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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看电影在我们心目中甚至比过年还让人激动。常常是跟着大人，跑到几十里外的邻村，黑灯瞎火，路途坎坷都不在话下。
倘若村里来了放映队，那更是早早就搬上凳子去占位。就连放映队的两个人，也成了我们最可爱的人。只要他们到了，村里照例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常常看着他们吃完饭，然后形影不离。从他们拿着绳子发动马达，再挤在他们身边听他们的讲解（那个时候村民听不懂普通话，电影的画面由放映员讲解）。电影结束了，我还要眼看着他们收拾好一切，再依依不舍的回家睡觉。
上了初中后，便在公社（镇子）里了。这时候看电影的机会比在村子里要多得多。而且，公社的粮所也已经有了一台巴掌大的黑白电视机，下完晚自习，可以偷偷摸摸跑到那里挤着看一会儿。但是，看电影仍然是我们最幸福的节目。在公社的附近，有一家国营林场，几乎每周都有一场电影。而这个时候，学校就会提前广播，说今晚林场有电影，晚自习可以不上了。这种消息总是让我们欢呼雀跃。
后来，随着电影频次的增加，学校就不能每次都允许我们不晚自习而去看电影了。怎么办？我想了一个法子。
学校有一台发电机，晚自习都是靠它的发电照明的。如果电机坏了，晚自习也就自动取消了。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希望那台发电机坏了。尤其是林场放电影的时候。可是，发电机坏的时候不多，因为有一个专管员管着，一有毛病他就格外的敬业，迅速把它修好。因此，我们心里也同时暗暗恨着那个专管员。
有一次，林场又放电影了。学校也没有广播。我叫来班里一位跟我一样成绩不好，又讨厌晚自习，而且特别爱看电影的同学。我面授机宜，叫他趁着专管员吃饭的时候，把发电机的管子拔了。他果然听话，鬼鬼祟祟跑到机房（没有门），真的搞起了破坏。那天晚上，我们自然如愿以偿，可以不上晚自习而可以看电影了。
如今，我连电视都不怎么看了。但孩提时代电影给我造成的影响，以及在观念上的误读，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比如，电影里每次出现反面人物的时候，他们照例是满脸横肉，或者凶神恶煞，让我至今一看到那些一脸赘肉的，便自觉不自觉的有点反感。
比如，一说到“解放前”“旧社会”，总觉得那时天空都是黑沉沉的，整个社会到处弥漫着“血雨腥风”的恐怖，以至我现在一读民国史，脑海里总是出现一幅灰色的画面，仿佛旧社会一切都是黑的，旧的。
比如，所有英雄人物，都是国字脸，剑眉，一副大义凛然，无所不能的模样。所以现在偶尔看电视，看到那些小鲜肉扮演的“正面人物”，心里就会生出抵触。
诸如此类。
其实，所谓的“坏人”，大多是长得人模狗样儿的，他们甚至比所谓的“好人”都要帅的多，全然不是满脸横肉的形象。
其实，解放前，旧社会，太阳照样是耀眼的，天空照样是蓝色的，大多数人照样都过着菜米油盐的世俗生活。所谓的“血雨腥风”，实际上跟现在“严打”犯罪分子差不多，或许只是性质不同而已。
其实，许多“好人”，只是在某件事情上，某个历史事件上表现他们的出类拔萃，而不能说他们什么都好，更不能说他们一定要长得好。
但是，我们就是经常这样被艺术和说教“偏见”了。而且，我们常常以为这种“偏见”就是“真理”。
我们的许多偏见，都是以一种“概念化”的形式出现。一说到英雄人物，他们就是正义的化身；一说到历史的“反面人物”，我们就把他们概念化为恶魔，即使他们对历史有所贡献，我们也会一笔勾销；一说到这个人“好”，便觉得这个人什么都好；一说到这个“不行”，就什么都不行。
事实上，英雄人物也有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坏习性；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也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一个看起来很成功的人，其背后可能就是一身肮脏；一个被唾弃的“失败者”，或许只是命运不济而已，其他方面没准儿都很到位。某位员工被领导认为“不行”，但是，他哪里不行？有可能只是在某件工作上，或者几件工作上没做好，而被戴上了“不行”的帽子。这就叫做“概念化”评判——人们对他人的判断，只是根据寥寥的事例，而不是长期观察，公正看待。人一旦被定性，就会让别人形成固定看法——你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那么，你做什么好像都不会怎么样。其实呢，他可能只是某个时间，某件事情上做的不怎么样。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在一个被别人包括自己偏见了的世界。很少有人去关心那唯一的“真相”。
这是一种可怕的相互不负责任。这种偏见了的社会，对每个人，包括你我，都是一种有意无意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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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胡富
Fu Hu
广东雷州人士
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曾担任北京多家报社总编辑；
2007年弃文从商，于国内知名企业担任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