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通识》是一本由薛兆丰著作，同心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41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济学通识》读后感(一)：颠覆世界观
经济学免责声明：经济学往往会令你与友侪产生不可逆的观念隔阂，你事前要有思想准备，事后要有敷衍对策，由此产生的代价，经济学概不负责。我个人觉得薛老师应该把这句话放在全书的最前面，这样说不定就可以减少书看到一半跟朋友吵架的情况发生了。不得不说，这本书真的是一本颠覆世界观的书。从火车票到最低工资法，从同工同酬到反垄断。许多我们看起来合乎正义的事物结果居然都起的是反作用。我们一直都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直都觉得为穷人谋福利、为中下层人民着想（至少在当时看来）的政策一定是好的；中下层人民占据多数，所以要以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为主，富人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政府强制拿出一些补贴社会就是对的。这些看起来合乎所谓的正义，公平的观念在这本书里都被无情地打脸。错！都是错的！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执行多数人暴力的观念，而我们却还自认为自己在执行着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的民主。火车票被黄牛抢掉了，于是我们自然而然的认为，都是黄牛造成的。蛋糕腐烂引来了苍蝇，但苍蝇却并不是造成蛋糕腐烂的凶手。由理性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我们却由感性去理解，是需要洗洗世界观了。《经济学通识》读后感(二)：理性思维
断断续续得将近一个月才将这本书读完。在此之前，读了《一课经济学》感觉深受启发，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以及资源的配置有了新的认识。但那本书比较薄，重在逻辑讲解，例子不多，有点高大上。而《经济学通识》这本书，恰好像前一本书的注解。里面有大量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例子，如火车票，年夜饭，房价、汇率等等，乃至民主都可应用经济学的原理进行探讨。作者薛兆丰老师通过客观地观察经济现象，把经济的规律展示在人们面前。虽然有时候，这些规律是冰冷的，不近人情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也不得不面对，因为道法自然，它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是学数学出身，对不夹杂人主观意志的客观逻辑非常赞同，数学本身就是理智的化身。而现实的社会，我们往往以感情代替理智。例如，房价上升就怨声载道，大骂政府无能。经济不景气，就希望政府救市。仿佛政府是万能的上帝。可是即便是上帝，也不能让太阳绕着地球转，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把上帝赶走了。宇宙如此，社会经济也不例外。与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满是口号式的论断相比，这本书对各种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论证，也给出了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培养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与预见的能力，重要的是它把政府驱除出去。
书中提到的三点内容我印象深刻：
1. 成功的经济制度并不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而是在于激励人们的行动。我们社会的一大弊端就是过于讲道德，许多人以道德为标榜，进而进行道德绑架，从而侵犯了其他人的权益。这样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产权不明晰，人与人的边界不清楚。而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教育——少数服从多数。
2. 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我以前的观念也是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应该有选举权。但读完这本书后，我发现，愿望虽然良好，现实很残酷，我们现在的社会根本不具有民主的土壤。我们还不具备“私有产权和法制的传统”。而且即使要实施民主的话首先应该限制权利，因为只有限制个人的权力我们才能获得自由。而且民主应该从精英阶层开始。如果你看到农村选举的混乱不堪，相信你会理解我的。
3. 成本的概念。有许多朋友患有选择综合征，从心里上，他们其实只需一个看着不错的理由。而从经济学中，我们不妨从A B两件事中以放弃另一个的成本为选择的理由。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做加法，拿什么什么奖，三好学生，长大了要得到社会的地位等等。其实，有时候做减法更是一种智慧。如道德经所言：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算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经济学通识》读后感(三)：经济学通识笔记
1.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供求决定价格。
2.顺应市场，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分配。
3.人的道德从未提升，提升的是生产力水平。
4.教育的两个目的:传道受业，排资论辈
5.需求第一定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代价越大，需求量越小（一条需求曲线只代表一种物品）
6.新生事物的代价不是从零到有限大，而是从无限大到有限大。
7.资源征用不应靠民主解决。原因有三:一是选民资格难以确定。相关利益者的多寡与相关利益的多少没有标准；二是投票未必能够真实反应民意。只要巧妙地设置候选方案，就可以控制投票结果；三是投票不能反映代价也不能刺激生产。只要受人为或行政因素的影响，结果便不能正确地反应需求，从而无法积极地寻找替代品。而渴望做什么的人是既得利益者、无知的好心人、别有用心者。
8.公共选择得到的往往是次优结果。
《经济学通识》读后感(四)：火车票不够高？？
我国高铁建设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到2015年底，已经建设了1.9万公里。而相比其他国家，日本新干线自1964年建成开通运营以后，少数拥有高速铁路的国家都没有再出现过新的建设高潮。在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对于铁路大投入、低利润、慢增长不再感兴趣，也就不愿再进行投资和改进，而国家又难以集中社会资本投资铁路，这也是近几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充分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集中财力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难事。我国高铁的建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但当春运的时候，全民最需要的时候，却考虑通过价格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欠考虑了，仅仅是提高价格就能解决问题的？不提高价格就是让全民分享社会主义制度的成果，不仅要考虑有钱的人，很多农民工兄弟一样要考虑到，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不要建设的时候想着集中财力办事，收费的时候变成有钱者优先。
我国要是资本主义国家，我就不说什么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体现出它的优越处，切不可以用到全民时大家出力，分享成果时只考虑有钱人，本来就不是说提高价格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说的好像1+1那么简单。
《经济学通识》读后感(五)：《经济学通识》读后感
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追罗振宇的《罗辑思维》这档网络节目。感觉这个胖子说话还挺厉害的，能将很多事情讲的更加透彻。最有感触的其中的三期节目《曾国藩成功学》《成大事者不纠结》和《迷茫时代的明白人》。讲的就是两个人，曾国藩和李鸿章。第一个《曾国藩成功学》讲的是一个人的成就不在于自己多么厉害，而是自己可以调动多大资源来帮你。而第二部《成大事者不纠结》讲的是活在当下，不要太过于纠结过去的或未来的事情。而第三部《迷茫时代的明白人》讲的是一个人做事，要有耐心，关注点应该在事上面，而不应该在人上面。任何事情都是做给这任老板用的，做给下任老板看的。这三部让我迷上了这个死胖子。罗振宇在最近好几期节目中都有推荐这部薛兆丰的《经济学通识》。我就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去网上找了下这本书。结果，还真有，我就果断下载下来放在了kindle里面 开始阅读起来了。
这本书算是一本经济学的一些故事剪辑，里面的很多观点在一般人看来就是大逆不道，为虎作伥。但是细细品味又能发现他可能是对的。接下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下。
第一个是春运的火车票要不要涨价的问题。他一致觉得应该涨。因为真实的票价和价值（也就是需求）之间的关系。只要票价和价值之间有差距，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关系来解决这种差距——比如黄牛。最终消费者付出的票价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本该被铁路公司拿走飞那部分被黄牛拿走了就是。对于一个急需回家的而言，那么他的需求必然比别人的大，自然愿意多付出钱。有人说春运回家是刚需，那么在亚运会广州宣布地铁免费的时候，整个地铁人满为患，进出极大的产生了不便。官方紧急取消了免费，如果坐地铁是刚需，这多出来的需求是哪来的。所以，对于市场来说，就是应该涨价。同理，房子也是如此。
第二个是利息，他说利息是人们放弃现在的享受追求以后享受的一种预期。没有这种预期，人为什么要借钱而不是现在消费。而且央行出具的利息只是对已存在利息的一种追认。并不是央行决定什么。
第三个是产品的价格，价格决定的是需求，而不是政治经济学里面讲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点现在体会尤为明显。如果价格是由成本决定的，那么很多农产品现在的出售价居然比收割的费用还要低。这究竟是为啥呢。
第四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表面上看是讲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背后却是那些低端的人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因为人们觉得他的工作只值1200的话，最低工资是1400.那么人们更加园艺雇佣那个1400的人。最终结果是将那个1200的人推向了深渊。有时候血汗工厂是不好，但是，这样的法律不是在改善他们的处境，而是将他们进一步推向了深渊。
第五点是竞争，而竞争的标准就是价格，所以，决定了商家东西卖什么价格的不是消费者，而是其他的商家。同样，决定中国工人工资的不是在中国的公司，而是其他国家的工人。
第六点是垄断，垄断性定价是由消费者群体决定的，而不是垄断者自己。按照我们以前的想法，垄断者拥有自己的定价权，其实不然。垄断者为达到利益最大化，他们还是要将价格定在合理的范围。不然人们对于产品价格会有部分转化为其他需求，就不在他们掌控了。所以，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需求才能最大利益化。所以，垄断者价格必定在合理区间。
这本书里面的细节还有很多，现在可以想到的就这些了，很多经济学原理讲的很简约，但不简单。从点滴细节中透漏着市场的光辉。这就是这本书的迷人之处。
《经济学通识》读后感(六)：重塑三观的不二之选
我实在是太喜欢薛老师了！谈吐温文尔雅有风度，写的文章逻辑清楚又不失文采，真是我心中最标准的学术男神！( ˘ ³˘)♥以下为读书笔记。
1.我认为这是经济学逻辑与众不同的精髓：“坏的逻辑能比坏的动机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警惕，不要以‘评价动机’代替‘评价结果’。动机是廉价的，重要的只有结果。”
2.关于基尼系数的衡量，不能以即时收入作为标准：“我们应该改用'终生'的角度，先统计每个人'终生收入的现值'，然后再做比较。……并根据他们的天资和投资等因素做出修正”。
3.“萨缪尔森的世界观，干净漂亮，整洁明快，但因为毫无细节，所以没有用处。”
“显然，人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即以为这些商人用来谋生的知识是昭然若揭、人尽皆知的。而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但事实上，他们赖以维生的知识，绝不是唾手可得的。”
4.“人人都是环保思想家和经济学实干家…经济学逼你做的，是承认'此长必然彼消'的现实。成本是在所难免的。想绕过稀缺性，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空气和水越清洁，其他称心的事物就越少。只有在童话里，才能想要什么就是什么。”
5. “人们大谈公平，因为大谈公平很讨好，显得很有良心。但这种所谓的良心，是跟智力成熟冲突的。”
6.“博士下岗在计划经济中或许是怪事，因为在那里，人才的价格被认为是由培养人才的投入决定的，投入越大的东西就越好用。但在市场经济中，迪斯科中的领舞小姐，收入高于研究《红楼梦》的博士，并不稀奇，因为在那里，需求决定了人才的价格。”
7.“大学的功能，有时不在于教育人，而在于筛选人。从名校毕业的人后来事业辉煌，往往不是因为学校教育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具备成功的潜质。名校只是更善于发现人、聚集人而已。”
8.“格林斯潘宣布调整‘联邦储备银行贷款’的利率，只是跟在市场后面亦步亦趋，只是汇报市场的变化情况，而不是相反，不是决定市场的走向。”
9.“很多人把货币的价格看成是利息，这是错的。金钱的价格不是利息，而是购买力。……用金钱来买汽水，也同样可以看作是用汽水来买金钱。买家和卖家地位相同，需求与供给没有根本区别，这才是扎实的价格分析框架。”
10.“文化品味的转变，取决于纯利率的下降，而那需要几代人的长治久安。”
11.“如果那些导致价格变动的消息是有根据的，股票价格‘现在’——而不是‘到时’——就会立即做出反应。……过去相继发生的价格所构成的图线，并不蕴含未来价格走向的信息。你钻研那些图线，不能增加你获得更高回报率的机会。”
12.盯住汇率、盯住物价，二者只能得其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经济体来说，盯住物价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如果选择盯住汇率，将不可避免地引入外国通胀、丧失货币发行权。
13.“正是一国对异国资源的需求，决定了汇率。这是最初始的需求，它无需涉及货币，与统计数据无关，也非金融专家所能预测。”
14.“大家现在浏览一下关于加息的评论，只要有意无意把加息看做是央行自主决定的，那就是深深误解了；要是把加息看做是央行试图平息通货膨胀的举措，那就是错上加错。经济的基本面不可能由个别人酌情决定。……央行‘宣布’加息，表明央行十分慎重地认为，通胀还会继续。要指出的是，许多人（包括相当多经济学者）都以为加息是抑制通胀的举措。……加息只能说明通胀，但绝不能抑制通胀。要压制通胀，只有一条路，就是少印钞票和收紧银根。”
15.“每当遇到什么商品太贵时，受过‘政治经济学’训练的人就会说：‘这么高的定价，背离了商品应有的价值。’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可观察的成交价外，我们凭什么说商品的价值‘应该’是多少？到底是我们的经济理论要向现实靠拢，还是现实要向我们的经济理论靠拢？”
16.“需求曲线必定向下。”所谓股票、宝石等的需求曲线向上，那已经是不同物品间的对比了。
17.“学懂经济学的人，其言论常常给外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虽然他所具备的‘人情’，与那些喜欢把‘终极关怀’挂在嘴边的人相比，其实分不出高下。”
18.“经济学是研究‘事与愿违’的学科。是的，很多政策建议，其用意是善良的，但经济学的作用，恰恰是指出这些善良建议所带来的恶果。”
学经济的人要看，不学经济的人必看——重塑三观，这本书绝对是不二之选。
《经济学通识》读后感(七)：容易被洗脑体质的人也要慎重阅读
罗辑思维做媒，买来翻过一遍。没想到罗胖的好多故事和观点都是从这里出的。感觉白买了。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也只是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一个角度，在某些问题上更有效更深入，有些问题上也拙荆见肘。自我推销时，当然只挑立论有力的问题来谈。无可厚非。只是用力过猛，恐怕会造成另一轮盲目滥用。
一门科学没有对自我的怀疑和批判，有些令人惶恐。读者先审查一下自己是不是个很容易被洗脑的天生体质，再考虑文中的观点，这更能尊重作者的身份。
根本来说，这本书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制度诉求，打开市场、放开价格、改编老革命的所谓共有、秩序和福利观念，才能真正造福于全体人民。是糊里糊涂的人民抱着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曲解，才导致了当前遇到的各种问题。任何选择都有成本，任何事物都要有人买单，价格的真正作用等等，这些真的是理性思考的优秀结晶。
我的世界观已经被如此改造过了，难过的是还有很多人没有。今天还被家里老人絮叨要每天跑两个小时步，对身体好。然而他们不懂179cm，75kg的我，身体其实还可以，每天跑步对年轻的我来说边际收益太低，机会成本太高。如果我真的别无他事，或许才会真的有动力跑起步来。
《经济学通识》读后感(八)：没我想的那么书卷气
因为罗辑思维的推荐，正在读这本书，书中的绝大部分观点都能与我形成共鸣，但得读起来并不畅快，原因大致有二： 一、作为一个力学学者，这本书是我个人接触经济学的第一本书，我本来的设想是它应该会有很大的学术气，然而书中对问题的论证并不是那样，相反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聊天和吐槽，漏洞百出，各种牢骚。这里我担心，是不是经济学界就是这样去论证问题的，毕竟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复杂的，各自的严谨风格是不一样的，况且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且易变的学科，不过这都是借口； 二、书中对于社会的复杂程度认识有所缺乏，显得不够深刻，因为这本书的定位是科普书籍，没有苛刻的要求定义社会各方的角色，这也导致了第一点所说的不严谨。《经济学通识》读后感(九)：不该有争议的经济学通识
本书中涉及的通识很多都违背了一般人的常识，但在经济学这个定语的前提之下，作者所说的都是有道理的。书中部分的论点对我来说已不新鲜，如设定最低工资反而会损害底层员工利益、反对政府行政干预经济行为等，可联想到作者这些杂文发表于00年左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能勇于普及这些容易招致非议的通识，还是值得肯定的。书中前半部分的文章我不能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比如支持春运火车票涨价、呼吁政府取消对房价的调控、反对反垄断法等。在书中，作者评价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论著太过机械和孤立，可他自己在运用经济学知识解释社会热点问题时，却也犯了同样的问题。面对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的局面，作者认为根据需求决定价格的原理，只有通过火车票涨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他所说的这个方法从经济学角度以及春运这一特定的时期孤立地来看，是有效的，但整体来看是不合理的。首先，春运期间供大于求所以涨价合理，可也没见淡季降价，在站票和坐票都卖一个价、铁路局政府垄断的现实情形下，作者的呼吁显得有些双重标准，对政府有利的采用市场化的经济原理，而对政府不利的依旧行政垄断，略显无耻。
对于垄断的观点出乎我的意料，原本以为自由主义经济倾向的作者会支持政府反垄断干预的行为，却没想到他会反对。作者觉得市场经济下企业竞争形成的垄断局面是合理的，不该进行干预，通过行政手段造成市场准入门槛而形成的垄断才是该反对的对象。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就算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也是恶性的，作者也说了企业是对股东和营利负责的，所以垄断之后肯定会想方设法自行设置各种门槛阻止后来者进入，失去了竞争后肯定会缺乏创新，产品价高质低，尽管长期下去，最终会被其他企业开创出新的技术革命而打败，但期间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消费者体验差。另外，现如今跨时代的技术革命越来越难，高精尖的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和要求越来越高，新兴企业更加难于颠覆垄断性企业。
作者对国家贸易矛盾中的倾销行为和取消关税持同意态度，觉得这样可以付出较小的成本享受到更高品质的商品，能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用于更适合的岗位上，符合经济学原理。比如粮食，政府坚持所谓的耕地红线，将大量低效的中国农民困在土地上，因此中国的农民不是成本太低，相反是成本很高，因为这些农民浪费了从事其他生产的机会。但如果中国不能粮食自足全靠进口的话，国家安危和实力从何谈起，难道作者不知道中国采购铁矿石连年涨价却无奈挨宰毫无议价能力的事情吗。作者鄙视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可对一国来说，行为处事所要考虑的不光是经济就够了。
反倒是书的后半部分比较精彩，因为笔锋一转将矛头指向了政府，所写下的几篇文章深得我心。比如经常可以看到的市场失灵论调，却是毫无经济学根据，市场从来不会失灵，所谓的失灵肯定是存在某些未被考虑到的条件违背了市场适用的前提，最常见的是产权不够明晰造成的，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支配权”“转让权”，国企缺少第三项权力。
再如社保困局，本质上就是庞氏骗局，政府控制下的社保基金的盈利率对个人来说必定是亏损的，只能依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加社保或是不断延长退休年龄、提高费率来勉强。令我震惊的是，中国炒得沸沸扬扬的社保金入市在美国却被公众反对，因为政府不能既是企业股东又是监管者，奇葩的国家。对此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是停止强制新的人缴纳社保，原有的社保金清退。对有养老需求的民众，可以该领域私有化，这样才能升值最大化。
民主并不是必须和好的，自由和法制优于计划和民主，私有产权传统和法治传统是民主制度的前提。
汇率，书本还以简洁明了的文字解释了利率和汇率，利率是不耐程度的反应，汇率是国家间需求的反应。
存在即合理，但合理并不意味着令人满意。
最后，书的开篇说明用比喻说明问题的缺点，但仍然用了很多不恰当的比喻，实在不应该。
《经济学通识》读后感(十)：重塑三观的神书——50条洗脑观点
看此书一定要全程高能预警，准备重塑自己的三观，并且做好看完书后和朋友在日常中经常争论的可能。书摘及感悟：
1.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往往大于环境污染带来的坏处，两害取其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人否认，在公路上塞车等待是很讨厌的事情，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拥有自己的小车。毕竟，没有人强迫你要买小车，也没有人强迫你吃麦当劳。的确，新德里变得象伦敦了，开罗变得象洛杉矶了，这会令游客·大失所望。游客当然希望别人保持文明前的特色，但.是，难道游客的满足比当地居民脱贫更重要吗？西雅图示威者是各式各样的，但无论是人权分子，还是环保分子的同时都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自己享受现代化成果呼吁别人选择落后。
该观点和最近看legal high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集不谋而合。
2.不理解经济现象的内在因果关系，就会在危机中手忙脚乱，药石乱投。比方说，粮食价格上涨，不是好事，因为有人要挨饿了。但因此就主张管制粮食的价格，就错了。粮食涨价只是问题的表征，粮食匮乏才是症结。限制粮食的价格，反而会抑制了粮食的供应，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3.认为“市场失灵”的人错了。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们缺乏实际的调查，未能查清暗含的约束条件，所以无法解释貌似“无效”的现象为什么是“有效”的。而他们之所以会犯调查不周的错误，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懒惰，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活在梦境之中，忘记了真实世界从来都不是“心想事成”的。
4.是那大排档的店主，不仅动用了自己的积蓄，甚至还可能向亲戚朋友借了钱，参与了一场你并未意识到的赌博——赌你(以及其他居民和过客)在什么时候、愿意用什么方式、以什么样的价格来喂饱自己的肚子。
一切都是低调进行的。店主在决定投资前，可能为具体如何下注辗转反复，也可能到处跟行家商量可行性，也可能终日在街头徘徊，考察潜在的顾客群。但是，我们听不到这个店主的公开演讲，呼吁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食店，也看不到专家学者在报纸的评论版讨论这家馆子究竟应该煮什么菜。
但这场“对付不确定性的赌一博”确实在进行。而且，答案不久就出来了——答案就在店主的账本上。
5.多年前，老友尹忠东教了我三件事情，令我受益无穷。一，他要我讨论问题或写文章时不要用比喻;二，他告诉我有一个经济学家名字叫“弗里德曼”;.三，他告诉我人的言辞与行动往往是背道而驰的，说是一套，做往往是另一套;人的思想和言论可谓五花八门，但行动却是高度一致的。
这第三点，是我理解人性、理解学术争论、理解市场之美的起点。
6.关于房价我曾撰文指出两个要点:一，税收会打击供给，从而让商品价格上升;二，政府不论向买卖哪一方抽税，实际上都由买卖双方共同承担。这是普适的原理。看来，要把这两条普适的原理运用到二手房交易上，不少朋友有困难。
7.在他们看来，房地产是特殊商品，不仅可以满足自住者的“使用需求”，而且可以满足套利者的“投资需求”，所以“转手税”可以压抑“投资需求”，而让有“使用需求”的自住者得到房屋。
这可不是经济学。没有无端端的“投资需求”。商品之所以具有“投资需求”，始终是由于它可以满足“使用需求”，而不仅仅是由于它可以转手。要是没有“使用需求”的支持，光靠转手不可能赚钱;但只要存在“使用需求”，则无论怎样打击转手，也不可能缓解“使用需求”。
8.普遍的看法是，定价不能脱离成本。会计是一门繁琐而深奥的学问，其任务之一，是以成本为基准，加上合理利润，来给产品定价。十吨饲料养出一头牛，要计算整头牛的成本，不算困难;但牛奶、牛肉、牛皮通常是分开来卖的，其成本分别是多少，就得借助复杂的会计准则了。
经济学的看法截然不同。经济学认为，定价与成本无关。虽然，在企业开张前，权衡成本一与收益是通行的作法;但一旦开张，产品的定价就与成本脱节了。不管成本是大是小，只要付出了，就不再是成本，而产品定价的一般准则，永远是“能赚多少就赚多少”。
从这个角度看，产品的价格不是事前根据成本决定的，而是事后根据市场钞票投票的结果决定的。而钞票投票的结果，在企业投产阶段是个未知数，只能在产品出来以后，通过巧取豪夺的营销策略，从消费者手上争取过来。这就是说，定价由供求决定，与成本无关。
9.这是经济学家阿尔钦在他教科书中的一道问答题。他的答案是:“多找几家商店更好，因为卖家拿‘另有门路’的买家最没办法。.与卖家竞争的，是其他的卖家;与买家竞争的，是其他的买家;而卖家并不和买家竞争。
阿尔钦的解释很深，我至今还不时玩味。这个世界的任何商品，其价值都是因为有人争夺才产生的。阳光没人争，市价是零;空气没人争，市价也是零;但马尔代夫的阳光和空气，有很多人争，于是价值不菲。马尔代夫的居民就是再抠门，游客也得感谢他们为度假多提供了一个机会。到那里旅游的高价，是游客们自己造成的。这是所谓“买家只与买家竞争”的道理。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行政垄断。深圳是国内最早提供手提电话服务的城市，当时买一部手机要儿万元。那么，顾客是受害了还是得益了？得益了。虽然我们大可以指责行政垄断阻碍了其他服务商的进人，但就那些购买了手机的顾客而言，价格再高，也还是比无可选择的要好。这是所谓“卖家并不和买家竞争”的道理。
10.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教授，以研究家庭、犯罪和歧视问题闻名，他给“歧视”下了定义:只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人、利润、工资或者享受，以便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是歧视。
例如，如果一个女性求职者比别的男性求职者更能干，而雇主却偏要招收男性，那么雇主歧视了女性;如果一个黑人歌手唱得比白人歌手更动人，但顾客却执意只买白人歌手的唱片，那么顾客歧视了黑人。这里，雇主和顾客，都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来满足自己在性别或种族上的偏好。
11.圣诞节假期在印度洋沿岸出现海啸，吞噬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远近闻名的度假胜地，转瞬间成了被愁云惨雾笼罩的苦海。这固然是天灾，但也是人祸。刚听到海啸和人命伤亡数字攀升的消息时，我是震惊;但听到多个国家的地震局官员至少两小时前就探测到了地震，只是由于官僚作风延一误了通报，而要避免悲剧，一许多人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逃到安全的地方时，我第一反应是:灾难顶报的工作，应该交给市场化的保险公司操办。
这次海啸40年不遇，40年不算短。大家想想，假设海啸波及的8个国家的地震局官员，持续40年，每年都发出一次误报，直到今年才说中，那我问:一，对地震局官员而言，97.5%的误报率能一让他们保住乌纱帽吗？二，对一死难者而言，2.5%的准确率能说服他们听从警报，花巧分钟跑到高处.，躲一躲灭顶之灾吗？
答案是显然的:一方面，地震局官员不愿意承担这么高的误报率。为了降低误报率，他们大事化小，三缄其日，互相推i;一旦出事，他们却不可能负起他人生命的责任。另一方面，同样的误报率——即准确率——却能拯救数十万人的生命!游客没有理由不接受准确率高达2.5%的救命警告。换言之，各国地震局官员与老百姓的“利益严重不对称”，是这次海啸造成重大人命伤亡的重要原因。
有什么机制，能克服这种不对称？有!是市场化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职能，可以归结为三个环环相扣的部分，即准确评估风险的或然率，对投保者提出合理的行为约束，并分摊个别投保者遭遇的损失。这三合一的职能，完全适用于对自然灾害的预测和预警。
12.家庭就是一种典型的保险机制。父母之所以担负起对子女的教育和监督责任，不仅是出于对子女的爱护，也是为了降低子女潜在的保险索赔，因为子女一旦遭遇意外损失，全体家庭成员将共同分担。为了降低风险，家庭成员倾向于互相关心、互相监督。
我的老师威廉斯(W.E Williams)对保险机制有个经典的运用。他第一堂课总是跟学生约法三章，规定准的手机在课间响铃，坐在他左右两边的同学将要蒙受学期成绩下降一档的惩罚。于是，互相提醒成了同学们上一课前的习惯。
一群学生坐在一起，听到手机响起，要确定到底是谁的手机，需要花费时间成本。而因为不容易被认定，学生就有麻痹大意的意图，这意图增进了最终有手机响起的概率。想有效地抑制手机响铃的机会，而不花费大量的调查费用，办法就是“株连”——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几年前，重庆有市民被高楼上坠落的花盆击伤。因无法确定花盆到底从哪一家坠落，这位受伤的市民便将整楼住户一齐推上法庭。法院后来作出判决，50家住户被判共同赔偿受害人14余万元。这件事曾经引起广泛争议，而我认为法官在判决中运用了“株连”的概念，不仅符合经济原则，其判例也有’助于防患未然。
13.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这样评价劳动者:“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
不谋而合，马克思反过来这样为资本家辩解:“我们人人都被社会制度之网所捕获。资本家并不是恶魔般的阴谋家，而是一个为环境所迫而为其所为的人。他对现在事态并不比无产阶级负有更多的责任。”
这是说，自私既可为善，也可为恶;人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问题并不在自私本身，而在于人所身处的制度环境不同。褒贬人的自私是空洞的。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始终自私的人，在不同的环境约束下，会采取什一么不同的行动。
是的，假如人不自私，就不会出现这些坏现象。然而，假如人不自私，就意味着人们连劳动和进取的动力都丧失了，社会经济会顿时崩溃。其实，很难想象一个人人都不自私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个不可能的社会。相反，逐步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利用人类的私心的社会，才是可取之道。
大胆地揭发社会的坏现象，体现了我们的良心;可是，将这些坏现象简单地归咎于人性，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我们不应该落后于斯密和马克思的智慧，不应该忘记社会制度对个人行为的重大影响。只有好制度才能帮助我们致富。每当我们希望挑战贫困、浪费和不公的时候，我们应该先从改善制度人手，而不是依赖于道德说教。
14.我在路上跌倒了，你们是否来扶我？你们来扶我的成本大于收益，你们本来是不应该来扶我的，但你们还是来了。这被说成是有别于“经济行为”的“道德行为”。
但经济分析不这么看。我们设想一个不灌输道德的社会:如果人人都知道，如果在街上跌倒，是绝对没有人会施以援手的，那么他就必定尽量减少外出，或者尽量周全地装备自己。不管怎样，他外出的成本都会大大增加。没有道德的社会，是生活成本极高的社会。“道德行为”与“经济行为”并无矛盾，“道德行为”只是“经济行为”的一部分。人们始终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他们的行动，至于你为它贴上何种标签，则悉随尊便。不过，与其按照个人的标准谴责“道德沦丧”，不如仔细检查人们所处的具体情境。只要情境改变了，人的行为就会改变。
第二，经济学者本人要不要遵守社会道德？要。但是，每个人的爱心和情操，永远只能波及他身边的极个别人，所以除了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外人无需关心他的人品好不好。经济学者当然可以道德高尚，但他道德是否高尚，与经济学无关。
第三，经济学分析的本身是否应该带有道德取向？不应该。有的学者提倡经济学要“讲道德”，要重视“终极关怀”。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那是廉价的、卖弄的、错误的。这是因为，值得摆上桌面比较一番的，不是你我内心愿望的强烈程度，而只是一种行为或一项政策造成的可观测的结果。
抽象的道德无法指导人们作出改善处境的决策。严谨的经济学者不’仅不会吹嘘自己的爱心和道德，还会在经济分析中“冷酷地”批评一些为民请命者所倡议的“福利措施”。注意:他们并非指责善良的动机，他们只是指出糟糕的结果。
以下就是典型的两个“事与愿违”的例子：
最低工资：典型的价格管制
“最低工资”是典型的“事与愿违”的价格管制政策之一。一个学徒工的工资每天10元，这是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竞争是永远不能回避的。价格管制既不能改变市场内在的供求关系，也不能阻挡竞争的现实，它只能转换竞争的形式。
一旦“最低工资”政策把学徒的市场工资从10元提高到20元，其他形式的竞争就会马上涌现:(1)劳动强度增加了，雇主为了抵偿多付的工资，必然提高在职工人的劳动强度。(2)工人求职时，附加的条件增加了，更高的工资吸引了本来不参与竞争的劳动力，雇主的招聘要求便水涨船高。如果扫地的工作是每月1万元，那么扫地的就是博士。扫地这个行业“滥用”了一博士的智力资源，并造成了博士原来工作行业的人才短缺。更糟糕的是，这项“最低工资”政策本来特意要照顾的那些扫地工人，现在得到的最低工资不是政府所希望的20元，而是0元——因为他失业了。动机最善良的政策，令最需要帮助的人受到最直接的打击。事与愿违，莫过于此。
谁是真正的纳税人
税收是也是政府调节贫富的常用手段，但是，向富人征税，真正缴税的未必就是富人。这又是另外一种常见的“事与愿违”现象。
很多国家推行强制性中央退休金制度，它规定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一半的退休金供款。这笔新增的成本，事实上真的如政府所愿，是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平均分摊的吗？
当然不是。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不仅微妙，而且神秘，当事人自己也往往难以名状，外人就更无法洞悉了。而这微妙的依存关系，决定了人们对共同责任和共同成本的分担比例。
实际上，无论退休金制度怎么规定，并没有人事先知道这笔额外的成本按什么比例分摊。经济理论充其量只能告诉我们，在整条经济链中，谁对别人的依赖强，谁就分担得多。如果工人非常渴望工作，而雇主则有大量选择余地的话，工人就甘愿降低工资要求，从而使退体金的供款实际上绝大部分由工人自己承担。如果前提条件改变，那么实际担负起大部分退休金供款的，则既可能是到处招不到劳工的老板，也可能是对产品趋之若鹜的最终顾客。
确定自己在某方面无知，也是一种知识的进步。坏的逻辑能比坏的动机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警惕，不要以“评价动机”代替“评价结果”。动机是廉价的，重要的只有结果。
15.积极倡导“价格战应该降温”的人，或许是身心疲惫的厂商，或许是忧心忡忡的学者，或许是肩负调控市场重任的官员。但不管是谁，他们都尚未认清:尽管竞争的形式可以交替转化，但竞争的本身是永远无法平息和回避的。
厂商对顾客的争夺是永不停息的。一旦价格方面的竞争受到制约，那么其他方面的竞争就会加剧产品的寿命更长，功能更复杂，服务更周到，保修期更长，抽奖礼品更丰厚，等等。不过，这些被迫追加的“质量”，未必都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
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很值得澄清。消费者要购买的，是“符合顶期”的产品，而不是“质量最好”的产品。索尼的技术还是略胜一筹吧？但人们怎么就要挑便宜国产货呢？这正好说明，价格也是重要的权衡因素。反过来问，难道索尼的家电产品就没有降价吗？难道索尼、日立、三洋就不搞价格战吗？不可能不搞!
16.埋怨年夜饭贵的人，应该拿面镜子照照，始作俑者就是镜中人。没有食客的追逐，饭馆不可能实现“暴利”。
那么，饭馆利用食客的特别需求，狠宰一刀，是否不道德呢？我们要问:食客凭什么跟饭馆压价？凭着他们另找一家的机会!在大年夜营业的饭馆越多，食客的议价力就越强。那么，究竟是谁给食客提供了这种议价力？不正是被指责为“趁火打劫”的饭馆老板吗？要不是他们个个都出来“捞一把”，食客们的遭遇肯定会更糟糕。
这就是经济学的基础，大名鼎鼎的供求定律。别看它简单，很多人，甚至是一些被称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人，往往都还不懂这个道理。
17.微观调控为何不可取？政府卷入企业层面的经营决策，一般导致三个问题:一是行政官员在不同程度上取代了业务经理，会令企业的市场取向发生改变。到底企业是以“向股东负责.、从市场牟利”为最高管理原则，还是以“向上级负责、向社会提供福利”为原则，往往是无法调和的两难抉择。
二是政府既制定市场竞争规则，又参与具体市场竞争，会产生利益冲突，引起诸多当事人的败德行为。这时候，本来在市场中可以正常展开的竞争，将会转移到行政议决的程序上去。政府有权修改规则，问题是在修改规则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程度是为了鼓励中立的竞争，有多大程度是为了照顾个别企业胜出，不可能分清楚。于是，竞争规则有可能越改越糟。
三是行政官员的市场信息不足。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一刀切地对某个行业作约束，事前很难取得必要的信息。例如，在通胀期间，建材和土地价格都是涨得最快的，人人都看到了这个事实，对“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异议。但至于“为什么”，就见仁见智了。而当许多人给出了错误的“为什么”后，他们接着给出的关于“怎么办”的解决方案，就往往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18.只要票价过低，黄牛党就必然应运而生，而且驱之不去。不要责怪黄牛党，他们是应邀而来的。是过低的票价和过高的需求，邀请了他们。他们的确赚了钱，但他们赚的不是乘客的钱，而是铁路部门的钱。由于铁路部门的定价过低，所以黄牛党就分了一杯羹，但乘客付出的“总代价”不变。
只要客运班次不增加，只要供求关系不改变，那么无论票价高低，乘客所须支付的“总成本”是不变的。现在，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火车票的面值提价不足，于是，其他形式的成本便增加了。乘客为了得到火车票，除了要向铁路部门支付“未充分提价”的票价外，还要向黄牛党支付额外的“佣金”，并承担“反复周旋、讨价还价、鉴别真伪、受骗上当”的成本。乘客付出的“总成本”，是上述三项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第一项。
另一方面，铁路部门的收人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了，流到了黄牛党的手里，也流到了为炒票活动提供方便和保护的人手里。可是，铁路部门为什么不充分提价呢？
不知道。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市场，也可能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无论如何，只要提价不充分，就必定会给黄牛党留出牟利的空间，给车站票务人员以及检察人员增加灰色收人。
19.后来接到的来信，大半都是这种“实在需要”沦。我给父亲回信说:什么是生活必需品，那是很主观的定义。康德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可他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几里地;歌德把阿尔卑斯山描绘得有如仙境，可他从未去过;硅谷是美国高科技工业的心脏，可那里因为缺乏电力要歇业;非洲无数儿童患上爱滋病绝症，但如果强迫西方的药商降价，就会打击他们继续研究的热情。
这个世界“实在需要”的东西太多，每个人的要求都是那么有理、那么迫切，甚至催人目下。现实可能不受欢迎，甚至令人憎恶，但经济评论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解释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给读者发送歪曲的信息，流于用一厢情愿的愿望来博取读者的欢心。而现在的现实是:就算把票价压得再低，也不能增加哪怕一张火车票!父亲，您的好心，并未做成好事。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世界上的经济商品永远都是稀缺的。这是世界的基本现实!何止火车票，还有纯净水、住宅’小区、心脏搭桥手术、上网电脑、甚至徐静蕾和崔永元，都是稀缺的。
虽然如此，但只有当商品的定价失当时，才会——而且必定会——引起危机。很多人认为“短缺危机”的原因是商品供给不足。错了!商品从来未曾充足过，不过，危机倒也不是总在发生。只有当商品的定价过低时，才会发生“短缺危机”。价格一旦调高，“短缺危机”就马上消失。宝马轿车和帕瓦罗蒂演唱会就是这样。
同样，商品的“过剩危机”，也不是由于商品供应过多造成的。除非商品的定价过高，否则不会发生“过剩危机”，因为经济商永远是多多益善的。只要价格适当回落，“过剩危机”就会烟消云散。例如飞机票和彩电。
20.我感兴趣的现象是:在市场没人是傻瓜，没人做错;可一到公共舆论领域，绝大部分人都变得仁义道德起来，变得不可理喻起来。急了谁都会走后门找黄牛，谁的行为都一样，谁都是精明的，谁都不违反经济原则，市场中人是最不蠢的。没哪个想买车票而买不到的人会说:“咱就甭仗着自己多两个臭钱就去找什么黄牛党了，那可不是跟民工兄弟抬杠吗，火车票让
咱富人高价买了，穷人咋办，还是把票让给他们吧。”
可一旦要发表意见，思维逻辑那是乱啊，调子那是高啊。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市场上的“行”与在人堆里的“言”那么不一致？因为前者自己要负责，后·者不需负责;因为前者是照顾自己的利益，后者是照顾自己的形象;前者是“故意的有知”，后者是“故意的无知”，甚至是“故意的放肆”。这是我一向对所谓“民意”很有戒心的原因。
让我重复，火车票是个优良范本，能从中学到扎实的经济·学思维。任何人，只要不带成见地思考，就能领悟。一旦领悟，将永久改变一世界观，并丧失一些友谊。不高深，不需学历，不用操心弹性系数是否小于1。
21.“破窗理论”是这么说的:一个顽童，打破了邻居的窗户，邻居就得更换新的窗户，于是带动了玻璃工人和木匠就业，而他们又进一步带动了更多原材料提供者就业，整个社会便得以欣欣向荣，所以，顽童打破窗户是有益于经济发展的，云云。
这套推理错得厉害，连目不识丁的大妈也知道它是错的。但错在哪里呢？它忘记了“世界上的资源总是稀缺的”。
是的，如果顽童不打破窗户，那么玻璃工人和木匠就会失业;但失业只是暂时的。记住:正因为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充分的!暂时失业的玻璃工人和木匠，一旦调整了心态，改变了对启我的评价，他们就会马上接受新的工作，为社会提供“窗户”以外的商品和服务。
22.文章接着指出:要爱国，还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与个人利益是吻合的，那就是坚守自由市场原则，任由股价升跌，从而让价格准确地引导资源配置。在人们追逐私利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推动了公益。相反，如果以强制的手段来歪曲股票价格，哪怕是以“爱国主义”为名，也会对市场造成干扰，对公益造成损害。
值得强调的是，大家从上面你来我往的争论可以看到，仅仅标榜白己“爱国”，或者动不动就斥责对方“卖国”，那是没有意义的。你的辩论对手也同样自信自己“爱国”。“爱国”的动机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些貌似爱国的经济主张，会导致哪些后果，尤其是哪些事与愿违的后果。无论对于哪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宣称爱国而不讲求方法，才是最不爱国的表现。
23.工作不是不够，而是太多了。因为世界上的商品和服务总是不够，所以可做的工作总是太多。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失业？因为人们计较报酬。
人人都计较报酬。当报酬太低时，人们就宁愿失业，因为失业更合算。当然，怎样才算“报酬太低”，各人有各人的标准。对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来说，离职后若找不到哈佛校长之类的职位，报酬就算是太低了。但不管是谁，失业都是个人“计较”的结果，都是主观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
失业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失业的原因，是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原来有需要的一些工种，后来不需要了，找不到买家了，这才是失业的原因。比如网站的频道编辑，去年这个时候很吃香，但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了，所以很多频道编辑失业了。
24. 既然音乐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共用品”，那么“赢者通吃”现象就自然越来越严重，而这个行业内的收入差距急剧加大，也在所难免了。我们认识到，这种收人差距是自由竞争的自然结果。正是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可见“收人均等”在这里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在“赢者通吃”的艺术市场，如果你非要追求艺术家的“收人均等”，那你就不得不强迫某些听众或观众接受次等艺术;同样，在“赢者通吃”的软件市场上，如果你非要强求软件商的“收入均等”，那你就不得不强迫部分用户使用次等的软件。热心追求“收人均等”的人本来古道热肠，但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
关于“平等”的争论由来已久，纠缠不清，幸好经济学贡献了一把柳叶刀。
25.狄更斯笔下的苦难，与其说是因为福利规定不足或资本家贪婪引起的，不如说那是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是的，当时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寿命只有36岁，但他们如果不做苦力，就只会更早夭折。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阴暗面:到工业区看看打工者，到铁路沿线看看流浪儿童，到卡拉OK看看陪酒的小姐，到街头看看拉车的下岗工人。看看还可以，如果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心痛的。不妨尽量掏些钱给他们，当是做善事。但不要因为自己看不惯，就阻止他们以不体面的方式谋生。
我们不仅要用心去爱，一也要用脑去想。有些人通过不切实际的呼吁，为自己赢得了“有良心”的称誉;而那些呼吁，却变为进一步损害穷人的实际政策。经济学人不喊“让低薪工人拿到最低工资”之类的口号，因为不懂的人这么说，是善于·“终极关怀”;但懂的人这么说，就是“伪善”和“造作”。
试问，如果政府真能给穷人“定”一个高工资，那何不干脆把穷人“定”为富人呢？
26.没有人会否认，短短两一百年间，社会对福利标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人会争论的倒是，这个变化是由热心人的推动造成的，还是社会进步自然而然带来的。
答案显然是后者。当年血汗工厂里的苦况，是极度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而今天普遍的社会进步，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带来的。不难反证，要是回到欧文的年代，那么今天一切有关工人福利的法规和观念，不管多么“基本”，不管多么“必须”，也只会被视作天方夜谭。
要理解世界，就必须拨开“动机”和“良心”的迷雾，看到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是的，资本家的确贪得无厌，慈善家的确古道热肠。但无论是资本家的动机，还是慈善家的良心，都既不能影响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也不能影响劳动力买卖的成交水平;而无论是对资本家的谴责，还是对慈善家的歌颂，都只是社会真实进程的画外音而已。
27.在很多人眼里，“炒家”就是投机倒把分子。他们自己并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只是看准不同的时机，靠买人和卖出货物，赚取其中的差价;这些人囤积居一奇、不劳而获、操纵价格、扰乱秩序，因而一十分可恶。
然而，经济学却所见不同。
过去我们习惯认为，只有生产物质财富，才是对社会的贡献，才是对生产力的促进。千·百年来，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忽视了“炒家”们对一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加深了人们对“炒家”的憎恶。每当危机来临，炒家就成了替罪羔羊。
现代经济学指出，我们无法通过观察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来正确区分到底谁是投机倒把的“炒家”，谁又是诚实忠厚的“投资者”。投资者和炒家的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时，“投机倒把”的行为，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采集、甄别和传递信息的作用，井不是不劳而获、可有可无的环节。
是的，劳动生产很重要，但是由于生产资料非常有限，一吨煤一旦用来炼钢，就无法再用来取暖，所以必须顶先知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判断错误，就会造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因此，关于“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的信息，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样重要。
28.正因为这样，一个企业凭借其自然垄断地位去谋取利益是正当的。如果不顾一切地偏袒消费者一方的利益，就必定损害企业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其结果，不是出现了更价廉物美的产品，‘而是事与愿违，根本没有新产品出现。扼杀了厂商的自私自利的动力，再谈什么消费者利益，都只是画饼充饥罢了。
29.只有第一类问题，也就是政府的“行政准入限制”，才是反垄断的重点。一个行业内，如果有政府准人限制，那么供应量的操控权就属于政府，而这个行业的全部“价值”，也就属于政府了。直截地说，谁拥有皮鞋行业准入权，皮鞋业就是谁的;谁拥有铁路运输业准入权，铁路运输业就是谁的；谁拥有电信服务准入权，电信服务业就是谁的。
30.经济学比物理学更准确。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扔在有人走过的路边上，若没有风，也不地震，物理学便预测这张人民币会一直呆在那里，可经济学却预测它会迅速消失。朋友，您说哪一门学问更有预见力？
您不妨一笑置之，但这不只是个“脑筋急转弯”问题，其经济涵义不容轻视。那张势必在人群中迅速消失的钞票，说明任何有价值的资产其产权都不会处于真空。换句话说，有价值的资产，它只要不被这个人操控，就必定会被另外一个人操控。“无人”操控的资产不存在，而名义上“人人”都有权操控的资产也不存在。
31.有人说赌场是“零和游戏”，因为赌来赌去，钱并没有增加，所以赌场“无益”。照那么说，音乐会曲终人散后，钱也只是从听众的手上，转到了乐师的手上，并没有增加，那也是“零和游戏”了。说这些话的人眼里只有钱。是的，听音乐不生钱，但产生了感受;赌博也不生钱，但赌徒购买了发财的希望和偶尔赢钱的快感。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音乐会和赌场都是人类历久不衰、兴旺蓬勃的行业。
32.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穷，所以中国搞农业的成本低。这是错误的。成本的概念可不是这样。成本是放弃了的价值最高的替代用途。一个种地的农民，如果他改行织布可以挣1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元;如果他改行做工人可以挣1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元;如果他改行盖高楼一可以挣10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0元。我们说中国农业的成本高，意思是中国的农民和农地如果改作别的用途，本来会得到更高的收入。农民就算一贫如洗，但只要存在更赚钱的机会，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可以变得很高。反过来说，只要农业转营，农民流人城市，国民收入就可以大大提高。
33.我是经济学者，关心“谁来向教育者付钱”和“教育者向谁负责”的问题。我的看法简单:数以亿计的教育资金所托非人——它们不应该由教育官员拨付给学校，而应该以，“教育券”形式分给学生和家长，再由学生和家长支付给他们认可的学校;办学则应该充分自由化。.
34.经济学者不谈无踪无影的“品味”，而是借助各种可以观测的“投资”，来解释各种“瘾”。比如，接受音乐熏陶的时间，就是对音乐享受所作的投资。接受熏陶的时间越长，对音乐理解力的投资就越大，听音乐所带来的享受就越大。听古典音乐与听流行音乐的享受不同，前者需要听者作更大的投资，才能产生更大的愉悦。
读书“瘾”也是一样。没有人生来就喜欢读书。得先在“阅读理解力”上作投资。要识字、要懂文法、要自己写过、要学过天文地理，懂得人情世故，要读得多，享受才能油然而生。有些人酷爱读书，要读书才够过瘾，而有些人则只看杂志，有些人看报纸就满足了，有些人只能看懂漫画，有些人就只看电视。对“阅读理解力”的投资不同，追求享受的方式就不同。
跟香港从事出版的朋友谈起，大家都疑惑不解。要知道，中国当今的印刷技术不差，而深圳更是名列世界前茅的印刷基地，格调再高的图书，都可以在深圳制作。不过，那些精品，多是由外国设计师设计。问题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设计师为什么不愿意多花一点心思？
我现在的答案是:因为国内的纯利率还是居高不下，所以只有急功近利才是合理的选择。无论是读者还是设计师，在文化的鉴赏力上都缺乏充分投资，对文艺产品的长远价值也缺乏信心，所以整个文化市场充斥的，仍然是稍纵即逝的讨巧，而不是久经考验的推敲。文化品味的转变，取决于纯利率的下降，而那需要几代人的长治久安。
35.换句话说，不是未来“事件的走势”，决定了价格的走势;而是有关未来事件的“信息被披露”的走势，决定了耐用资源价格变化的走势。
既然“当前价格反映未来预期价格”，那么结论就是，过去相继发生的价格所构成的图线，并不蕴涵未来价格走向的信息。你钻研那些图线，不能增加你获得更高回报率的机会。也就是说，你再也不要煞费心机搞研究，搬弄折腾过去的数字，以为藉此可以推断哪些股票最可能盈利了。
切中要害的，永远是对一只股票未来回报的预期，而不是它过去的历史。那些图表、曲线、拟人化的描述，关于“支撑位、大势、转折点”的高论，全是信口开河。不少股民花巨款购买别人“精心研制”的股票分析软件，但其实只需要买一支飞镖就够了——向股票列表投飞镖，就足以达到相同的决策效果。
36.因为用人民币标价的那些中国货物和中国服务受欢迎，所以外国人争着拿美元来兑换人民币，以便享受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在争夺人民币的过程中，用人民币换取美元的比率就会被抬高，也就是大家说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了。
比方说，过去要用8块人民币才能换人家1美元，现在人家很需要人民币，所以给他6块人民币，他就愿意把他那1块美元给我们了，这就是人民币升值。但我们坚持不升。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行不行，给你6块人民币不行，一定要给你8块!
当1块美元只值6块人民币的时候，你非要给人家8块不可，那么你就是在送价值2块的礼了;既然多买多送，那么美元就会源源不断流人中国。这些美元可能是以前存的，也可能是新近印的。中国的外汇储备直线上升，部分原因是这样造成的。来者不拒，结果是稳住了汇率，也引人了通胀。
37.我的答案:汇率是由甲国人民对乙国资源的需求，以及乙国人民对甲国资源的需求共同决定的。如果一国人民对另一国资源完全没有需求，那么两国就不存在汇率;如果甲国人民对乙国资源的需求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甲国的货币就会相对乙国货币贬值。
正是一国对异国资源的需求，决定了汇率。这是最初始的需求，它无需涉及货币，与统计数据无关，也非金融专家所能预测。汇率只由每个国家每个消费者的每笔消费共同决定。正是每个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的钞票投票，表达了他们对商品中所包含的外国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需求程度，从而通过这种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汇率。
38.须知道，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异地通话的费用，不是零，而是无穷大!发明了电一话，通信的费用是从无穷大急跌下来，而不是从零暴涨上去。
39.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里，波普尔写道:“……民主仅仅以大多数人统治为标志是不足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用暴虐的方式来统治(矮于6英尺的大多数人可以决定，高于6英尺的少数人缴付所有税款)。”
最初读到这个段落，我大受震动:“民主投票·”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实有这种危险的漏洞!
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我就不禁想到康德的一句话:“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能设法自卫。”
40. 一位读者来函，认为政府有能力向社会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他可能认为:政府修公路，谁都可以通行，不是很“公平”吗？政府盖图书馆，谁都可以进去借阅，不是很“公平”吗？政府建公园，谁有空就可以去休闲，不是很“公平”吗？
显然不对。我认为这位读者错得浅，但答案可以往深处去，从而联系到经济学一个新兴分支的核心内容，即起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在八十年代经几个诺贝尔奖确认、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的“公共选择"理论。且让我从那位读者的来函说起。
我说他错得浅，是因为只要多想五秒，就能明白免费通行的公路，对有私车的人好处大，对无私车的人好处少;公共图书馆对邻近的居民好处大，对远地的居民好处少;免费的公园对时间成本低的老人好处大，对分秒必争的上班族好处小。政府从来不会无端端推出公共服务，让某些人无端端地得益。任何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怎么提供、在哪里提供、从哪里拨款，都是精明算计和激烈争夺的结果。
政府不可能提供绝对公平，也未必比市场更有效率，而投票因其过程充满“猫腻”，所以其结果也绝不是正与邪、黑与白那么简单。
41.有人说，在市场中，并非所有东西都是可以交易的，例如健康和选票。他们认为，人们生了病，不能把疾病卖掉;人们参加选举，不能把选票卖掉。
然而，在经济学看来，这些东西并非绝对不可交易，只不过它们的交易费用暂时比较大罢了。有钱的人，事前可以避免从事各种有害健康的工作，事后可以接受一流的医疗服务，可以接受输血甚至移植器官，谁说疾病不能卖掉呢？劳动分工的本身，就促成了对健康的交易;而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则会进一步降低健康交易的费用。问题只是这类交易比较隐蔽罢了。
42.亚当·斯密说，当人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公共的利益就会自动得到增进。可是，布坎南告诉我们，在不恰当的选票机制下，当人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公共利益的根基就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挫伤。只有严格限定选民和政客对市场的干预范围，才能防止选票政治侵犯个人产权和违反合约精神。
43.一幢公寓大楼里，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一群户主得决定到底给外墙漆上什么颜色。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大楼外墙就漆什么颜色。这时候，许多人凭直觉认为，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投出来的结.果，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
布坎南的洞见就在于他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其实最喜欢的是“粉红色”，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他就并不是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
布坎南故事的含义是，当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而仅仅能选择自己“最不喜欢”什么。因此，当看到公共选择的结果时，比如说庞大的赤字、高昂的关税、政府支持的行政垄断或贸易联盟、对穷人不利的最低工资法等等，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政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而只能说这是“公共选择”的次优结果。
44.读过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交易能够“无中生有”地增进彼此的幸福。我把多余的面包给你，你把多余的牛奶给我。这样，尽管牛奶面包都没有增加，但我们的幸福都增加了。这个道理很浅，但要贯彻到底并不容易;。把这个道理贯彻到底，就会得到“没有受害人的违法”的视角。
在上面提到的故事里，警察把同性恋酒吧里的人都抓起来了，因为他们都是“违法者”。但，“受害人”在哪里呢？执法人员根据某些法律和条例，可以指出谁是“违法者”，却没有办法指出谁是“受害人”。
不是小题大做，这种“找不到受害人的违法”，是社会上常有的事情。
性交易，雇佣没有许可证件的外地劳工，同性恋者幽会，浏览色情网站，发放高利贷，把舶来品带人国境出售，这些做法往往都被视作违法，参与者都是“违法者·”，但“受害人”是谁呢？这些没有受害人的违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违法者”双方自愿的交易。
最典型的例子是麻醉品问题。我们知道，在荷兰和瑞士等国家，买卖轻度麻醉品是·合法的。很多学者，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加里·贝克尔，都公开支持麻醉品合法化(分别参见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的《弗里德曼文萃》和华夏出版社的《生活中的经济学》)。最近英国严肃的政经杂志《经济学人》，也用封面文章高调呼吁麻醉品合法化。
他们走火人魔了吗？我们不妨听听他们的论证。第一，我们缺乏道德上的理由，去惩罚那些自杀的人。既然如此，对那些自愿用麻醉品进行慢性自杀的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阻止、甚至去惩罚他们呢？我们当然可以用言语来劝说，但我们没有权力阻止和惩罚他们。
第二，麻醉品合法化后，“白愿”食用麻醉品的人数，可能会上升，也可能会下降，但重要的是，“被迫”食用麻醉品的人数肯定会下降。要知道，现在很多瘾君子都是受害人，他们是因为上当受骗而上瘾的。在麻醉品非法的情况下，瘾君子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麻醉品，犯罪分子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动机，要诱骗别人上瘾，通过麻醉品控制别人的行为，盘剥别人的财富。当麻醉品非法时，只有社会上的恶棍才敢挺而走险去贩卖，并恶意地拖人下水;当它合法时，正当的商人也会去贩卖，但不会强加于人。
第三，由于麻醉品只能在地下买卖，所以品质得不到保证，瘾君子的身体会受到更严重的损害。
第四，管制之下，麻醉况的价格极高，这会诱使瘾君子从事其他犯罪活动。一旦放开管制，麻醉品的价格就会暴跌，原来靠贩卖麻醉品牟取暴利的黑社会分子，会一下子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温床，而瘾君子从事其他犯罪活动的机会也会减少。
您不同意这些惊世骇俗的论证吗？不奇怪。先把它放一边，时不时拿出来想想好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从“自愿交易可以增进双方幸福”的原理出发，最终得到了“没有受害人的违法”的视角，这一思想历程，能令许多喜欢思考社会问题的人，永久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45.很难不让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然而，一旦承认这种平等的权利和权力，革命就会接踵而来。在欧洲，身无分文的人是袋有铜板的人的两倍，一旦让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力，那些铜板很快就会被分掉。
我并不反对民主政体。它们或许很了不起，或许符合上帝的意愿，如果这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话。让我苦恼的，不在于我们的社会搞民主，而在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和后天习得的恶行，令我们很难保有井然有序的自由。以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缺乏自由的民主更可怕的了。
我的看法:除非每一个参与者都先有了自己的被明确界定和受到高度一尊重的产权，然后又自愿把它们交给“多数人原则”处置，否则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的民主，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更甚的是，对一个连排队都还没学会的民族来说，对一个豪宅花园未能放心拆除围墙的国家来说，对一个不懂得对诸如“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间责”的言论自动产生敌意的公民思想状态来说，搞民主更容易滑向失控，大家抱成一团走人泥潭，陷下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46.是的，人并非始终是自私的，但经济学的假设并不与此冲突，它只是假定:人们总在设法满足自己多样化的需要，其中包括了关心他人的需要。
47.好的经济学者，不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情操，而是他们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告诉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响身边为数极少的人，而不能用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
经济学第一课，不应该学什么“供给需求”，而应该学习欣赏经济学者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美国人里德在1958年发表的短文《铅笔的故事》，极生动地阐释了“自发秩序”的思想精髓。国内学者秋风把它译成了精美的中文，在网上容易找到。
48.有人问，人类都已经能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还不能消灭贫困？这是因为消灭贫困比送卫星上天更困难!卫星上天是个“单目标”工程，只要不惜代价，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解决社会的贫困和其他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工程，没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哪怕有强烈的愿望、高尚的情操和军队式的管理，也不可能办到。
正因为这样，经济学从两百年前亚当·斯密开始，就强调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贫困之所以顽固地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49.然而，同情心的强弱是随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显著变化的。斯密写道:“同样，对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来说，我们自己的毫厘之得失，会显得比另一个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的多，会激起某种更为激昂的高兴或悲伤，会引出某种更为强烈的渴望和嫌恶。
换言之，满足自己的同情心，也是自私的一种表现。然而，为了追求这种满足，每个人都不能走得太远，以致让自己付出太高代价。斯密指出，有些人会为了崇高的目标，作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但他们并不是在爱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而是因为他们在爱自己的优点。斯密写道:“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类心中点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即能够抑制最强烈的自爱欲望之火的。它通常是一种更强烈的爱，一种更有力的感情;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 。 可见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也没有超出自私的范畴。
正是因为同情心靠不住，人类才需要市场经济的协助。斯密在同一段紧接着说:“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一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
斯密并非写了两部自相矛盾的著作，分别供市场经济的怀疑者和支持者引用。相反，他通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构造了一个自洽体系:由于人不仅是自私的，而且还天生需要通过满足小范围的同情心来换取快感，所以不仅需要在私人领域强调爱心，而且也更需要在公众领域强调应由自私之心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来推动公益，并强调要警惕自私的掌权
者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斯密为什么被视为市场经济之父，而不是计划经济或福利主义之父。
50.“经济学的免责声明”:经济学往往会令你与友侪产生不可逆的观念隔阂，你事前要有思想准备，事后要有敷衍对策，由此产生的代价，经济学概不负责。
学懂经济学的人，其言论常常’给外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虽然他所具备的“人情”，与那些喜欢把“终极关怀”挂在嘴边的人相比，其实分不出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