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燕山骑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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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契文之：申篇 大器早成
二十世纪初，天价的带字“龙骨”（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出土地被锁定在河南安阳小屯村。
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似乎一夜间成了世界的焦点，民间的、政府的、外国的寻宝队蜂涌而至，私挖乱掘在这块不大的地方全面开花。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是，人们本来是挖掘带字“龙骨”的，不成想，却不断地有人从黄土地里挖出来造型奇特的金属器物。很快，人们便知道了这些青色的金属器物叫“青铜器”，是比朽残的“龙骨”更值钱的东西。
于是，各路疯狂的人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个小地方搞得千疮百孔，乌烟障气。
1939年3月，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培文在田野里探宝，他在地下13米处发现了异常，经过几十号村民三天三夜的挖掘，果真在地下深处抬上来一个锈迹斑斑的庞然大物，人们都欢呼雀跃，以为将要发大财了。
然而当时日本已全面侵华，豫北早已沦陷，嗅觉灵敏的日军很快就知道了出土宝藏的消息。以吴培文为首的村民，为不使国宝落入日寇之手，几处变换藏匿地点，与日军斗智斗勇地周旋，甚至想用钢锯、铁锤把这个庞然大物肢解掉分头掩埋或卖给中国古董商。
但良善的的人们越砸越觉得造孽，于是停止了亵渎神灵的“罪恶”，决心把宝物好好地保存下来。为确保宝物的安全，吴培文再一次秘密地掩埋了宝物，然后逃亡他乡，直到抗战胜利。
这个庞然大物就是后母戊大方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妇妌（死后庙号为“戊”）所制，因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而得名。该鼎长112厘米，宽79厘米，壁厚6厘米，重达833公斤，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镇国之宝”，是中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标志着殷商青铜铸造技术和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甲骨文“司”、“后”同字别意，原命名为“司母戊大方鼎”，系郭沫若先生命名。现代专家们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因为“后”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就可以更精准地达意为：将此鼎献给“万民敬仰的母亲戊”，如今这个称谓已被世人广泛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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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期的大型青铜器，还有被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的四羊方尊，“唯一的一件人面纹青铜礼器”的大禾方鼎等。其他如猪形铜尊、牛形铜觥，立象铜铙等中小型青铜器更是数不胜数。
鬼斧神工、高宝华贵、至尊大气的殷商之民何以取得如此高深的文化和艺术？何以取得如引精湛的铸造技艺？中华渊源流长的文明到底起自于何时？真的让我们愚昧的后人直抓脑壳。
这些似是天外来客的“硬棒棒的青铜器”实物，仅是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的遗物。
而在殷商之前，我们还有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夏王朝。但是甲骨文的发现只让世人信服“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商朝”，神话般缥缈的大夏王朝至今尚未发现“只言片语”，所以不被世界所公认。
但是，纵使六百年的大商王朝，也绝不可能在此短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从发现铜矿石到精美神器传世的跨越，“神话般缥缈的大夏大朝”必然存在。
因为没有经过大夏王朝的文化与科技的长期积蓄与沉淀，就单个殷商600年的文明绝不可能创造出如此成熟且美仑美奂的青铜艺术。
虽然没有夏王朝文字发现的支撑，但后世众多文献的记载似乎已有力地佐证着她的存在。并且，大夏王朝的文明似乎也并未逊色于殷商。
因为《史记·封禅书》上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拾遗记》卷二载：禹铸九鼎，五者以应阳法，四者以象阴数；
《墨子·耕注》曰：昔日夏后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又有：（九鼎）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
春秋时期，楚庄王观兵伊洛，向东周大夫王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成语“问鼎中原”的典故），“在德不在鼎”的神回复亦使王孙满的外交辞令流传千古，还有很多的记载不再列述。
透过这些文献的背影，至少让我们感觉到：确实殷商之前有一个夏王朝的存在，夏王朝铸了九鼎，并被商、周传承。
“鼎”很自然地成为天命所在，成为正统国家政权的象征，是国家供奉的神物，是统治者赖以传国的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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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把天下分为九州，（豫、冀、兖、青、徐、扬、荆、梁、雍），然后分封州牧（管理者）。
他又用九州所贡献的金（铜、锡、铅等）铸造了九个大鼎（以豫州鼎为中央大鼎，其它八鼎环卫四周），《正义》记载：“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之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说的正是此事。
鼎的表面刻画着极具各州特色的山川地理、人物风情，九鼎的铸造反映了华夏王朝的开始，中原部族的统一，四海的宾服，遐迩的文明，显示夏王成为天下的共主，也从此奠定了九鼎的王权象征。
九鼎很重，可惜至少至目前还没有实物现世。传说九鼎在荆山下成鼎之后，夏王用几十万人力，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才把它们运到夏邑王都。还有一个实例，也证明了九鼎的超重份量。
战国时期，秦国已日益强大，到天生神力的秦武王时候，秦国东扩的步伐日益加快。公元前307年，“大力神”秦武王直入洛阳，以窥周室。武王在大周太庙观览九鼎，嗟叹不已。
最后指着“雍”州鼎说：“雍地乃秦地也，雍鼎乃秦鼎也，寡人当携归咸阳。”守鼎的官吏阻止说：“大周定鼎于此，几百年来未曾移动。宝鼎各重千钧，无人能举”。
秦武王尽使平生之力，将鼎抬起，正要迈步，不觉力尽失手，雍鼎重重地砸在武王的右腿上，喀嚓一声将腿骨压断，血流不止，最终秦武王在痛苦中气绝而亡，时年二十四岁。
以上史料足以证明，禹铸的九鼎，必然也是庞然大物的重器。然而自秦以后，这组传说中的宝鼎便销声匿迹，再无踪影。后人的各种猜测主要归结为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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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是九鼎夏灭时迁商，商灭时迁周，周灭时迁秦，秦始皇死后便作为陪葬品埋入“始皇陵”，所以后人便无从见过。
当然，这个观点人们并不信服，因为一向治史严谨的司马迁先生在《史记》中对安葬秦始皇做了详尽的描述，却从未提及国之重宝九鼎的随葬信息，只说“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墓室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以人鱼膏为烛”，“后宫非有子者皆从死”，如果九鼎随葬，相信司马迁先生一定不会放过记述这个大事件的。
据正史记载，秦始皇曾亲自主持过“泗水捞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祀，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同时，司马迁又在《史记·封禅书》上说：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还有《正义》中说：（九鼎）历殷至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
以上史料可以说明，秦灭周时，九鼎被秦国接收，但当时只剩八口鼎了。而这八口大鼎最后到底去了哪儿，却真的是历史谜团和死结。
难道是秦王熔化了宝鼎铸造兵器去征战六国使用了？难道是后来秦始皇“销锋镝，铸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又回收了？真的是不得而知。
但愿八鼎真的陪葬在秦始皇的陵墓之内，让我们后人保留一丝能重见宝鼎尊荣的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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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认为，九鼎的湮灭是东周后期可怜的周王们把它们融化做成了货币花掉了，所以后世的人们根本看不到九鼎的尊荣。
此说并不滑稽，因为成语“债台髙筑”的创造者正是囊中羞涩的周赧王本人。原来，东周中后期,周王室王权继续衰落，诸侯势力日益强大，根本不听周王号令，特别是周王“卧榻之下”的虎狼秦国更是让周赧王如鲠在喉，寝食难安。
于是天真的周赧王决心想纠集其他国家狠狠地教训一下秦国，可是各路诸侯王长期停止纳贡，导致大周国库空空如也，没有军费支撑。
周赧王被迫转向“民间借贷”，可是军费开支数目庞大，诸侯又都不来助战，结果周赧王借来的钱全部花费完也未向秦国开战一次，而债务又很快到期。
于是，国民们天天聚集在王宫门口敲锣打鼓地讨债，人们的喧嚣吵嚷，闹得周王很不开心。心烦意乱的周赧王索性就让人在王宫的一个偏僻地方建起一座高台，赧王爬上高台便听不到民众讨债的吵嚷，“眼不见心不烦”，好没心绪的赧王就这样在高台上过着躲债的生活，这便是“债台高筑”的典故。
所以，不排除穷困潦倒的周王们忍痛忍羞地熔化了流传千载的宝鼎，铸造钱币用于渡日和还债，真正“坐吃山空”地耗费完了九鼎，最终周亡鼎灭，重器宝鼎也最终烟消雾散，只剩传说。
其实，不敢说窘困的后期周王们把九鼎全部熔化铸钱，熔掉一个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上面的史料中“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显然就是胡说，重达千钧的铜鼎忽然就飞跑了，并且没入滔滔江水中让人断了找到的念想，显然是在愚弄人民。这必然是统治者释放的烟雾弹，为他们融鼎铸钱掩盖罪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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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从发现了金属铜锡等以后，就把它视为珍宝，把拥有它做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民间如此，国家也如此。
甚至把铜锡推崇为有性别的神物，如把铜定性为雄金，主阳；把锡定性为雌金，主阴。果然阴阳交合下的铜锡的合金使所有铸造的器物金光灿烂、光彩夺目。
早在夏代之前，人们就已发现和使用铜等金属，但直到夏商之时，人们基本都只将铜用于礼器、兵器和酒器，用于农具的少之又少，为什么以农耕为主的夏商时代，却不普遍地使用金属农具呢？就是因为铜锡等金属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炉温和冶炼技术的提高，铁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才使铜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至少到东汉时期，人们仍把铜视做财富，并依旧亲切地称之为“金”。三国刘备的高祖“坐酎金失侯”的这个“金就是“铜”。
夏商之时，能出现超大铜器，也许是夏王商王们对这种难得之货的集中式占有，通过青铜礼器实现通天活动，稳固王权；通过青铜食器体现至尊身份，享受王权。
周以后，也许分封制的推行，（如《封神榜》分封了二百多诸侯王），王权有所下放，铜器器形的大小都有所规制，新铸铜器一般器形都较小，铜器这才逐渐走向平民化。
古代中国的青铜器，限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铸造十分困难。需要探矿、采矿、冶炼、运输、渗入合金、制模、制范、浇铸、打磨，这个庞杂的系统工程，没有足够的人力、没有细致的分工、强大的政治权利做保障是根本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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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专家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管子》、《山海经》中所描述的中原地区曾有很多铜矿、锡矿的分布，而今我们却无从发现。
这些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大量铜、锡矿藏，都分布在商都安阳不远的范围内，大概这些矿藏的储量都很少，在古代便已采尽。
有统计显示，妇好墓出土了468件青铜器，总重量1625公斤，按用含铜20%的富铜矿石推算，铸造妇好墓中的青铜器，至少需要十六吨矿石才能保证，而事实上若考虑冶炼过程中的合理浪费情况铜矿石使用可能要达到二十吨以上，这是一个多么浩繁的工程。
因此说，古代中原铜矿早已开采殆尽并没有什么奇怪。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夏、商都城的频繁迁移（据史料记载：夏有九都，商有十三都），那是因为去就近寻找稀缺资源；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殷商对周边部族终其一朝的四面出击，并争战到亡，那是因为去掠夺“稀缺资源”。
也许在夏王商王周王的意识里，占有铜、锡、铅等上天所赐的“神物”，并把它们铸造成用于祭祀和生活的青铜器，是握有大权大势的象征，而青铜及其复杂的工艺，可能曾是具有鲜明特征的古代中国的权力政治所追逐的主要对象。
“大器晚成”，比喻那些经受磨砺而最终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做为华夏王朝初始阶段的夏商周，其所取得的璀璨文明似乎就是浇铸在庄严、霸气的青铜鼎尊里，而在这些青铜重宝耀眼瑰丽的光环下，确实让世人无可争辩的看到了他们的“大器早成”。
*作者︱燕山骑：原名张昂、河南省.南阳市某单位干部，微信公众号「青眼有」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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