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烁
之二：41岁，一事无成，连续受挫
必须先看上两篇！
否则不如退出去！
从耶鲁来了一封信。
写信人是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雷诺兹(Loyld Reynolds)。耶鲁大学经济系在20世纪早期是经济学重镇，然后渐渐式微，到雷诺兹手上重回巅峰。他学术水平很高，更难得有识人之能。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这里呆了两年，即受其延请。雷诺兹一家与中国深深结缘，后人往来中国，专注投资中国艺术品，藏有大量精品。
雷诺德这封信振救了仍想成为学者的准商人赫希曼。他邀请赫希曼到耶鲁访学。
多次未遂之后，这次怎样打进学界？惟一的办法就是再写本书。在耶鲁第二年，赫希曼出版《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苦尽甘来，终于打响，面世即引发学界和决策界震动。
拉美成为显学。
政治变幻，卡斯特罗在古巴执政，左派和共产主义在拉美到处兴起。如何通过经济发展使拉美摆脱政治激进化这件事，从仅仅学界关注变成了政策焦点。此前的主流均衡发展理论行之有年，收效不彰。大家都需要新思路，这时赫希曼给了新思路：失衡发展理论。
它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均衡。失衡不再被认为是需要避免的危险，发展也不再是用一揽子手段使经济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相反，失衡为发展所必需，而发展反过来会造就新的失衡。如果发展需要一个总体策略的话，那就是保持住经济体内部的张力、失配和不平衡，它们为迅速增长提供动力来源。失衡才有额外的利润机会，企业家自会发现和利用机会，不劳他人费心。
43岁，赫希曼终于成名。
谁能想得到，数年前的一次自我流放，塞翁失马，终于使学界为他打开大门。观察拉美发展逻辑和当地企业家的种种努力，赫希曼说，失败可能是迂回的成功。这句话适用于他自己。
哥伦比亚大学聘他为教授。他在这里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成为同事，其实谢林也是赫希曼学术生涯的另一个贵人。此前在耶鲁任教时，正是他向雷诺德举荐了赫希曼。数年之后，两人还一起被请进哈佛大学。谢林与赫希曼惺惺相惜，都不走寻常路。谢林精研博弈论，以此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美国冷战策略及实务大有建树，而治学主要在兰德公司，也没用多少数学。
失衡发展理论之外，赫希曼还是彻底的改良派。不过，他所谓改良不完全与革命相对，包容比通常意义的改良更激烈的冲击。在他那里，别人眼中的动乱也可以是种改良。1963年，他在智利见到了刚在政坛兴起的阿连德，对其政纲颇具好感。好友、时任美国驻巴西大使给他去信，“也许十年之后你会后悔。”
十年之间，阿连德执政，激进国有化，大规模土改，然后在皮诺切特政变中被杀。
到今天再过几十年，理论来来去去，拉美的经济发展挑战依旧，政治左右剧烈摇摆的潮汐不变。以笔下学问去济坚硬时世，谁能无悔？
声名日隆，赫希曼花一整年时间全球考察发展项目，拉美之外，遍历非洲、印度。千头万絮，千变万化，哪能得出什么普遍结论？赫希曼总结出两个观察视角：
援助项目与当地制度的关系是发展带来的永恒争论。一派认为援助无须也无法去改变当地制度，那无非使问题政治化，带来更大风险；一派认为如果当地制度不发生有利于发展的变化，则援助项目多半一场空，不仅浪费资源，往往加剧现有制度的扭曲，因为援助带来的利益必然流向现有精英。这一争论到今天仍然未解。
赫希曼的观察视角与此微妙不同：项目本身会创造新制度。比如说，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抓的一个巨型水利工程完全失败：耗时耗资远超预算，效果远低于预期。赫希曼却认为不尽然，失败只是从项目最初的出发点而言，但巨型项目的启动、完成、运行，改变了当地经济生态，冒出无数机会，生意人见机而作，当地社会和经济网络相应重新组织。
如果赫希曼有机会看中国的高铁跃进，恐怕有同样的思绪。
扩展开去，他认为大型项目自带两类相反的制度属性。一类能激发社会和经济创设新制度，一类接受、强化既有制度。前者制造“新特征”（trait maker），后者只是接受已有特性（trait taker）。在非洲和印度，前者的例子是大型水利工程，后者的典型是公路。大型水利工程几乎没有灵活性，一旦设计施工完成就无法更改，只能是现实作调整向其靠拢；后者则太过灵活，哪里需要修路就修到哪里。前者是社会将就项目，后者是项目将就社会。
对还是不对？
只能说，赫希曼视野更宽更往下直到底层，看到了巨型项目给对经济与社会带来巨大外部性，于是摆脱项目与制度鸡生蛋蛋生鸡的死胡同问题，并导出第二个观察：这些巨大外部性是项目制定者不可能想得到的。原因不仅在于与巨型项目相伴的低能见度外，更重要的是操办这些项目的人有既得利益，为把项目搞下去会激发出事前无法预见的能量。
主其事者总是想于接下大项目，接下来后总是只报告好消息，坏消息先压住，然后接着想各种办法做下去，哪怕超期超预算，如果完成了，整个社会算总账，大多还是划算。
赫希曼称这种行为为藏着的手（hiding hand)。与亚当斯密所说市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不同，看不见的手有时诈你，藏着的手几乎总是诈你，但两者都可以有好结果。
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此我必须举手反对。我们对藏着的手并不陌生。超期超预算变成钓鱼，钓鱼变成烂尾，烂尾变成灾难，见得还少吗？数年前，财新同事曾有调查报道，标题就叫作《怎样搞砸海外项目》，细细讲述某国企在欧洲大型项目上折戟的故事：他们把可能搞砸的都搞砸了。这不是中国特色，藏着的手处处都在。
对藏着的手，赫希曼报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他看到计划之外、意料之外、预期之外无处不在，而其中时有惊喜，于是放飞乐观，走得太远。不过，他给项目制定者的建议还是对的：未来充满变数，所以进展与计划相违不必是坏事，计划制定时就要保持对变化的开放态度，然后时刻监控，对意外始终敏感，扶持那些正的意外，翦除那些坏的意外。
所谓发展，就是启动项目，振动社会，激发意外，管理意外。
洞察人性，周游世界，自下而上，赫希曼早已不再天真，却仍然乐观。毕竟，他是个发展经济学家。
很快，他会戴上一顶新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