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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日期:2015-06-22 作者:王志英 来源:王志英投稿 阅读:

  我的父亲已经仙逝29年了。29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他,念他,特别是在遇到节日时,想念之情就更加强烈。今天是父亲节,我又在睡梦里遇见了久去天国的父亲……

  一

怀念父亲

  父亲,名叫王观津,脸庞黑黑的,体格瘦瘦的,浑身却透出一种精气神。他一生务农,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字,群众尊称他为“王先生”。据爷爷说,小时候,他在一家商号里当过“帐房先生”,把帐目记得清清楚楚的。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父亲从小就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特别是教我打算盘。可我偏偏不爱学算盘,竟顶撞他:“将来我就不靠这算盘吃饭”。

  父亲很生气,先是打我,后是劝我,一来二去,我就跟着他学习“算盘”了。他教我也很耐心,不急,不懆,我打错了,他就返回去再教我。功夫不怕苦心人,久而久之,我终于成了“珠算能手”,进而又对数学产生了极大兴趣。1954年,我初师二年级放暑假时,被吸收参加了省里派往我们村的经济调查组, 负责计算和填写半个村庄的数字和表格。每当我在各家各户用算盘现场计算、填表时,大爷、大伯们都夸我说:“行,像他爸!”我听了之后,心里美滋滋的,不由得想起了爸爸教我练习算盘时的情景,于是,我就在心里说:“爸爸,谢谢您!”

  二

  爸爸非常重视对我的劳动教育。他有一个很朴素的意识,就是农家子弟不能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因此,从小他就带着我参加各种劳动。如小时候的扫地、抬水;上学放假后的拾麦穗、pan(读“磐”)麦茬。那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在“快割”“快割”的鸟叫声中,爷爷、爸爸、婶娘天不亮就下地割麦了。妈妈是个小脚女人,爸爸就让她带着我们兄弟几个拾麦穗儿。之前,爸爸还做了战前动员,讲解了“颗粒归仓”的重要意义,又许愿说“只要你们好好拾麦,我就让***给你们蒸白面馍吃。”一听这话,我们就来劲了,像谗猴一样,蹦得老高老高,因为那时的家里穷,吃的一直是谷面馍和豆腐渣。

  五月天,日头“特毒”。我们钻在已经收割的麦行里,学着妈妈的样子,把散落在麦茬里的麦穗儿拣起来,再放进左手,穗儿朝一头攥在掌间,拢不住时就用麦秸一绕,捆成一个 “圆秸”,然后再把它整整齐齐地放进筐子里。

  麦收完后,爸爸又让我们pan(读“磐”)麦茬,供妈妈烧火用。

  长大之后,爸爸又安排我们去割麦,先是一行,后是两行,再后就是三行。割不动时,爸爸、婶娘和爱人便悄悄地在前头替我割一段。别人见了,对爸说:“还不如不要他割呢!”爸爸却说:“原本就没有靠他给我们割多少麦子,而是不能让他忘了劳动,忘了劳动人民!”

  后来,我担任了公社书记,宣传部副部长,政协秘书长,我就按照爸爸的要求,坚持参加劳动,牢记为劳动人民服务。回想起来,能为劳动人民干几件事情,爸爸的劳动教育功不可没!

  三

  爸爸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厉,甚至严格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什么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不能说话,不准抛撒馍花……日常生活中,他为我们设置了太多的不能与不许,但这些让我们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却延续至今。

  比如,一个童年的秋日上午,我提着瓦罐到村西地里给看瓜的爷爷送饭。回来时,见南巷引弟家的棉花地里有不少浑身长着疙里疙瘩的南瓜,便出于好奇,摘了一个。爸爸见后,历声问道:“你是从那摘的?”

  我说;“是从咱家瓜地摘的”。

  “胡说!”爸爸火了,“咱家地里根本就没有种这号日本南瓜”。

  妈妈见爸爸火了,忙跑过来,一边护住我,一边说:“不就是一个小南瓜吗?以后不摘就是了。”

  “什么小南瓜?”爸爸越发认真起来,“小时不补,大了尺五。千里河堤,溃于蚁穴就是这个道理。”

  我深知爸爸的脾气,只得如实“坦白交代”了事件的经过。父亲这才静下心来,给我讲了不少道理。我满以为烟消云散了,谁知就在我将要离开的那一刹那,他却“命令”我:“去,抱着南瓜给人家送去!”

  天啊!我的脑袋一下子炸了。因为去引弟家要经过两条巷道,正是下晌时,满巷都是人。这可咋办呢?

  妈妈也急了,忙和爸爸吵:“孩子知错就行了,怎么还要送回去?这可让娃以后咋做人?”

  爸爸却说:“正是为了他能堂堂正正做人,才要他把这件事铭记在心。”(友情文章 www.wenzhangba.com)

  爸爸执意要我抱着南瓜去给人家认错,我也隐隐约约地觉得爸爸说得是对的,于是,就半被迫半自觉地抱着南瓜给引弟家送去认错了。

  这一送,好似一副特效良药,竟让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这件事。从此,我时时、事事、处处都严格要求自己,长此以往,便逐渐形成了我一生“干干净净做人,明明白白办事”的品格。

  从这件事中,我懂得了两个道理:一是对儿孙辈不能溺爱,不能护短,“惯”子等于杀子;二是儿孙有了错,不能“暗暗改”,而要“公开改”,顾其面必害其人。所以,我对我的孩子们也学着爸爸的样子,执行着“太多的不行与不许”。

  四

  父亲也很民主,也很尊重我这个在校的学生。

  比如,“入社不入社”的问题,父亲就徒步30里跑到运城师范征求我这个还在学习中的儿子意见。

  大概是1952年的冬天吧,解县农业化运动掀起了高潮。

  一天,爸爸突然来我就读的运城师范,要我到学校外面去说话。

  “还要到学校外面?”

  “到学校外面吧!”

  我的心七上八下,跟他到了学校外面。

  “现在村里把入社问题吵得很热,但我还没有想通。”

  “为啥?”

  “分到土地才有几年,光景正蒸蒸日上呢,又要入社,让大家一起作务庄傢,你想,七嘴八舌的,能种好庄稼吗?”

  “走集体化,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应该听他老人家的话。”

  ………

  我给他讲了许多例子,还让他到新华书店买一本解县闫家村史采贵互助组的互助合作问答看看。

  没成想,他一回到家里就把他关在房里读了起来。读后,他就和爷爷、婶娘、妈妈叫到一起,讲了应该入社的事,并马上跑到村公所报名参加了农业社。

  有人知道他来运城问我“应不应该入社”的问题,便悄悄问他:“一个毛孩子,为啥要问他?”

  父亲说:“他已经不‘毛’了,知道的东西不少,特别是对于新生事物有极大的敏感性,我看他的脑袋比我们还强哩!”

  后来,那个人又把爸爸的话说给了我知道,这就更激发了我注意观察新生事物、探究新生事物和学习新生事物的积极性。

  五

  后来,我当了小学教师,进而又担任了中学教师。期间,爸爸一再嘱咐我:“可要站稳立场啊!”

  我说:“你放心,我不会在立场上犯错误的”。

  我还当他讲的是“阶级立场“呢!直到县上《布告》里判处了一个教师败类强奸女学生后,他专门将我从学校叫回来,再一次嘱咐我“要站稳立场”时,我才弄懂了他的“站稳立场”的真正含义。于是,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从严要求自己,做一个完全合格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父亲,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小的“官”儿,但父亲却能用管“官”的办法管理和监视我这个农村的小“官”儿。

  1971年10月份,县委派我到王范公社担任党委书记。那年我才31岁,这在当时,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是全地区最年轻的公社书记,地区还让我代表这个层面参加了省里的党代会。这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少影响。可是,我在爸爸眼里,却永远是个办事不靠谱的小孩子

  事情发生在1973年秋天的一天。

  我刚从地里劳动回来,王范六队一位社员风风火火跑到公社向我报告:“我队来了一个老头子,到处打听你在这里的表现,不知道要干什么?”正说着,又从下马和刘村庄跑来两个队长,说的也是这事,他们说,那个老汉老是问你在这里和农民相处的怎么样?为不为农民办事?个人参加不参加劳动?他个人种不种试验田?等等。我正纳闷,父亲掀起门帘走了进来。那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指着我爸说:“就是他,就是他。”我忙说:“这是我爸。”大家都惊讶地互相看着。爸爸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便解释说:“我怕他不好好为咱们农民办事,才悄悄打听他在这里的情况呢!”

  一下子我闹明白了,这是爸爸在微服私访哩。大家听说后,也不禁肃然起敬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自愿监督我的人,也有很多很多,比如马光华,比如段念纪,比如薛联斌,比如刘宝善。

  俗话说:“严是爱,宽是害”。他们的严,特别是父亲的严,不仅成就了我的学业、事业,更重要的是教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为人民当一辈子好干部。几十年来如果我真的为党、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我认为,爸爸的教导功不可没!

  现将此文奉献给久去天国的父亲!愿父亲在天国里生活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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