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即将过去了，因为本周是一班长周东山值的班，听指导员说下周轮到二班值班，一听这话，我班的哥们就炸了锅了。因为值班意味着要打扫餐厅卫生、山上的小厕所卫生、学习室（会议室）卫生，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活要干。按他们的话说：“我们都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干活的”。
别管这话有没有道理，我懒得反驳。
我才不乐意值班，我如果值班的话操心更多，上下课得吹哨，集体活动要带队，饭前一支歌要组织，但我更不愿意去找指导员推托工作，这也不是我的作风啊！
周日的晚上，开完班会后，我挺烦的，班里的人七嘴八舌的要求我去找指导员，坚决不能值班，还有人明确表示：“你要是值班可以，反正有活我不干……”
在部队待久了就会明白，这种负能量的痞子兵总是无处不在。跟我说这话的人不但能说的出口，也做得出来，就在本周，因为他不劳动我说了他几句，当时他没有反驳，但却在午休时间悄悄地偷走我喝水用的“太空杯”，不知道给扔哪里去了。一个四块五的塑料杯子虽不值钱，但这个事儿气磨人，偏偏我还从来未曾用一点恶意来揣测我身边的战友，再说了，这种事儿，纵然是有准备也是防不胜不胜防啊！我总不能不吃不喝也不睡的盯着我那点有限的财产吧，只能吃个哑巴亏了。
但这笔账我在心里给他记下了，十五年后一句电影台词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是后话，但从中我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坏事莫为，积小恶成大奸；善事莫躲，积小善成大德。
还是回到眼前吧，下周值班的事咋办？哪怕是挨批一顿也得去争取一下吧。有些事，哪怕不成功也要去努力一把，结果不重要，但如果连尝试也没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缩头乌龟也不是好当的，因为你还要带领一个班20个人，如果班长缩了头，那他们往哪里躲？他们怎么看你这个班长？
我喊了一班的班长周东山一起去找老尹，但老尹却不在。于是就跟周班长站在办公室的门前等他，边等边聊，通过闲聊我知道周班长的文化水平不高，他自己也感觉考学的希望渺茫。但谁知道呢？比我们早一年的，据说是JN支队的所有考生全部都考上了，因为他们分座的位置好，所以学习不好的也通过作弊考上了。很多人考军校，甚至还有赌徒的心理，别管行不行，试一试再说，反正也没什么损失，万一抄上了呢？
还有一些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背后的关系硬啊！当时的制度还是留有一定的“小后窗”的，虽然这个窗口不大，但毕竟不是铁板一块，由此也可以推知当年那些干部的水平……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指导员终于回来了，我一跟他说值班的事，他便说：“噢——大队长说了，下周让三班长值班，你就用用值了”。我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终于可以给班里弟兄一个交待了。
指导员接着又问班内是不是有难管的同志，我犹豫了一下说：“有两个，素质太差，干点活你就是喊到他的名字他也不动，素质差到我都搞不明白这些人的人生目的是什么，这样的人如果能当上干部，我接受不了。”
可是话刚说出口，我就后悔了，我记得作家王蒙曾写过一篇《戒贤侄》的散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动不动就向你的上级求援，哪个单位都有矛盾，连一点矛盾都不能消化，要你这个领导干啥？”
我现在说这话算不算向上级求援呢？
好在指导员并未因我的牢骚而考虑太多，反而轻松地笑了一下，这笑里似乎还带着谦意，似乎是他自己做错了什么。接着他告诉我：“在哪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我们支队也有，已经是中队干部了，带队去救一个八平方米的小屋，打了七车水，把小屋都飘起来了，让外行人笑话……”
这样不学无术的干部在那个年代其实挺流行的，像老尹这样干工作、研究工作的真的挺另类。
接着老尹又跟我们说：“我22岁的时候，已经当了中队的主官，像你们这个年龄，我已经领着一个中队二十几个人干开了，所以对抓基层管理、带兵艺术很熟悉。现在，我们中队12点到1点的岗我站，我站最热的时候。有的干部光说战士不好好站岗，他为什么不好好站呢？你作为干部的应该站到岗台上体会一下他站不好的原因……”
我听后，打心眼儿里佩服，干部站岗，我只在电视里见过，现实生活中，闻所未闻，但眼前这个人，敢于率先垂范、躬身实践，我不得不对他奉献我的尊敬与钦佩。
他们中队发展副业，在自己的菜地上盖了一间大棚，他带着战士们一把泥一把汗地楞是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将大棚盖了起来。本来得花七八千块钱才能盖起来的大棚，他们通过自力更生只花了两千块钱，这是什么精神？15年后，我到东阿任主官，也在我们的菜地上盖了一间大棚，一天的时间刨了三百多个坑，我也参与劳动，并且手上都磨出了水泡，我想冥冥之中他们当年的作为已经在我的心底种下了种子，等待着这么破土而出的一天。
而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因为中队和大队是分离的，中队比大队有钱的多，大队每个月的办公经费只有几千块钱，而中队因为营房建设、车辆装备等项目直接对着财局，所以经费更充裕。但中队干部都是少壮派，他们年轻气盛，“敢作敢为”，热衷于和地方人员拉关系而不太注重铺下身子干好本职工作，所谓的拉关系就是喝酒。来个老乡要喝、来个战友也要喝；跟政府人员要喝，跟上级机关更要喝；甚至灭完火了也在那里喝点再走。那个时候，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都那样。
1998年以前还是好的，至少没有喝花酒、进红灯区的现象……
指导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这些话带给我震撼也让我深思，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岗位，却有着天壤之别，有的人忙着干，有的人忙着玩，如果多几个像老尹这样的干部，这支部队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如果自己有机会能不能作一名像老尹这样的干部呢？这样的机会需要自己争取，现在是不是应该给自己树立目标和信心努力的学习呢？
听指导员教导的这一个半小时，我刻意地要求自己用最标准的军姿来倾听，不是这样姿势能听的更好，而是我要以此来奉献我对他的尊敬。等到他说：“你俩回去吧，洗完漱抓紧睡觉”时，我的腿已经麻木的动不了，慢慢地活动一下才稍敢动作。但我感觉值了，这一个多小时，颠覆了我对前途的认知与打算，颠覆了我对干部队伍的认知与看法，坚定了我要考学的信念与欲望。
在这份激动的激励下，回去后，我摸黑翻出稿纸，凑着室外微弱的灯光，开始写我们班一周的总结，详细分析了我们班学员的对培训班的认识与想法，对所学课程的理解与计划，下一周我们希望大队能有什么举措，我们自己将有几点措施来加强学习等等。
这一份周总结是我新工作态度的开始，它让我开始了满怀激情地工作，积极主动地当好一个班长，而不是当一个大队部的传令兵。第二天的早晨，我利用大家早起背政治和业务理论的时间，将之抄写了一遍，给指导员送了过去。
之后，我又根据我们班人员的文化水平，将大家分成了四个学习小组，开展互帮互助的学习，每个小组的组长都是文化程度较好的同志。同时，每个学习小组也是一个劳动小组，轮流值日，这样也利于节约时间。还可以将那几个浑水摸鱼的痞子兵分到更小的小组里，这样总不能再滥竽充数了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业改革之所以发展的快，不就是包产到户嘛，这个小组其实也是包产到户的另一种形式。
分组的时候，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怕组长没有责任心不管组里的事，怕其他学员不听组长的安排流于了形式。关于谁在哪个组里，前前后后考虑了很多，感觉方方面面的关系都照顾到了，且将两个不好管的兵放在我那个小组，将另外一个不好管的兵放到副班长老刘那里，也是他们一个支队的。但老刘看了后就一句话：“我不跟他一组！”无论我怎么跟他解释这样分的原因，他就拉着脸面无表情，那脸上就写着两个字：不行！
不知道老刘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我跟老刘后来军校一个队，私人关系非一般人可比，我也逐渐理解了他当年的想法，他对通过考军校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着强烈而清晰的目标，而我没有。况且他的基础也不算好，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肯定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为了班长一个脑洞大开的学习小组而劳神费脑的。
我将这份学习计划做了两份，一份贴于我们宿舍的门后，一份送到大队部，我不但要有声有色地干，还要让领导看到我在干什么，无名英雄虽然光荣，但不能给其他班带来启迪和影响，一枝独放不是春嘛！
晚上，当别人都在想如何努力学习的时候，我却在搜肠刮肚的想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带着大家学习呢？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香港回归时的倒计时牌及我们高中时班里的倒计时牌，为什么不制作一个“距军校招生考试倒计时牌”呢？设在班里的最显著位置，给大家以提醒和压力。
第二天早晨，就开始设计这个倒计时牌，外面用一张大白纸，挖去两个方块露出数字，数字写在白纸里面可以转动的轮子上，一个轮子上的数字代表着十位数，别一个轮子上的数字代表个位数，每天早晨只要转动一下轮子就可以了。看着自己的设计，我挺欣赏也挺高兴，只是为此又浪费了一个本来可用作背题的早晨。
同时，还开展了周末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其他人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也明白自己的差距和位置。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同时也给那些学习不扎实的人以压力，可以这么说，整个培训期间，我们班的学习氛围最浓。
最终，我们班当年考上了14个人，而全省才考上42个人，我们班占了三分之一，当听到这个成绩之后，我非常的骄傲，比听到我自己考上还兴奋。尤其要了命的是，第二年，居然又考上两个。
我这个班长当的牛逼！成功！！
这也是我在后来这二十年中和我班人员在一见面时的底气之所在，升学率是硬道理，工作成绩也是硬道理，没有这些感情也不会如此的铁！
而实际上这些所有积极地主动地做的事，都源自于对老尹的钦佩，是在他的刺激下激发了内心的小宇宙，如果需要感谢，我们都应该感谢老尹。他成就了我这个班长，也成就了我们班如此高的升学率！
有人说成功的标准不是自己当了多大的官或者有了多少的钱，而是帮助了多少人，成就了多少人，是看着自己带的兵成长成才，虽然那个培训班已经过去了快二十年，但那次培训带给我的积极的转变却亘古的存在，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有这样一个老尹，我才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标杆、一个榜样，跟着学习、模仿并期待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