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待天明》读后感(一)：正是夜深露白时

　　原作者/洪艳

　　原载于/《80后之窗》

　　《坐待天明》读后感(二)：好书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新民说系列书籍，笔者认为是当代中国出版市场的一件大好事。当前经济物质的日益丰富催生了公众更加热烈的权利诉求，但在目前中国言论市场还不开放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形成一边倒的言论格局。成龙前几年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引起轩然大波，但镇定想想中国人不是缺少自治的能力，而是大家都认为自己太过聪明了容易在言论的歧路上一条道走向黑。那么来自法学理论的言论规则对于这个时代无意于一款清醒剂。

　　用一个词来形容许先生，我认为是先生比较合适。先生气象，温润如玉而泰然如山。在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意识越来越浓烈的今天，许先生在随笔中将大学教授分成了教授型知识分子和官员型知识分子，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在大学体制内的无奈揭示的凝漓尽致。徐先生无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虽然他在书中屡屡提起自己不过是一个教书匠，以抹粉笔作为谋生手段。但毫无疑问许先生是凭借真正的学术立足，用灵魂和真诚来拥抱教育事业的这么一位好老师。作为一个成长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气氛下的青年老师，徐先生接收过欧美自由风气的熏陶，也体会过去国怀乡的思乡情怀。使得他对青年学子们爱得深沉。书中这样的情怀历历可见，比如许老师也和朱苏力老师一样发出了相同的疑问：你们不在提问了。他记录了这些怪现象：在清华这样国内最顶级的高校里，学生们没有学分等刺激绝不做没有实用价值的事情。大学讲座上课提问这些事情，没有回报绝对不会引起学生足够的动力。西谚所云的爱智慧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实用主义者的笑谈。而这一切景象让人讶异，精英如此，中国人精神上的高峰就如此沦落？

　　许老师的文章诗意而浪漫，涌动着智慧的隽永和美丽。这种文字风格继承了唐诗宋词的遗韵和风骨，没有深厚的学养是写不出来的。读书中的文字有时我会有意放慢速度，只为体会文字带来的美好。这样的文字也只有内心剔透的人才能写出。哪怕就是忽略到作者的法学背景，读者会很容易以为这是一位散文家的文集。

　　微斯人，今天虽然是盛世，但许先生这样的老师好像也并不多见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坐待天明》读后感(三)：生活从故乡出发

　　怀旧，总会带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愁。

　　夜读《坐待天明》，如同观看一部后弦的怀旧电影，洒满 “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乡，生活从故乡出发”的意蕴。现代人锐意寻回过往，态度纵然执著而彻底。然而基于潮流演进世代迭兴，要尝试以“怀旧”的形式重现过去，显然过程会很曲折。作者把眼前不愿面对的现实，和早已远离社会公共记忆的“历史”以全新的姿态，通过风格重组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文化论述，新颖的文化实践，是本书所要探讨的焦点。

　　作者借助“怀旧”这个紧缩的形式是具突破性的，它把文化实践引入一个更为有趣、创意的轨道上。《坐待天明》巧妙地将一种对故乡的怀旧思考、情结分离在子夜至清晨时分铺展开：《子时：故乡》、《丑时：异乡》、《寅时：梦乡》、《卯时：愿乡》，它欲求达到一种概念的建构和理解。对特定年代相对歪曲的一切进行重新审视，筛出支离破碎却又弥足珍贵的东西，然后将之重组，以一种“怀旧的故乡”出现。其实，这些“一夜未眠”，不是什么古板的反映传统、重现历史的论调。相反，是通过风格重组理出一些具有昔日文雅之风的形象，来捕捉“时代精神”，传达“过去的特性”。

　　作者在天明之前的怀旧，其实是在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世界。在文章中，作者总是不失时机地、持续不断地从各个角度转换观察的世界并寻找着其中的本真关联，其实也就是回归一种理性，当然，表面上它们是被连续而综合地呈现给读者，但对读者而言，其中每个侧面都是展示的方式。这就意味着，怀旧事物的外观是当下给予的，但作者在字里行间却要多于其所提供的。在彼此的怀旧中，每个人皆参与了他人的生活。由此看来，那是一段共同的历史，我们来自同一个故乡，作者并不是一个人在坐待天明。

　　“生，原是侥幸，如同死亡才是生命中的真实事件。”有些悲哀，有些愤忧，或许只有在夜深人静之际才能够被沉淀。也只有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方能用心灵去慢慢体味。梦醒时分，偶时雨，偶时晴，未知中带着已知的痕迹。生命亦复如是，“原本就是一个向死的不可逆的旅程”。

　　原载于/《南方教育时报》

　　原作者/郑从彦

　　《坐待天明》读后感(四)：无处安放的故乡

　　一甲子光阴，社会上不时上演的事故与故事，在作者笔下时而江海奔涌、时而静水流深，文章在淡定处不乏醒世真言，在激越处哲思闪动，不失为近三十年来少有的兼具公共关怀与个性意识的大家手笔。

　　一卷在手，我愿留连其间，只为清醒自己的脑袋。

　　历史并未远去。穿过书中作者所述的浮生迷局，一个真实的现世映入眼前：进入官场者，进时尚有三五斗学问，而时光日久，知识见识思想大多交还给了老师；凭空多出八张画皮，六张玲珑伺候上级诸侯，一张颐指气使对待下属，还有一张冷若冰霜面对群众。可怜他们打太极的功夫炉火纯青，为人民办事的能力日渐萎靡。

　　思想并未荒芜。作者于平常笔墨中掩藏的愤怒与悲哀，于锦绣文章里潜伏的思想惊雷，也许并不能为大部分体制内人物所接受。在一个众口一声的大环境中跳出的批判者，无疑是不受欢迎的，甚至饱受鄙夷和攻击，但这一丝思想亮色，却成为穿透权利迷障的一缕阳光，证明这个时代思想并未荒芜。

　　作者辗转反侧，在书中痛陈被时代颠倒的礼仪、被泯灭的人性、被侵吞的良知、被玩闹的权术，在不断探问中发出属于当下知识分子的微弱呼声。这一声微呼，能否借由文字的力量扬声，并会同其他“新民”著作共同成为时代大声，尚未可知，但这一声书生呐喊，也将成为我们未来回望今时的一段书生意气。

　　原载于/《常州晚报》

　　原作者/胡艳丽

　　《坐待天明》读后感(五)：期待黎明 重见天日

　　每个人都有凭窗倚阑、辗转反侧的时候吧？每当此时，在看着月亮缓缓落下，东方渐露鱼肚白的漫长等待中，最为期待的就是天亮。如果怕虚度光阴，不妨读一本书吧，这本《坐待天明》正是一本可以陪你度过那黎明前黑暗的一位好友。

　　2012年最牵动我们神经的非“世界末日论”莫属。年终岁尾的时节，忽听得末日新理论：并非世界毁灭，而是我辈将有多日不见太阳。倘若真如此，恐怕光合作用不得进行，氧气耗尽，还真有末日之危，这恐怕是我听到的比地球毁灭说更惊悚的说法。值得庆幸的是终于顺利进入2013，虽然地球照转，不过国朝大面积的出现雾霾，可恶的PM2.5倒的确让祖国多地陷入不见天日的境地，也的确出现众多百姓身体染疾的现象，看来见不到太阳的日子的确不好过。

　　十数年前，作者远渡重洋求学，学有所成，怀揣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国进入令人羡慕的高等学府，守护三尺讲台，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所做随笔百余篇，内容涉及人生与人心，作者以“子时•故乡”、“丑时•异乡”、“寅时•梦乡”和“卯时•愿乡”为轮廓，抚今追昔，评古论今，从故乡到异乡，由梦想到现实，文思细腻，读来让人不忍释卷。

　　本书一大特点就是全书优美的语句。如果不是看到文中作者提示的个人简介和本书第四部分“卯时•愿乡”中几篇法律专业较强的文稿，我们会以为作者是一位文学家或者哲学家甚至诗人。全文充满了偏文言的白话文和贴切而优美的宋词，读来另有一种温馨的收获与体悟。

　　本书第一部分“子时•故乡”，主要是作者对故乡的人、事的回忆，故事背景多为那“火红的十年”，读来也最让人痛心疾首。

　　寒冬腊月，月黑风高，为了“掀起运动新高潮”，在作者家乡小镇上演了“抄家”这一历史活剧。包括作者家在内，人人自危。“那一夜，三人自尽”。不管你是“地富反坏右”还是因为家中门口的一面圆镜子后面的一帖破旧的蒋光头图像，都都会带来殴打、批斗，要想逃避这本不属于人间的羞辱与折磨，只有跳河、投井甚至撞墙自尽，这是怎样的一幕人间惨剧呢？

　　就因为出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即使你是满腹经纶，即便你怀揣读书救国之志，就如家乡小镇的马先生一般，你终究逃脱不了“残酷迫害劳动人民”的罪名，家产被分尽，批斗连着批斗，露宿在曾经属于自家的“走马专心楼”门廊乞讨为生，不过最终也没有逃脱那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在楼前；甚至人们发现他的时候，连“两眼也不见了，剩下两个黑窟窿”，那个年月连老鼠都敢公然的与人为敌，敢于“啃噬这圆睁的晶体”！

　　现如今很多人选择移民。有权者多已把老婆孩子安排在国外，有钱者大多举家西迁，只有那无权、无钱的干瞪眼羡慕不已，仔细体会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其实一个人放弃自己的祖国是一件何等痛苦的事情啊，为什么大家还乐此不疲呢？盖因“在腰包都程度不同地慢慢有所肿胀之际，生存变为一种屈辱性的苟活”。就如作者曾与江平先生有过几次私人交往，曾经一次江老师家没有了煤气，又因为没有煤气本和煤气罐，因此断了炊。而作者以一介书生身份去求煤气站的工作人员，还遭来了一顿羞辱：“还大学老师呢，连个本都没有，还作假，真不知害羞！”此事之后，作者痛下决心：“从此做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死也不愿死在这块肮脏的土地上”。享受不到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与尊严，这恐怕是也大多数人选择放弃国籍、舍家撇业、远赴他乡的很重要的原因吧。

　　作者同样是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一名教育家。但即使是在如清华这样中国顶尖高校中，作者也越来越担忧，因为在实用主义诱导下，产生了大量的实用主义学生：首先，他们聪明，但无才华；其次，他们应变，却不见性情；再次，他们有志向，可理想贫乏；最后，他们敢想敢干，实际上并无血性。他们所拥有的是智商和情商；却缺少了区别良知感和道义精神之高低的“义商”；衡量教养高低的“仪商”；对于庄严的敬意、关于神圣的憧憬、并导向信仰之境的“灵商”。因此我们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些只会考试和答题的世俗化的“高材生”，而不再能培养出如梁漱溟先生一样的大师和君子。

　　“我们向往幸福，是因为幸福不是阳光与空气，天然本有，相反，常常不过是苦难的间隙，甚至向往本身就可能制造苦难”。前几天听说某刊因为新年贺词的事情被迫停刊乃至更换主编，才相信：我们追求公义，是因为不公不义充斥人间，所以才会“为正义而奋斗”，甚至流血牺牲！

　　“解放”与“自由”不是一回事，正如“翻身”并不等于“解放”。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黑暗经常必会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它不得不撞破脑袋来寻求光明，“只有撇除制度性羞辱，不再有日常性羞辱，这人间才是家园”，相信黎明定会来临，让我们共同期盼。

　　《坐待天明》读后感(六)：看风过池塘

　　“年光好，且坐窗下，看风过池塘。”

　　许先生文字，以故事见长。无论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最终消隐无形的乡民；无论是那“坐待天明”的惶惶岁月，还是“刷卡可以讲座”的惑惑今朝，在先生笔皆下清晰可鉴人，婉约犹多怜。其情怀和笔墨，皆不输松龄。但见那蒲公写的是“人鬼情未了”，许先生写的却是“要如何守得这真切世界”。其情其景，又多似那浩然写春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许先生说的故事中，最难忘的，是乡民。《乡民的死法》，是入眼的沙粒，令心肠悱恻不已，胸腹内似有车轮转。那入城追随打工父母的小哥俩，只因贪玩工地一汪浅浅积水，终被那水下无盖涵洞吞没于无形，勃勃生机，换来“特别要加强进城务工人员安全教育”的一纸定论。再有那坚守乡野，最终又魂归雷雨的四个农妇；再有那出门寻梦，最终因工“不能呼吸”，甚至不能诉说，最终消亡于无声的几个工友。许先生虽为清华教授，其笔墨所向，却也是人世间最关乎情的枝枝叶叶。这些写于“清华无斋”的人间故事，让我读着读着就想起昔日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古代文学老师黄露生先生。先生治学渊博，却独爱《楚辞》，每每上课，必以《离骚》开场，深情严肃，慷慨激昂。可惜那时我们一众学生，尚太年轻，听不懂屈子那一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情。

　　再有那《上海佬》一篇故事，许先生的白描水平已不输司马先生。那一句“……这份文本，早已字迹漫漶，不复辨认，手一抖，居然窸窸窣窣地碎了”，读得我的心也跟着碎了。故事说的是，早年许先生随着一众领导去基层做田野调查。临别时，一“上海佬”转交给领导一沓厚厚的材料，这份长达47页的建议书，全由正楷抄写，所写的，也多是“多种经营，以渔养农”之方法，可谓拳拳心意。不想，领导一转手，给了随行的“田野调查”者：“你们留着参考吧，这玩意太高深，咱看不懂啊。”最终，这份心意跟随许先生多年，也最终这般“窸窸窣窣地碎了”。故事说的文革初年，不想今日后生听来也会心酸悱恻。我想，这该是许先生未曾想到的吧。

　　“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坐待天明》读后感(七)：法律人应该有节操

　　读到这本书，开始是被文革时期发生的闹剧惨剧感到悲痛。文革 不仅产生使人们家破人亡的惨剧，更使中华的 文化出现了断层，堪比秦始皇焚书坑儒一般。今日之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跟此也不无关系。

　　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能做的事情很少很少，很有限。纵使我们无法改变社会的现状，至少可以保持内心的底线，维护着心里的法律职业道德操守，这不仅是句空谈，如果每个法律人都可以守得住自己的底线，那对社会 来说也会产生莫大的进步。

　　黑暗并不可怕，唯有共同努力，坐待天明！

　　《坐待天明》读后感(八)：让思想发声

　　有一种情思，需要中夜徘徊方可真正感受；有一种情结，需要坐待天明才能渐渐排解。生命中的确有着许许多多让人珍惜、发人深省的东西，却格外需要一番沉潜涵咏的功夫，或者静心顺气地与心灵对话，始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坐待天明》是一部文化随笔集，收录的大多是许先生近年所作的随笔和短评类文章。书中内容划分为四部分——“子时•故乡”、“丑时•异乡”、“寅时•梦乡”和“卯时•愿乡”。其中既有思乡怀人、感时伤世的抒情文字；又有理性立场、道义关怀的专业文章——前者记录了许先生故乡一隅的民间悲喜，以及他移居异乡之后的人生际遇，虽然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却具有一定的民间史料价值；后者则申明了他的专业态度，表达了他的普世关怀，显示出一位法理学者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这些文章集专业思想与人生体验为一体，以一种深情而不失凌厉的笔触，“为身体招魂，让思想发声，叫灵魂咆哮”。虽然许先生一再声言自己“倔强而懵懂，对世事隔膜得厉害”，虽然许先生时时感叹“书桌造孽，纸上人生”，但是，毫无疑问，他的文字所彰显出的，却依然是一种“壮怀激烈，阑干拍遍”的书生本色。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我更喜欢许先生思乡怀人、感时伤世的抒情文字。许先生来自平民家庭，他不仅对普通大众的辛勤生存有着切身的感受，同时也对他们艰难的生活和无助的境遇充满同情。在他笔下，故乡的人事如同永难抚平的河流，那些沧桑莫测的世态变幻，那些在贫困中挣扎，在磨难中苟活的小人物，多少歌哭与清思，多少欢欣和悲情，让许先生时时魂牵梦绕，难以释怀。在他笔下，一场病痛，一次体检，同样是借以观察社会的过程，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权贵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和对公共资源的占有，揭示商业社会的世态炎凉——正是这种故乡情结和士人心性，让许先生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始终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思百姓所思，想百姓所想，将一己的生命困境，与大众的人生苦难相互牵连，彼此映照，进而超越个体的苦乐，将难以释怀的故乡情结和满怀忧患的士人心性，化作人世生活的一腔悲悯，去涵盖更为广大的社会世相，使之最终上升为一种文明的忧思。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许先生的专业态度——面对商业资本的巧取豪夺，面对形形色色的民间疾苦，许先生无法做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更不可能安坐书房、无动于衷。对于许先生来说，法条主义的规范训育，若无社会历史来提供人文背景，充其量只能制造出缺失人性的法律工匠；程序主义的逻辑算计，若无怜悯与仁慈来充当情感支撑，便可能只剩下刻薄寡恩的法律道具，进而使得法律成为一些人牟利的私器，穷弱者不得不忍受的枷锁——这与许先生的专业理念相悖，也是他的个人操守和学术良心根本不能容忍的事情。所谓“读书为求心安”，作为一名法理学者，许先生既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还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要承担起知识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责任，在埋首书斋进行知识探求的同时，更要去尽心践性地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

　　有一种情思，需要中夜徘徊方可真正感受；有一种情结，需要坐待天明才能渐渐排解。生命中的确有着许许多多让人珍惜、发人深省的东西，却格外需要一番沉潜涵咏的功夫，或者平心静气地与心灵对话，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许先生说：“流落异乡寻找生活，是因为躁动本身就是生命的特质。异乡让我们充满新奇，一如它的平淡无奇。异乡给我们以希望，正像它同样会强加给我们以痛苦和失望。”事实上，生命履痕所及，就是许先生的精神安放之所。正是故乡和异乡的交集，才共同成就了许先生的为人之道和专业立场。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

　　原作者/王淼

　　（上）

　　同时，正是在这次读书会上，我因提问发言而有幸得到了许先生亲笔签名的这本散文集《坐待天明》，让我有机会带着许先生笔触的温度近距离地体察他的思想与情怀。从去年6月到今年1月，从国贸2期到颐和园路5号，从帝都北京到魔都上海，在历经坎坷变幻的大半年后，我又重新拾起这本文集，细细品味许先生的儒生情怀与共和理想。

　　倏然觉得，这从故乡的异乡的辗转挪移，这从异乡到梦乡的惆怅流离，不正是我的双城记么？不正是我从古城西安负笈求学于首都北京，坎坷沉浮寄居南国沪上，又将远离故土身赴异邦的真实写照么？在这故乡与异乡之间，在这本土与他国之间，又有多少的“自我”与“他者”的错乱纠缠，又将演绎出多少的怅惋迷茫——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全书共分四章，子时、丑时、寅时和卯时分别对应故乡、异乡、梦乡和愿乡，在这黎明前的黑色深夜中徐徐展开先生从曾经的少年游子到如今已两鬓飞霜这若干年来的思忖、感怀与回想——一滴相思血，两行悲喜泪。

　　许先生笔下的故乡里那散落于巷陌街肆的零落，流布于野村孤郊的荒僻，沾染着尘落风霜的往事以及挣扎在卑微艰难中的乡民，无不让人身近情怯而不能自已。

　　然而，也正如许先生所言，尽管这些永恒的问候温暖着此在世界继续跋涉的生者，但总是来去匆匆且终究一去不返；故乡早成异乡，而异乡又不可能变为故乡，身处两端的他们无所适从，而游走四方的我们又倍感荒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寅时·梦乡》共29篇，讲述了许先生在有限生命和无限长梦中所感受和承受的欣悦与凄徨。对“万里姻缘”无常有常的喟然与慨叹，对“风姿绰约”们的鄙夷与无奈，对公款吃喝的不满和嘲讽，对“三聚氰胺”事件的痛恨，对“非法同居”罪和“投机倒把”罪的戏谑，对“民国派头”的钦慕，对“理论学习组”的“平庸之恶”下所露出的“马脚”的警示以及对“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利私性化”的批评，对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中小学生数目的忧虑，对法学语言缺乏“历史的想象力”的扼腕，对晚近十年学界衰颓的笃思甚至包括对南京“换偶”案所反映的社会进步或堕落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零零碎碎的铺叙和喋喋不休的议论，正是为了讲述、理解和反思这个千载难逢但却悲喜交加的时代——“用讲述来回应这个时代，于回应中认识和理述这个时代”。

　　在他看来，这正是读书人的生物脾性和时代责任，也只有我们每一个经历了这一时代、听闻于这个时代、受惠于这个时代、特别是受害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它的读书人都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用笔、用纸、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记述曾经发生过的“我们的”悲欢离合，追思曾经被迫承受的“我们的”的血雨腥风——为它留下一抹记忆，哪怕一鳞片爪，不啻是在告慰祭奠先逝的父兄，而且，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从而，护卫子孙万代。

　　《卯时·愿乡》共21篇，讲述了许先生对于未来的祈祷以及一份梦境为幻的侥幸。对于黄宗羲先生的缅怀，为梁漱溟先生两份晚年口述所写的书评，在学科分际背景下对“学问如诗”的呼唤，对法律共同体用法学发声的正名，为清华大学2009届毕业生致辞的讲稿（《七月的寓言》）以及对重庆“唱红”的警示，对市场经济中的“强盗逻辑”的反思，对能够彰显遭到遮蔽的生活意义的习惯法的重视，对近亲结婚在法理与清理上的分析，对西南政法校园搬迁及其抗争的看法和法律语言、法理学教育、开放的思想市场、尊重普世价值的国家理性和自由理念的思考。

　　这些“祈祷”与“侥幸”都构成了许先生眼中讲述与反思的“交谈”，而这种交谈也是符合前苏格拉底学派所倡导的“对话的”和“与大众分享”的“逻各斯”的交往伦理与交往理性，也只有通过交谈我们才能有望保持人性，人间的欢笑和号哭才能具有存在的意义。

　　用文字捍卫记忆，用记忆抵抗权力，用抵抗守护人性，为身体招魂，让思想发声，放逐恐惧，拆解羞辱，重建生命，这恐怕也是这本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的散文集的全部意义。

　　（下）

　　许先生将自鸦片战争以还这一百七十五年中国近代历史中吾族吾国吾民的时代特征总结为“羞辱”二字——这种“羞辱”延续至今的例证则是汉语在当今中华大地的地位与荣耀荡然无存，而这“最不容易被污染”的语言也成为中华文明遭受的创伤和羞辱的活生体现。

　　在许先生看来，汉语文言作为一种最典雅、最温驯、最具表意能力的伟大文字，本来是一个比拉丁文字更伟大的文化传统，承载的是东亚世界千万年积淀的文教风华，含蕴了汉语文明有关神事与人事的雅量高致，“她那一切无言之言与不言之言，她那无际无涯的丰瞻绰约纬地经天。”

　　而就法学世界中的法言法语而言，不管是因为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政工具与生俱来的“平易近人”，还是正如苏力与丁丁所言77、78级法学院入学生也就是现在掌握各大法学院院长、书记、博导、教授之流均为“低能弱智”之辈，本着“直面现象”的态度，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法言法语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式的“大鸣大放”，还是工农联盟主力军式的“一穷二白”，就连台湾司法院大法官解释文书所透露着的温雅隽永都远远比之不及，更遑论与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判决文书中的议理或表情的闪闪星光。而在此之中，许先生无疑是一种“另类”的存在和不俗的“写意”。

　　读过许先生文章或是听过许老师讲演的朋友都会知道，他那深厚扎实的语文功底，逸兴遄飞的浮思流情，加之典雅温驯的汉语文言和感怀相与的儒生气度，让我们无不感觉到中华文化的深秀隽永和汉语法学的博大精深。相比于其他高屋建瓴、鸿篇巨著的法学大家，或是意气风发、口若悬河的高校名师，许先生的期期艾艾、水转山连，反而透出他极为难得的真诚、质朴与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以申说幽思而表达忧思，以诉诸感性而贴近灵魂——任阑珊，人如玉，忍负一春闲。”

　　但是，许先生绝不仅是寄情山水的隐士或是放浪形骸的酒徒，在他典雅温驯、流畅多情的文字背后，在他自言“少年无知”与“自幼家贫”的言外，还满怀着一介书生儒在苍生的义气和不平则鸣的胆识。

　　许先生在《落草》一文中曾这样讲道：“法理存在于一切法律现象之中。正如法律理性使得法律之成为法律，法理凝练法意，说明了为何法律理性之得为法律理性，而构成了人类理性的重要一环，也是人类情感的重要体现。就此而言，法律是人生的一部分，并服务于人生，而表现和具形为人世。法理即人情，也就是世道，人情世道合为人生，本是人世的根本。有什么样的人情世道，就有什么样的法意与法制，从而有什么样的人生。”

　　的确，许先生这份对真理的追索与坚守，对鬼魅的鄙夷与顽抗，不仅体现在他深耕多年的法理学领域中，体现在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晚近十年来学界之衰颓之景间，体现在他近四十年不曾离开的大学校园里，也体现在他爱之期之责之叹之的莘莘学子上。

　　然而，如果仅有以上二者，以其文人之才情与士人之情操，许先生也足够杰出甚至堪称伟大。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许先生身上极为难得的是在这滔滔文采与磐磐坚守之间跳跃着的诙谐、戏谑与幽默。正如千帆老师所言，“现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般比较沉重，不会像他那样诙谐幽默，而那些风趣有文才的，却又大都没有多少社会责任感。两种美德不容易兼有，却同时体现在章润身上。 ”

　　读许先生的书，听许先生的课，望许先生的人，都会觉得有种似曾相识却渐行渐远的书生意气，又有一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士人担当，更有一种“度一切苦厄”的释迦、基督的济世情怀。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评价后主之词时说其是“以血书者也”，并将其评价为“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许先生的人生体悟与道德情操，只不过他更为弥足珍贵的是以如此诙谐戏谑的方式言说展现。“读书救国”（《走马转心楼》）、“英雄群体”（《扁担挑子两头沉》）、“万物竞长”（《县城里的消息和街景》）、“和谐”（《这次第，浮世苍生》）、“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两篇横幅》）、“世界一流大学”（《教学事故》），以及一声“朋友”和“哥们儿”、一句“奶奶个熊”和“滚他妈的蛋”，这些嬉笑怒骂的“粗言秽语”，这些情之所至的“意气用事”，才是许先生的才情所系、豪情所驻、真情所依与深情所冀。

　　究其原因，用许先生自己的话说，他们这一辈人性格的宿命便是逆来顺受与深度叛逆——“压抑时代的阴影之笼罩终生，与自始即决绝冲决罗网、拥抱自由的激昂，一直并存于灵魂的幽微深宅。”（《落草》）这是这看似矛盾冲突的秉性与时不我与的哀愁，让以许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历经沉浮坎坷仍充盈悲悯仁慈心肠，饱饮血雨风霜还不掷“少年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与许先生最为秉性相投、心戚相依的是他所谓的“民国派头”——在那些汉语法学界的前辈学人身上看到的公共理想与家国情怀，看到的温情敬意与洵洵蔼蔼，看到的诚恳散淡与坚忍承担。

　　其中，最令许先生钦慕敬仰的“民国派头”当属胡适先生。作为1962年生的胡适先生的“转世灵童”之一，许先生最为感佩的是胡适先生“浑身洋溢着一种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批判力量”与其所秉具的“高等常识”所体现出的旷达、通达、理性的洞识与读书人的良知、理性与教养。

　　然而，作为对许先生的揣度与妄评，在文章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不由得再次想起20世纪近代最重要的词学大家，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和诗词学家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的一句名言：“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这不仅是叶嘉莹先生奉行一生的文化格言，也是激励吾辈为学为人的毕生准则。

　　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许先生数十年来求学读书、教学育人、为师为士所秉承的最为根本的人生信条。他那汉语法学的温雅隽永，他那教书育人的勤恳从容，他那指点江山的责任担当，他那嬉笑怒骂的书生豪情，正是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中国转型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读书人之生活——文染才江育桃李，儒在苍生捍共和。

　　最后，我想用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篇书评的结尾：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

　　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但是这样一种客观的评判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给后人。”

　　（完）

　　张熙

　　2016年1月20-22日 于上海家中 初稿

　　2016年2月4-6日 于上海家中 修改、补充

　　注：前昨所发（上）中末段“二十字”应为“二十万字”，（下）中第十段“跳跃着的的诙谐”应为“跳跃着的诙谐。感谢吴兄启智的提醒，特此订正，以飨读者。

　　《坐待天明》读后感(十)：不劳代办，坐待天明

　　既然是随笔集，自然是随性而为，可与不可也随之模糊，片段分割，丝丝点点，心平气和，娓娓道来，感情在行文中，思绪在文笔外，絮絮叨叨而无废言。针对那个年代只好”坐待天明“，针对学校行政体制只能寄希望于”不劳代办“。

　　又想起木心先生，曾被囚禁于黑色的夜，曾在狱中用废弃纸张作琴键盘，”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我自在弹奏莫扎特和巴赫。先生出狱之后，长期旅美，晚年回国回家居于故乡乌镇，安然了却残生，先生年轻时的文稿悉数尽毁，此后的洋洋百万字之中，也不曾见先生碎语闲言话及那时，然终究真情述诸笔端，有些岁月不堪回首，却又无时不体现在人生之中。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只是每每见那些年的那些人，如果还能称之为人的人，摇身一变，依旧党国天下，好似天下不曾有事一般，不禁心痛。人心泯灭到何种地步才有那时行为？而事后竟无人知晓当年的那批人是哪些人。再想到前些天看过的昆汀的电影《无耻混蛋》，布拉德皮特在战争结束之前，问道”犹太猎人“汉斯兰达，战后你会脱去你的纳粹军装吗？若你脱下军装，我哪能知道你当年都做了些什么呢？于是在其额头之上刻下了纳粹的标识”万字符“。我想当年的那批人或许应该在额头之上刻下主席头像，红宝书的那种。

　　忆往昔”峥嵘“岁月，不可沽名学霸王，且将剩勇追穷寇，无复发生。有些事情不劳代办，有些岁月坐待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