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没有见过外爷，只知道外爷是个像白嘉轩一样的小地主，日子过得不错。母亲说她很小的时候光屁股坐在外爷的怀里，伸手就可以揪到外爷的胡子。循着母亲零碎的记忆和文字，我在脑海中极力想要拼凑出一个外爷的样子。
杜玉梅
01
记忆中的父亲，高高的个子瘦瘦白白的，留着长长的胡须。夏季穿一件蓝色的粗布衫，黑裤子，圆口布鞋。到了冬季，换上一身母亲缝制的蓝色棉袄黑棉裤，脚上是母亲做的布袜子，棉窝窝（棉鞋）。
父亲喜欢抽水烟，也喜欢打麻将。那个时候，父亲他们打的麻将是一种纸麻将，样子和过去乡下玩的那种细长的“花花牌”有点像。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父亲对我格外疼爱，去赶集或是走亲戚都帶着我。过去清明节上坟女孩是不能去的，但是父亲每年都带着我。我的大堂嫂和我开玩笑说：“你是穆桂英阵阵到，我伯去哪儿都带着你。”
父亲兄弟五个，住在两个相邻的大院子里，是那种很大的地窑，每个院子东南西北的打着十几口窑洞。
02
那个时候，兄弟几家一起过日子，过年时人多，特别热闹。年三十这天，母亲和几个嫂子做饭，母亲窑里有一张古老的大方桌，上边摆着爷爷奶奶的照片。那个时候，家里日子过得好，爷爷奶奶是有照片的。可惜后来，那些照片都不知去了哪里。
父亲从一个大木箱子里边取出一套漂亮的祭祀用品，应该是银的吧。一个香炉，两个蜡台，两只香筒，还有两个花瓶，共七件。父亲将这些擦干净，摆在桌子上，插上香，点燃一对蜡烛，花瓶里插上柏树的树枝或母亲做的纸花，再摆上母亲做的花馍和祭祀用的饭菜。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的，桌子四周还会罩上大红的桌裙，墙上会贴上叔父写的对联。有了红的对联、红的桌裙、点燃的蜡烛，喜庆的年味一下子就跳了出来。
这个时候几个堂哥也忙着给灶火爷、土地爷和马王爷烧香摆贡品，点上蜡烛，贴上对联。
一切准备就绪，祭祖的仪式便正式开始。这时，家族中所有男丁都集中到母亲窑里，按辈分高低年龄大小从前到后，依此跪在祖先牌位跟前，人多的时候，窑里跪不下，辈分小的就跪到了窑洞外边。焚香，奠酒，磕头，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不例外。平时再淘气的男孩子，这个时候也会乖乖地学着着大人的样子，磕头作揖毫不含糊。
祭祀仪式结束后，男孩子们跑到屋外放鞭炮玩，父亲和几个叔父还有年龄大一些的堂哥坐在母亲的热炕上，炕上支着一张小桌，上边是母亲准备的几个小菜，大家喝酒吃菜，谈天说地，其乐融融。这个时候，母亲则和几个嫂子在另一个窑洞里说说笑笑，满院子都是焚香的味道和浓浓的年的味道。
03
到了每年的七八月，路旁的马莲和地畔上的白蒿长到二尺多高，父亲就领着我和哥哥去割。割回来晒上几天，父亲把马莲搓成细绳，编成草鞋，下雨天穿。把白蒿搓成粗粗的绳子，老家人叫它火腰子。搓成的火腰子一截截盘起来晒干，保存好。
火腰子主要是用来当火种。那个时候火柴很少见，更没有打火机。父亲把火纸裁成一寸宽的细条，捻成空心的长条。做饭，点灯或者抽烟时，拿上一根，放在没有明火慢慢燃着的火腰子上，用嘴一吹，用火纸搓的细条就被点燃，然后再用它点燃柴禾，做饭，烧炕，点灯，父亲抽水烟时也用它点火。
夏日里，家家户户的窑洞门口和窗户也会挂上一截冒烟的火腰子，用它来熏蚊子。
父亲去世时我才八岁，对父亲的记忆只有一些碎片。更多关于父亲的事，都是后来母亲讲给我的。
04
母亲说，很早以前我的曾祖父领着我爷爷兄弟三个，从甘肃逃难来到陜西。后来，在照金香山脚下一个叫后槽的村子落脚。父亲十九岁那年，已经开始管理家事。父亲跑到照金南边三十里外的小丘原上，到了一个叫阿都寨的村子，发现那里土地很平整，又紧挨着小丘的集镇，条件比照金的后槽好很多。于是父亲就和爷爷商量把后槽的地卖掉了一些，在阿堵寨买了十几亩地，又买了一院旧窑洞，把爷爷奶奶和几个叔叔搬到了这里生活。留在山里的土地租了出去，每年会派人去收租。
以前在照金的山里种地用不上大牲口，到了小丘原上，地多，又平整，家里便添了一头骡子。父亲没养过骡子，买回来的当天夜里，吓得不敢睡觉，一晚上都蹲在炕上看骡子吃草。花了那么多钱，唯恐有个闪失。
父亲很年轻就掌管家事，领着全家老少勤勤恳恳整日劳作在田间，父亲的聪慧和一家人的勤快，使得家里的日子一天天殷实起来。后来有了钱，就供我的叔父上学。叔父知书达理，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又懂风水，成了小丘原上有名的风水先生。
听母亲说，我们家好长时间是良田百亩，骡马成群，在耀州城和柳林镇各有一个商号，购置了当时最时尚最阔气的一辆大马车。这辆大马车农忙时给地里送粪往回拉庄稼，平日里给两个商号进货物，我们家也成了小丘原上数得上的富户。
05
家里的日子过好了，但父亲始终勤俭持家。父亲常对家里人说，要知道咱们也是从穷日子过来的，不要一饱忘了千年饥，丰收了要记着欠收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好了，村子还有好多穷人。村里人和亲戚来借钱或借粮时，父亲总是慷慨解囊，而且不收利息，谁家太困难了，父亲就直接送粮送钱。
据母亲讲，有一回我的大堂哥请示父亲说：“村里姚德福借咱家的钱还不起，说他家有一头大肥猪可以抵债，问咱要不要？”
堂哥的话没说完，就被父亲骂了一顿：“你没看姚德福卖婆娘不？人家可怜的一家子就指望那头猪过年哩，咱咋忍心要人家的猪？”父亲骂过后，又语重心长叮咛大堂哥以后做任何事都不能在窄路上等人：“你给他说，有了就还，没有了就算了。”
村子有一个叫姚明财的人，大家都叫他姚三。姚三父母去世时他才十二三岁，家里很穷无人照管，父亲就把姚三接到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姚三长大后，就跟着父亲在地里干活，父亲花钱给他娶了媳妇成了家。姚三说是家里雇的长工，其实和父亲如同父子一般，同吃同住，同干活。
母亲说，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部队路过，在村子住了几天。住在我家的是个当官的，有一天他手下的一个小士兵不知道犯了啥错误，被那长官捆在一个长凳上，打得哭爹喊娘。父亲看士兵还是个孩子太可怜，就向长官求情，可那长官根本不听，继续打。眼看就要被打死，父亲一着急就爬在孩子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着孩子，让打自己。长官见状，这才住了手，那个可怜的小士兵终于逃过一劫。
有一年，我的大哥领着两个长工赶着马车去三原进货。说是路途中有一个天桥，很高。正在桥上走着，不知受了什么惊吓，三匹骡子狂奔，拉着马车从桥上横冲了下去。多亏大哥和两个长工跳得快，要不也跟着一块掉了下去。
大哥吓坏了，想着这下三匹骡子和车全都完了。一时心急，自己也不想活了，就要往下跳，被两个长工拉住。几个人绕道下去，却发现三个骡子什么事都没有，在沟底悠闲地吃草。一看套牲口的绳全部断了，一个车辕摔坏，把一只骡子的屁股擦破了一片，其他的竟然都完好无损。
消息传回来，村里人都感到很奇怪。邻里的一个婶子见了我母亲就说：“四嫂呀，那么高的桥，掉下去竟然一点事也没有，是神在保佑着你家，这都是我四哥人好作善事积的德啊。”
06
后来，父亲年事已高，就把家事交给大堂哥去打理。大堂哥参加了革命，在马栏革命根据地工作。那时部队很穷，没有钱，堂哥就把家里好多地和两个商号卖掉，给组织作了经费。堂哥也因为工作忙，顾不上家，家里的日子慢慢穷了下来，后来就分了五家各自单过。
解放后划定成分时，父亲兄弟五家都划定成了中农。到了1965年“清理价级队伍”时，村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家是漏网的地主，就到处搜集材料。调查到姚三老汉那里，老汉说：“我在杜家七八年，人家没把我当长工待。我的老婆都是杜老四给我娶的，没有杜老四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能昧了良心胡说。”调查来调查去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最后给我家定地主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父亲以他勤劳善良的品德，得到了家人和村人的爱待和尊敬。父亲陪伴我的时间虽然只有8年，但父亲的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文 杜玉梅 图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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