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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北京的天气依然寒冷。但毛泽东对刚建立不久的共和国的“工业化”热情却已经高涨万分。他提出了“15年以前超额完成”这个资本主义国家100年才完成的目标。于是，各地区，中央各部门纷纷追加和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和规模，导致了物资、资金、信贷的严重失衡。
作为政务院（后来才叫做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主管经济的陈云，感到这么下去很危险，多次发指示此波冷水，并与当时的“二把手”刘少奇一道，掀起了一场“反冒进”的不大不小的“风潮”，周恩来甚至不惜与毛泽东“对着干”了一回。这是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与毛泽东唯一一次的正面冲突，而且后果很严重。
当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追加当年的基本建设预算时，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几乎所有与会者的反对。毛泽东非常不高兴，当即宣布散会。
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家里，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提议。这句话让毛泽东更加恼火。不久，周恩来多次受到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也被迫多次检讨，并且权力基本被剥夺。作为政务院总理，只能分管外交，而且，外交也管不了。
一般认为，周恩来是一个“唯毛是从”的人，且深谙“中庸之道”。文革中，他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做了许多违心的事，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就是这种性格和修养使然。这次，如果不是他觉得毛泽东的“冒进”实在不靠谱，如果不是他从内心觉得这么做对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极端不利，他是不会跟毛泽东“顶撞”的。但他确实“顶撞”了，而且当面。
周恩来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儒官”，个人修养和“为官艺术”鲜有能比之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总是彬彬有礼，“委曲求全”。比如文革时期，当他知道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写了许多匿名信，“污蔑”当时副统帅林彪老婆叶群的生活作风问题（致使林彪不得不声明‘叶群是处女’）时，愤怒至极，当着开会的众多中央领导，用茶杯摔向陆定一。这让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修养是有底线的。再好的修养，也抵不住良心的拷问。当一个修养很高的人，面对着大大超越自己底线的行为时，他就会突破自己的修养，甚至，这时他所表现出来的，大都会出人意料。
而我们许多人，却常常把别人的修养，作为自己过分的依据。所谓的“人善人欺，马善人骑”，就是如此。但是，人再善，也有气急的时候，马再善，也有踢蹄的反抗。
让你，不是因为你值得让，而是不想跟你争。
和你，不是因为你值得和，而是不想跟你吵。
许多的妥协，是出于大局的考虑；许多的委屈，是为了长远的开颜。谁都是血肉之躯，谁都有人格尊严。没有未来利益的召唤，没有内心对你的不屑，没有基于自己的想开看透，谁愿意甘受屈辱？
但是，修养是用来让自己生活的更好，不是用来承受无端的欺凌。争与不争，要看是否影响到自己的生命质量；怒与不怒，要看自己的良知底线。
我说过，“忍得忍上忍，方做人上人”。但是，忍到极致是反击，忍到尽头是回头。狗急了跳墙，人急了怎么办？这跟修养可就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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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胡富
Fu Hu
广东雷州人士
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曾担任北京多家报社总编辑；
2007年弃文从商，于国内知名企业担任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