为受人认可的“正统”。
五胡入主中原之后，华北的名门望族除了留下来的和少量逃亡北部的，一支逃往了河西走廊，更大的一支则南下进入江南，并建立了所谓的东晋政权。东晋政权的正统性其实也受到过怀疑，同时，由于江南本地豪族的排斥，东晋政权存在着微妙的利益平衡关系。这样的微妙平衡，只短暂的维持了几十年。期间令人比较印象深刻的历史人物是谢安。之后，就被平民出身的刘裕篡夺了政权，建立了所谓的宋朝。
至此，北方的北魏，南方的刘宋，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南北政权，史称南北朝。到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正统性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军事实力。无论出身如何，只要你有军事实力，想要的话，最后都能够坐上龙椅——这也是造成魏晋南北朝400年动荡的重要原因。后面北魏演化为东西魏，最后又被北齐、北周所代替，不过是历史的重演。包括后面北周的统一和隋朝的建立，同样是这样的大背景下的历史偶然和必然事件的结合。同样的，南朝也经历了类似的宋齐梁陈的更替。
中文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探讨
本书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探讨了在南北朝时期，贵族在政权当中所体现的一些作用。在北方，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相对落后。贵族对于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统治汉人口占相对多数的中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贵族虽然在文化上占领者精神高地，但出于对五胡军事实力的忌惮，还是不得不屈居低头，并促使得胡汉融合在曲折中不断前行。本书认为，贵族在保存中华文化当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南北朝时期，贵族当政，对联系乡里以及中央政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贵族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重要的一种现象。
然而我觉得，贵族本身只是一种象征，其背后还是文化，若没有文化的支撑，贵族并不是贵族。书中有一段描述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江陵沦陷后，北周把江陵10万多男女老少以奴隶的身份带到都城长安。其中，有一个文人颜之推最后侥幸活了下来，并写下了家训，他在里面提到，不管你是几代的贵族，如果你不再读书了，那么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其背后的支撑是文化，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期间，最终能够使得中华民族没有破灭断层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始终延续着。这当中，既有逃亡河西走廊区域的士人、名门望族对于文化的留存，也有逃亡江南的士族，以及停留在华北区域，接受胡人统治，但始终保持着文人气节的士大夫对中华文化的留存。这三股不同的力量在不同程度上，保住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吸收了当时渐渐兴起的道教文化，以及从西域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文化在此期间起到了相对比较重要的作用。因为佛教推崇的是来世概念，这让很多在乱世当中的平民，甚至士大夫都相对比较推崇和信仰。统治阶级（包括北朝和南朝）也认为，佛教治国是相对有用的。南朝甚至还出现了菩萨皇帝，梁武帝，修建了大量的寺庙，多次入佛，最后都是大臣花重金把他赎回来。小时候背诗的时候没感觉，现在想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真是非常诗意的画面。
作者最后饶有兴趣地探讨了在此期间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北方的胡汉融合前面已经讨论的比较多了。南方，作者主要探讨了汉与南蛮的融合。不过在我看来，南蛮在更远古时期可能就是中原迁徙过来的，只不过文化相对落后而已。另外，本书还探讨了中华文化对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可以看出来，作者虽有不甘，但还是比较认同中华文化对于周边文化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朝鲜和日本不过都是脱胎于秦汉这个母体的不同文化罢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本书取名“中华的崩溃与扩大”的原因吧。亚洲文化以中华文化为蓝本发展，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流行的。
小小的感想
作为一个民族，使其延续的是文化，那作为一个人，能够贯穿其间的，延续的，是个人精神和信念。世人所谓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致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这个人，向上，积极，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态度，那么不管你是在谷底还是在巅峰，始终都会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你完成你想做的事业。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读后感(七)：一个纷乱的年代
三国演义开篇说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便是不断地，在这这分分合合间转换。从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到秦汉帝国的统一，从三国分立，到西晋统一。西晋的统一局面没能支持多久，便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堪称最乱的一个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
近日，拜读讲述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作品，《魏晋南北朝，中华的崩溃与扩大》。这是一个日本学者讲述中国历史的系列丛书，名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从夏商讲到民国。作为与汉文化关系密切的日本，研究的角度既有别于汉族学者，语言上又比西方的《剑桥中国史》更加通俗易懂。
从前的记忆中，这段历史完全混乱。对之前的三国，和之后的隋唐都有一些了解，唯独对这一段历史，知之甚少。就算读到，也会因为太过复杂，而缴械投降。
诸葛亮和司马懿可谓是三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的两个谋臣，虽然司马懿的名声没有诸葛亮响亮，但司马懿的子孙却结束了三国的乱世。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在父祖两代打下的基础上，接受曹魏的禅让，建立晋朝。亦如当初，曹丕在曹操死后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建立曹魏。历史总是相似，历史亦是一种轮回。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西晋走向灭亡。晋室衣冠南渡，在江南的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建立政权，史称东晋。而广大的北方，先后有了十六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民族里，既有汉朝时，互相兵戈不断的匈奴，也有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鲜卑。在中国的很多史书中，将它成为五胡乱华。
中国古代，汉族以天朝上国自居，周围的民族，便是蛮戎夷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但这些国家都是周朝宗室和勋戚的后代。纵使是被诸侯成为南蛮的楚国，也被传为是火神祝融的后代。秦汉时期，匈奴作为北边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令汉朝很是头疼，但终究也没吃什么大亏。
而到了东晋，汉室偏安，中原故地被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先后建立了十六个政权，被称为五胡十六国。直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南方，也改朝换代，变成了宋朝。这个时期，在历史上，叫做南北朝。
这本书的标题，叫做中华的崩溃与扩大。乍看，这两个名词其实是矛盾的，崩溃了又怎能扩大呢。其实，汉文化在此时经历了一次，一千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汉室南渡，中原沦陷，看似是崩溃，但少数民族占领中原，建立了这么多政权，将原有的中华秩序，完全打破。
这次也是一次人口的大迁移，大量的汉族人口迁移到了南方。江浙沪和广东、福建这些地方，原来是山越人居住的地方，此时也涌入了大量的汉族。
原来的汉族，以中原王朝为正统，曹魏篡汉，晋代曹魏，都居于北方。衣冠南渡之后，北方变成了少数民族政权。起初，汉族士大夫是不接受这些少数民族为正统，反而将长江以南的东晋作为正统。但在北魏之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变成正统，南朝却没能变成正统。隋唐两朝都与当时南北朝的北周有渊源，北周就是来自于北魏。
魏晋南北朝打破了汉族士大夫固守的信念，而像拓跋鲜卑这样的少数民族也将自己的身份从胡人转化成了中华皇帝。
魏晋南北朝，真是一段有趣的朝代。那个时代，有许多名将名士，也有像前秦苻坚，北魏拓跋珪，宋刘裕等英主，共同写就了那一段缤纷的历史。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兰陵王》，好像便是南北朝的历史。
而在南北朝之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盛世，隋唐。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读后感(八)：东亚世界中的中华
作者在最后的章节中以倭和三韩为例，将传统意义上的周边国家与北方王朝纳入同一个视野之中，描绘了华夷观念在整个东亚世界中接力式的传播过程。旧的中华，至少在北方，崩溃了。但随着秩序崩溃后的人口大迁移，传承秦汉魏晋文化的人群以渡来人、客卿等身份成参与了新兴民族王朝的制度建设，中华观念被带入了新兴国家的国家理念之中。中华在更大的范围内再次建立起来。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南朝对东南的开发也是中华文化在这些地方从点到面的扩大。
这一观点或许需要略作修正的地方是：对于此时期的东亚国家而言，其所建立的，准确说来，应该是一种华夷秩序型的国家关系理念。真正具备了自我即中华这种自觉要晚很多。朝鲜和日本的小中华意识大概要到了清代才明确。
另外，书中最让人感动的两处记述一是江陵陷落，一是孝文帝与文明太后。前者读了令人落泪，后者简直就是一部好剧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读后感(九)：阎步克：川本芳昭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中国的历史》，将以中文出版，奉献给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其中有九州大学教授川本芳昭先生的著作《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川本先生的专业为东亚古代史。他以中国为中心，对东亚的政治史、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等进行过长期的研究。这部《中华的崩溃与扩张》深入浅出，文笔兼平实与活泼之致，颇具可读性；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叙述和解说，来自川本先生长期研究的个人心得，也能反映日本学界对此期历史的许多看法。被移译为中文的日本中国史论著，越来越多了。《中国的历史》这个系列，包括川本先生的这部著作，应能推动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
因地缘邻近的关系和悠久的文化交流，日本对中国史的了解较早且相当深入。其传统学风本来就具有细密扎实的特点，中国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强化了其浓厚的实证精神。明治以来，欧洲史学的学风、方法和论点，又催生了现代的新鲜眼光。对中国语言的熟悉，更是其超过西方学者的得天独厚优势。有的中国学者这样评价：在中国之外，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成绩，在总体上超过欧美。
在宏观框架和具体史实的解释上，中日学者各有见仁见智之处。这一点自是读者所当注意的，且最有启迪的。例如，川本先生在本书的“前言”部分申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被称为‘贵族制’的时期。这固然是由于东汉末年的混乱中所出现的身为贵族的文人知识分子既成为乡村社会的领导，又进入中央和地方政界的统治阶层，从而备受后人的关注。”所谓“贵族制”，乃是日本学者长久研讨的论题，涉及其对魏晋南北朝的总体看法。文史专业的中国读者，对之当然不会陌生；而对非文史专业的读者，就未必都清楚了。
近代以来，在用新眼光审视中国史上，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先行一步。“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把中国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所谓“上古”或“古代”，至东汉中期而止，被看成是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扩张期。经东汉中期到西晋的过渡，进入了六朝这个“中世”时代，其最大特点是“贵族制”：“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君主是贵族的共有物。”(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唐宋之际，中国又向“近世”推进。这个“三段论”的模式，看上去与西欧史的古代、中世纪、现代三段论，有某种可比之处。“近世”的各种变化，是参照西欧“近世”而被阐述的。又，法国学者白乐日、谢和耐所勾勒的中国史分期，与之有类似之处。
“古代国家”、“六朝贵族”、“唐宋变革”等论题，此后被京都学派的学者们不断充实、深化。在“贵族制”的长久讨论中，各种观点纷纷涌现，异彩纷呈。矢野主税、越智重明等学人，与京都学派不尽相同，对中古“贵族的自律性”的评估没那么大，对此期的君权和官僚身份，则有更多的强调。矢野认为，“贵族因国家权力的存在才得以成立”，“贵族就是寄生官僚”(《门阀社会成立史》)。越智主张，贵族阶层因国家权力才能得以成立，从而凸显了君主对于贵族阶级的优越性(《魏晋南朝之贵族制》)。
川本先生是越智的学生。其对“贵族制”的认知，构成了本书中相关人物、事件、制度的背景。例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阐述了“公权力之私有化与‘公’之再建构趋势”；第四章的标题是“江南贵族社会”，其第一节的标题是“东晋的贵族社会”。都反映了这样一点。这是中国读者所当注意的。又如，第四章第三节的标题被译为“向贵族制的转变与宋齐军事政权”(原文是“貴族制の変容と宋·斉軍事政権”)，所申说的实际是“该政权并非由贵族所建，而是由军人创立”，“军人政权可以说是宋朝以后各王朝的一大特征”，“贵族的式微因寒门、平民的抬头而日益彰显”。这就是在提示读者，由贵族制到军人政权，其间已发生了某种“转变”。按，此前越智已提出，自刘宋到梁武帝天监年间，由于皇帝改革，通过起用寒人阶层而加强了皇权，贵族便丧失了“自律性”。宫崎市定对此期政治变动的阐述，是“军阀帝王与贵族结合的政治”(《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序)。中国学者田余庆先生，则把刘裕集团视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东晋门阀政治》)。相关论点的同异，不妨对照观看。
中国现代史学的萌发过程中，一代宗师也在不断涌现。除了各个专题、断代研究的巨大进步外，在历史分期方面，二千年传统史学家们闻所未闻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概念，被学人纳入视野，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其中郭沫若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借助“五种生产方式”所建构的框架，最富理论性。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称之为“一个划时代的功业”(《二十等爵制研究·序章》)。在郭氏的最终看法中，夏商周是“奴隶社会”，战国进入“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殊性之一，在于“豪强士族地主”。因种种原因，郭氏的分期之法进入了大学与中学教科书。很多非历史专业的人士和书刊，至今仍然习用着“战国以来的封建社会”的说法。
魏晋南北朝史的若干名家，在历史分期上主张“魏晋封建论”。何兹全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战国秦汉是“古代社会”，汉末三国进入封建社会，此期出现了如下变化：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读史集》)。唐长孺先生说：“魏晋户口下降的原因虽有多方面，但根本的原因在于魏晋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大量户口沦为私家的佃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王仲荦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态，是世家大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耕作者依附农民──部曲、佃客。”(《魏晋南北朝史》)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因以唯物史观为本，中国学者更多聚焦于“所有制”的辨析之上。而日本学界对“贵族制”的讨论，通过各种事象辨析皇权、贵族、官僚之关系，相对更为细密，其分析方法，即便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也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当然，对士族门阀现象，中国学者仍有非常出色的研究，如唐长孺先生对士族升降沉浮等现象的讨论，如田余庆先生对“东晋门阀政治”的阐述。同时在“二战”之后，唯物史观深刻影响了日本史学，对经济关系大为重视了，发展出了把汉唐间的社会视为奴隶制、农奴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新看法；京都学派的“三段论”，也更多地从经济层面(如租佃制)和社会层面(如“共同体”)推进了。
“战国封建论”与战国秦汉的剧烈社会转型合拍。这时发生了一个剧烈转型，古人也作此观感。王夫之有“战国者，天地一大变革之会”之论，赵翼有“盖秦汉间为天地间一大变局”之说。“魏晋封建论”把汉晋之交处理为两大社会形态的转捩之点，自此之后，就一直“封建”下去了。在这里，以及在京都学派的“三段论”中，战国的那场历史巨变不够鲜明。“唐宋变革”的提法，令中国史的中后期波澜再起，以此来解说唐宋间的各种变化，研究者会感觉很“给力”。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界对“唐宋变革”的关注大增，若干唐宋学者乐于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方式参用其说。在内藤的“三段论”中，“贵族制”与“唐宋变革”是相关的。“变革”的表现之一被认为是君主独裁，而六朝的“贵族制”，就反衬出了唐宋间的变化足以构成“变革”，是划时代的。但如认为六朝大体仍是皇权主导，贵族制只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社会形态，那么它与宋代君主独裁的反差到底有多大，是否大到足以构成“变革”的程度，就应再行推敲了。
除了“贵族制”之外，民族问题，一向被看做魏晋南北朝的又一时代主题。东亚民族研究，是川本先生用力最勤的课题之一，有专著专论。本书也把此期确定为一个“汉民族与异民族、异文化之间的大对抗、大融合时期”，并揭举了这样的任务：“自汉帝国以后，经过与诸多异族和异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汉族文化和文明发展演变至今日。运用这种民族形成的视角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分析梳理之后，这个时期将会有什么样的真相浮出水面？”进而对十六国北朝的胡汉民族、胡汉政治集团和胡汉文化的冲突融合，对相关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系统的论述。(当然，南方少数族问题也未被忽略。)
对此期胡汉关系的大趋势，作者使用了“中国化”一词。第七章第二节的一个论断，就是“孝文帝的各项改革实质上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中国化”的用词，也被用于解释此期中国文化的域外影响，即对东亚各地区的外部辐射。这也是川本先生长期致力的论题之一。较早时候，中国学者在论述十六国北朝时，除了使用“汉化”一词之外，还有人使用过“封建化”的概念。这个“封建化”概念，其实是容易引起疑问的，因为对什么是封建制，有很不相同的定义。川本先生还进一步提出“华夷秩序的变貌”的问题：原属夷狄、从五胡中崛起的北朝发展为隋唐，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这是一种逆转现象”，“原来非正统的王朝成为了正统，这里展现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进程”。确实，此期北方少数族对中国史进程的影响，其最耐人寻味之处是什么？无疑值得深思。
内藤湖南的上古、中古和近世“三段论”，不妨说是一种“文化史观”。如内藤所云：“我之所谓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国上古史·绪言》)内藤认为，受中国文化浸润的异民族，又给了中国本土以反作用，使中国这个逐步衰颓的民族得以“返青”(《新支那论》)。进而，宫崎市定伸张“朴素主义”之说，意谓中华文明一经成熟，便走向纤细颓靡；而胡族入主带来的“朴素主义”，得以使中华克服了“文明主义”的颓靡(《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这类论点因其背后的政治意向，即适应当时日本在东亚扩张的意向，在“二战”之后受到批判。中国学者的常见表述，是此期的所谓“五胡”经“汉化”而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从而在经历了民族冲突之后，迎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唐长孺先生在若干年前提出了“南朝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进入唐朝之后，北朝在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残留影响，就在不断地淡化，在向南朝所代表的方向转变；由此看来，十六国北朝只是中国史上的一段不必要的曲折。这一论点，突出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周边少数族“汉化”的必然性。而数十年前陈寅恪先生论唐史，曾有“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我中华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之说(《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其另一表述是“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吴宓转述)。如果这样的话，北朝就不完全是中国史上的一段不必要的曲折了。李唐皇室血统的考证，连带引发了陈氏的这一感想，但无更进一步的具体讨论。钱穆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化病”的时代，而北朝受病较浅；北周继承了汉代儒学，用周礼改制，遂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钱穆：《纵论南北朝隋唐的儒学》，《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钱穆既承认北朝的振兴政治之功，又将之归结为中华文化之功，而且把它具体化了，具体化到儒学、周礼之上了。田余庆先生又有“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的论断(《东晋门阀政治》)。对十六国北朝史的不同认识，在更大范围上说，还涉及了历次北方少数族入主华夏的现象对中国史进程的影响这一重大问题。程树德、陈寅恪都曾对南北朝的制度源流关系提出专论。集权官僚政治制度的南北差异，是又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话题，并且可以在借鉴政治学方法，在政治结构、政治集团、政治文化多方面深入下去。近年李治安先生还以“南制─北制”视角观察元明时代，进而提出了“第二个南北朝”的论题(《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
“经济史观”所使用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模式，来自西方史学；将其用于中国史，难免会引发另一些学者的“生硬”之感。基于“文化史观”的“三段论”，与西欧史的“三阶段”有神似处。而中国史发展的内在节奏与韵律，是否被淡化了呢？在内藤湖南观察欧洲思想史时，已看到了一个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进程。日本学者讨论日本史的“近世”，比照西欧从文艺复兴向绝对王权的发展，以镰仓、室町时代为“近世”，由此进及中国史的“近世”，即以宋元明为“近世”。学界曾有“打破王朝体系”的尝试。内藤云：“从历史特别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唐宋时代’这个惯用语是没有意义的。”打破了“王朝体系”，很多新鲜线索随即就能映入眼帘；但王朝的治、乱、分、合，其实也是中国史的固有发展逻辑的一个反映。六朝与隋唐被划入了一个时代，可它们一个是分裂动荡，一个是统一帝国，其政治社会面貌，存在着巨大差异。借用西欧近代化的诸特点来解释唐宋历史，未必尽皆贴合。还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提法，也并非不能质疑。若无外力推动，而是沿着自己的“历史中轴线”自然前行，明清真的进入“后期”了吗？实际上，大多数的中日研究者，仍是在力图发掘中国历史之独特性的。像“贵族制”、“非封建的中世”等提法，日本学者认为恰好就是中国有异于西欧中世纪的独特之处。而郭沫若的封建分期，也被评论为“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各种史观，好比从不同角度投向历史客体的一束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也必然各有所见不及之处。学术进步，就在于不断探索、寻找新的角度。
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这个改革与东欧、俄罗斯改革的重大差异，给了学人新的刺激与想象。一些日本学者再度反省中国史，指出了“经济史观”(主要是“五种生产方式”)、“文化史观”(即前述“三段论”)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专制国家论”的新切入路径，或采用“世界体系”、“全球化”等视角观察中国近代等等，很多尝试已超越了旧说。近年来，我揭举“制度史观”，参考田余庆先生的若干论述，试图用“常态─变态─回归”等概念，为叙述魏晋南北朝史提供一个新模式。所谓“制度史观”，除了强调政治体系、政治形态、政治制度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的巨大权重、强调中国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波动性之外，其又一个目的，就是尝试回归于中国史自身的发展逻辑。详见我近年的相关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无论如何，值二十一世纪，期望“中国历史独特性”和“全球化”两点，能给认识中国史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宏大问题。从系统、结构上看历史，与从其他视角看历史，各有千秋。毕竟，每一个具体的人物、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独一无二、无限丰富的意义，其与“史观”的关系，只是理解它们的无数途径之一，远非全部。那么，川本先生此书对各个人物、事件与现象的具体论述，各具匠心、各有胜境，其与中国学者的观点异同，相信同样能够引发阅读兴趣。无论如何，来自异域的“他山之石”，有助于磨砺中国读者的眼力与思维。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读后感(十)：从五胡时代到北魏华北统一
读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余小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作者指出，对于魏晋南北朝国家言，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一为“公权力私有化的浪潮，以及立足于乡里与之对抗并由此力图对‘公’实施再建构的行动”；二为“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对立”。（第20页）前者乃是华夏世界内部自身发展的产物，贫富差距所催生的阶层分化，创造出豪族阶级，对原本“一君万民”的国家结构造成严峻的挑战，使得民众的均质性不复。后者则来自于外部世界非汉民族大量的内迁和入侵。民族之间的冲突造成的混乱、崩溃在冉闵之乱中达到顶点，而此后则逐渐向收敛、统一的方向转变，“朝着胡汉融合的方向发展”。（第78页）北魏太武帝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国教、立志成为中华世界的皇帝，可以说是这种时代转变的标志之一。
对于五胡十六国直至北魏统一华北期间的混乱局面，作者以地域的角度进行分析，概括为“位于华北两大战略要地的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分别为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势力和以襄国、邺城、中山等地为中心的关东势力。（第55页）
北魏孝文帝改革乃是作者以专章讨论的内容。北魏社会的变化催生了孝文帝较为浓厚的“阶级意识”，乃至大大稀释了他的民族意识，使其政策制定强烈地受到身份制原则，而非之前那种种族连带感的影响。姓族分定政策正是这种影响下的产物，“将鲜卑分为姓族与非姓族两大类。在迁都洛阳之时，鲜卑又分成了移居洛阳和留守在原首都平城的两部分人。”（第229页）
（2015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