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章士钊反对白话文，在报上撰文说，文言文“二桃杀三士”何其简洁，若换成白话文就啰嗦了，要写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鲁迅就禁不住“呵呵”了。

“七月流火”，是个很“坑爹”的词，很多人在这个词上丢丑露怯，甚至是一些名家大腕。　

前几天，我出席一文化论坛，来自各地的代表济济一堂。开幕式上，当地文化局领导致辞欢迎，热情洋溢地说：“七月流火，但我们的心更热，会议的气氛更热烈。”听得懂的人，多少有点替他尴尬。《诗经·幽风·七月》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意即一颗叫“大火”的星渐向西方流动、下坠，天气开始凉了起来。发言者对“七月流火”望文生义，谬之千里。好在环顾四周，对这个典故知道者不多，所以引来的笑声也有限。　

几年前，堪称文化“大咖”的某大学校长，在对台湾客人的欢迎词里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也错会了意，正好把意思弄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作为一个有一大堆头衔的文化名人，在这个词上摔跟头，似不大应该。所以，参与活动的媒体都没少出讥讽之语，有的还很尖刻，质疑其学养能否担纲著名高等学府。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厚，不下点工夫是难窥堂奥的。即便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也未免百密一疏，出现错漏，贻笑大方。当年，学者章士钊反对白话文，在报上撰文说，文言文“二桃杀三士”何其简洁，若换成白话文就啰嗦了，要写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鲁迅就禁不住“呵呵”了，说“三士”是三个武士，而不是读书人；继而讽刺说“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令章士钊大窘。章先生当然不是没文化，无非是记错了，不过他也因此受益，会永远记住“三士”的身份。

1998年6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一家晚报著文《漫谈皇帝》。文曰：“生于高墙宫院之内，对外边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随后，著名学者钟叔河在同一栏目撰文纠错：“老百姓断了粮，却怪他们为什么不吃清蒸狮子头，的确荒唐可笑，但笑话的主角却是司马衷而非陈叔宝。”看到钟文后，季羡林诚恳地对记者表示：“我弄错了，应该是晋惠帝。”两位大学者，一个纠错不嘲讽，一个认错不辩解，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如果说连文人学者都难免会在“七月流火”这样的词汇上出现失误，其他人等犯点文史错误也就更不足为奇了。美籍华人歌手李玟听到歌曲《满江红》，就问：“歌词是谁写的？”“岳飞。”“那我可不可以请岳飞帮我写歌？”她是典型“香蕉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错把八百年前岳飞当成今人，倒也无可厚非。可当我在电视剧里听着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演员，一本正经地把“一抔黄土”念成“一杯黄土”，还是没忍住笑出声来。　

学无止境，天外有天。无论是研究、传播或卖弄文化，都要认真谨慎。就算有点真才实学，满腹经纶，若需发声时，也应做足准备，不能想当然，对自己的记性太自信。弄不懂的词，查查《辞海》，念不准的字，翻翻字典，把握不好的典故，翻翻常识书，免得张冠李戴，忙中出错，被人嘲笑“没文化”。再不然就学学上综艺节目的蔡少芬，“不懂就不乱说话”，这就叫藏拙。　　

坊间流传一句话“没文化很可怕”，似有些夸大其词。若说是“没文化很可笑”，还有几分道理。因为，没文化既不赔钱，也死不了人，但丢人失面子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