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霸魏文侯是怎样大国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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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真水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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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王东迁，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此后的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
公元前661年，西周所封的魏国，被晋献公灭掉了。这个魏国，不是战国时代的魏国，是与晋国同时存在的周朝分封的小邦国。晋献公把原属魏国的领地封给功臣毕万，称为魏大夫。魏文侯就是毕万的后代。
晋献公时代，晋国大肆向外扩张，国力大增，但国内却因继承权问题发生内讧。晋献公的儿子重耳流亡国外，后在一些大臣的拥立下，归国即位。这位重耳，就是赫赫有名的晋文公，当上国君以后不久，就成了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春秋霸主。
到了晋昭公时代（前531——前526）以后，晋国权力下移，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六位大臣控制了整个晋国朝政。六家互相争权，角逐激烈，范氏和中行氏，首先被灭掉了。所剩四家，智氏实力最强，智氏骄横，欺辱三家。晋哀公四年（前453），韩、赵、魏三家忍无可忍，联手灭掉了智氏，赵简子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漆，当成酒器饮酒。当时参与灭掉智伯的魏室之主是魏桓子，桓子之孙叫魏斯，魏斯就是魏文侯。
魏文侯于公元前445年即位，公元前403年，东周的天子在韩、赵 、魏三位晋国大夫的强烈逼迫下，正式承认为他们为诸侯，韩、赵、魏都成了真正的封建国家，不再是诸侯国之一的晋国的卿室大臣。魏文侯，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真正建立者。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再度联手，把他们共同的主子晋静公给废掉了。作为西周分封的诸侯，存在了700多年的晋国彻底灭亡，原本的晋国分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
魏文侯原本也姓姬，是周朝的宗亲系统，封于魏氏，名斯，又名都。魏文侯建都城于安邑，在今天陕西省夏县的西北某处。
魏文侯在位时礼贤下士，像对待老师一样对待孔子的弟子子夏，还有子夏的弟子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魏文侯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为将。这些出身于平民和下层的新兴小贵族——“士”，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专长，对于魏国的强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魏文侯使用这些人，拉开了用官僚政治，取代世族政治的序幕。
魏文侯时期，变法革新，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使得魏国迅速富强起来，同时又抑制赵国，灭掉中山，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大片疆土。魏国一下子就成了中原的强国，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雄霸天下的诸侯国。
魏文侯死后，其子击继位，称为武侯，之后是惠王。战国初期的霸主地位，保持了很长时间。
魏惠王为了争夺全国的需要，把都城迁到了大梁，所以历史上也称魏国为梁国，魏惠王也被称作梁惠王。孟子曾经到过魏国，劝说梁惠王推行王道政治，惠王虽然没有接受孟子的主张，但对孟子还是礼数有加，十分尊重。
惠王以后，齐、秦、赵、楚等相继强大，魏国却渐渐衰败下去，但还是坚持到了战国的最后。公元前225年，最终被秦国灭掉。
战国前期形势图（资料图）
魏国在战国初期近百年的强国地位，是文侯奠定的。从魏文侯的施政方针里，我们现在还可以依稀看到“大国崛起”的明显印记。
魏文侯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有效措施，使得魏国在战国之初首先成为霸者的呢？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资治通鉴》卷一的记载吧：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通鉴》卷一所载的这段话语，我先给大家略微翻译一下。就是说魏文侯把孔子的弟子卜子夏，还有子夏的弟子田子方，请到自己的国家中来，以敬师之礼对待他们。同时，每当乘车路过贤人段干木家的时候，都要停车、俯身，以示礼敬之意。他的这个做法，感动了人心，很多贤能的人士，就都来到魏国，魏国一时间成了天下人才的汇集地。
魏文侯坐的是什么车，肯定不是奔驰，那时候没有这东西。其实那时也不是坐车，而是站在车上，车前有一横木，就是上面说的“式”，乘车人用双手把握着，以免行进中摇晃掉下去。那时乘车的都不是一般人，所以都很骄傲。但是魏文侯为了表达敬贤之意，往往停车俯身，受尊敬的人自然感动，有才德的人听了，也都很羡慕，希望得到这样的礼遇。于是，很多有才能的人就都跑到魏国去了。
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人才济济，而这个国家却不强盛，这是不大可能的。魏文侯首先揭开了战国时代人才争夺战的序幕，并为各国重视使用人才树立了典范。
但是，光有人才不行，还必须充分了解每位人才的才干类型，把他们都放到相应的岗位上去，才能发挥人才应有的效用。如果用人不当，非要让卖茶鸡蛋的去防治禽流感，让善使青龙刀的人去研制铸刀法，看似相应，实则不相干。更不可以让学者去种地、让将军去抓小偷，让宰相去断盗窃案件。人才的使用，要合乎他的才能特点，魏文侯在这一点上非常杰出。人才到了他的手上，都能得到适合于自己特长发挥的职位，这样才能才尽其才。
尊重人才这句话，同学们可能天天听说，但是却没有天天看到，甚至是天天看不到。尊重人才不仅是态度问题，也绝不仅止是给他相应的待遇问题。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要让他有发挥自己特殊才能的位置，还要为他提供顺畅发挥才能的外在条件。否则，把他们都招到自己身边，放在仓库里，他们会感到憋闷、压抑。他们的才能发挥不出来，等于没有才能。浪费感情是可怜的，浪费资源是可耻的，浪费人才则是可惜的。魏文侯把来到魏国境内的人才，都派到了适合的用场上，使他们各展神通，想让魏国不强大，都没有可能了。
卜商（字子夏）
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同学一点，用人虽讲实效，但却不能太功利。比如卜子夏，他到魏国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他还能干什么？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记载，子夏本名卜商，字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孔子生于纪元前551年，如此则子夏生在纪元前507年。魏文侯执政期为纪元前445，到纪元前396年。就算魏文侯在执政十五年后，即前430年招揽子夏前来，那么子夏也已经快80岁了。魏文侯为什么要请来这样一位老朽，仅仅是用作诱饵来垂钓天下的英雄豪俊，或者那里当花瓶，用以装点自己的门面，以示自己有尊师重教之德吗？我想不是的。没有一个真正讲究实际的人，会礼聘一个80岁的老太太，既非妈又非妻的在那儿空放着，以博取世俗社会“尊重妇女”的虚美赞誉。魏文侯不是一个图虚名的人，否则魏国也不会真正强大起来。那么他迎请子夏来做什么呢？
子夏在魏文侯的时代，可能是孔门弟子中仅存的人了，至少是仅存者中，孔门学说的当然权威性人物。这个地位和身份太重要了。一是他的身份本来就值得极度的尊重；同时，他的学问和思想随时可用来顾问。最重要的，还是子夏的到来，把当时全国文化的重心，从东方的鲁国等地移到了西边的魏国，使魏国很快成了全国文化的中心，成了全国最先进文化的代表。
这种文化的软环境，极容易被功利心强的执政者所忽视，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软环境往往更重要。它既绵长又久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土壤。没有这样的土壤，就算有几个像样的人才，也只能收到一时的功效，人才死了或者走了，国家就没有了指望和依靠。吴起在魏武侯之初就离开了魏国，但是魏国并没有很快就衰落下去。就是因为人才受到重视和重用，受到尊敬、尊重甚至尊崇的软环境，在魏国已经营造完成，一时半会儿不会轻易消散。
近代时期，中国虽经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但最终还是没有灭亡，靠的是什么？是科学技术吗？是一时间有人才吗？不是，这两项恰恰是当时最匮乏的。那到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文化，虽遭受严重摧残，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逝的文化。以儒家为象征的中国文化，拯救了中国的命运。文化的软环境，会不断地滋生出新的要素，这棵文化老树生机未竭，中国虽受挫折，但最终还是挺过来了。魏文侯虽然不一定深通这一点，但他知道文化软环境在移风易俗、培养造就人才方面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在魏国的各色各样的高等级人才中，子夏虽没有派上具体的用场，但却最受尊重，地位最高，他只要讲学甚至只要行走在魏国里，魏国就会有人望，魏国的风俗就会改变，魏国的民风就会纯朴、务实、堂正。这就是德高望重的大文化学者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任何专业人才——包括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艺术家之类，无法比拟，也无法替代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魏文侯使用人才的具体情况，也借此了解一下魏国的君臣关系和当时魏国的社会风气。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资治通鉴》卷一）
这则故事是围绕“中山”国的破灭和把所得的“中山”之地封给谁而展开的。
魏文侯任命乐羊为将，灭掉了中山国，遂将所得之地封赏给了自己的儿子“击”。这个“击”，就是后来的魏武侯。他就这个事情问臣下们说：“你们觉得我是个怎么样的君主呢？”大家都说他是仁君，这正是他想听到的。但是有一个叫任座的人却说他不算什么仁君。理由是他没有把中山封给他的弟弟，而是封给了他的儿子。在家族中，对儿子太好是自私，对兄弟好，才是公道。任座触怒了魏文侯，文侯大怒，任座只得慌急地离开了。文侯紧着又问翟璜：“我是个怎样的君主？”翟璜说：“您是仁君。”文侯接着问道：“你凭什么说我是仁君？”那意思是说，为什么任座说我不是仁君？翟璜顺势说道：“我听说君主要是有仁德，臣下就能正直敢言。刚才我听到任座的直言，所以才知道您是真正的仁君。”魏文侯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就让翟璜把任座叫了回来，还亲自离座，到厅堂外面去迎接任座，将任座当成最上等的臣宾。
这则历史故事的大略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却蕴含了深刻的道理。任座敢于直言不讳，确实说明魏文侯对待臣下并不十分凶暴，否则任座可能真不敢捅他的肺管子。魏文侯如果没有向往仁德的心肠，任座也没有必要跟他说。翟璜虽然很会说话，但不是为了不得罪魏文侯，而是借此机会诱导魏文侯，使他的心胸更加宽厚。文侯本人也是知错即改，着实可爱。当然，这些还都仅止是表面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东西：权力并不是用来吓唬人，使人唯唯诺诺，不敢讲真话。善用权力的人，不借助权力以呈自己的威风。而自己的威信，恰好是在不轻易滥用权力的过程中，慢慢树立起来的。滥用权力的人，从来不会有真正的威信，也许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威信，才不得已而滥用权力，以达到狐假虎威的客观效果。以为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的人，只会因为拥有权力而损害自己的声誉，除了利益之外，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尊严和尊重。
各位看看，人家的君臣关系多令人羡慕哇！在那样的朝廷里效力，心里想不愉快都不能。
我们再来看一则故事：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鄴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资治通鉴》卷一）
魏文侯要在魏成和翟璜中间，选一个人出来当宰相，一时决定不了，于是就问李克谁更合适。李克说：“地位低下的人，不参与高官大爵的任免；关系疏远的人，不介入关系亲密者之间的关系。我是一个京外官员，不应当直接参与这样重大的国策问题，所以您还是不要问我为好。”文侯说：“请先生不要推辞，我真的就想问您，因为您是有见识的人。”李克说：“其实您只是没有认真考察，如果您认真考察，这件事也就不必问我了。考察一个人，只要看他在不同境遇下的表现，就完全可以真正了解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了。平常时，看他跟什么样的人亲近；有钱时，看他给什么人花；身居高位时，看他举荐什么样的人；窘困时，看他不做什么（看他是不是因为穷困就无所不为，全无操守）；穷苦时，看他对待财富的态度，是不是只要能够得到钱，摆脱经济生活的困境，就不计手段，不顾尊严。考察这五点就足够了，何必一定要问我。”魏文侯说：您可以安心回家了，我知道该用谁当宰相了。
李克从文侯那里出来，遇见了翟璜。
翟璜问李克说：“我听说今天国君召见您，问您任用宰相的事情，到底用谁了？”李克毫不隐讳地说：“魏成。”翟璜听了很生气，怒气忍不住都从脸上表现出来了。愤愤不平的说：“西河的守令吴起，是我推荐给文侯的吧？（败秦夺地，扩充国土，功劳不小吧？）邺地民怨沸腾，文侯以此为深忧，寝不安席，我推荐西门豹；（西门豹除巫去邪，使良善得安其生，效果差吗？）国君要讨伐中山国，我推荐乐羊，轻易就灭掉了中山；（我举荐的不合适吗？）中山国既灭之后，文侯担心没有合适的守备者，我推荐了先生您；（错了吗？您忘记了我推荐您的恩德了吗？）国君的儿子没有好的师傅，我推荐了屈侯鲋。（不是很优秀吗？）以您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我那一点不如魏成呢？”言外之意就是：您不是长耳朵的聋子和睁眼睛的瞎子吧？用东北话说就是，您那眼睛和耳朵都是用来喘气儿的，啊！李克从容而严肃地回答说：“您把我举荐给文侯，该不是出于结党营私，以谋求高官厚禄的目的吧？国君问我谁适合作宰相，我的回答就是魏成比您更适合。我之所以知道国君一定要用魏成作相，是因为魏成把国君给他的封赏，十分之九都用到了礼贤下士上，自己只留了十分之一使用。他赢得了天下知识分子的欢心，给国君推荐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贤人。国君都以师礼对待他们，而您所推荐的五个人，国君都以臣子对待，您怎么能跟魏成相比呢！翟璜听了以后，往复走动着，最后真诚地拜谢李克说：“我这次表现得真够鄙陋了，不该这样呵。希望您以后把我当成弟子，不吝赐教哇！”
我现在分层次给大家解说这则故事。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李克这个人有没有资格充当魏文侯卜相的顾问。李克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在君主身边，只是一个外臣，本不便于参与国政，但因君主诚挚相问，只能如实作答。同时他不因为自己是翟璜举荐出来的，就倾向翟璜，而完全从国家任用宰相的根本要求出发来提醒魏文侯。再加上他对翟璜的那段说明性话语，我们完全相信，无论从人品还是见识上，李克完全有资格、合条件充当君主卜相的征询人，甚至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再看翟璜是否适合作宰相。以翟璜自己的陈述，其在举荐人才方面，对国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是可观的成就。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可观成就，乃是因为他知人善任，有伯乐之才。所以，翟璜出任宰相，绝对合格，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一定会是一位极端出色的宰相，不是一般的尸位享祭的平庸之辈。有关这一点，魏文侯是深知无疑的。那为什么还会犹豫不决，问卜于李克？因为还有相近的或者更合适的人选。魏国人才太多，而且重量级都很高，都是120公斤级以上的，不是举重，而是人才。所以文侯才感觉有必要“卜相”。翟璜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得任宰相？按照李克的说法，因为翟璜举荐的人才都被魏文侯用为重要的大臣，这一点虽然很重要，但是还是不及魏成更合适。因为魏成所举荐的人才，魏文侯都把他们当老师敬待。大臣能力再强，功勋再卓著，也是君主的臣下，君王对于他们却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必须听命于君王。他们身处君王之下，只有效命君王的职分，没有分庭抗礼的资格。老师就不一样，君王必须待敬老师，这不仅是礼节，而且因为老师不是政府官员，不是朝廷大臣，所以君王没有资格命令老师一定要如何如何。老师可以教导君王，指引君王，还可以劝谏君王，批评君王，指责君王。
资料图
各位同学，你们不要以为王老师在这里胡乱猜测，因为你们看到了在中国的历史上，老师实际上并没有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受到君王的尊重和爱戴。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他们无礼，他们违规。正常的规矩应该是这样的，我讲的是理。君王无礼违规，造成历史上老师没有地位，这是臣下的问题，他们没有把这一正常而且正当之礼，贯彻下去，形成一种成文法典或者不成文法典，才致使君王在根本上不把老师当回事。这是历史上的官员们干的，他们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讨好君王，破坏人间公理，这是他们应当承当的历史罪责。
君王自然希望自己的权力无边广大，为了权力的畅行无阻，他们可以欺师灭祖，他们可以把一切不同政见者都当成对他的权力的威胁和挑战，他们可以用一切不人道的手段，来对付反对者和持有异议者，而美其名曰是为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他们也许对得起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对不起中华民族。习惯一旦形成，改造起来就会异常艰难。尽管后世的儒家学者们极尽努力，终于没有能够挽回。
魏文侯敬待老师的深远意义被后人严重忽视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他们也许对得起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对不起中华民族。习惯一旦形成，改造起来就会异常艰难。尽管后世的儒家学者们极尽努力，终于没有能够挽回。我不妨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程颐
北宋时期的苏东坡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同时代的程颐却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很讨厌程颐，因为他是理学家，他主张要坚定人生操守，要限制感性生活的欲求。大家虽然讨厌程颐，却都喜欢苏轼，因为他豪放，活得潇洒！程颐是宋哲宗皇帝的老师，原来老师给皇帝讲课都在一边站着，到程颐这里改了规矩：老师坐着，皇帝站着。这是恢复先秦孔孟时代的历史性创举，这是真正伟大的、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
老师因为地位崇高，不可侵犯，才敢于、并且有资格批评君王，斥责君王，匡正他那已经偏斜并且随时还可能继续偏斜下去的良心！老师可以监督中国政治，矫正它的偏失，阻遏它向邪恶的方向发展。这是孔子确立师道尊严最为重大的意义，很多文人墨客根本就看不懂这一点。苏东坡虽然是传世的大文豪，但他根本看不懂这一点，以为程颐是在故意抬高自己，对君王不敬。后世的文人墨客，也跟着胡乱的评头品足，说程颐疯癫，苏轼豁达。老师不受尊重，老师一旦没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所不敢也不能轻易触碰的地位和保障，承载中国文化的圣道，就会因此而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以道抗势的可能性，也就跟着自动丧失。统治者，甚至各级各类的官员们，就可以随便凌驾于知识分子和社会公平正义之上。等到民众遭受无休止、无边界的欺压剥削的时候，再来大呼小叫地抱怨官府和官员，时机已经来不及。因为没有定下尊师的合理规矩，临机也就无计可施了。
魏文侯敬待老师，继续春秋未绝的传统，开了战国时代一个很好的片头。可惜中国历史这部大剧，在向后的不断上演过程中，被贪功求利的混账官员们破坏掉了。这就使得后来历史中的皇帝，不再把老师放在心上，而是把老师也当成了他的奴仆使用，就好像把他父亲当成佣人来使用一样。按照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的说法，魏文侯把孔子的弟子子夏请到自己的身边，子夏向他传授了必要的经典知识。实际上他真的是魏文侯的老师，而不仅仅是一位魏文侯以师礼待之的社会贤达。
魏文侯的时代，老师在整个中国的不同诸侯国中，都普遍受到礼遇和重看。文侯之孙，就是梁惠王，曾经受到孟子亲切的教诲，孟子告诉他不要整天把利益挂在嘴边上，心里要装载仁义。尽管梁惠王以各种理由推托，并不接受孟子王道政治的主张，但对孟子却是礼敬有加，因为孟子是老师！老师是绝对不可以慢待，更不可以迫害的！
孟子见梁惠王（资料图）
实际上，有关这一点，就连《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也不懂。他对于孟子对待齐宣王招而不致，行而不辞，大放厥词说：“愚恐后世挟其有以骄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以自况。”这是司马光在其所著《疑孟》中的话语。从其所著的篇名就可以看出，他要怀疑孟子。司马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孟子面对君王之招，可以不应，离开又不向君王告辞，有失尊君之礼，不值得提倡。如果提倡孟子这样的做法，后世的臣子们就会以此为借口，骄傲地慢待君王，而那些无所事事，只贪图官位和利禄的人们，也会援引孟子的做法作为参照，仿佛他们的行为有至高无上的根据一样。”南宋大儒胡五峰先生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
“师严，然后道尊，贵贱一也。孟子于齐王，有师道焉，未闻有官守言责也。夫官守于一职，言责于一事，职修事行，则有功而受赏；出守忘责，则有过而受罚。可程，可督，受之于君者，臣也。君所未知，而已发之；君所未有，而已与之，提携其善，増益其能，以陶冶君心，君反受命焉者，师也。孰敢官之而责以言哉？故齐王于孟子，招不能致，去不能止，而蚳鼃之徒不敢拟议者，以孟子有师德而师道固然也。司马子曰：‘愚恐后世挟其有以骄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以自况。’是不识孟氏心而未知所以为师耳。噫！自秦汉以来，师傅道绝，朝廷乏仪，大抵皆袭嬴氏尊君抑臣之故，无三代之遗风久矣。司马子习于世俗，溺于近闻，譬之安于培塿者，骤窥泰山，乌得不惊且疑乎？”（胡宏《释疑孟》，见王立新点校本《胡宏著作两种》第277页，岳麓书社2008年9月出版。）
这是胡五峰先生针对司马光的说法所提出的批评和矫正，文字出自胡五峰先生的《释疑孟》这部著作中。很显然，书名就是针对司马光对孟子的误解所作的矫正。
胡五峰先生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的是：老师有尊严（包括社会对其尊重的保护和自身对自身尊严的维护），文明之道、仁义之道、社会公道才会被世人看重。如果孟子轻看自己，凡事都以君王为重，那么承载中华文明的大道，就会因此被看轻。如果你是一个官员，你的来去就都得向君王交待。但是即便如此，一旦君王只凭自己的好恶判断和处置问题，不能使为官者尽到职守，那么官员也可以脱身离去，但必须要向君王交待，而后辞行，因为你是他的下属，你不仅要遵守上下等级的礼仪规范，而且还要表明自己的来去明白。坦坦荡荡的来，光明磊落的去。但这是官员，也就是君主的臣下的做法。孟子不是齐宣王的臣下，是他的老师，曾经为他解答很多重大的人生和行政的疑难问题。他的职任是陶冶君王之心，教其改邪归正，他不受命于君王，君王反倒应该受命于他。他的来去行止，既不受制于君王，也不必受制于君王。他完全可以“恕不奉告！”君王招他，他不必来；他要离去，君王也没有理由和资格阻止他！
胡五峰说司马光既不理解孟子的深远用心，又不通晓老师的真正含义，所以才做出了上面的似是而非的判断。那么像司马光这样的大贤人，为什么会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呢？原因在于自打秦汉以来，师道被毁弃了。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定型，天下只知道尊君，而不知敬师。朝廷不再设立对老师的至高无上的待敬礼仪，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了。这都是从秦始皇开始强调君主至高无上、至尊无比的历史恶果。司马光虽然是大贤者，但因为久处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习染成了自然，冷不丁的看到孟子这样对待君王，以为不合乎人世的通行之礼，于是怀疑起孟子来，也就不足为怪了。就好像一个长期生活在小土包边上的人，忽然看到雄峻的高山一样，惊呆了！吓傻了！这世界上，怎么还会有比土包还高大的山峰呢！
各位，我并没有把问题拉远，因为我们学习历史，绝对不是仅仅为了知道几个故事。当然，知道几个故事，总比不知道好些。学习历史，是要增长见识，增加知识。但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仅只是最基础的一小部分。仅仅满足于这小部分，你就不会真有大的长进，历史就差不多等于白学。这样学历史，就差不多等于玩物丧志。把历史仅仅当成一点过去的知识，这是对历史的亵渎。这样去学历史，对人生也没多大益处。
君王或者其他任何权力拥有者，都不可以随意使唤老师。作老师的，也不可以随便去当官，因为那不是提高身份，而是降低尊严！非有特殊的需要，一定要出仕解决生民、社会和国家的问题，则断不可以随便出来做官。尤其不可以为了功名利禄的原因出来做官，这是作老师的大忌。老师是不可以随便被摆弄的，处长、省长、宰相都不应该比老师的地位高。这是夏、商、周的优良传统，到春秋和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被废弃，所以魏文侯还能承袭这一传统，这是他的幸运。当然，很多重要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都是从老师的羽翼下，展翅飞往政坛和社会各界。这是社会、国家和君王的福分，也是老师无尽的功德！但是，老师却不必直接亲自去做官！这是魏文侯待敬老师，甚于看重臣下的更深远的理由。
李克的判断，在一定的意义上，至少反映了尊师甚于重官，包括大官员，甚至宰相，在那个时代的魏国，已经蔚然成为风气。因此，魏文侯选择魏成作相，乃是因为他曾经给自己举荐了好老师。他宁愿暂时不用善于发现、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翟璜，尽管他为自己选拔了很多异常杰出的军政官员，解决了自己国家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
再看翟璜，说他功高盖世，绝对不算过分。他没有资格当宰相吗？不是，而且他知过能改，而且是立刻就改，不待来日。古今大臣，像他这样的并不是很多呵！他该是多么可爱呀！但是连他这样的都当不上宰相，可见魏国风气之正，人才之众。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也看到了魏文侯选才之尊卑分明、眼光之独到精湛。有这样的国君，和这样的一些重臣，加上如此之好的社会风气，想让这个国家不发达，哪怎么可能呢！
魏文侯精通乐音 田子方为何笑话？
我们再来看一则魏文侯的故事。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资治通鉴》卷一）
魏文侯陪田子方喝酒，旁边有编钟奏着舒缓的乐章。文侯对乐器十分在行，听出了左边钟的音调稍高了一点。田子方笑了。文侯问田子方笑什么？子方告诉文侯说：“我听有见识的先生们说过，当君主的，只要知道谁能充当主管音乐的官员就够了，不必一定要懂得乐章和乐器。现在您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音乐本身的事情上面去了，我只怕您因此忘记了辨识什么样的人才适合作乐官哪！”文侯听了以后，好像醒悟了什么似的，说：“您说的对呀！”
田子方（资料图）
这段故事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也蕴含了相当的内涵。懂音乐和知道谁懂音乐，这是两回事。如果把目标放在通晓音乐上，那么你自己可以成为音乐家。要是把目标放在了解谁真正懂音乐，就可以选派适当的人去从事音乐、主管音乐的事宜。以国君而论，他作为个人，懂音乐自然可以使自己有所消遣（姑且不论更高的层面），获得相应的轻松或者感性生活的满足。但那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若以他的国君身份而论，他的目标在于治理国家，要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是他的职业目标。懂不懂音乐，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要知道谁懂，委派他主持这项事业就可以了。
我想，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肯定有同学会问：“自己不懂音乐，怎么知道谁懂音乐呢？”这个问法看似有道理，实际是个假问题，事实上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懂音乐的人多，但我们不都知道贝多芬、施特劳斯、柴科夫斯基是音乐家吗？我们不都知道盛中国的小提琴《梁山伯与祝英台》拉得最好吗？国君以天下为耳，以天下为目。天下人所知，即是国君所知，何必一切事情都必待自己亲自懂得，而后才能做出判断呢？国君通观全局，主持大政，细小的环节不必一一精通，甚至不要去一一精通。如果追求在细小的环节上处处精通，反倒会妨碍对整体和大局的把握。过去有句话，叫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能让你的判断搁浅在具体的细枝末节上，这样会耽误国家大事，而且因为过于细密的参与，还会形成具体部门对自己所负责的事情的干扰，从而使得具体的执行者慢慢懈怠下去。为什么？你不是都懂吗？那你就来直接过问好了，你定好了，我们就执行呗，何必我们再去浪费心思？
国君虽然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的行使，也应该有界限。行使权力经常出界的国君，绝对会形成具体执行者的懈怠和偷惰。国君喜欢作诗，就会伤害诗歌艺术；国君喜欢自己弹奏，也会伤害音乐艺术；国君喜欢细枝末节，大臣们就不必兢兢业业了。中国在汉朝初年崇尚黄老哲学，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使得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为国家不插手具体事务，社会经济反倒自己恢复和发展起来了。这是为什么？你不管，他就会自己管；你要管，他就不必再管。就算你真懂音乐，你能真懂绘画吗？还有更多的，尤其是农业，社会治安、民心风俗等等。事必躬亲，绝对不应当成为行政的原则。身在具体行业内的人士，肯定比你更了解实际情况，更能想出有效的办法。这是田子方的高明，魏文侯确实不同凡响，一经点拨，便很快醒悟过来了。
但是这段话语中，有个词用错了。就是田子方对魏文侯讲话，不应当以“臣”自称，因为他是魏文侯的老师，应当称“某”才对。如果中国的史书中，皇帝的师傅在对皇帝讲话时都以“某”自称，而不是用“臣”自况，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后来的当政者，也就不敢不可一世了。老师不是臣子，说错了，皇帝也不能治罪。老师就是老师，老师既不能自甘臣妾，皇帝也不能以臣妾待之。这是天理！违天逆理，天将祸之！
老师面对君主时自称“臣”，只在一种情况下是合理的，那就是他接受了国君的任命，成了他手下的官员。因为田子方只是魏文侯的师傅，没有成为他所任命的官员，所以，他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面对魏文侯时以“臣”自称。
一次，田子方乘车行进在魏国的大街上，魏文侯的太子，就是不久之后的魏武侯，刚好也乘车在众喽啰的簇拥下经过。这位魏武侯深受父亲影响，也打心眼里尊重贤达。见到田子方经过，赶紧把自己的车子停在路边，下车跪伏在路边上，给田子方行礼，让田子方先通过。田子方不给他还礼。魏武侯当时很生气，就对田子方说：“到底是富贵者可以对人傲慢呢，还是贫贱者可以对人傲慢呢？”那话语的意思非常明显：像我这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对您还这么谦恭，你只不过是个贫贱的读书人，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傲慢无礼！
田子方回答说：“只有贫贱者，才可以傲慢地对待别人，富贵者怎么敢于对人傲慢无礼呢！”这话听起来很违背世俗的常识，不仅魏武侯没听懂，跟前的人们谁也没听懂。田子方接着说：“国君要是傲慢地对待他人，就会丢掉自己的国；大夫（大官）要是傲慢的对待别人，就会毁丧自己的家（官位、世族势力之类）。失掉了国的君主，就没有人再把他当君主对待；丢掉了世家势力的大夫，同样没人再像从前一样待敬他。可是那些贫贱的读书君子却不一样，如果他们提出的建议不被采纳，国家的行为跟他心中的理想不相合，他们就可以转身而去，连招呼都不用讲。他们到那里，不都还能保住像现在一样的贫贱嘛！”魏武侯听了田子方这样一段话语，幡然了悟，深深地给田子方鞠躬，表达了受到教益的由衷谢忱。（这段故事的原文是：“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田子方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史书上所载他对魏文侯称“臣”的话语，不应该是他说的，而是史官改篡的。这些可恶的史官，循规蹈矩，以为君臣关系最重大，不知师生关系更了得！更不知道师生也好，君臣也罢，其相互关系的要害都在“道”上。离开了“道”，什么关系都不重要。不过史官这一改，至少在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明传递过程中，君臣关系就比师生关系更重要，甚至更首要。老师在皇帝面前的尊严没了，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的“骄贵”也不见了。权力从此大得没了边际，成了毫无限制的邪魔，在人世间畅行无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