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三月，特此选登一组近年从“新概念”走出的作者李雨荃的往期作品：我们怀着一腔热情，来到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性教育项目，然而我们的努力，也许是一块拼错了的拼图。

　　作者 李雨荃

　　文华学校在海淀区的韩家川村，一个再往里面探就要钻进山中的偏远角落。这是一个打工子弟学校，他们拥有一小块操场，一间“L”形的平房，这就是全部的校园建筑了。如果要给这个地方挂上一块铭牌——你想象中任何小学校门口都挂着好几排的牌子——那么上面写的一定是：最佳支教承办基地。我之所以会去到这么一个地方，也是支教的缘故。我们做的是一个性教育的项目，对象是文华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其实我很赞同“短期支教不如不去”的观点，毕竟精力旺盛的大学生总是容易把小小个子活蹦乱跳的小孩儿当成某种小动物，驯服小动物带给他们成就感，使他们的慈善心理得到满足，然而让小孩子去承受这么咋咋呼呼的人，半年一年地来去过往，其实是相当残忍的一件事。

　　提起支教，很多人总会嘴角上扬，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温馨的场景：下午的阳光暖和得恰到好处，凹凸不平的操场上，一群小孩子围着来支教的志愿者，拉着他们做老鹰抓小鸡之类的游戏。在寄托了我们美好期望的镜头里，洋溢着和谐、融洽、天真、充满爱意的气氛，如果画面就此定格，这张照片一定能凭借着它的内容和立意，内敛地笑着把一个什么摄影奖项收入怀中。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常态，我们从来不自我界定为那种带去关怀、支持和希望的天使，而是务实现实得多。我们只请求拿出这些孩子一节自习课的时间，来听我们讲一讲很久以来都被忽视的内容——毕竟从认识自己到防止性侵的相关知识，多少年来只能在生物课上自学。老师尴尬闭口不谈，学生窃笑一知半解，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了解带来的误解和伤害却在不停地增加。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结课了。你如果问这个项目有没有成功，我不能给出一个完全肯定的答案。我们不仅被迫中止了课程，而且在之前的课堂上，很多孩子们还只是把我们当作陪他们玩一节课的玩伴，很开心，很激动，很活跃，却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在我们最后离开文华学校时，我回头看这所只由一层平房搭建而成的小学，然后乘着375路公车，从韩家川村返回北宫门地铁站，再坐地铁回学校。中关村霓虹闪耀，韩家川村破旧沉默，颠簸了如同两个世界这么远，竟然没出海淀区。

　　第一次前往文华时，我总怀疑我正坐在一辆开往北方小城镇的客运大巴上。那些招牌破旧甚至脱落的器材小店，那些桌子上永远有油渍的昏暗的小饭馆，那些小平房和摩托车，以北京秋季肃穆的颜色为大背景，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致。我很少见到这样的街景，下车以后经人提醒我才意识到——我们就是在一个镇上的村里啊。我又问：“文华学校在哪里？”舍友指着道路尽头一块红底白字的广告牌说：“就在前面。”那块广告牌就像任何一个小吃店的广告牌，然而它居然是一所小学的校门标志。我就这么面色平静假装镇定地推开了那扇铁皮大门，走进了一个不到一百平方米的水泥地，这就是操场了。一个穿着桃红色亮光羽绒服戴着袖套的女人走过来，不耐烦地拉了一下操场旁边小平房屋檐下的电铃，代表着下课。所有初次看到这样一幅场景的志愿者都叹了口气。我们充分设想过这里的环境很简陋，但当这样落后的条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仍然感到难过——为这群从小学开始就落后在起跑线上的孩子们。我们班上有一个四年级的女孩，在课堂上特别喜欢插话，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成熟。可这并非是令人称赞或心疼的成熟，而是一种令人哀叹的成熟。在有一次我们讲到成人礼时，她突然大声说：“以后我要让我爸出十万块钱给我办成人礼！”十万块钱对她来说显然是一笔巨款，令我们惊讶的是，四年级的女孩居然对金钱的款额有了如此明确的概念。我似乎感觉到了她的欲望并非是对一场成人礼的——而是单纯对于金钱的。她还发表过另一句经典语录：“有钱任性，没钱认命。”这样一句消沉的话出自于她的口中，与她稚嫩的面容严重违和。我把合照发给我妈，她指着这个小姑娘说她长得挺好看的。我不知道这种早熟的心态和姣好的面容综合在她身上，究竟会为她带来什么。我曾经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专门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像是给这些孩子戴了一个项圈规定他们的身份，把一群有如此相似经历的孩子放在一起，无疑会造成他们成长环境的单调，他们自然也无法获得什么很好的资源。然而从北京严苛的入学规定来看，如果没有这么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地方读书。这是一个无奈的在缺与滥之间的抉择。

　　考虑到打工子弟学校这群孩子很可能家境不好，缺乏父母的陪伴与老师的开导，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我们一开始担心过他们会沉默寡言，导致支教的课堂氛围沉闷，事实倒是证明我们完全错了。这群孩子在课堂上的积极程度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不过他们的这种积极倒不是针对课堂的，他们的积极来自于一种原始的、难以消亡的活力。用“人话”说，他们的课堂纪律很差。他们在上课时间会满教室跑，会蹲在地上或者跳上桌子。他们高声说话，互相攻击。一年级的一个小男孩似乎有在地上爬的癖好，他经常出其不意地从自己的桌子底下窜出来，“嗖”的一声爬到教室的另一边去。我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维持纪律，确保他们都能待在自己的座位上。但是我们的努力完全不及他们班主任的威力。桃红色羽绒服的女人拿着一根尺子径直走到最闹腾的学生面前，一句“你怎么又闹，你给我站到后面去”就使这个男孩低下了脑袋。

　　大多数时候，文华的教育理念（我们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一个理念）让我们难以理解。我们自诩为受了完整义务教育并在一所知名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是性教育项目的志愿者，我们代表的应该是文明、开放和先进。然而面对这群过分喧闹的学生，我们满脑袋装着的是“平等、尊重、维护每一个学生的自尊”，这些正确却根本不如老师的体罚来得有效。我们怀疑这里的老师受的教育本身就不全面，我们担忧这些孩子被剥夺了上正课的权利而成为了校方和志愿者交易的商品，然而如果不是这个学校和这些老师，他们又能在哪里接受教育呢？在看似正确和看似错误的矛盾中，“看似错误”从某种层面而言可能是更合适的解决方式，这让我们感到迷茫。局外人以高姿态绘就的蓝图，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时，就像一块拼错了的拼图，怎么摁都塞不进去，哪管你的拼图是否美妙，是否光荣，是否伟大，是否正确，是否甜蜜，是否充满了崭新的希望，是否充满了你一腔犯傻的热情。

　　文华缓解了“缺”的问题，似乎已经是一个大功臣了，在教育水平和教育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暂时没人打算去强求解决。由于这里缺乏专业的教师，只能大量招募志愿者。每当下课我们踏进校门，一群一群的小学生便从小平房里涌出来，花花绿绿的一大片，有的自己结成小团体开始玩游戏，还有的见到来支教的志愿者就扑上来：“哥哥姐姐你们教几年级啊？”除了一年级以外，这所学校的其他年级都只有一个班，如果你教的不是他们年级，他们就会立马放开你的裤子离开。他们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要找到一个陪他们玩的人，如果你办不到，那么也不用在你身上浪费表情。当初我就好奇过，按理来说不论在什么小学，普及性教育都不是易事，很多老师对此还是谈之色变的，我也好奇过这样一所设备很不全面的学校为什么会答应让我们上课。负责这个项目的舍友说：“这个学校的校长基本对志愿团体来者不拒的，就问你上什么，什么时候上，拿一个本子记下，你就能来上课了。”学校的铁门旁边挂着好几个“志愿基地”的牌子，之前几乎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志愿团体来这里播撒爱心。最后一天我们走出校门时，正好和外面几个一看也是学生的人撞了个正着，大家相互审视着，像在比谁更充满大爱。之前上课也碰到过两队人马冲撞了时间和教室，找到校长那里，校长大手一挥：“那你们以后别来了。”从此我们失去了六年级的课堂。不过校长也不总是如此态度差劲，有一次刚好教室里有老师在讲课，校长给的答复是：“把老师拉出来，你们去上课就好了。”

　　换句话说，文华对于我们的接纳，并不是由于校长女士或是谁认可了我们这个性教育的项目，而是由于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我们正好填补了一个空缺罢了。可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已是项目结束后了，我们愤愤不平地坐在回程的公车上，胸中一股年轻人壮志未酬的怒气与遗憾在横冲直撞，中午赶着吃完的半个油腻的手抓饼也在胃里翻腾，于是人就被裹在一颗情绪复杂的茧里面，抽光了所有力气。

　　我们这才意识到，尽管有些孩子闹腾的本领极大，专门擅长不配合，与他们相处了这么多节课后，我们已经把心力和愿望倾注在他们身上了。思及此，失落的嘴角总算略微上扬，呈一个颇有人情味的新角度。还记得第一次站在文华下课的操场上时，我是僵立的，像一小截冻坏了的老树干，因为我不是一个同情心泛滥的人，通常我不怎么喜欢小孩子，也不怎么会跟小孩子相处。有一天我一个人走在北京寒冷的街道上，经过叶子掉光的树和宽阔的大马路，经过下午四点的太阳照射的一群追逐打闹的小孩子，我只是想着，这样真好啊。然而即使有一个小女孩，大眼睛白皮肤的，拿着两片叶子撞在我身上，抬头看我，她的甜美的笑容和调皮的吐舌都不能激发我想早点生个这样的孩子出来玩的欲望。也许是年纪未到，然而不可否认，我身边挺多女孩儿都有一个给自己的女儿编辫子的梦想，我没有，我从来不想这件事。我——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在想起“我的孩子”这件事情时，只担心他或者她这个东西会不会长得很丑，那要怎么办呢。于是我深刻地反省了一下，发现自己的确缺乏那种看到小朋友就能愉快地蹲下去陪他们玩老鹰抓小鸡的能力。那我只是站在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小学生中间看着，看着他们有一点脏的脸，看着这凹凸不平的水泥地，心想着这块简陋的操场，还不如十年前我们小学的器材区大。

　　直到去多了几次后，才逐渐对这里的孩子和环境熟悉起来。我上课的是四年级，通常你并不需要自己走进去，会有一群小孩子簇拥着你，把你推进他们的教室。一间没有瓷砖只有水泥地的教室，在第一排前面并上两张课桌就是讲台，上面放着粉笔和作业。近地面的墙壁已经脏了，他们就靠着墙壁，笑着看着你。这种笑让我想到过去巡回马戏团进入某个城镇时，居住在那里的孩子们那种激动的、好奇的笑。当我第一次去上课拿起手机时，他们会兴奋地冲着镜头比“耶”，他们笑容纯真、充满动力，经常在镜头里面留下一个快速移动的虚影。女孩子会扑在我身上要求合影，她们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和腰，紧紧地与我黏在一起，大声笑着，这是一种快速而来甚至令我都没有防备的亲近和信任。他们比一般的小孩更善于表现对人的依恋——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他们转而对志愿者寻求这种陪伴。在慢慢了解了这一群穿着不怎么干净、不怎么精致、当然也不怎么崭新的衣服的小朋友后，每当他们下课向我涌过来时，我的眼睛里都会盛满了那么多亮晶晶的眼睛，这些光芒将我击中了，我想这种光芒足以击破任何的铁石心肠。最终我还是愿意蹲下拥抱他们，我愿意为他们摇绳子看他们跳得越来越快。当一个孩子企图抓住另一个孩子时，我毫无犹豫地愿意替躲避的那个孩子当一道壁垒。不仅如此，我们非常渴望能够将这些我们认为相当重要的知识教给他们，让他们真正理解和掌握，学会自我保护。

　　可是很快，他们就教会了我们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性教育课程最尴尬之处在于，小学生很难正确看待它。他们要么因为感到羞耻而将其视为恶心的洪水猛兽，要么因为感到羞耻而将其视为某种搞笑的事。我说男生的私密部位包括阴茎，几个男孩子就在下面窃笑着说“小鸡鸡”，女孩子举起手说老师他们不要脸。我问你们知道婴儿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吗？一个男孩说“屁眼儿”，整个班级都跟着大喊“屁眼儿”，我们站在讲台上，认真地说：“错了，是阴道。”他们甚至不愿意面对这些部位。他们的回避以及不正当的看待方式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和抑郁，甚至有其他班的女孩子回来后觉得课上不下去了。

　　直到突然得知我们的课被校长女士生生砍去了两节时，我们决定把最重要的事情一并在最后一课上讲出来。四年级的孩子已经要开始面临发育的一系列变化了，他们对事实也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我们走进教室，把他们赶回教室，认真地说，我们会讲一些严肃的甚至沉重的事情。

　　在这节课上我们讲了生殖器官——我在黑板上画了子宫和阴茎的简图，因为他们没有电脑和投影仪——我们讲了第二性征发育，讲了月经和遗精——我们讲了受孕、怀孕和生殖——最后我们讲了性侵。我告诉那个在课堂上写语文作业并且全部写对的男生，告诉那个一直揪前桌女生辫子的男生，告诉那个戴着眼镜总是抢着答题但每次都在捣乱的男生，告诉那个总是不能安分坐在座位上皮肤特别白的男生，告诉角落里安安静静不说话的男生，告诉所有的男生——男孩子也是性侵的受害者，有统计证明性侵男童的比例甚至超过了女童。我告诉那个听到这个消息暗暗比了“耶”的女生，告诉那个第一排目光明亮总是认真聆听的女生，告诉那个忙着和后排打闹的女生，告诉那个人小鬼大心思复杂的女生，告诉那个总是笑着的胖胖的女生——任何你熟悉的人都有可能会对你进行侵犯并对你造成巨大伤害，而只要你来了月经，性侵可能会使你怀孕，即使你只有十一二岁。接着，我们向这群孩子，讲了儿童性侵案受害者的案例。当我们告诉一群孩子他们的部分同龄人经历过怎样阴暗的侵犯，遭受了怎样的痛苦，却不懂自我保护、不懂拒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伤害时，这间闹腾的教室头一次被沉寂所包围了。那一个个似乎不会因劳累而休息的小身体，变得笔直而僵硬了，那一张张似乎不会为任何场合停止说话和笑的嘴默默抿紧了，抖动着。一刹那我们甚至为讲出了这些残酷的现实而感到抱歉，怀疑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怎么办呢老师？要怎么办呢？”半晌，他们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响起，重复着同一句话。

　　一个女孩子抱住了我的腰：“老师，你说要抓住附近的人叫爸爸妈妈，那如果他们不认我呢？他们叫我走开呢？”我听到了她的恐惧，她抬起眼睛看我，那种遭遇绝望的眼神，令我想到《熔炉》里的场景——小女孩躲在女厕所，抬头却看见校长的头从上面缓缓冒了出来，笑着，缓缓，冒了出来。即使现在我打下这一行字，在深夜里我仍然毛骨悚然，后背发凉。

　　于是我蹲了下去，找到了合适的高度，平视她的眼睛：“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但你要相信这个世界，好人多，坏人少。起码我认识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受到了妥善的保护安全地长大了。我知道你们也都会被保护得好好长大的。”我站起来，她把脑袋伸到我怀里。“如果你们遇到了需要求助的情况，不要犹豫地求助吧。即使我不认识，当你向我跑来惊恐地叫我妈妈，即使我看起来再不像你妈，放心吧，我会乐意假扮你妈的。这里的每一个哥哥姐姐，都愿意做你的爸妈。”她的脑袋在我怀里拱了一下然后缩了回去，她抬头看着我，“那你能不能一直保护我呀？”

　　我知道我不能，这节课后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见面。我拒绝做任何他们可能会受到伤害的想象，但我拒绝想象不代表伤害不会发生。今天我们已经够残忍了，我已经没有继续讲一些让他们惧怕或者失望的事情的勇气了。

　　“我会保护你们的。会有人保护你们的。”跟任何人谈永远都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尤其是跟这群信任我们的小孩子谈永远。因为这时候他们的“永远”是确确实实的“永远”，而不是成年人惯常用来做虚假的山盟海誓的“永远”，用来蒙骗自我和他人的“永远”，用来强调明明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的“永远”。下课铃响了。我们的最后一课结束了。

　　在最后我大声问他们，“如果你们真的记住了我们教过的内容，请举个手吧，答应我们一定会爱惜你们自己，保护好你们自己。”

　　四年级的小孩子顿时把手举得高高的。满教室挥舞着他们的小手臂，气氛似乎又活跃起来了，一丝一丝的喜悦掠过我们心头。

　　坐在回城的公车上，我试图避开那种离别情绪的感性干扰，去分析这最后一课。即使我不想去思考，我也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真的记住了我们的课程，他们有可能只是出于跟风和有趣举手罢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我们几个月的性教育课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女孩子发育的时候会主动告诉妈妈她们要买小背心，来例假的时候不会绝望地觉得自己要死掉了，男孩子第一次遗精时不会觉得这是尿裤子而感到羞涩甚至自卑。他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拒绝不怀好意的触碰和抚摸，拒绝更深的侵犯。在最可怕的情况下，他们也要勇于宣称自己受了侵犯，而不是成为一个畏畏缩缩的长期受害者。

　　我们离开了文华。郊区路况不好，公车颠簸着仿佛是在马路上航行。我窝在座位上，裹在情绪复杂的茧里，车厢哐口当的响声与我的缺失感形成了共鸣。十二月的一个下午，校长女士对我们说：“你们下周就不要来上课了，期末我们老师课都没上完呢。”文华的教室并不很像教室，但校长室颇有校长室的模样。她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面无表情地说，“你们教的东西没有用，你们又不教语数英，他们只是觉得你们很好玩而已。下学期你们早点来，就不会上不完了。”她的脸宛若一张薄薄的木板，她的嘴角弧度不喜不悲，她没有传递出任何明显的情绪，她并不回避也并不排斥，她简单地将我们的行为归结为一群学生的玩闹，她不是因为缺乏了解而抵触我们，她根本不试图来了解我们。她的态度正是我们遇到的困境，我们被当作一群为了新鲜感来进行实验的毫无意义的人，我们不需要被重视，我们的课程也不需要被重视，我们告诉孩子的事情似乎像是一节课的板书一样悉数被擦去，从此再无踪迹。我们整个项目团队的一腔热血在校长女士面前就像是她随手打死的一只母蚊子拍出的血，只能隐隐期望，那群昏暗教室里的孩子们终究能明白我们的意图。但性教育这么一个异常敏感的项目，绝非是我们和小朋友们共同努力就可以完成的。校方在其中的缺席令我们看到了未来的迷茫和不确定性，在下一个学校我们会经历什么？直到何时我们才可能得到支持，而非被视作小打小闹而遭到忽视？在文华我们到底收获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我怀着巨大的缺失感，在这急需睡眠的周五午后，昏昏沉沉地感受到街景从荒凉一点点步入繁华，却始终无法入眠。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7年四月号。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