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与小义之思

　　我有好几个朋友圈，大约有文化的、社会的、亲情的、江湖的，还可以再细分。我并不主动让不同圈儿的朋友交织，偶有相切，也只在交事。按照阿城讲给我的“交人”与“交事”之说，两者间虽有相交，但群分类聚，水火有别，不同的圈子最终也粘合不到一起，所以总是平行相处，井水不犯河水。而我呢，不知怎么就能在这不同的朋友圈之间跳跃，这或许是鄙人有亦人亦鬼的多重性格吧。在不同层面的朋友间游曳久了，发现朋友关系的维系，多多少少都离不开一个“义”字。在此方面，尤以江湖朋友最甚，真乃江湖义气第一桩也。

　　前不久，一位年近六旬的江湖老友，因另一朋友的儿子被人欺负，他跑去打人，结果导致自己首先骨折，惹得我一番好笑。笑罢不免沉思：义可交人，亦可害人啊！还有另一江湖老友，我观他这多年什么事也没做成，但也生活得过去，寻根探由，原来是靠着一个“义”字，硬是在朋友间来往穿梭着。他喜欢交友，乐于助人，谁家有了事，他可以一下子兴奋起来，因为他的价值，此刻似乎终于有了体现的机会。多年来，他可以因朋友之难而拖累得自己捉襟见肘，也可以因有朋友帮助而获益连连，他实在是个很好的小说人物呢。我还发现，在目下社会，以义相交的江湖朋友，打打杀杀的用处自然是少了，更多的好处，在于常能避开社会的正常规则，而在潜规则之中穿行。比如有些事，按正常渠道行不通，有了朋友之义，便可以什么都挡不住了。我的有些朋友近二年还兴起了结拜之热，弟兄几个吃顿酒，举杯盟誓，排位老大、老二、老三。……，江湖味愈加十足了。但谁能真正懂得何为真义呢？不过是办事方便，聚集了一点社会力量而已。他们常常只知有义，往往忽视修仁。这几年，社会上还流行同学、战友等等的聚会，说是续情，其实那个情，该淡化的早就淡了，倒是便于以情行义，落得在某些时候通关方便。仔细寻思，文化甚高的一些朋友间，也有重义而轻礼之时。方文慧公戏说孙老者：你想强奸谁吗？孙哥说，哥帮你压腿。此虽玩笑，也真乃地义字当头了。再推而思之，目下的官场、生意场，乃至各个领域，都还有一个“义”字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所谓的情义，情占几多，义有几何？情因利而淡；倒是那个义字，还有点约束力。说中国是个情的国度，其实在中国的老百姓中，无论老少妇孺，凡有人际相交，几乎人人都需讲义。因为在中国，不仁不义，就无法做人，这便是中国的文化之一面。

　　吾以为，一个“义”字，既能帮助中国社会维系某种平衡运转，也可以是这个社会难以救药的毒瘤。譬如因义而徇私枉法；譬如某些潜规则的运行；譬如某种性质的腐败，譬如……好多事的乱套，也都能追溯出因狭隘的小义而导致。不信，你可以仔细思索探寻吧！一个教授，可因有人说情而招收此研究生却将彼研究生拒之门外；一张票，可以卖给你而不卖给他；一个名额，可以给张而不给李；一个项目，可以让你中标而让他人落选；该判五年刑的，因义而判了三年；该罚款50万的，因义而只罚了五万；等等，这其中除了贿赂得利的动力之外，少不了还有小义作祟。前多年就有人说：“政策虽硬，也是红薯，遇到人情之火，就变软了。”此话今天依然适用。除了大仁大爱的义举值得肯定，而众多的因义妄为之举，又常是看不见的潜在危害，也是最难根除的。

　　你说中国的文化样样都好么？我寻思，小义亦如蚁，可以溃长堤呀！

　　孔子讲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五者是需兼而有之、圆融贯通、明晓真髓、轻重有序、得体而行的。而江湖之人，往往只是看重了义，而忽视了仁、礼、智、信。这便如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轻了一行，世界便难以平衡运转了。而做人，若将仁义礼智信的某一项轻偏，人格也就难以健全了。

　　监狱里关压的人，多数都是贪欲贪财而招致罪恶的，但也有一些人，并非因一己私利而入狱，倒是因“帮助”朋友的“义举”，而使自己身陷囹圄。我也常想，我的那些所谓的江湖朋友，多数已年近六旬。他们也大都出身干部子弟，因为当初正在求知阶段，恰遇文革耽误，父母受整，社会秩序混乱，放羊一般的艰难生存中，为了不被人欺，即便是小伙伴，也学着结党联手，干好事也干坏事。加之从小受什么《三侠五义》或《七侠五义》的影响，抑或是一种英雄情结的变异，渐渐养成了江湖性格，中毒甚深，积习难改，一生便只宜在江湖混迹了。我还有位已故的朋友，他的朋友带了娼女来他家行坏事，他也隐忍着为其方便，我骂他那是愚忠。还有众多的朋友，应是有修养的过来人了，身上何以还会有浓厚的江湖义气呢？于是，试图反思中国的历史，寻找这一根深蒂固的“义”字、以及种种所谓的义举之根源。 Www.wenzhangba.coM

　　想一想，最崇尚义举的，大概应始于春秋战国。荆轲舍命刺秦；田横死为气概；公孙杵臼死于忠；程婴死于信；贯高九死一生，只为主人辨诬；还有那个聂政，创造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佳话。凡此种种，想想那时候的士，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个阶层，他们活着，有他们在，便真能做到慨当以慷，舍生取义，勇于就死，义薄云天。许是正由于他们，为中国历史开创的那些义举，影响了中国后辈几千年，也或许才引发了孔子的大讲重义，以致让鲁迅把其中有些人的精神人格，推举为民族脊梁。往后数，到了三国，刘、关、张桃源三结义，这一拜，便置生死于度外了。关羽重义，竟敌友不分，连捉住的曹操也可放掉；还有诸葛亮，在白帝城托孤之后，便不管后主刘禅如何无能，也拼死效忠。这又对以前的春秋义士精神，做了极好的传承与弘扬。再就是《水浒》了，那些梁山好汉们，个个义字当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率性而为。既与官府为敌，也与富豪勾连；既能酒肉挥霍，也能削富济贫。最大的特点便是朋友义气高于一切，即便朋友做错了、做过了，但朋友有难，便会不顾一切。回顾中国历史的这一面，是这样可歌可涕的一路走来，那么中国式的义举，怎能不深入人心呢？

　　其实我想，同为一个“义”字，越往后走，越变了成色。自汉以后，至宋、元、明、清，直到今人，在仗义方面，与春秋义士们的壮举相比较，多数在性质上已有云壤之别。那时的义士们是讲原则的，而后来的一些义举，就不那么讲原则了。春秋义士们的壮举是纯粹的、端端直直的，而后来的效法，不少就参杂了，有异味了，这对义字的本意，多少有了亵渎。世间好多事都是这样，原本很正的，传承演化中就走偏了，窜味了，歪斜了。这好比一个优秀物种，代代种植而逐渐会出现退化，应该懂得杂交和改良，乃至回复根本。亦可比喻力或热的传递，愈往末端，愈显式微。

　　愚以为，义，应有大义与小义之分；有大义、小义、正义、侠义、斜义、愚义、盲义种种。义和仁，是不能分家的，仁是义的统帅。义气用事，而忽略了仁，便非大义和正义了，如此所行之义，也必然变味。口前一句话：“你不仁，我不能不义。”其实这是大错，他已不仁，你义有何益？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切记其本意。

　　有一位名叫张元济的前辈，于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就出过一本小册子，曰《民族人格》，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录了荆轲、子路、贯高、聂政、田横、等等的篇目。他的用意，就是想通过对于那些历史人物的回顾、对他们精神品格的赞赏，来影响和重新建造我们的民族人格，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激情。他将这本册子送给过蒋介石、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也就是想提示那些当时的重要人物，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我一面叹服着老先生的良苦用心，也一面联想，国军中有不少将领，也都讲“杀身成仁”的，大概也应是受了古人中那些志士的影响；而八路军、新四军中多数人都没有文化，并不一定知道春秋之事，却也能英勇赴死，这却是为何？再度联想，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大概也应是从我们的春秋志士精神中，学而演绎的，并将其变成了他们的那种味道。但不管咋说，人家坚持着，并使之成为民族人格的显著特征。而我们民族人格的建造与传承，到今天来看，究竟变成了什么味道呢？在哪一点上，最崇尚什么精神，又是我们民族的显著特征呢？

　　我们今天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并强调着“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点儿也没错，实在是在点子上。然而愚想，民族复兴，不能仅靠经济建设，民族人格在新时期的重新建造，倒是任重而道远啊！民族人格的变异，民族心灵的种种暗伤，又是该如何诊治与医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