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在历史何处》是一本由[塞尔维亚]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著作，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40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身在历史何处》读后感(一)：用13年写作一本书，都是为了被爱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亲米舍洛维奇引发的争论早已平息，《茨冈人时代》和《地下》的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今天要为自己辩护。
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身在历史何处》。这是一部小说式自传，风格粗犷却能打动人心。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在萨拉热窝度过的童年，同时还有被战争吞没的那个世界。
了解库斯图里卡的前半生
ELLE：如果你的国家没有发生过那场战争，你还会写这本书吗？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不会。事实上，我更愿意写一本传统式的回忆录。但是既然战争已经发生了，而且因为受到贝托鲁奇电影《1900》的启发，我更愿意把它写成小说。我的这本书是为期三十五年的家庭编年史，到最后，整个家庭连同周围的一切都被战争摧毁了。书中的次要人物，比如说邻居们，在书中的地位与主要人物同样重要。
ELLE：有人在意大利说很难跟随书中的情节脉络，因为开头是一个人，看着看着就成了另外一个人。
埃米尔：跟我的电影一样。
ELLE ：那为了完成这本书你用了多少摄像机呢？
埃米尔：好几千台。写作对我来说有着非常重要，因为在巴尔干，人们总是会说：导演都是白痴——当然我也会这么说。只要你有能力把好的摄像师、好的演员、好的编剧聚集在一块儿，那电影就成啦。可是至于这本书呢，面对白纸的只有我一个人。
ELLE：你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回忆你的父母……
埃米尔：他们实在太好啦，你都没法想象。说到这儿，有一个关于家庭的神话，父母早已准备好为孩子做出牺牲，这可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而是行动上的。无论何时，他们都在我的背后默默支持我。
ELLE：但是你好像没怎么谈到自己啊？
埃米尔：我妻子跟我说我太狡猾了，因为我写的是关于自己一生的小说，而唯一没有提到的人，就是我自己。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身在历史何处》ELLE：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当你在布拉格学习电影的时候，你试着看费里尼的《阿玛柯德》，但每次放映的时候你都会睡着！
埃米尔：这是人的本性所致，因为当时我要在两件事情中作出选择：一是跟我心爱的女人共度周末，一是看一部杰作。出于本能，我选择了生活而不是技巧。我们并非来自于技巧，而是来自于生活。
埃米尔：当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产生什么强烈的感觉，我也从未发现这个男人有多敏感、多易受伤。到后来开始拍摄《亚利桑那之梦》时，我一度陷入消沉之中，他借口自己生病好让我有个喘息的时间。总而言之，他就是会那样默默帮助我，而不会问我任何问题，他就像是戈里察的茨冈人，我小时候就生活在那儿。
ELLE：现在，你在哪儿生活？
埃米尔：在我自己的国家，在一个位于上岗上的村庄里，我自封为那里的市长。那是个真正的城市，有三个电影院、一个体育场，还有商店。
埃米尔居住的村庄，库斯腾多尔弗，也叫木头村（Drvengrad），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交界处。埃米尔在拍摄电影《生命是个奇迹》的时候，建立兴起了这个库斯图乐园。ELLE：你希望人们怎样评价你的书呢？
埃米尔：如果人们喜欢这本书，我会很开心的。因为与电影相比，我在这本书中倾注了更多内心的东西。我做音乐、做电影、做建筑、写小说，都不是为了钱；电影《地下》刚出来的时候，法国有个女记者甚至说我跟男妓没什么两样，其实她说得并不对。我所追求的是感受创作带来的喜悦、是被爱，因为这种情感有助于升华人的品格，同时这对我来说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采访人丨弗洛伦斯•特雷德茨（Florence Tredez） 文字采访来源《ELLE》2011／04／22 图丨网络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关于他一生的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简体中文版在2017年末震撼上市！了解老库的最佳途径——
《我身在历史何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著 苑桂冠 译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我身在历史何处9.1[塞尔维亚]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 2017 /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我身在历史何处》读后感(二)：我来自一个不存在了的国家，我身在历史何处？
在今天，南斯拉夫是一个不复存在了的国家。在中国，对南斯拉夫有记忆的一代人也已经老去，或者“北约炸我南联盟”还隐约留在历史回响里。于是，共产主义阵营、上世纪末的战乱构成了人们对这个地方的所有想象。
而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过南斯拉夫的人会发现那里竟然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地方。战争与分裂毁了这里。就像老库自己所说的，他来自一个不存在了的国家。
我们口中的老库当然指的是两获金棕榈奖前南斯拉夫电影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在他备受震惊地听到好莱坞来的美国同行对二战的见解之后——贡献是美国人的，没苏联什么事——他不禁要好奇历史会以怎么样的方式被篡改、被遗忘。于是《我身在历史何处》这部回忆录诞生了。
虽然大部分时候电影界出书都不太好看，然而不得不说老库的这部回忆录有些不同寻常，如同文学一样给人惊喜。这是一部从个人视角出发的南斯拉夫历史，一个充满幽默和回忆的长故事。
老库出生与上世纪五十年代。1961年，加加林飞上太空，这是苏联的一件大事，也成了东方阵营的大事。南斯拉夫的老库就是这样开始了他的叙述，加加林飞上太空的那一年，当时还是个住在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小孩的老库上学了。
那时在他家附近有一个流浪的吉普赛人的社区。这些吉普赛人在欧洲各地受到广泛鄙视，连在民族混杂的南斯拉夫也不例外。书中是这样描写那个街区的：
“戈理查街区坐落在一个山岗上，从这里能俯视整个萨拉热窝。这里生活的大多是茨冈人，城里人叫他们印度人或是黑人。从特备维奇山顶上看，戈里察好像躺在那里，从铁托路上根本就看不到戈里察。要是从中央车站看，会觉得戈里察漂浮在空中。”上即是下，天即是地。也许正是这种破败又喧闹的奇幻景象构成了后来电影《流浪者之歌》（又译茨冈人的时代）中的荒诞不经的意象。后来这种喧闹的颇有点魔幻现实的风格也总出现在老库的镜头中。
流浪者之歌的吉普赛人社区那时候的南斯拉夫处在东西阵营的敌对与对铁托的个人崇拜之中。回忆录里是这样描写这种个人崇拜的：
在我们这条街上，如果一个男孩子吹嘘某个女孩长得漂亮，他会说：“哥们儿，她像铁托那样漂亮”。要是有人在足球比赛中进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球，人们会这样评价：“多厉害的球啊，真是跟铁托一样棒”。不过作为第一战士（最早一批加入二战反法西斯战斗的游击队员）的热爱自由的老库爸爸穆拉完全没被洗脑，当然穆拉本人也被从贝尔格莱德调离（在那里意味着被降职）到了萨拉热窝。这位反对派很不喜欢铁托，他说，铁托就是个奥匈帝国混混。
无论怎么样，不得不承认铁托时期南斯拉夫至少维持了表明的和平，虽然这是以政治自由控制为前提的。而铁托死后，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在这种时候，古往今来无一例外各族人民会开始互相残害。
铁托时期在东西方之前的博弈使得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是个不坚定的共产主义阵营成员，所以一开始所有人都被教育爱苏联（当然在书中一切都直接用俄国指代），而后来苏南关系坏掉时，俄国份子就被送进格里奥托克岛。从不喜欢铁托的人的角度来看，也许铁托就是南斯拉夫版的斯大林，格里奥托克岛大概就是古拉格。老库爸爸当年的战友不断被关禁闭，家庭的厨房聚会中总有人不断谈论这些东西，这也是后来老库电影《爸爸出差时》的诞生背景。
爸爸出差老库得以成为老库，除了自身的导演才华之外，也多要感谢知识分子家庭对他的支持。这个正经的公务员家庭开明地圆了一个年轻人荒诞不经的梦。他们送他去了布拉格学电影。
老库自己说：他们实在太好啦，你都没法想象。说到这儿，有一个关于家庭的神话，父母早已准备好为孩子做出牺牲，这可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而是行动上的。无论何时，他们都在我的背后默默支持我。
老库在回忆录中，除了对家人的感激，除了穿插的历史事件之外，书中被提到的小人物的故事也都雷霆万钧。
尤其是老库所见过的第一个死人，给老婆洗内裤因而得名懦夫的阿利亚，在他为电影院搬煤工作时，他的老婆就在家里接待情人。阿利亚靠酒假装不知，心里带着对妻子的容忍和等待，可惜最终这个妻子还是跟别人跑了，阿利亚冻死在雪地里。小时候的老库充满对死亡的恐惧，老库爸爸却告诉他：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苏联解体的第二年，南斯拉夫也解体了。
老库儿时的玩伴有着真正的少年友情，即便过了三四十年也不曾减弱。波黑战争爆发，穆斯林与其他民族起了冲突，这时没有人身安全，反倒有生命危险，一个伙伴吓得不敢出门，过去的伙伴帕沙便去救他，带他出门，把所有想找茬的人都揍了一遍。这就是南斯拉夫的真正的友谊。
由于当年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老库算是比较早一批被介绍到中国的外国导演。后来国家分裂，人民在美国的轰炸下该过日子还得过日子，就像老库最新的一部电影《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一样，带有从茨冈人的时代一路承袭下来的喧嚣和魔幻，人和动物一样顶着枪林弹雨乱跑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该喝牛奶还喝牛奶，继续唱歌跳舞谈恋爱。
《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中遭受轰炸的南斯拉夫老库对美国政府的正义和所谓道德毫不掩饰其厌恶。在所谓的正义中，大量平民牺牲，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厌恶被无限放大。甚至是萨拉热窝，他的家乡，也成了另一个国家了。反过来，西方人对老库自然也有各种批判的声音，说他激进，民族主义……
这是一本回忆回不去的童年、家乡、生活、祖国的回忆录，想念饱含欢乐与泪水的那片土地。也许不止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对未来美好期许的主义也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公众号：穆尔登格《我身在历史何处》读后感(三)：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谎言，荒诞是已经证实的苦难
有些电影以构思架构取胜，有些电影以故事情节取胜，有些电影以深刻的思想取胜，如果一部电影同时具备这样的素质，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神作”了。而库斯图里卡的《地下》在我眼中就是这样的神作，我还记得当初看这部影片，那种五体投地的心情。
库斯图里卡的风格通常被挂钩到“超现实主义”上，而所谓“超现实”，往往反映的是现实的荒诞，甚至残酷。是的，库斯图里卡能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可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南斯拉夫人，没错，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现在只是“曾经”，而他成长并成熟的岁月，正是南斯拉夫解冻、转型直到战火中分裂的全过程。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尽管风格独特，却从来善于叙事，充满了一种把苦难生活看破的幽默，而这种风格在他的这部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中得以保持。这本自传可读性实在很强，充满了趣味，却又深刻体现了作者所处时代的那种混乱，库斯图里卡笑着讲述生活的故事，却抛给我们他对自身身份与归宿的疑问。
库斯图里卡的这本自传从他读书时开始，开篇便是“1961年，尤里 加加林飞上了太空，而我踏上了去学校的路”，是的，人的记忆常常与历史事件捆绑，就如我们回忆过去常常也是“就是XXX那年”，毕竟这些事件可以激起人们的共鸣。这个开头也让我想起了德国电影《再见，列宁》，片中，关于东德宇航员的回忆也是贯穿始终，成为一条暗线。但是，南斯拉夫没有宇航员，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不要紧，因为世界是两个集团的斗争，苏联的荣耀就是南斯拉夫的荣耀，在一个孩子眼中，这就是“我们”的荣耀。
父亲
而南斯拉夫在所谓的“苏联阵营”正也面临一个“身在何处”的问题，而其领导人铁托也是那个时代另类的，敢于和斯大林扳手腕的角色。而铁托在本书前期也不断出现，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对于这样的记忆，我们也不会陌生。但是，库斯图里卡对其童年到青少年的追忆，很少直接的政治剖析和批判，毕竟，其生活的时代本身已经不是最严酷的时代，而他还有个体制内的部长级的父亲，使得他的生活在当时相对宽裕与丰富。
作为一个男孩，父母对其成长的影响总是最为深刻的，在这本自传中，你可以感受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尽管身为体制中人，父亲却是一个对体制进行柔性对抗的人物，他热衷谈论政治，却并与盲从主流，以至于朋友亲戚让他轻声。他对儿子的教育也充满关爱，但是给予发展的空间，他为孩子驱散对死亡的恐惧，他为孩子的制作的船模“脱帽致敬”，当他听说有同僚暗示将要留学的孩子做“间谍”的时候，怒不可遏的去讨说法。
更重要的是，在库斯图里卡走上电影之路的过程中，他一直给予支持，当他听人说起孩子“该去做导演”的时候，他决定拿出积蓄支持孩子。
“两天后，那两个圆灯出现在了我房间的搁物架上，就摆在显眼的位置”，在库斯图里卡对父亲的回忆中，你能感受到一种“平视”，一如一对挚友，这种记录视角让你甚至感觉，这位父亲对南斯拉夫电影发展都影响深远。。。
谢谢你，电影
库斯图里卡如何走上了电影之路？拿起这本自传，我就试图寻找线索。其实，无论是谁，恐怕自己都很难清楚的理清自己走上如今事业的脉络，很多所谓的缘起，也带着事后附会的解读。
库斯图里卡与电影的缘分始于当地的电影资料馆，但并不是因为他专程前去朝圣电影经典，而是与小伙伴去打零工，在资料馆的地窖里卸煤，这被这位日后的大导演认为是其“由此向电影界迈出了第一步”。当拿到工钱，伙伴们去打扑克的时候，他留下看电影，比如《驳船亚特兰大号》。
接着一切似乎顺其自然，他看了更多电影，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经历了更多事件。而写到这个过程的时候，库斯图里卡的笔触也带上了其电影风格，中间穿插的小故事充满了戏剧色彩，也不乏荒诞。事实上，从他后来的作品看，尽管充满想象力，但是穿插其中的都是平常人的生活，并把悲剧撕碎了呈现成喜剧，而伴随苦难的南斯拉夫大地的“调色板”，注定是一种库斯图里卡式的荒诞现实。
书中，很多他电影路程中的小故事，比如他的电影处女作竟然是著名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他在片中还有一句台词，然后被德国兵的机枪扫射而死。而正是在初入电影圈的过程中，他也体现除了一种独立自主的个性，让剧组里的人慧眼识珠，看出这是个做导演的料子。
更有趣的故事是他在电影学院的趣事儿，他迎来了费里尼的名作《阿玛柯德》上映，同时又得到了家乡“老情人”的消息，于是，他在一种个人情愫和对大师的膜拜中挣扎。更神奇的是，他连看三次《阿玛柯德》，都在中途睡着。作为电影专业学生，他对此感觉无比羞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直到第四次，机缘巧合和老情人一起观影，终于看完了，深感震撼，“片中的画面和用意成为我电影创作的源泉”。这实在是书中最美丽的一段，正如这章的标题，“谢谢你，费里尼”，谢谢伟大的电影，让库斯图里卡，以及更多优秀导游在早期获得滋养，也给生活带来一种美好的元素，对于库斯图里卡来说，也包括爱情。
而在本书中，一个令我意外的主角是约翰尼 德普，是的，就是好莱坞那位，库斯图里卡写他比提及老婆还多。在书中，他真的是深情的记录着他和德普的友谊，包括在拍摄《亚利桑那之梦》的时候他如何一度不在状态的迷失，德普又是如何的坚持等待他。接着，两人一起就餐，一起旅行，一起探讨文学，一起享受生活，真的是一对铁哥们，这一年，德普过得不太顺，不知道是不是会找到好基友库斯图里卡一起喝酒解闷。
《地下》
尽管本书大部分篇幅，库斯图里卡写的轻松有趣，充满了阅读快感，但是到了后面，也不得不进入沉重的篇章，也是他对人生思考的升华：南斯拉夫的苦难，而这个过程也终于孕育了他的杰作《地下》。库斯图里卡在南斯拉夫是个名人，出名到他可以和国家元首级别的人交流，当时的他作为局中人，也无法料到时局的变化，而这也让他对后来的民族和历史悲剧深感错愕和痛心。当南斯拉夫终于成为战场和炼狱的时候，他在美国，在法国诺曼底，作为一个异乡人，看着已成异乡的南斯拉夫的悲剧。
他曾经想回去，却发现无处可去，也无能为力，终于，他发现作为一个影人，他介入政治、文化、历史最好的途径就是电影，他表达愤怒与反抗最好的武器就是电影，他向悲伤的现实发出哀嚎控诉的呼声是电影。《地下》，这是一个民族被欺骗和蒙蔽的寓言，他们一直在“地下”，从来不是自己的主宰，而或许他们真的永远生活在“地下”的谎言中会更好，因为地上已无南斯拉夫。当我看完这部电影，也曾经写下自己的感受，归结起来就是：疯狂的荒诞，苦涩的真实。
库斯图里卡这部集大成之作给他带来了金棕榈奖，而书中，他记录了比电影还荒诞的一幕。库斯图里卡在本书中让读者感到酣畅淋漓的一点就是，他的表达很坦率，不遮着掩着，比如会生动的写他与德普一起抽大麻的事儿，说白了，就是这书真的有料。而在《地下》获奖后，他辛辣的讽刺希腊国宝级导演安哲罗普洛斯对他的嫉妒，写的非常生动有趣，看的我直乐。而在戛纳最后的晚宴上，这些有头有脸的电影界聚会中，竟然因为一起小意外引发了全场斗殴，你能想象吗，这些人互相挥拳，库斯图里卡和儿子一起参战。这实在是本书的最高潮，现实永远最荒诞，战争的悲剧酝酿了库斯图里卡的《地下》，他在地上获得电影界的荣誉，又与同行明争暗斗，接着一幕仿佛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无厘头闹剧在戛纳上演，是的，这就是生活，有时候让人无力，有时候给你惊喜，有时候就是一场莫名其妙的闹剧。
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谎言
在本书的开篇，作者就点出本书的主题：绝不向遗忘屈服！是的，写作就是与遗忘的对抗，而让更多读者了解，也就多了更多对抗的同盟。我有幸成为库斯图里卡的同盟，我喜欢他的电影，更意外的发现这本书是如此有趣，作为有思想深度的导演，他没有写的多么沉重，也没有刻意解读，这本书本身就如充满画面感和带入感的库斯图里卡电影，让你一气呵成读完。但是，这个过程中，作者的情感渗透在字句之中，比如在结尾，他再次让笔触回到去世的父亲，有些桀骜不驯色彩的库斯图里卡这个时候充满真情，父亲的这句话令他念念不忘，也让我难以忘怀：
“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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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在历史何处》读后感(四)：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库斯图里卡在小时候第一次看到死人时，父亲安慰他，“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在我的人生之中，正是对那一幕的记忆支撑着我脆弱的心灵。”作者这样写道。一个孩子在幼小时就能听到这样的话，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库斯图里卡被他的影迷亲切地称为老库，他两获金棕榈，另外的国际电影大奖也多有斩获。第一次获得金棕榈奖时，只有35岁，成名很早。
为什么要写下这本书，作者说，是为了有些事不该被遗忘。如果不讲出来，则真相就将被掩埋。只有记下来，才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关于事情本身或是自己的记忆。
黑泽明曾在《蛤蟆的油》的尾声中写到，想了解我，就看我的作品，于是他就此搁笔，非常可惜，因为从《蛤蟆的油》中我们感受到的黑泽导演更加直观，为我们提供了电影作品之外，了解导演的另一个参照物。
毕竟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电影作品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往往带有各自的烙印，而自己写下的，述说了自己眼中所见，心中所想，赞叹或反对，往往更直白。文字与电影互文，会更加接近这位作者。
这部《我身在历史何处》，也是导演呈现自我的一个通道。有趣的是，很多人都说，包括作者的妻子马雅都说，这本书里写了很多人，唯独没有写他自己。
可也正是这些人丰富了作者的生命，使他成为独特的这一个。如果没有这些记忆，他剩下的又有什么呢。正是这些对周围人的回忆，才组成了他本身。他人留给他的，他带给别人的，一同丰富着生命这件事。
作者写了亲人，朋友，大大小小几十个，几乎每一个都给人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当他想从电影暂时离开，找个地方休息，他选择读契诃夫的小说，因为里面的小人物让他感动。同样的，老库在回忆录里也把那些小人物当成了主角，再普通的一个人，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有声有色地活过。他描述了让他第一次看到死亡的那个人的故事，那人活着时，妻子爱出轨终于与人私奔，他酷爱克拉克·盖博和《一夜风流》，最后却冻死在大街上，看了之后，难免令人为他难过。而他的故事，也这样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而值得被记忆。
老库的电影作品据说也是对准了小人物，只看过一部《黑猫白猫》，讲的就是小人物的故事。主角是一对其貌不扬的父子，他们那总是充满傻乎乎微笑的脸孔，显得那么淳朴。即使是黑社会老大，也没有那么不可一世，总是在为孙子的婚事操心，得知穷朋友死了，不顾自己也没几天了，还要专门去朋友的墓地看看。那个坏透了的匪徒，也为妹妹嫁不出去着急。坏人有好的一面，好人有坏的一面，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真实地了解彼此吧。
是什么导致了人们之间的隔阂，是什么导致了战争，除了利益，还有误解，老库的电影想让人们快乐的在一起，所以说他喜欢拍婚礼，婚礼就是这样一个场合，人们放下了武器，一起欢笑，一起唱啊，跳啊，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期望。
回不去萨拉热窝，让老库的父亲抱憾终身，在他们有生之年，家乡还是发生了战争。老库没有回到战场，对于导演来说，最好的武器应该是他的作品。
用欢笑对抗哀伤，用狂欢对待荒谬，对于这样一个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地区的人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智慧吧。
“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父亲用这句话支撑了一个孩子惊慌的心灵。毕竟，这样一块浸润了鲜血的土地，对于死亡与战争的恐惧，已经融入血液。但是，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一双手的支撑，就可以扛过去。老库这样感谢着父亲。因为这话，让他有了面对人生中诸多打击的勇气。
在这部书中，父亲和母亲是他留下最多笔墨的亲人，尤其是父亲，他的睿智与正直，他爱谈论政治却令母亲反感，以及他每次都坚定不移地站在儿子一边。
在《黑猫白猫》里，老哥俩死而复生，死亡于是成了经过证实的谣言。用荒谬对抗荒谬。看电影就像是看梦幻马戏团的表演。老库认为自己受费里尼影响很深，把他视作艺术之父，有趣的是，他看费里尼的《阿玛柯德》这部片子，却错失了三次。《黑猫白猫》中的确有《阿玛柯德》的影子。费里尼喜欢梦境，喜欢狂欢和小丑，这些气质在老库身上也有。
如果人世很苦，何不把它当做一场狂欢，让我们心无芥蒂地一起做梦，一起庆祝生命的美好。在电影里那种融合在一起的美好，就像是父亲曾经带给老库的，一种无条件的支持与信赖。战争与冲突，很多时候是人们放弃了去了解对方，关上了心门，不愿意信任而是猜忌乃至怨恨。
费里尼的《阿玛柯德》讲了他的故乡里米尼，这本老库的自传像是对那部电影的回应。回忆故乡，童年的朋友，父母的爱，年轻时的恋情，不该被遗忘的一切。
“人生来就会遗忘。”这是开篇的第一句话。人们用了多少方式去对抗遗忘啊，去记忆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事物，特别是爱，各种各样的。
“1961年，尤里·加加林飞上了太空，而我踏上了去学校的路。”从这里开始，一幕幕故事拉开大幕，栩栩如生的讲述，让逝去的往事如在目前。来自遥远的巴尔干的故事，在库斯图里卡的笔下重现。
《我身在历史何处》读后感(五)：库斯图里卡：现代人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新人类”
最早知道库斯图里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看了他那部有名的电影《地下》，令人记忆最深刻的是，电影中的南斯拉夫战争被他拍出了点黑色喜剧的味道，很有趣。 出生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的库斯图里卡，经历过巴尔干战争的灾祸，塞尔维亚的炮火，多年以后，为了除掉这些繁重的记忆和沉重的思绪，他更愿意选择刻意地忘记。而回到电影的创作里，他偏爱狂欢、荒诞、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滑稽的表演、浓烈的色彩；难以割舍的乡愁在他的电影中随处可见。多数时候，真的很难想象，原来苦难的诉说还有这样一种别致的方式。 1989年的《流浪者之歌》与1995年的史诗级巅峰之作《地下》两捧戛纳金棕榈，他成为备受推崇的大师；1998年，他又凭借《黑猫白猫》获得第55届威尼斯银狮奖最佳导演奖。 他曾一度被世人称作“鬼才导演”。创作中，他讲述的，多是那些由时代的悲哀造就了的不幸人生。这些角色，要么身体有缺陷，口吃或跛腿；要么精神失常，或人性缺失，比如嗜赌的赌徒、贩卖儿童的奸商和游手好闲的无耻之徒…然而事实上，他并不想为这些困境中的人展现一个悲惨的生活画面，来让别人同情，恰恰相反，他喜欢反其道而行，借波斯尼亚人爱喝酒爱跳舞的习俗来传达他们对现实另一种特别的反抗，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他也是在由衷地敬畏生命本身。
在老库看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电影语言、电影技术的更迭变化就像是古老的工业革命一样，电影成本从十万上升到千万到亿，电影的数量在急剧增长，电影营销手段也越来越多。而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很繁荣的样子，但事实上呢，“大家现在说电影，就像蝴蝶一样，只活一天，白天活着，晚上就死了。”
历时十三年，库斯图里卡亲笔写了这本似乎“与他无关的”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书中，他真诚地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种种经历，父亲的荣耀，母亲的两件套，还有他与秘密情人共度的那些时光。
十几岁的时候，生活在纽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孩子可能会排队去买披头士或鲍勃迪伦的新唱片，而今天，大家排队购买的热情似乎只献给了iphone手机。 就像他在书里说的，在这个世界，物才是引力中心，它早已取代了那些我们曾经偏爱的、歌唱爱与自由英雄。他将现代人比作“笼养鸡”，屈从于现有的一切规制，有些人甚至早已忘却了与自己紧密相连的身份、文化和历史记忆。于是，多年以后，他希望写一本书，想试图借助文字整理下早些时候，一些破碎的记忆和曾经那些挥之不去的灰色牢笼。
听他讲，在萨拉热窝，这个我们听起来多少有些陌生的地方，人们生活的街区上每一条路都朝着铁路延伸，在那里，人们早已养成了驼背走路的习惯，多半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又仿佛是糟糕的气候才让他们变得卑躬屈膝。 而除了战争和家园，库斯图里卡还是个内心细腻的男人，在书中，他将自己和妻子马娅初遇时的心理状态描摹地细致入微。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爱情其实和电影很像，即使有再好的对话，再好的舞台布景，也不足以成就一部伟大的影片。而情感在人的一举一动中微妙的升温，但却也同样永远无法刺穿终极谜题。关于爱情，世人终究是寻不出一套固定的章法。 19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家，去布拉格学习导演，临别时母亲依依不舍，但同时她也深感庆幸，因为她再也不用担心儿子晚归后可能被打的遍体鳞伤了，虽说库本人并没有进过少管所，但对他同龄的小伙伴们来说，这却是家常便饭。 对于他的未来，父母两人抱有不一样的态度，母亲是个天生就有韧劲的人，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当然她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样，能坚持追求自己想要的；而父亲却说，“你不一定要成为费里尼”，但至少要成为像德•西卡那样的导演。” 为了供他上学，父亲曾一度为他申请奖学金，但失败了，最后只能用房子换来的钱支付高昂的学费和他在大城市的开销。二战的时候，库的父亲加入了人民解放运动，之后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不幸离世。之后的萨拉热窝局势愈发混乱，库一直在苦苦纠结，要不要回去。最后出于种种考虑，他没回去，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吧，此后他一直在自己的电影里重现家乡的往事。 在他眼中，今天的人类多半变得无所适从。面对缤纷的商品诱惑，人们常禁不住诱惑，在以前人们可能会向上帝祈祷，注视着天空和圣像，而现在，我们开始习以为常，渐渐的，不再对这个世界反抗。而这种感觉像极了电影《地下》中那一小群被关在地下的人，受尽了命运的嘲弄却不自知，外面的人没有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甚至还在可以制造一种假象，让其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封闭空间中完美地运作。置身其中的人深信外面的世界依旧是战火连绵，但自由终有一天会来。而至于，究竟什么才是真相，久而久之，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地下那种安逸虚假的生活，早就将其麻痹地失去了清醒的判断。
而再回到今天，我们这群库斯图里卡口中的“没有宗教信仰的新人类”，同样，也早就已经习惯生活在各种谎言之中了，即便再次触及那些极端灰暗的历史，我们也会自觉地保持沉默，退回到好莱坞为我们营造的的避难所里，舒适地躺上一个下午……
《我身在历史何处》读后感(六)：此身虽在
弗洛里安·伊利斯在他那本讲述千头万绪的战前岁月的《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 里面提到，那一年，年轻的铁托曾在维也纳新城的戴姆勒车厂工作，他是该厂的试车司机。工作之余，他常跟工友们一块儿进城去玩，听维也纳遍地都是、不用花钱的路边音乐；他在舞蹈学校学跳舞（他的华尔兹跳得不错），还学会了击剑，而且剑法娴熟（后来正是靠这一手而由士兵当上士官）；当然了，他还喜欢姑娘们。 日后那个热爱香车名马醇酒妇人的铁托元帅身上，满是这段短暂岁月留下的痕迹。因此，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父亲说铁托“不过是个奥匈帝国的混混儿”，倒也没错；不过他还称铁托是个“咖啡馆的服务生”，就有点为黑而黑了。事实上，当1913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混迹于维也纳当“咖啡馆革命家”的时候，铁托虽不至于是“咖啡馆的服务生”，但包括他自己，大概谁也想不到，他会是未来那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缔造者和统治者。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那个南斯拉夫，那个短命而最终分崩离析的国家，却成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挥之不去的梦魇。他的名为《我身在历史何处》的回忆录，可以说整本书都在为它纠结。一方面，他的父亲是南斯拉夫联邦诸成员之一的波黑共和国的情报局高官（所以他出生于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他是南斯拉夫的“红二代”；另一方面，由于铁托选择走“第三条道路”、与苏联和西方保持等距外交，导致与苏联交恶，铁托清洗南共内部“亲苏派”，库斯图里卡的父亲虽然没有遭到清洗（但他父亲的“大部分朋友”都被“送到格利奥托克岛去了”也就是被逮捕关押了），却也遭到贬谪，由贝尔格莱德外放到萨拉热窝，还被降职，“生活并不如意”，总是牢骚满腹。此书堪堪讲到三分之二，“1992年，父亲去世了；同年，南斯拉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他仍坚称它为“我们国家”。南斯拉夫之于库斯图里卡，既承载着父辈的恩怨情仇，又给他的前半生打满了烙印。他对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准确地说，应该是“前国家”），自始就是爱恨缠绵的。它的轰然崩塌，怎能不让他刻骨铭心？
库斯图里卡是前南斯拉夫最成功的导演，他在铁托去世的第二年（1981年）就凭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长片《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在威尼斯赢得最佳电影处女作金狮奖；1985年他执导的《爸爸出差时》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是南斯拉夫电影第一次获得该奖；此外，他还是各大电影节的得奖常客。当他以《地下》再度获得金棕榈奖时（1995年），南斯拉夫已告解体，这部荡气回肠之作成了这个前国家的一曲挽歌。而作者曾身在前南斯拉夫的荒诞史诗之中，他功成名就后离开了祖国，待到他想要归来时，却是内战烽起，“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转而成为他此后生涯中的隐痛——这是他“关于我一生的故事”，所以库斯图里卡在这本回忆录的开篇就说，“绝不向遗忘屈服”。是的，虽然遗忘是“一种获取慰藉的方式”，然而对抗“遗忘的永恒特性”仍是必须的，否则人如何在历史中安放自己的一生？他不肯向遗忘屈服，却也只有醉笑歌哭以对。电影与家国，在这本回忆录里，因其相似的戏剧性而魔幻交织。
《地下》剧照（铁托葬礼）在库斯图里卡的回忆里，他不得志的父亲会在深夜带着喝醉的朋友回家，那酒鬼出去的时候一摔门，震坏了他精心制作的泰坦尼克号船模，使他深夜痛哭；他的外公喜欢看色情杂志，年轻时拿着毛瑟枪从岳父家绑架走了外婆（因为富商岳父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他的姑姑是他父亲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带着弟弟加入游击队。而作者在1963年的一天，与三个小伙伴一起往南斯拉夫电影资料馆的地窖里卸了半吨煤、赚了一点小钱之后，独自留在电影资料馆看了让·维果导演的《驳船亚特兰大号》，“由此向电影界迈出了第一步”；1974年，他前往布拉格，去那里学习导演......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这本回忆录有一种乱哄哄的闹剧色彩，与南斯拉夫这个曾经戏剧化地存在过的国家很是相衬。而我因为多年前看完库斯图里卡电影《地下》所写的一篇影评，被这本回忆录的中译本出版社约写书评。我努力回想当年看过的那部电影，的确与这本回忆录有着相近的调性：戏谑与伤感并存。好吧，其实我对库斯图里卡并不熟，也差不多忘记自己为《地下》写过些什么，而岁月已如矢而过，真不知该说是短还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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