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5 wistreer
高晓松在《晓说》第一季的《千年科举那些事》中，曾讲过朝廷和宫廷收入的区别。他说，在大部分朝代，宫廷的收入来源是征工商税和出卖荒地：
“并且量入而出，不能去抢朝廷的钱，朝廷的钱是统治国家、管理国家用的，分得非常清楚。当宫里没钱得时候，实在没办法了，可以去找朝廷借点……”①
事实上，皇帝“私房钱”来源众多，数额巨大。纵然如此，内库常常还是入不敷出，需要国库补足差额。而当国库枯竭，皇帝有时也会被迫拿出内库财产，以作暂时援助。
朝廷和宫廷的账目，绝不是高晓松说的那样“分得清清楚楚”。
皇帝的生财之道
在中国古代，皇帝贮存私财的仓库，有大盈内库、内藏库、内承运库等名称，一般统称为“内库”。先秦时期，周王已掌握有专供享乐的私财，到了汉代，有“少府”主管皇室财产。②此后，经唐宋，直至明清，内库规模不断扩大。
内库财物的由来，历代各有不同，其中最直接，也最常见的，是地方官员的进贡。
汉灵帝即位后，“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府”——所谓“中府，即是内库之一。在历代帝王中，汉灵帝较早地依靠贡品致富，称得上是敛财有道。
在唐代，税赋纳入国库，而“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即节度使、刺史等地方官员进贡的财物，归皇帝私人支配。唐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发明“日进”“月进”等名目，他们在国家正税外，开征各种杂税，除将所得的十分之二、三进贡给皇帝，以求升官外，剩余部分尽皆收入私囊。唐宪宗发动削藩战争，依仗的也是各地进贡到内库的财物。③
宋代将“上供”绢帛定额化，要求各地每年必须向内库上交一定数额的财物。地方官员为按时“上供”，常要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以至朱熹感叹，“此民力之所以大穷也”。 ④
古代皇帝的第二项收入，确实和土地有关，但不是高晓松说的“出卖荒地”，而是广泛侵占土地、设立皇庄，用来收取地租。
在汉代，皇帝名下有大片园林、沼泽，百姓在其中耕田、打猎、打渔、砍柴等，需要缴纳“假税”，意即租借土地的税。这些“假税”收入全部归内库所有，由少府管理。
皇庄是皇帝私有的土地，其名称出现于明代。明孝宗时期，皇庄面积有120万多亩，按照“亩征三分银输内库”计，内库一年至少可从皇庄获利二三十万两。
清代皇庄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地区，乾隆年间皇庄总面积达185.9万亩，年收入在白银15万两左右。直至宣统年间，内务府每年还能从皇庄获利约10万两。⑤
图：故宫中的弘义阁，曾为内务府银库
第三，国家正税以外的税费，是内库的重要财源。这其中，除了高晓松说的所谓“工商税”外，还包括新铸钱币、卖官鬻爵、签发度牒、“金花银”等。
所谓“工商税”，历代多有不同。比如，明代的“矿税”数额巨大，仅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征入内库的矿税就有约白银300万两。乱征矿税是晚明一大弊政，无数家庭为之破产。
清代的“盐课”收入惊人，两淮盐政在乾隆三十五年，向内务府纳银50万两；张家口、山海关等地关税盈余直接上交内务府，其中崇文门一地，在嘉庆五年即向内务府造办处上交税银3万余两。
明代内库最为特别的收入是“金花银”，即浙江、江西、湖广等地按照应缴漕粮数目，折算出的白银。明英宗设立“金花银”后，一年可收入白银100万两，其中约90万两成为内库存银；明神宗在位期间，“金花银”每年定额进一步增加至120万两。⑥
图：明代内库中的银锭
清代内务府独有的收入为“人参变价”，即将宫中多余的人参（当时东北人参采挖由皇室垄断，所得人参全部送入宫中）拿到市场上出售。鼎盛时期，内务府每年可从人参获利数十万两。
此外，官员缴纳的罚金、查抄官员的家产等，很多时候也都进入内库。明世宗查抄严嵩家产，得黄金3万余两、白银300余万两，其一半充作军饷，另一半则为内库所收。
内库扰乱国家财政
皇帝虽然有如此多的敛财途径，但时常犹不满足，还想方设法地侵占国库财物。
在宋代，三司使主管全国财政，却不能干涉内库。宋真宗规定，“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违者处斩。”——内库官员若泄露库中财物数额，将被处死刑。如此保密之下，内库“储积盈缩，则有司莫得详也”。⑦
宋室南渡后，依旧如此。宋孝宗曾下令，“诸路转运司行下诸州军，自今起发纲运如未敷内库正额，不许先纳宽剩”，即要求各地在交足“上供”后，才能去纳国家正税。
明清时期的户部，对于皇帝内库，同样束手无策。明代皇帝在财用不足时，常常从国库取银救济。以明神宗为例，万历八年为皇太后祝寿，从国库支银15万两；万历九年，为赏赐宫人，再从国库拿走20万两；万历十年，又要求国库拨出30万两。⑧此类记录，在《明神宗实录》中屡屡出现，使国库日趋枯竭，军费无以为继。
图：明代国库“太仓库”的亏空情况（见于刘颖《明代内承运库试探》）
清代中期以前，内务府收入不多，需向户部申请拨款。雍正及乾隆早期，户部每年要给内务府白银20~100万两，称为“库储内府备用银两”。
晚清时期，受战乱影响，内务府的盐课、关税等收入锐减，不得不请户部借拨款项。户部当时亦是财力匮乏，极力反对向内务府借银，无奈皇帝实际站在内务府一边，户部不能违抗旨意，被迫一再给内务府拨款。统计显示，从咸丰七年至同治十一年，户部拨给内务府的白银达1150余万两，以至户部在同治末期，存银仅2万余两。⑨
由于历代皇帝大都善于聚敛，因此在他们的统治步入稳定后，内库规模往往急剧扩大，国库则常常处于空虚状态，需要向内库乞求援助。
唐代实行的“两税法”，总体上是“定额支用”，仅能支撑政府的常规开销，无力应对计划外的战争。唐宪宗在位期间发动削藩战争，只能大量使用内库中聚敛的财物。
同“两税法”相似，宋代财政也奉行“量出制入”的原则，三司的正税收入仅够支付官员俸禄，国库经常处于空虚状态。为应对各种临时情况，三司只能向内库借款。
从宋真宗时期起，内库每年拨60万缗给三司，作为日常经费；同时，三司每年还要向内库借出约300万缗。内库对三司的援助，名义上是“借”，实际大都不必，也无力偿还。⑩
图：宋神宗时期，内库向各政府机构借款情况（董春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整理）
乾隆中期以后，内务府每年收入约200万两，出现盈余。从乾隆三十三年到四十年，内务府拨给户部的白银总计有690余万两。直至嘉庆、道光年间，内务府还有盈余拨交户部。
综上，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下的国库、内库之分，有其名而无其实。无论国库向内库拨款，还是内库补贴国库，都是扰乱国家财政的行为，而皇帝，正是扰乱国家财政的头号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