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由(美) 黄仁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页数：3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不爽于管理者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何不知国家机器已成体制，单靠个人力量多半并没有很大作用。当然，如果你在金字塔顶端，总是可以引领航线的。但更多的人是人深处其中，多有迫不得已。社会生存，首要的是保全自己，不是么？国家发展自有其规律，兴盛至极必然转为衰弱，直至灭亡，不知多久以后，会不会真的有某个制度，可以让一个时代永远和平安宁繁荣稳定，不用经历兴亡之苦累。
《万历十五年》是我第一本读完的史书，虽然很艰难，到终于开始沉静下来，可以尽力一点一点地坚持看下去。这本书还是有很多枯燥乏味的事件分析，作者从细而更细的角度，结合现实去理解那时候的人和事，阐述一些自己的看法，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历史（观）。但是，某些时候，作者用现代的看法去批判古代人的思维看法，还是让我不愿苟同。社会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结合现代观点批判古人并没必要。
希望看第二遍时，我能更有耐心，会更有深度地去理解作者的看法和这段历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二)：浅谈《万历十五年》与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性
初闻《万历十五年》是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剧中的老成持重的高育良书记与年轻美貌的高小琴因一本《万历十五年》走到了一起，书写下了后续错综复杂的故事。一本讲述明万历的书，为何能够吸引驰骋政坛、满腹经纶的高育良？其中蕴含了哪些为人、为官、从政的深层意义？这些内涵是否对于当今社会我们所处的各个阶层也具有直接的影射和意义？
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年代的六个典型人物―― 一个皇帝（万历）、 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 一个模范官僚（海瑞）、 一个杰出武将（戚继光）、 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 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四海升平，然庞大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莫非不以悲情色彩所笼罩，窥万历十五年，亦窥大明衰败之势也！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燎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10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20年。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未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立储冲突和清算张居正事件对于年轻的万历皇帝在思想层面的触动是巨大而震撼的。立储之争中，立自己喜爱的三皇子常洵本事发自天然的喜爱之心，然受迫于臣僚阶层的执意反对而终究作罢；清算张居正，则是一锤一锤地击碎了万历从小开始在内心建立的首辅张居正这一亦臣亦师的正面形象，由正而负，由白而黑，在这一事件的变化中，万历年轻的心更加失衡了。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洵超越常洛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上面所说的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作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 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200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 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 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幼之序册立常洛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挂冠而去。这样—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万历帝的选择是以不响应为响应，以不变应万变，在外界看来的自暴自弃中度过了余生。身为九五之尊、天下主宰的皇帝，在如上诸事上的“无奈”使万历放弃了年轻时励精图治、勤勉治国的期望和意愿，幸而在那个疆域相对封闭、对外交互不多的年代，依靠明政府已有的政府机构自行运转还不至于酿成大错，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明帝国已经默默地走上了下坡路，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愈演愈烈，山雨欲来风满楼。
明万历年间，有公正不阿的清官海瑞，其俭朴清廉、遵循法纪举国皆知，然其为官数年并未能够对明朝的官场风气以及基层法治带来本质性的变化。以个人之力与当世根深蒂固的制度所抗衡，虽其心可嘉、其术可为，但结合当世的政治生态和历史大背景，其结局必定如史书上所记载的一败涂地而已。
另有抗倭英雄戚继光，虽历史上有其光辉一笔，但在历史读者的显微镜之下展现的竟是另有一番善于阿谀、工于攀附的猥琐面目。
传记曾说，张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过度。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首辅，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这样一来，在蓟州重整军备这一番作为，似乎又和饮食男女的本能发生了关系。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是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牍。而张居正只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壁诸来使”，也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然而，善于带兵能征善战的专业能力毕竟将戚继光推上了抗倭的历史舞台，我们无法说清阿谀攀附对于戚继光日后的功成名就是否意味着决定意义，也无法判断戚继光本人心中是如何所想，但唯一能够确认的是，相比于同期有志于抗倭的俞大猷来讲，戚继光更懂得“识时务”、哪怕实际上践踏了“四书”中和口头上日日呈送的仁义道德，用最务实的方式迎合最实际的政治生态和权贵上司，才是那个年代唯一能够造就戚家军和抗倭英雄的不二法门。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此处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晚清时代的李鸿章与曾国藩）
作者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明万历年间，整个社会的公正公平更多时候是建立在以儒家“四书”为基石的道德教义之上，而非依赖现代文明所推崇的法律法规。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综上，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的国家体制中，忍受所谓“不公与屈辱”的不仅仅是被统治阶级的广大民众，在金字塔顶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本人仍旧有可能受限于固有的“局”和“势”，不得已做出违背内心、甚至违背常理的决策。
作为一个现代人用回顾的视角观望400多年前的历史和社会生态，我们可以清晰而又轻松地做出自认为更加合理的点评和建议，然而中国历史上那些顽固的、不易擦拭去除的、根深蒂固的污垢顽渍仍旧会有其生存的土壤，希望伴随着新中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无论用什么抬头标述的”法制化进程必须向前推动，这不仅仅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心声，也是历史车轮发展的必然规律，想要强国，必须落实法制化；要提倡法制化建设，必须将清晰明确的法律法规与粗浅模糊的“人性化”操作空间在比例上达到符合所在世界和历史时期的黄金分割，严则罔，宽则怠，利弊自知！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三)：循吏申时行
01
申时行可以说是一股清流，在张居正死后，承认其过错，但并不夸大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不党同伐异的君子之行足以说明此人的品性。
在申时行成为首辅之后，有人会称申时行为循吏，或是首尾两端。（这是原文中的话）
对于循吏这个称呼我觉得更多的是褒义词，张居正也说过“重用循吏，慎用清流”，这话说的极是。人们喜欢称清流为青天大老爷，可是青天真的可堪大任吗？那倒未必。人生在世有几个人没有所图，不过是有人图名，有人图利。清流行事重名声于一切，在有些事情上面难免条条框框多一些，比如海瑞海笔架可谓是清流中的战斗机了，但是除了以身谏帝王，对于他的其他事迹我没有太多的印象。
不是说清流不好，我们的社会需要清流，这些人的品格很值得标榜，但是如果社会真正要改革前行还是需要循吏的力量，循吏行事不会在意名声，只会在意事情是否办成，是否达成目标。
但是有一个悲剧的事情，不知是中国的民众还是全世界的民众皆如此，大家喜欢清廉的官员，我经常看到有人在抨击贪官污吏少见民众抨击不做事情的官员，仿佛私德完美的人就是有能力的青天大老爷。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贪官和能臣并不是对立的，私德也不影响能力，比如很久之前一位出身湖北鄂州的部长被处以死刑缓刑两年，后减为无期徒刑。网上的舆论也将火力转向他究竟嫖宿了多少女性，如何贪污受贿抛弃发妻。少有人会提及他为我国究竟做了怎样卓越的贡献，渐渐的想必他的事迹会湮没在岁月中。虽说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他在位时的推行的指令自然是人亡政息。不是不可惜。
我不是在为贪官辩护，不是觉得私德不重要，而是我们在评判一个官员或者工作伙伴之时，更多的应该关注其能力而非私德，不用私德评判他人，不用道德标兵去要求官员，或许我们的社会可以出现更多的循吏。
02
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分外相信制度的力量，出现什么问题都可以往体制上推，往法治不健全上推。后来意识到制度不是一切，事物是动态发展的，在社会的动态发展中，没有哪一项制度可以万年长青，我们需要不断的改革，改革需要不断的用人来推进。
张居正的改革总是有着忽视人性的意味，官员即是公仆也是权力的主人，当整个文官集团已经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势力，张居正依旧用旧的眼光将文官集团当作行政的工具，就会使得自己陷入危机之境。
忽略人性的行事是不可违的，人非工具，孰能没有人性上的弱点。官僚集团并非只有贪污不作为的一面一直受到儒家教育的他们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也并非忘怀，只不过前景堪忧的情况下，他们是会选择明哲保身还是勇往直前做炮灰，结局挺明显的。
任何忽略人性本能的改革和政策都是失败的，无一例外。趋利避害沉迷安逸是人性的本能，所以公社化运动变成了一场闹剧，如果收获是平均的，不会有人想要多干活；人性本能趋利避害，所以在文革的路西法效应下多少人成了疯狂的一员，多少人加入了沉默的螺旋用另一种形式在推波助澜；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因为天性中对于更好生活的向往，人性对于财富和权力的渴望，多少人开始奋起努力。
03
历史总是不断重复的
当年明月说过
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
现在我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发现，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所有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
能改的，叫做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四)：带你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历史
《万历十五年》应该可入围“人生书单”中。
作者从万历第十五年作为切入点，阐述当时大明朝上上下下呈现出的状态，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谓深入。
从这本书中，看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不过是一个体制或是伦理制度下的傀儡，也让读者们看到了所谓的中庸文化，让管理者们清醒地认识到，管理偌大一个帝国的确需要一个完善、合理的运行机制。
与大明朝对比，会感叹当下社会的文明程度，也能客观地去体会当前政府在行政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摘录文中片段作为小记忆：
“一个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做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五)：170901
潜意识中还是期待用控制变量实验的方法把历史修剪成黑箱再做黑箱逻辑分析从而得出自然规律一样的发展史观。作者大概也有这样的企图，史料输入输出修剪的很好，得出的结论也毫不意外的（看似）靠谱：体制决定社会关系经济结构，由此不但能解释落后的科技发展、失能的国家机器，还能解释自相矛盾的道德观跟阳奉阴违的士人举止等等等等，末篇更是能从哲学思想看出时代悲剧，可谓管中窥豹，万金油程度大概不输阶级斗争革命纲领。通读之后的感受是，从万历十五年的歌舞升平中不但能看到几十年后的风雨飘摇，连辛亥革命都山雨欲来了，所以感觉很不靠谱：历史学家如果对现世有对史料两成的解读能力，大概都当上宰相了。不满意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看了挺长时间的制度万金油，现在有些腻。一个败于枪炮的王朝/国家，最后死因却总是被盖棺定论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多器官衰竭。而在对衰竭标准的定义时又往往能感受到一些很现代很后见之明的话语体系，让人不禁怀疑如果对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标准进行考察，可能也是不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结论。不过反过来说，几年前看乡土中国也觉得有些不满意的分析，现在虽然逻辑上并没有更加认同，情理之中倒更make sense一些，也希望几年以后可以回顾一下今天的困扰。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六)：Mindset Shifting
#使用微信读书的第一本
十五年前的大学老图书馆，还是用借书卡片的年代。当时没有电脑查询系统，每次都是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巡检，于是每每偶遇好书，打开一片片新天地。
某次又去，巡得一本「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翻开看时，文字纵横恣意，信笔漫谈历史人物事件，于是知道了黄仁宇先生，接着着迷似的寻找先生的其他著作，自然就读到了这本「万历十五年」。再后来寻到风格更活泼顽皮的唐德刚先生，那是后话...
交口称赞的这书究竟好在哪里？当年其实是懵懂的，只觉得不同于一板一眼的常见教科书写法，对诸多纷繁人事自有见解，行文之间对上下左右旁征博引，又不同于旧史的章句考证，使用了许多经济数理方法来条分缕析。
得等到后来自己做研究写论文定方案做培训，才意识到文章写成这样是多么难的一件事。要言之有物，又要深入浅出。所谓举重若轻、以小见大，运斤成风、牛刀杀鸡，唯大家方能为之。这也默默影响了自己的行文处事风格，看过了高手们如此有趣的玩法，哪还会满足于去做死板的正经学术呢…
在自我认知进化中，这是极为重要的Mindset Shifting，直译是「思维模式转换」，简单翻为「变法」可能更为贴切，原来学术文章是可以这么做的哩...
后来这种「变法」还经历过几次，一次是读张大春的小说「城邦暴力史」，资料的假造转引，叙述的穿凿变换，真正的纸上做戏，亦真亦幻。后来知道了这一路是从卡尔维诺、艾柯学来的，但第一次接触时的惊艳仍然历历在目。
另一次是09年听Gould演奏的Goldberg Variation，从此古典音乐算是略窥了门径、豁然开朗，明白了曲子和演奏是分离的，必须演绎、相互成就。纸上的计划和现实的执行也是一样，当时有感而发写过一小段：「联想起维特根斯坦，前期的逻辑哲学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都影响了无数的同时代人 。与常人相比，他们总是在践行六经注我，他们是人类文明中的恒星」
2012年读「艺术的故事」时，开篇一句如黄钟大吕、平地惊雷，穿透人心，
There really is no such thing as Art. There are only artists.
-E.H. Gombrich
也正是又一次「变法」的感觉。
说回这本「万历十五年」，十五年后重读更有了切身的真实感，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400年前面临的问题其实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也若隐若现、改头换面出现，去年读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时即有此感触：「20151014 回家三日再读毕 太岳考成法与现代项目管理（PM）相去不远，而为万历所作御屏恰如看板（Kanban）管理。古人之智谋不逊今人，唯技术工具变迁耳。」
人性恒久不变，而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包括黄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以及他没提到的其他组织方式、信息工具…）达致个人组织持续发展也是恒久不变的课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七)："故事书"一般的历史学术著作
黄仁宇先生之所以可以提出"大历史"的概念，同他个人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这也赋予其一种以宏观的角度透视微观事件的能力。《万历十五年》，以历史上并不重要的一年（该年前后的若干年），选取了几个已经被历史学家写烂的人物，开始自己抽丝剥茧地论述，最终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了其在整个明朝历史衰亡中的联系，偶然中的自然率。作者看似在写一年的事情，其实质却衍生到了整个明朝的衰落，以小见大。看似在写"小事件"，其实却无处不体现着"大历史"。西方或者华裔的学者，在写学术作品时的牛逼，总是能让我们反观本土学者的差劲。一是西方学者的视野独到，总是能发现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角度进行开拓；二是理论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学术著作写得和故事书一般的具有可读性；三是态度严谨，没有深入研究的就不会轻易下结论，更不会为了某种目的，而硬性地研究。《万历十五年》，是不是历史专业的人都可以读！"故事书"一般的历史学术著作就是应该畅销不衰！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八)：无题
好书。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是复杂的，单凭万历皇帝个人的力量是不可企及的，黄仁宇分别从张居正、申行时、海瑞、戚继光、李贽几个人的生平展开叙述，分析了政治军事哲学等因素对明代兴衰的影响。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按公元记法为1587年，此时距世界上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东印度公司）成立仅相距15年，资本主义已在西方大陆蓬勃发展，然纵观明朝经济社会，农民赋税繁重、缺乏统一货币（碎银为主，导致国际贸易不可实现）、没有固定法律（商人利益无保障），张居正的下场使后来者不敢出头改变这个走下坡路的王朝，孔孟之道仍大肆其行，文官们抓紧儒家思想的最后一根稻草维系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以至于李贽这样异类的思想迟早被封杀。简而言之，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创造力，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文化都落后太多。
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的制度出了问题，平民子弟想出人头地必须通过科举考试一关，而考试的主要内容为朱熹注释的四书，这些人在年幼时便熟读经典，待人处事等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选拔出来的文官之后进入国家管理层，将自己自幼习得的孔孟之道用于为官之中，可以说这些人思想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管理体系，过分追求阴阳平衡（政治平衡），压抑个人的创造力。当一个国家过分追求政治完美而忽略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时，便离改朝换代不远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九)：无法摆脱残酷的命运
在圣诞节这样一个冰冷的清晨，我又一次合上《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页。这本书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也没统计过买过多少版本，更难以分辨书中的横线与点评是什么时候记下。黄仁宇老先生的作品，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大气磅礴之感，每一本都是经典之作，而这本书无疑是经典之经典。
明朝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年份，正如本书英文版题目所表述的那样，“无关紧要的1587年”。但作者秉持“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理念，以16世纪的中国传统社会为背景，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著名人物为中心，以发生在这一年前后的历史事件为主线，从政治、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角度，抽丝剥茧、见微知著，深刻分析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问题和经验教训。此书虽著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书中理念之深刻、见解之高远，无疑对当代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
两千年的封建帝国，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切行动的准则都来自道德指引，所有问题的结论都源自孔孟之道。在这样苛刻的标准面前，人性被摧残和扭曲，个体往往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从神宗显皇帝朱翊钧，到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再到都察院御史海瑞，以及蓟州总兵官戚继光，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兼名裂，没有一人功德圆满。而无数个体的悲剧组成了那个时代整体的悲剧，当僵化的儒家信条越来越失去实用价值，涣散的法律条文又缺乏创造性补充时，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限制，所谓的朝代更替也就成为了必然之结果。
“人是快乐与悲伤之间的钟摆”，无论多么位高权重，都躲不过命运的残酷。当张居正权倾朝野之时，上有慈圣太后和小皇帝的全力支持，内有秉笔太监冯保的鼎力相助，下有文官集团的一呼百应，他怎么可能预料到死后会被抄家清算？当戚继光威震八方之际，先是完成抗倭战争的英雄业绩，后是升至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他怎么可能想到自己会在贫病交迫中死去？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精通政治间的奥妙，是超凡脱俗的组织领导者、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而不幸之处在于，他们尽管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当所作所为威胁到帝国的整体平衡时，就必须要付出“莫须有”的代价。以喜剧开始、以悲剧告终，是他们的宿命。
而对于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后人的评价是懒政怠政，“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我无意于对此提出异议，甚至找出一堆理由来反驳，相反，我真切地认为，这不是一个皇帝应有的行为。只是不可否认的是，万历皇帝也曾经有过励精图治、精神焕发，但他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只是更加腐化的官僚体系；他的精神焕发，得到的却是愈加严厉的规范限制。他看上去贵为天子，实际上却只是制度的产物，内心的无奈无人诉说，精神的空虚无处排遣，于是只好选择逃避，这一逃，就是近三十年。苦命天子，苦就苦在能力配不上梦想，却又必须无可奈何地承担下去。
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大历史观”，也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观点。历史的规律性，往往在短时间之内看不清，只有不拘泥于细枝末节、长时间内打开眼界，从宏观的视野去看待，才能豁然开朗。这与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我们在评价书中的历史人物时，不可片面地去夸耀推崇，也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责否定，而是要看到在时代所给予的可能范围之内，他们是否已经做到尽力尽善尽美。
“百闻不如一见”，真心期待有那么一天，能够走进定陵的地下宫殿，去感触那悲剧性的骸骨，那无奈的生命，还有那残酷的命运。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十)：畅销书，而不是历史书
万历十五年能在中国畅销，也算简得帝心，被标榜的大历史观，其实和马氏历史观如出一辙，将历史走向通俗化，将个人作用轻淡化。 而对草蛇灰线的分析，让书有了历史演绎的味道。就单故事的精彩性上，黄仁宇先生的独到见解让人称道。 遗憾之处也很明显。 1.大概是受西方熏陶已久，本书完全按照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分析明朝脉络，重史实而轻思想，这对于“立心第一，做事第二”的中国历史来讲，无疑是强行定义了。~当然，如果是按照编年史来写，或许效果会更好，可惜黄老先生选择了列传的方式，于是我们看到，黄老先生笔下的李贽，就如同用铅笔画出的动漫人物，空有形而神不足。 2.用上帝视角看待历史发现，事后诸葛亮太明显。虽然有助于我们总结民族教训，痛定思痛，但单纯作为一本历史读物来说，不上不下，破为尴尬。既不能有唐先生一样的激扬文字，又无法做到像顾城先生一样一板一眼，就注定只能作为一本畅销小说存在，而不是历史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