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是一本由（美）彭慕兰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4.00元，页数：48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分流》读后感(一)：《大分流》读后感——对“欧洲中心论”的霸权思想反击
此书作者彭慕兰是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曾担任美国历史学派会长。我认为彭慕兰先生的《大分流》这本书并不能够被称为完全的社会学著作。而更像是对于18世纪前后中国与英国的经济历史视角的分析。
18世纪时，中国与英国的发展道路分道扬镳。英国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而中国则继续在集约型地农业道路上发展着。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看来，其观点与社会学关于现代化的诸多理论一样，强调西方道路的绝对正确性。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采用了交互比较的方法，放弃了文化间的相互比较，不以任何一方为标准。也就避免了欧洲中心论的单一视角。
简单的来说，《大分流》这本书用经济历史的方式解决现代史的诸多问题，并从中反击了欧洲的内生性制度优势。在此基础上，我对于相关的描述中英两国为何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分析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将一一加以阐释。
一、内生性经济优势的质疑——交互比较下的经济学分析
在《大分流》的前半部分，作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分别统计了1750-1800年间（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前）中国与英国在各项指标上的水平。彭慕先生通过数据的严密分析，指出欧洲与中国在人口寿命、出生率与死亡率、甚至生产率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别。
彭慕兰对内生性的制度优势得出了明确的质疑的结论。比如在人口预期寿命上，作者根据江南地区的家族族谱，指出1750年前后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39.6岁。英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35-40之间。二者并无本质差别。由此可知，两个国家间的人口营养水平、医疗水平大致相同。
彭慕兰先生在这些具体的变量上通过交互比较的方法，采用价值中立的态度对中国与英国采取了可观的评价。我认为这才应该被称为是真正的科学。哲学上认为，真正的科学需具备可证伪性。彭慕兰先生的研究无论是在出发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还是取向上都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主观性。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对于欧洲内生性优势的质疑，也是对长久以来思想界的欧洲中心论的最有力回击。
二、双方发展中的大分流——马尔萨斯的四大资源瓶颈及初期选择
紧随着在第一部分从经济历史的角度对欧洲中心说的反驳， 《大分流》在随后的章节中对两国为何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探讨。彭慕兰将具体的时间点定在了1750年。
在1750年前后，中国与英国共同遭遇了工业化道路上的瓶颈。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人口上涨的趋势带来了森林砍伐与燃料供给的压力（2）生态的恶化带来了气候问题（3）水供给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作者引用马尔萨斯对于资源瓶颈的描述。马尔萨斯主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资源限制问题：粮食、燃料、纤维、建筑材料。结合我搜索到的相关资料，归纳如下：
马尔萨斯的四大资源瓶颈列表
中国的解决方式
（1750左右持续） 英国的初期解决方式
（1750前后） 最终解决时间及方式
粮食 不同区域的国内交换模式（境内扩大供给）——亚当斯密型的日益劳动密集型转变 长距离贸易
技术变革
制度进步 19世纪末 化肥的出现
纤维 1950左右 石油工业带来合成纤维
建筑材料 19世纪末 钢筋混凝土的出现
燃料 更为集约的农业燃料收集模式（捡点树枝、秸秆啥的……） 被迫使用煤
特征 区域间的贸易和专业化
增加自给自足单位的独立性 在国家之外寻找外放型、进取型的资源获取方式
三、双方发展中的大分流——英国资源瓶颈的最终突破
在上文的表格中，我简要描述了1750年时两国遇见的资源瓶颈问题。可以看出两国在资源获取方面的差异已然明显。总的来说，英国选择了外放型的资源获取方式，中国则在本国内选择了区域供给的集约化生产方式。英国的做法顺理成章地为其短期内的资源获取迎来了突破，也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然而正如我所收集的资料指出，四大资源瓶颈的最终解决时间最早也在19世纪末。欧洲的国内革新不会独立创造出一个使其有限资源不会阻碍无限的人持续增长的新环境。所以英国要想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突破，必将依靠一种最为外放的发展模式——殖民体系的建立。
在这一部分中，我将描述《大分流》这本书中最精彩的一个部分。彭慕兰先生对英国的洲际贸易进行了使人脑洞大开级别的描述。不仅有效地攻击了工业革命的自生性传说，指出了海外扩张才是18世纪破除资源瓶颈的关键，更为读者搭建了广阔的整体性历史背景。在我看来，这样的研究方法虽然在社会学中找不到明确的定义，却具有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本质科学思想——区别于单一描述的整体性事实呈现。同时，因为描述的相关事实代表着渐进的过程，不是单一的相变，我认为也更加科学。
总的来说，英国通过渐渐建立起来的全球贸易殖民体系突破了工业资源瓶颈（经济学上的边界条件）的刚性制约，避免了倒退的可能。
（1）加勒比海的糖贸易
粮食供应的不足难以满足劳动需求。加勒比海地区的石质岩土尤为适合生长甘蔗。糖在工业革命期间是重要的能量补充元素，直接弥补了粮食与肉类的不足。
英国人随后垄断控制了加勒比海的糖贸易。加勒比海地区遭受了英国的原料种植控制。（生产的单一化）以单一种植带来的产能过剩剥夺该地区人民的定价权。英国由此获得剪刀差的权利，获取巨大利益。
（2）非洲地区的黑奴贸易
英国人依靠非洲的劳动力转移来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求（甘蔗种植）。同时为本国市场提供巨大需求。
（3）北美殖民地的农务种植
北美南部负责提供种植园作物——棉花；北部负责粮食种植。此套体系为殖民地运作提供更丰富产品。殖民地之间产生强烈的贸易需求。
（4）印度的原棉提供
英国通过征服印度、打压印度的传统的棉布打压方式，获取了工业品在印度的广大市场和贸易顺差。
（5）中国的鸦片贸易
白银的大举外流。中国最后成了整个贸易体系的牺牲品。
英国通过各个殖民地间单一种植的生产方式，夺取了各个地区之间的定价权，不仅获取丰富的原材料，更从中获取的巨大的剪刀差利益。同时，由于英国贸易体系的运作方式，各个殖民地的单一原料生产更为英国贸易体系提供了最为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中，英国顺利突破了自身的土地资源瓶颈，为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完整的供养方式，避免了工业成果的倒退。
殖民体系的布局总结：
（1）海外殖民地劳动力的工业生产
（2）海外土地的资源回补
（3）组织者的霸权利益
（4）剪刀差的贸易优势
（5）贸易红利回哺国内工业体系
总结起来就是通过他国血汗的榨取弥补本国资源瓶颈……
四、双方发展中的差异分析——从煤与蒸汽机看中西方命运的大分流
在上一部分，我简要分析了英国通过海外的殖民掠夺突破了工业革命中的马尔萨斯瓶颈。这是一条外放型的资源获取模式。中国则在集约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般来说，进步史观总是会使我们相信希望的发生。而历史总是从细小之处为客体带来不同发展的可能。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在集约型的劳动模式上越走越远，而英国却走向了外放的、进取型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殖民体系的建立？
从《大分流》这本书来讲，作者的分析实在过于复杂凌乱。因而我只能站在二元比较论的立场上，从煤的使用和蒸汽机的出现两方面来阐释中西方发展开始的微妙差异及后续的深远影响。
（1）资源与人口的不均分配——中国放弃煤的选择
作者通过数据比较得出，中国在1080年前后已然发展出巨大的煤铁多元工业。当时的年产量甚至超过了1700年欧洲除俄国以外的地区总产量。造成最后中国在燃料上选择集约型的收集方式有着多样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南宋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与煤矿原产地的分离。主要产生的影响如下：
矿藏区与大市场、手工行业的分离导致采煤技术停滞
煤的运输成本大于一般群众的支付能力
游牧民族的入侵——12至14世纪战乱导致的煤的开采、使用知识的消失
相较而言，英国煤矿的开采优势如下（地理环境的幸运）：
优良的水运
靠近经济活力地区
大量的手工业者
（2）动力上的优势——英国蒸汽机的改良与使用
蒸汽机的发明并非一蹴而就。而英国却因为其独特的环境特征将这种动力改良并运用于了实际生产。
具体优势如下：
英国的煤矿大量渗水，需用蒸汽机（大功率水泵）进行抽水
煤矿产地的煤渣为蒸汽机（大功率水泵）提供了便宜的能源
（不得不说这个观点真的挺新颖的……）
结合上述部分，英国由于其在地理环境上的优势与海外贸易的掠夺，最终促成了其工业革命瓶颈的突破，避免了工业倒退的可能。
五、思想霸权与国家主权——国际视野下中国今天
英国是殖民贸易体系的制定者。现代西方国家是自由贸易思想体系的制定者，也是国际贸易中“自由贸易”的制定者。我们可以从英国在18、19世纪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得出，单一的区域分工必然造成相关国家的被动和霸权国家的顺差优势。当今国际舞台虽然避免了殖民统治时期的单一区域分工，然而诸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依然需要掌握国际贸易中的发展自主权。
这本书的出发点主要是从工业革命的形成原因中指出“欧洲中心论”的不可能。作者从马尔萨斯的资源瓶颈理论出发，指出了中英两国发展道路中的差别，说明了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是突破资源困境的关键。同时说明了中英两种不同的道路——外向与内向是由于一些历史与环境的原因促成的。可以说，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是经济理论之争，也是一部思想标准制定权的大分流。
《大分流》读后感(二)：李约瑟难题的反命题才有意义
帝制时代的中国文明是领先的，然而却在清朝时代走向没落，然后一个掌握了历史规律的阶层通过革命，重新使得中国文明振兴起来。这种历史主义的叙述在波普尔看来是柏拉图的谬误，经过后来的黑格尔、马克思发扬广大，而又通过苏联被引入到了中国。
欧洲处于现在的支配地位是什么原因？技术？市场？自然？文化？或是制度？在彭穆兰分析看来，没有一个能够站得住脚。如果欧洲与中国的分流只是历史的偶然，那么我们基于原有历史上建立的一切理论都显得虚假或者值得重新思考了。
几年前读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的时候，已经对这个“加州学派”或称“尔湾学派”的所做的历史研究感到震撼了。王国斌以新颖的方法来作比较史学研究，先以中国为参照比较西方，后再以西方为参照比照中国。在研究方法上，改变了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做法，得出的结论竟然如此不同。
王国斌指出，在工业革命前的中国和西方，在经济上面临的同样是斯密型发展模式，而两个地区在发展路径上的相似之处远远大于相异之处。在国家政治层面以及应对危机的方法上比较时，中国显示出更多的可取之处。
读完王国斌之后，其结论带来的震撼很大，他的研究成果具有着根本性的颠覆意义。然而，如何在王国斌的成果上，或者说摧毁的西方中心主义废墟上重新建立其一套重估中国经济、历史和文化的方法和研究，进而对我们日常观念进行常识性的改写，都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在思考很久迟迟没有总结出一篇针对此书的评论或者值得思考的地方，因为上述想法都是在脑海里隐约存在。
直到再次拿起彭慕兰的这本《大分流》，才开始将这个学派带来的意义梳理一番。虽然王国斌在开篇就对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批评，但彭慕兰则从一个个细节性的论据上，对于马克思韦伯、卡尔马克思、松巴特、布罗代尔以及众多西方政治、经济和历史学家所依赖的“事实”，以及或明或暗的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进行了批判。
彭慕兰与王国斌一样，采用的双向比较，他指出，在工业革命前，正如王国斌一样，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模式都是斯密型经济，而同样面对的都是马尔萨斯发展瓶颈或危机。幸运的是，英格兰发现了媒，发现了新大陆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以及中国的银本位体系的建立，这些偶然的事件，才让西方和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不是这些偶然，西方恐怕还和清末民初的中国一样，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
所以一开始，彭慕兰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像韦伯以及李约瑟提出的那种问题，为什么中国停滞了，而西方快速发展。彭慕兰说，应该问为什么欧洲，具体说是英格兰没有变的和长三角一样？这样的提法并不比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问题要不重要，当认真对待这样的提问，并比较之后，彭慕兰证明了这个问题在学术上的严肃性。
彭慕兰在最后指出，中西的这种分流并非永久性的，河流有分也有合，当代中国、东南亚和非洲美洲一些地区，都在经历着合流的趋势。
彭慕兰引用日本学者杉原薰的话，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如果结束于1945年，那么经济史的主体就是北大西洋的胜利和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生产力的世界的诞生和成长。而世界在2002年再度发生位移，转移到了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
关于类似的转型或转变的书籍，不得不提到的还有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在将经济学历史化，将市场纳入到社会史和政治史来分析后，我们对于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建立依赖的重要观念，不得不进行再次评估。经济学首先是从经济运行的经验中获得的知识，而不是照搬西方已经总结出的规章制度。
例如，彭慕兰指出，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前身不过是欧洲为了从事远距离跨洋贸易所形成的一种保证。技术革新确实是工业革命不可少的一部分，但远远还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中国比英格兰更早使用煤，也懂得蒸汽机原理。英格兰早期的蒸汽机也不过是用在为煤矿抽水的地区，而中国的煤矿则没有这样的需要，他们更多地是如何防止煤矿自燃。
对四大发明的定义就显示了中国历史的一种西方式重构，这种发明在中国古代并不构成主要的称颂对象。只有到了技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促进发展有利的情况下，一种“当代史”的看法。因此，《大转型》的研究不应该被民粹主义解释为中国还是和西方没有差距的，无论是生物上的人种还是智力。
经济学、以制度学派为主，试图在中国推进一种纯粹的理论，正是建立在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无法发挥出西方经济的一套制度来。然而，在适当的条件下，无论是浙江还是广州，中小企业在以自身的创新性来促进制度的改进，正如他们的祖辈在长三角地区明清年代所做的一样。
但，彭慕兰、王国斌等人的研究，不能得出一种民粹主义式的结论。
《大分流》读后感(三)：评《大分流》
周锡瑞老师以前的1500字命题作文，我就不介绍书了。
十年之后，当彭慕兰先生《大分流》一书仍被不断提及和争论时，即便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不会不承认此书的经典意义。诚如许多学者已经提出的批评那样，我认为彭氏在此书中即便不是刻意“抬升”了中国各方面与西欧不相伯仲的优势，也绝对回避了不少对欧洲有利的方面和数据，这也是比较历史研究的基本难题：拿哪些互相比较？
在书的第一部分中，作者通过对人口、积累和技术的比较，暗示中国即便不优于也完全不比西方差，除了煤矿方面的“碰巧”位置不在经济核心区、以及煤矿地理位置的特点（不渗水）而缺乏蒸汽革命的动力。首先，中国湖北、湖南、江西皆不乏煤矿，虽然不如山西丰富，但位于长江三角洲上游，故很难讲资源区与核心经济区分离；其次，基于有学者已指出所谓工业革命的技术并非突变（“科学”更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才对生产技术的提升有广泛影响力），英格兰必然存在不完全依赖煤和蒸汽动力的工业方式，而且至少持续到十九世纪晚期。另外，作者以卡路里来看生活质量，进而观察人口与社会发展状况，但也未对中西体质差异及卡路里需求作出区分，进而设定加权数计算，不尽合理。至于运输和牲畜资本，中国和印度的很多例子和数据其实都是官方行为（比如马政和运河），其数量和规模的庞大，仅足以说明官僚制国家的实力和需求（这个大的市场带动机制我们愿意称为“贡赋体系”，包括了棉布、白银、盐引以及漕运的大范围流动和所谓GDP的重复计算），不足以说明市场的活跃程度，更不足以说明西欧不如，而且，西欧对相应运河与牲畜的需求程度也令人怀疑。在第二节中，作者对土地利用、劳力自由度以及家庭劳动的分析，同样指向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离自由有效的市场更近。但是，似乎作者并未充分考虑中国的资本积累和消散情况，这种复杂情形体现在土地自由买卖之余仍受社会规则和习俗的限制，以及清代中期以后有些地区出现的分家只分租不分田的巧妙之中，不可一概而论。而另一方面，法、德其实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土地限制。
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了中国大量奢侈品消费的存在，更是与西方不相伯仲。桑巴特（Werner Sombart）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在中印日的比较下便多少显得有些不合理。不过，中国的奢侈品仍然很多是由政府需求而催生的（清代内务府的例子最为显著）。而《醒世姻缘传》的主人公只是武城人，其活动系在松江府，因此小说描述的房子和奢侈品并非是对“中国九个大区中两个最穷的之一”的“平均水平”的描述。对商业组织形式的比较也让作者得出如果不是武力介入中西两种商业组织都是比较成功的结论。作者较为回避了中国商业资本对运输的投入，同时也承认西欧商业组织在使新大陆的白银、亚洲的原始工业和日常用品发生“关联”的作用。接着作者顺势进入最后一部分，在讲述了中西共同存在的生态制约后，作者终于抛出了“大分流”主题的原因：是美洲这个外围殖民地，解决了西欧本来面临的马尔萨斯瓶颈。这种“生态暴利”看似诱人，但读者是否想过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成功利用呢？作者在论述许多资源开发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铁、铜、银、煤以及森林的种种细节并混淆了区域分布。比如，附表C以法国和岭南森林覆盖率相比较论证法国遭遇瓶颈，但须知，粤西和粤北的林木恰恰是技术和成本限制导致的广东的瓶颈。事实上，正是作者避而不谈的西欧在航海和武器技术上的优势、商业组织优势使得这种生态暴利和外围市场得以成立。所以，西方将东方“纳入”世界的过程并不是偶然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以有必要对一部已有如此多的评论的著作再次多说几句，正因为这部作品在现有研究中具有典范意义。
（此书巧思迭出，无论从写作技巧上、思辨能力上，还是从作者的勤奋搜罗材料上，都很值得肯定和学习。但鉴于其难度系数评估，仍建议小盆友们大二以后再行阅读，切切。）
《大分流》读后感(四)：龌龊的目标，伟大的发明
经济史的书读着趣味不多，为了佐证而引用的大量经济数据让书的可读性实在有限。
貌似结论的意思就是后发制人和海洋革命。
外围的世界市场对于中心的欧洲迈进现代的门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后发的欧洲更有动力探索能源革命和技术革命。
但在此之前欧洲并没有明显的现代化优势，即大分流的发生是充满了偶然性因素，而非一种必然的规律。
书的结尾引用股份公司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书的观点，股份公司这种明显的、指向现代化的、欧洲专利的东西，其最初创造目的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为大航海筹集资金。
说白了就是欧洲人要凑钱去海外探险，到东方发财或者去美洲非洲打劫，而发明了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对于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不亚于蒸汽机。
这可以算是殖民主义是西方现代化原始积累的老话题的新解读吧，即欧洲从殖民主义中获益并非全是直接的劫掠和剥削，而更重要的是间接的促进了欧洲的制度和技术的创新。
正是这些带有明显暴力和罪恶印记的创新帮助欧洲人完成了大分流。
《大分流》读后感(五)：尔湾出品（我就看看能拖多久）
所谓的“有缘无分”说的就是和《大分流》与我。
还在念书时，在书店里、文章中和其他地方无数次遇见，甚至将它加进购物车好久，但始终也没真正拥有它。今天去单位图书馆，作为“副产品”借到这本书。似乎比之前见到的薄许多，不到400页。2003年版。
希望这部所谓“尔湾学派”的经典著作，能让人记起旧日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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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 CHINA IN TRANSITION 作者王国斌是同事，所以两个人关注的主题、比较研究之基线选择方面颇可类比。亦如彭慕兰所说“首先，我们两个人都强调，进行东西方比较时所采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我也赞同王国斌的主张，即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
由此，彭得出一个有趣的论断：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非具体国家进行比较。
而在主要论断上，彭与王二人都受到布罗代尔（他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的影响进而认为“迟至18世纪中后期，中国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相当繁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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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的仅仅是研究的立场或背景。彭所关注的问题聚焦于：
“迟至1750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的发展中仍存在着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19世纪只在西欧出现的进一步的巨大发展，成为一种有待解释的断裂”。（引言p6）——即“大分流。”
整个比较的过程史料翔实，但很郁闷的是我看不进去。
但在结论之后，有趣的是，作者又进行了反思：东亚与欧洲的差距是一种巨大但暂时的分离，而不是我的书名暗示的“大分流”。
《大分流》读后感(六)：《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读后感
彭慕兰的这本书通过对欧洲的核心区与中国、日本、印度等东亚地区在18世纪末在经济命运上出现大分流的原因分析，深入对比了东西方在各方面的发展，提出实际上在18世纪前东西方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上，甚至有些方面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此后由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东西方逐渐分道扬镳，中国也开始落后于西方。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工业革命发生在了欧洲而不是中国呢？作者认为用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来解释是有问题的，书中的观点是，造成19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分流是由于一系列近乎“巧合”的因素，尤其对于英国。这些因素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煤矿幸运的地理位置更有利于开采和运输，直接导致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二是新大陆的开发可以使工业品在不需大量使用英国土地的前提下转化成土地密集型产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对生态安全的制约、奴隶贸易、政府间的竞争、原始工业人口的占比上升等。作者提出甚至可以用“落后的好处”来解释：简单来说就是西欧的制度性障碍延缓了资源开发使用的时间，从而恰巧促成了19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因此其实欧洲的工业革命也是几乎出于“巧合”。
而关于“欧洲中心论”，作者对此的反击贯穿了前两个部分，包含了书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除了采煤业和制度以外，无论是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还是农业、农产品市场、资本贬值、生产力、市场经济、土地利用、劳动市场等方面，中国都未必落后于西欧。如生产原料、经济模式、农村工业等方面，中国与欧洲有共性基础。看似西欧领先的方面，中国可能反而更具有优势。“中国的’内卷’程度完全可能低于西欧。”[ 【美】彭慕兰，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22页]这证明19世界中期以前欧洲的商业化发展模式并不比中国的家庭劳动利用模式有优势，因此无法解释西欧的工业突破。
第二，除住房外，从奢侈品、纺织品的质量、经济潜力等方面来说，中国也完全可以同欧洲一较高下。西欧的生产力并不是独一无二得高效。中国由于较平均的地权分配可能意味着中国存在更大的收入均等。“资产组合资本家”在印度相当活跃。只是“欧洲的奢侈品需求比中国人、日本人的需求增长更快”，品味的变化更快，定期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更多，“暗示了欧洲的分流归根结底源于一种根本的态度差异”。[ 【美】彭慕兰，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87、193页]竞争性的公司和海外高压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欧洲产生了积聚长期资本的新形式。但这些经济其实并不特殊。
第三，真正使欧洲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产生突破的，是生态制约、煤的位置和新大陆，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大陆。欧洲在19世纪初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如土壤肥力降低，耕地衰竭，气候变化等，而中国情况也类似。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密集增长，通过劳动密集来满足贸易需求，没有动态经济，因此增长的只是农业人口，土地因此更加贫瘠。从长远看，其实是付出了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代价的。印度更是处于“逆工业化”过程。而欧洲的问题通过煤、蒸汽和机械化，使得人口的增长其实是原始工业人口的增长，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了。
作者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挺震撼的，更新了我对欧洲和东亚的认识，例如高中历史普遍认为殖民地和奴隶贸易提供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以及广泛的工业品市场，但作者却认为土地密集型产品才是殖民地的真正意义所在，尽管整个推论过程涉及大量数据，比较复杂。只是我比较存疑的是由于个人知识能力的限制，这些庞大的数据、计算方式是否准确、史料的真实性，以及比较过程中作者是否过滤掉了一些对欧洲有利的数据以更充分地证明自己的观点。
书中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提到“中国和日本更多的是通过劳动密集……这样做……没有使它们自己陷入直接的生态困境。但从长远看……是以……为代价并……损害，这些问题甚至到今天也不可能通过贸易或任何……技术来解决。”[ 同上，第291页]与中日相比，当时欧洲无法扩大燃料供给看上去似乎只能依靠远程贸易，且定然不利于发展，但实际上却维持了生态的相对平衡，为之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良好条件，也刺激了技术的发展。中日一时的依靠大量开采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后患。这样不同道路的发展引人深思。经济发展如何在与生态制约上取得平衡？资源利用方式如何才能完善高效？核心区的资源开发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这些问题放到当今依然值得讨论。
在阅读此书时，多次想到英国电视台录制的六集纪录片《西方文明史》。主持人尼禄弗格森提出了六个使西方得以统领全球的杀手锏：竞争、科学、民主的财产所有权、现代医学、消费社会以及工作。同样在纪录片中贯穿了与中国（还有其他地区如伊朗、南非等）的对比，纪录片中对于中国落后的观点是认为这是由于缺乏革新性的政治以及背弃竞争、竞争、市场、赢利和资本主义。这与书中的某些观点非常类似。“海外征服本身就是欧洲内部激烈的军事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引起了军事技术和战略的重大进步。”[ 【美】彭慕兰，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45页
]都承认了竞争对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影响。
当然，与本书不同之处也很多，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主持人认为西方文明的辉煌始于1500年之后，但本书作者认为事实上欧洲在和中国在19世纪之前都处于大同小异的发展水平，是19世纪才开始真正的分流；另一方面就是纪录片中的观点是，六个独一无二的要素是西方得以统领全球的压倒性原因，其他地区的落后是由于某方面的缺失，但本书作者认为这并不是由于欧洲在某个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只是运气比较好，一系列“巧合”造成了欧洲的工业革命。究竟何种说法更科学？我觉得都有道理。准确地来说，我认为欧洲之所以会在经济上与东亚国家产生巨大分流，不仅是因为某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巧合般的历史的恩惠，也同样离不开欧洲国家间竞争造成的欧洲人开放的观念、对技术革新和民主社会的追求、职业精神的完善和对生态环境的潜在保护意识、对财富的渴求等等，虽然这也导致了包括帝国主义的残忍暴行、殖民地的罪恶、消费社会的陈腐等在内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和历史罪行。
《大分流》读后感(七)：一团乱麻的大分流
高中的时候读《不起的盖茨比》，书的开篇父亲对儿子说的那句话一直印在脑中：“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彭慕兰的这本《大分流》就是想告诉我们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优越条件”。原本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内生优势，可是后来东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西风压倒东风”，是因为西方拥有了两个中国完全不具备的因素。第一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英国煤矿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运输费用低廉，使煤可以大量推广。而中国当时的煤矿分布于山西，与江南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相隔甚远。另一方面，英国煤矿含水大，开采时需要不断抽水，导致蒸汽机的发明。中国山西的煤矿相反，地下相当干燥，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煤层自燃，需要通风技术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即使中国的煤矿能够有大发展，这种通风技术也不能产生像蒸汽机那样重大的作用。第二便是地理大发现。美洲殖民地为西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资源以及市场，继而摆脱了当时中国所遭遇到的“内卷化”道路。
应该说这本书确实提供了一个审视“李约瑟问题”的新角度，但是坦白说这是我不长的读书生涯里读着最吃力的一本书，首先，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缘故，还是自己的积淀太浅，总之整本书的文字很多地方在我读来佶屈聱牙，理解起来很是费力。其次，全书缺乏一个线索性的主干，比较的单位太大，这一点在书的第一部分给人的感觉尤为明显，作者自然是下了苦功夫，但是琐碎的计量数据（尤其是中国的）的可靠性首先就令人怀疑。同时，作者用来做比较的很多单位，如农业资本，消费品，劳动体系，农产品市场等等，即便在数据和统计学上没有错误，但是脱离了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趋势孤立的抽离比较，则显得非常的单薄而缺乏说服力。不仅如此，在我看来彭慕兰也并没有脱离“欧洲中心”论，作者用来比较江南地区与英格兰地区的经济状况时所用到的模型，理论和方法等等都是研究欧洲农村的那一套方法论，这一套方法论是建立在西方乡土社会的特征之上的，用来研究中国江南的经济状况，很有生搬硬套之嫌。
《大分流》在国内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论战，褒贬之声都有耳闻，但全书最让我难以认同的地方在于它对于中西方制度层面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的漠视和忽略，它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幻像：本来中西方是差不多的，可是西方人运气好，上帝眷顾，把发展所需的内因外因一起给解决了，而中国人只是时运不济罢了。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幻像是极其危险的，它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客观条件”来为中国的落后负责，中国人可以以此自慰，认为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忽视对于自身制度层面的建设，认为我们自身没有问题，如果中国也有这样的条件，那么按着老路走下去，中国绝对能“东风压倒西风”。
读这本书时我很关心的一个概念便是“内卷化”，我读书太少，没有深入的读过黄宗智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只是大致知道曾经颇为流行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设”和针对这一解释的再解释，限于篇幅和书评的性质在这里就不展开综述。但是正如普林汉诺夫所说，“一切偶然都只不过是必然的交合”，中西方的发展在后来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异，在我看来，地理环境和制度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于煤矿的分布和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没有这二者，也许欧洲的进步的脚步会放慢很多（就像如果牛顿没有发现万有引力，科学的进步确实也许确实会再推迟几个世纪，但最终还是会有别的西方人发现，而不是中国人），但中西方的分野却是早早注定了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内卷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像市场原理，大一统的中国，外部缺乏竞争，粮食基本自足，统一的政权使得中央政府的税收一直有保障，不需借债，因而从政府的层面中央政府没有改进生产，开拓疆域的欲望和动力。而中国人民在大一统的格局下没有选择，中央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来都是单向的，儒家文化中国家庭由男嗣传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因而鼓励早婚早育，导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进而经济条件恶化。西方不然，政局长期割裂，各个封建君主都想扩权，扩疆，因此“市场”就形成了，各个政府其实形成了一个本质类似于公司的竞争的关系，必须优化服务（政府职责的转变，公民的民主权力）和提高产品质量（工业革命和新航里的开辟）。欧洲人民作为“顾客”选择权很大，而各国政府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签下了许多的债务，国库空虚，又迫使他们加倍的投入，希望通过殖民贸易谋得财富。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更坚定了我对于中国古代如果实行政治分治则会取得比今天更好的发展这一看法，在这里不妨做一下反事实假设：如果历史一直沿着春秋战国的格局发展，或者是秦国没有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那么中国很可能走出一条类似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尽管没有统计数据能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也许有？但我没有读到过），但是无可否认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分裂的格局给了“异端”以存在的空间，各国的对于诸子百家思想的采纳和实践也为提供了试错的可能；各国在陆地上的争霸必然在一定的时候会遭遇到瓶颈，则逼迫着靠海的国家（如齐国）走向海上，而秦国则很可能向西“凿空”，开拓中亚。如此一来，世界的面貌就是另一幅样子了。
这个近似于神话小说般的狂想虽然很给人思想的快感，但当今的世界格局却早已不容许这种“试错”，大国的游戏小国寡民永远没戏，一个统一的中国才是持续发展的最大保障。
《大分流》读后感(八)：大分流：决定历史走向的巧合？
多年前，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的一部《大分流》在世界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时间，赞成者和反对者论战不止，国内也是”群雄混战”，也算是近来学术界的奇观之一。彭慕然的书之所以能够如此轰动，归根结底乃是因为作者观点的与众不同。
传统上，中外学者都将近代中国的悲剧归咎于长期封闭与禁止的社会状态抑制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过强的所谓“封建”制度同样压制了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彭慕然的观点相当具有颠覆性。简而言之，彭慕然的观点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中国与西欧发展差异的出现乃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事情。直到18世纪末，中国与西欧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的同大于异，日后的“分流”只是一连串近乎”巧合”因素所造成的。
那又是什么因素呢？
第一，那就是“煤”。没错，就是那个黑乎乎的东西。众所周知，煤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一，如果没有煤作为燃料，那么英国的工业革命便不可能发生。于是乎，有煤与否，便成为了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真要拿“煤”说事，那么中国也有煤啊，而且蕴藏相当丰富。根据记载，早在宋朝，中国便开始用煤作为冶炼的燃料，明朝时，用煤量已经超过万吨。
不过，对于这种质疑，彭慕然自然有着应对之法。他指出：中国虽然也有煤炭资源，但是都集中在北方而不是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开采和运输成本都相当高，从而限制了煤的使用。而在18世纪的英国，煤炭蕴藏都离各大产业中心相当近，运输便利，而且基本上都是裸矿，所以成本低廉。所以，煤炭迅速就替代木材成为了“新燃料”，从而刺激了工业进步。
第二，便是“新大陆”即美洲的发现和发展。美洲殖民地为西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资源以及市场，继而摆脱了当时中国所遭遇的发展瓶颈。值得注意的是，彭慕然在中西的比较中是将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进行比较，理由是中国乃是一个地域差异极大的帝国，很难将它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进行合理，所以需要从经济的层面进行一种局部的对比性研究。
所以，初看起来，以上两个因素几乎就是巧合而已。这就好比你玩《帝国时代》、《文明》之类的游戏，开局时资源的多寡便成为了决定胜败的关键。以上这些自然也就被那些沉迷于历史主义的人视为“大逆不道”，不过为之喝彩者也不在少数。譬如有不少人质疑他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与所用单位的有效性。
不过，关于《大分流》的纷争早已超越了学派之争，而在中国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程度。因为其强调资源随机的论调在国内右翼看来无疑是对制度优先性的否定。而在另一边却又正好对上了新左派的胃口。于是，也从学术之争上升到了意识相态的互相批判。想来恐怕这都是出乎彭慕兰自己的预料之外。
曾有机会见过彭慕然。当时他正好来沪讲演，自己则正好负责招待，一大早便去宾馆接他，去报告会路上，自然也聊了两句。闲聊时，彭慕然告诉我其中文名字并不是现在国内人人都知道的“彭慕兰”，而是“彭慕然”。当初，由于编辑的失误，酿成了一字之差，于是他也只得无奈地“彭慕兰”示人。所以，现在签名时，他依旧是固执地使用“彭慕然”以正视听。
《大分流》读后感(九)：大分流
首先，本书在行文中设计众多数据并借鉴无数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写就的一步巨著。因此，也造成了普通人在阅读此书时困难重重。大致因为对数据的来源不明晰，对数据部敏感或对前任的研究成果了解不深，因而无法真正读懂该书。
我没读懂。
本书治理与将亚洲与欧洲进行大规模的对比，涉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如白银、棉花价格、燃料（木材、煤炭）、谷物等等，同时涵盖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如社会制度、年鉴学派、岸本美绪等等呢过研究成果。最终证明了18世纪是中西的分界点，18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在生产水平、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等各个方面完全不输与欧洲。
作者认为，中国与欧洲之所以在大规模对比方面存在可比性是因为，两者涉及地域广大、且内部及其不平衡。如中国有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也有封闭落后的西北，且西北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初级产品产地，江南充当制造业产地。如山西的煤炭、西北的木材与江南的需求。而欧洲同样存在此中情况。西欧充当制造者，东欧充当初级产品生产者，如乌克兰的谷物、波罗的海北欧的木材。 而李伯重先生认为，其对比面过于宏大，其实不具备可比性，就拿江南与荷兰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同为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切在18世纪时期同样繁荣。作为对比的一个小成果，其引入GDP这种现代经济学计量模式，对江南华亭县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就燃料方面，彭慕兰认为，与英国相比，江南地区煤炭储量小，而距离煤炭产区的煤运往江南又运费太贵，这制约了中国的发展。有学者撰文对此进行了反驳。1、就储量而言，江南的数据小只是相对于全中国的巨大储量而言的，其绝对储量未必小与英国。2、就勘探技术而言，英国当时已经有了专业的勘探人员，采用专门的技术而中国依旧停留在观山脉，尝土质的水平。3、就开采而言，英国基本上没有瓦斯问题，且抽水设备相当先进，而中国并无完善的抽水设施。4、就社会风俗而言，中国人认为开矿是坏龙脉的事，收到重重阻挠。而英国不存在该情况。5、就燃料使用习惯而言，中国人除木材外，大量使用秸秆、甚至是干草，而英国只用木材。
就木材而言，18世纪及以前，大多数欧洲人甚至认为森林中存在瘴气，应该将其砍伐。因此，欧洲部分地区曾存在严重生态危机，但森林覆盖率已经相当高。
《大分流》读后感(十)：但开风气不为师
读完彭慕兰先生之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对西方学者研究近代西方崛起的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理论中，研究对象方面，有仅着眼于欧洲内部的，也有将范围拓宽到欧、亚进行比较的；历史观上，有“欧洲中心论”，也有彭慕兰先生的 “反欧洲中心论”。
彭慕兰先生的观点是 “反欧洲中心论”，要反驳“欧洲中心论”前，必须总结出何为“欧洲中心论”、那些学者是如何论证的。因此，作者在论述己见前，对“中心论”进行了简要精练的概括，这个“一立一破”的模式是本书的突出特点。简而言之，“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们研究的是近代新大陆发现及工业革命后，欧洲迅速崛起和与之相较的亚洲国家“衰落”，在18世纪后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出现“大分流”的史实，旨在揭示这“一起一落”的原因。作者将这一学派分为两大类，一种认为“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的积累都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余地方”；另一种强调“在现代早期的欧洲产生了据说比别的地方当时存在的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如果以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词语“瓶颈”——来自于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来总结这两类观点，那么前者认为欧洲优势来源于资本的积累，便是从根源上否定了欧洲出现“瓶颈”的可能性；而后者认为欧洲优势来自制度，便是承认“瓶颈”的存在，但欧洲通过制度、技术的手段成功赢得了挑战。
明确了“靶子”，作者便开始阐述己方观点以反驳。他说本书的中心论点在于“缩小鸿沟”，所谓“鸿沟”，即认为18世纪欧、亚发生“一起一落”的“分流”前，两个地区事实上已经有很大差异。要“缩小鸿沟”，首先，在态度上必须给予欧洲、亚洲互为平等的地位——在18世纪前，不应该认为欧、亚一个是“活力”一个是“困窘”；在18世纪道路截然不同后，也不应该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就是“先进”的发展方向，而亚洲的传统农业社会就是“落后”的方向。由此态度出发，全书的比较方法始终是“交互”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既要问“为什么亚洲不是欧洲”，也要问一句“为什么欧洲不是亚洲”，即不光寻找亚洲没有走向欧洲发展模式的原因，也要探索为什么欧洲没有走上与亚洲式的发展，问一句“欧洲有无其他可能性”。其次，应对“欧洲中心论”中种种证明欧洲优势的论据，彭慕兰先生针锋相对地举出被忽视的种种史实，给予了欧、亚在“分流”前事实上相似的地位——18世纪前，所谓欧洲“优势”同样存在于亚洲，而亚洲的困境欧洲实际上也没有幸免。在作者态度上强调平等，处境上突出相似的反驳下，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便略显自大与主观附会，不能够很好地站稳脚跟。
证明了“分流”前欧、亚的处境实际类似，反驳掉“欧洲中心论”学者所揭示的“分流”原因，就必须给出自己对于此问题的回答。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断裂以矿物燃料和新大陆资源的利用为基础，使欧洲避免‘劳动密集型’走上‘资本密集’”，即突出新大陆的发现以及欧洲国家对其的成功控制的作用，强调“分流”的历史偶然性。
此书在论证态度和论证方法上都很有创造性意义，它摒弃了欧洲内生成功的“陈腔滥调”，让人从新的视角来分析历史而不是“事后诸葛亮”——站在已然成功的制高点去解释、附会历史。“中心”的意义在于引领世界发展，让他国围绕其转动。如果分流前西方所谓的有利因素并不是它主动创造的，那么在该时段的确不能称其“中心”，因为它并没有优势地位使他国绕其转动。“只有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后，一个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有意义”，否则便是自作多情地解释历史而忽略了分流中巨大的偶然性。反驳很有见地和意义，但过于突出“分流”的偶然性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之嫌。作者谈到欧洲制度和技术时，认为“制度商业优势只在海外殖民和武装贸易中体现（正常竞争表现平平）”、“技术优势不足以单独走向工业革命，是地理偶然发现与海外资源特权使之成为关键”。机会纵使偶然，可前期准备和积累、遇到机会后迅速调整与改变、最后成功抓住机会，这一过程恐怕并不存在如此大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地理大发现，欧洲的技术的确不可能在其本国资源的基础上引发工业革命，但是其技术发展方向起码相较于亚洲，让它更有可能去正确利用新大陆吧。即便制度在正常竞争中看不出优势，但欧洲善于利用特殊境地的能力不可谓也是偶然。
当然，要解释“大分流”原因是一个一场庞大又复杂的问题，不应苛求作者凭一人之力在一时之间完成这个任务。毕竟本书完成了它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工作——否定旧视角，提出新视角。作者打开了一条探索历史的崭新道路，剩下的寻求重任将交给历史学界的其他学者和后辈们去追寻，这便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