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是一本由[美] 林·亨特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一)：技术化的革命
以革命事件的展开和思想，行动的普遍模式为重点，为因果论提供新的解释。
叙述了亨廷顿，斯考切波，托克维尔的革命理论。对比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阐释。前者认为所有大革命中的特殊斗争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需，而后者认为每种特殊的政治革新都是中央集权增长的必需。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二)：技术手册校勘
如果说《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成了公开宣传的干部必读，那么这本书就可以成为配套读物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内部掌握的配套技术应对手册。
理论的密度远胜达恩顿，而细节分析（尤其是第三章的图像意蕴转换分析）也毫不逊色。翻译也不错。译者不时还认真尽责地给出了现有中译本的状况，但有时难免出现不如不注的情况，比如页74的注2。
页34：普朗萨斯（Poulantzas），估计这位熟悉法国史的译者不认识这位在政治社会学中引用率很高的普兰查斯。
页47：昆帝连（Quintilian），就是古罗马修辞学大师昆体良了。
页70：本杰明•贡斯当，没有译成康斯坦特不错，但前面也应该按照法语译成邦雅曼。
页92、211：德•斯蒂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本译丛其他译者都选择了正确的通译……
页111（及全书多处）：贡迪拉克（Condillac）：这个通译就更常见了，孔狄亚克……
页123：弗莱克斯坦（Frankenstein）：就是文中所言最终毁灭其创造者的被创物弗兰肯斯坦了（此处指“人民”）。
页130：残疾军人广场（Place de Invalides）：荣军院。这个不用多说了。
页139：埃瑞克•赫伯斯邦（Eric Hobsbawm）：霍布斯鲍姆。
页239：塞缪尔P. 亨廷顿的《变化之社会的政治秩序》：人名的拼法属于编辑失职，书名则属于屡屡在注解中标出汉语学界已有译本的译者的失察了。
页248：查马尔•约翰逊（Charmers Johnson）：应为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三)：新文化史第五周
史料极多，思路清晰，两条路线分别论述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和政治。论证材料多的书不适合我看，也没发现这是一本新文化史特色的书。
1、法国大革命中的新政治阶级由谁构成？
作者系统论述了革命精英的社会身份。新政治阶级通过文化地位和关系被界定，同样也可以通过从属不同的职业的社会群体被界定。通过对国家议员的考察，发现都带着一定政治经验走向国家职位，都是律师、公证员等。选举越来越倾向有政治经验者。作者选择了法国的四大城市亚眠、波尔多、南锡和图卢兹。最终发现商人在地方权力上的崛起，标志着这些城市里重要的政治转移。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大部分农村研究将侧重点放在从旧制度到新制度领导权的延续上，尤其是相同地方显贵的霸权延续。因而制度变了，统治阶级却不变。由此得出的总体结论是，新政治阶级在社会构成上并不是只有一个种类，律师主导了国家和地区政治；商人、手工业者和店主在城市比较突出；农民和小商人等掌管村庄。但是其背后最重要的意义是在社会和政治上与旧制度的决裂。贵族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这种“新”体现在统治人员，还体现在革命十年中不断自我更新。因为地方政治一直处于剧变当中，人事上不停转换在各地产生了重要结果是许多人在革命的十年中获得革命经验。同时以城市为基地的专业人士主导了国家和地方政治，即使在农村，领袖职务通常也是由那些与城市市场或城市文化有联系的人担当。
2、法国大革命中的新政治阶级与其文化的关系。
在具体内容上，作者通过在象征性和社会性这两个类别下进行讨论的方式，对新政治文化的创造予以了论证。 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这是本书的一个核心问题及贯穿性线索。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四)：修辞中的大革命
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视角非常独特，有文有图，逻辑环环紧扣，让人读来酣畅淋漓。作为新文化史的杰出代表作，在书的第一部分“权力的诗学”中，林亨特分析了玛丽安娜、赫拉克勒斯、服装等象征的形成与变化，如三色帽是人民发明的，而玛丽安娜是政府发明的，不过因为两者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便一并被放入到大革命的话语体系当中。
对革命语言的解读通常都遵循着以前一些理论方法，比如语言是社会冲突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政治自欺的载体（托克维尔的观点），或文化统一的媒介（涂尔干的观点），而林亨特在第一部分中便抛出了他略显另类的观点：语言是革命者自己的修辞学。不同于传统观点：语言与象征是权力的隐喻，他认为语言与象征是获得权力的工具与目的。仪式的形式同具体的政治内容一样重要。细细品来的确颇为深刻，这也是新文化史的核心价值观所在，虽然林亨特是研究大革命政治的，但我们看到整本书是通过文化来解读政治，正如他本人所说“本书的焦点不是诸如谷物限价、罗伯斯庇尔或者雅各宾派俱乐部之类，而是革命语言的普遍原则、革命象征物的运作，以及对仪式与体态的普遍关注。采取富有政治意义的象征性行动会使具体的政策、个人和组织产生比在非革命时期更强大的冲击力。”显而易见，这已全然不是上个世纪的那种政治史了。
在书的第二部分，林亨特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法国各个大区和省份，比较不同省份的政治转向，比如西部农村地区不易更改他们的政治观点，在卢瓦尔省（Loire），农村公社被描绘成“公共观点的杠杆无法撬起的大山”，而巴黎周边的城市地区在大革命后不久便几乎全部导向了右翼。从而分析不同地区的政治忠诚延续性。最后得出“革命的政治地理学”这个新概念。在这个概念下面还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某些因素，如家庭网络、组织经历和共同的文化联系，这些都有助于有助于新政治阶级的形成。
书中，林亨特认为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是极其复杂的，不只像托克维尔认为的大革命孕育于旧制度中那样简单。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与共和主义思想是在由一环套一环的“修辞”下，在一个个时刻的不断积累下爆发出来的。革命者拒绝一切旧的东西，这使他们可以用更具普世价值的思维去思考，因而使他们的观点更具魅力与深远之影响。然而革命者抛弃建立政党，拒绝政党纷争的途径统治，“政府没有组织一个中央政党，并拒绝鼓励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团体的发展”，便只好用恐怖统治或者专制来消灭异己、镇压人民反叛，这何尝不显得鬼铞。
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主义思想，现代化和专制，但如林亨特所说波拿巴从雅各宾派的经验中认识到了民众动员的价值，但没有采用相同的方式来培育它，反而取消了所有有意义的政治参与。投票和政治俱乐部让位给强大的政治宣传；积极参与让位给被动旁观。因此大革命的政治成果并没有在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充分的巩固，因为他只捡起了现代化的一半，却压制了另一半。民主从来没有效率，又无法预测，还经常危机四伏。结果，现代化者们，置理性与标准化高于一切的人，后来都聚集到了波拿巴的旗帜之下，认为没有民主共和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何其谬焉！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五)：閒來翻書：林•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
大概算是後知後覺吧，儘管在06年就讀過了達恩頓的《屠貓記》，卻直到最近才忽然對新文化史開始產生一定的興趣，也想加強一些關注。對於新文化史的基本理論與發展歷程，我並沒有作系統的探索和梳理，而基本是在隨著興趣走。興之所至，有時不免胡亂翻書了。
出於對法國、巴黎的持久喜愛與興趣，也與自己論文所寫涉及政治文化的問題，首先拿起的新文化史著作便是林•亨特這本《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
法國大革命在法國、歐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兩百多年來，相關研究著作層出不窮。林•亨特將之歸為三大學派：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托克維爾和現代化學派。與他們不同，林•亨特力求跳出因果關係的“束縛”，不再試圖直接尋找大革命發生和演變的原因，而轉向對於革命進程的描摹。革命的修辭學，具有象徵意義的儀式、印章、穿著，政治地理，新政治階級的身份，林•亨特意圖在種種複雜現象的演變中展現政治進程中蘊含的結構或模式與政治行動者及其不自覺接受的政治假設之間的互動過程，發現政治文化的隱蔽模式和其中的統一性，進而指出大革命的主要成就在於構建了一種全新的政治文化。
置結構性因果於度外似乎無法解釋清楚大革命如何及為何以此種方式發生，但這並非林•亨特的關懷所在。她關注革命的進程，從動態變化上描繪出了一幅與以往不同的大革命的面貌。穿著、印章這類似乎瑣碎、不足稱道的“物”，但卻能夠透視出政治的實際運行模式，這些內容更能夠反映深層的文化含義。她同時也指出，人創造了具有象徵意味的物，物反過來又在塑造行動著的人，正如“莫比烏斯帶”——將一條窄長形紙帶旋轉180°後再將兩端黏結而成，無法區分何為開端何為終點——我們無法判明究竟是誰在影響誰。這種糾纏不清可能使人感到混亂，畫不出一幅簡潔鮮明的白描圖，但這卻恰恰是真實歷史中常常存在的狀態。
從研究取向來說，在我開來，林•亨特所考察的對象並不十分新穎。除去修辭在西方的特定文化傳統（古典時期演講就已經在政治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各種象徵性事物——服飾、印章、儀式等等——從傳統中國來看，本身就是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王朝嬗遞之後必然出現的改正朔、變制度、易服色，乃是重塑正統和政治文化的基本舉措。也就是說，象徵領域本即是政治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只不過，現代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學在其衍生過程中，作為其分支之一的政治史被縮寫或者說是被建構成了以事件和人物為核心。所謂政治文化史，正是要返回歷史場景，去觸摸事件與人物背後的文化意涵，而這，有可能更深入政治的實質。就此而言，在研究方法和取徑上追隨西方的政治文化史，毋寧反觀自身，重新真正理解中國的政治史。
對我個人來說，法國大革命的動人魅力，還在於它可以用來映照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歷程，乃至現在和不久的未來。林•亨特發現，對於更激進的雅各賓派的支持，主要集中在相對貧窮、識字率低、遠離發達城市的不那麼“現代”的地區。那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成功，是否可以從中得到一定的啓發呢？激進的意識形態在近代中國的發展算是大陸學術界的一個禁區，對其中牽涉的問題我也不瞭解。只是，貧窮落後可能會造成這樣的群體採取更為激進、激烈的方式以求改變現狀，這卻不能不引發我個人的擔憂。當革命或者變革以極端的態度和方式進行時，它在達成其最初目標的同時，卻也可能帶來更大的危害。
另外，書中還指出革命中新的政治階級大多屬於舊社會中的“邊緣人”。“大部分參與政治的人都居住在現代世界的邊緣地區，或佔據了以前精英的外圍空間。他們並不是相對於‘內部人’的‘外部人’，而是那些幾乎處於‘內部’但卻感到受排擠的人。他們是相對的局外人，不是被社會遺棄的人。”（235頁）也就是說，塑造新政治文化的主力，是一群被舊精英排斥的，在社會經濟地位和心理上被樹立起來——不管是不是有意識的——的“體制外”人士。舊精英不可避免地要被排除，因為實際上，是他們自己充當了自己的掘墓人。
2012年1月5日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六)：读书报告
读完全书，从作者的观点来看，她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它是一种价值观、期待以及隐性规则，其核心是革命的传统，即共和主义传统，包括反对旧制度的愿望、对民族再生的信念、对理性与普世性的仰赖，以及对共同体利益的强调等等。革命者，即新政治阶级在参与革命政治之中时受着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塑造着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也即是说这种新政治文化一方面表述，另一方面塑造了新政治阶级的意图和行动。新政治文化具有着统一性与连贯性的特点，并由诸如修辞的使用、象征物与仪式的传播、选举等象征实践组成。
在具体内容上，作者通过在象征性和社会性这两个类别下进行讨论的方式，对新政治文化的创造予以了论证。
在象征性类别下，作者分析了通过象征手法来表现政治行为的逻辑。革命者不断地言说、使用和修改新修辞、新象征，推动着革命的修辞和革命象征形式的发展。虽然革命理论与实践间的矛盾，如透明与密谋，透明与教化，人民与人们代表，自然、理性的自明与象征物、服装的晦涩等始终困扰着大革命，但革命者对词语、服饰、节庆、徽章，以及时间、空间与距离的测量单位的关注，对自由树与共和国女性再现等相同象征物的使用，界定了革命进程与新政治阶级身份，也界定了权力经验。革命者说着相同的语言，赫拉克勒斯和玛丽安娜也代表着相似的内容，革命者在权威的象征物和意象中寻找相同的品质。通过关键词与原则的不断重复、将政治作为一种活动的共同态度，法国社会方方面面都得到重塑，一种不同的、人人平等的共和传统也得以起来。
在社会性类别下，作者探讨了革命经历的社会情境。革命的政治地理学分析显示，革命行动具有显著的地区模式，最革命的省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相对落后。革命吸引的是经历着两种文化传统，身处城市和农村、现代和落后的分界线上，在对抗的地区，在局外人和调解者的位置上的人。新政治阶级是局外人，相对年轻，在政治事务上是新手，所以更容易感受到政治革新中的不确定因素和焦虑，相信阴谋的威胁。而新政治阶级也有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分界线，所以一方面他们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能代表自己和自己行动的合适形式，并更倾心于理性的、民族的和普世的形象。另一方面局外人和作为文化和权力中间人的身份也重要起来。新来的人，在农村各地旅行的商人，与省会或巴黎有联系的律师，迎来送往各色人等的旅店老板等等，都可能成为政治网络的建造者、新观点的传递者和外部政治权威的代理人。另外，王室、贵族与第三等级的竞争以及第三等级内部的竞争使民众的政治空间飞速增长，民众的政治组织如地区委员会、民众俱乐部等也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重要力量。政治的广泛参与使新政治文化被充分吸收的同时又形成了共和主义的传统。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是1980至1990年代新文化史迅速扩张时期，在政治文化史领域的一部代表著作，它与我以前所了解的关于大革命的阐释有极大的不同，启发了我思考的角度与方式。如在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中，就认为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即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经济基础。大革命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规律，资产阶级是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阶级。而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对这种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批判，如她认为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在革命中缺乏辨别性。作者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有修正主义学派和托克维尔及现代化学派，他们的阐释都关注大革命的原因及其后果而牺牲了对大革命过程的具体考察，忽视和过滤了许多不能被特定因果链所容纳的重要现象。但作者并非全盘否定他们的阐释，包括这三个学派，她在书中还与众多的研究者对话，借鉴发扬了他们很多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作者的叙述则着重革命进程，强调修辞、象征物以及某些群体和地方的参与如何形塑革命变化的不间断经历。这也使她在书中很少论及具体的政策、政客、党派纷争、正规结构或组织，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的叙述思路。作者还常常把法国与英国、美国进行比较，阐述大革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如党派政治在法国受到了抵制，而作者认为这是拿破仑上台，民主共和制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政治与社会的平衡是作者研究的基本方法，贯穿于整部书中。她认为政治与社会两者错综交织，没有永恒的上下之分，更是在交融之中相互影响。革命政治与革命者相互塑造，象征性与社会性是相互贯通着塑造革命的政治文化。这就摆脱了层面的预设，而能深入进入真实历史的语境中，考察事件的各个因素。
本书对政治文化的分析使我对政治的理解焕然一新，正如傅勒所说的，“政治不仅仅是政策、决策和组织，还是世上新的行动模式的源泉。”在大革命中，政治的概念被拓展、重塑。政体结构在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和民众大动员的影响下改变，政治语言、政治仪式和政治组织都呈现出新形式、新意义。关于政治的想法和实践在大革命中层出不穷，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政治化了，但这里并不是指上层对下层的干预与控制的加强，而是指一种公民意识的萌生，人们无法再忽视政治的存在了，伴随着革命的进行，共和主义的记忆已经深深地扎根，尽管仍会遭遇挫折，但生活已与政治紧密相连，生活之中处处有政治，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通过政治塑造自己的生活。这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有所启发，只有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增多，真正参与其中，公民对民族对国家的爱与责任才能有坚实的生长土壤，同时这也将防范集权制政府的弊端，那么公民的幸福与国家的繁荣也就更有希望了。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七)：哪里有历史创伤，哪里就有鲜花
文/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在人类近代史研究中，没有比法国大革命研究更为集中地汇聚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议、修正、否定等特征的主题了。而且，正如新文化史运动的倡导者、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林亨特所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争更像贝尔法斯特大街上的战斗而非专家学者会议。也正因如此，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周年庆典仿佛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一次猛烈冲击；回想当年，当它的两百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关注它的人谁没有过走出书斋、汇入人群的激情呢？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拉莫莱特之吻》的文章，谈到既然历史学家早已证明7月14日那天巴士底狱几乎是空的、在革命前法国的封建制早已不存在、人权宣言发表后的几年法国就陷入毫无人权的红色专制，那么是否真的只能认同英国历史学家阿弗莱德寇班的神话论呢？但是作者仍然不无激情地认定法国大革命对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影响改变了历史进程，而且认定大革命的参与者只是一群非常时期的普通人，他们用以改造当时社会的新原则至今仍是反对暴政和弘扬正义的旗帜（见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3-16页，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历史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永远会有学者出来回答，但是在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领导工人罢工的斗争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达恩顿在写于1981年的《波兰要自由》一文中谈到，给工人出谋划策的哲密克和默里季斯基都是中世纪史专家，官方史观与民间史观的巨大冲突是罢工工人热切讨论的话题；只要政府一天不直面过去，被压制的历史就一天不会成为过去时，因而在波兰，哪里有历史留下的创伤，哪里就有鲜花（同上书，第20页）。
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是从新文化史学出发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代表性著作，虽然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今天读来仍然很有价值。作者关注的是法国的政治文化如何塑造了革命，如何为革命政治提供行动的逻辑，最后如何重新塑造社会。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无论研究历史还是现实，我们越来越无法回避当年卢梭提出来的问题：我认为政治决定一切，而且，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先不必急着争论卢梭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否还应该颠倒过来，从林亨特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政治文化中的修辞、象征、仪式等的传播的确促进了新的政治力量的产生，改变着专制与反专制的力量格局。像宪法、公民、平等、自由等等这些词语一旦成为普通公众的口头禅，无论如何总会对改变现实有所作用。亨特说，政治语言有助于形成对利益的感知，从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是重新构建社会与政治世界的方式（第37页）。因此，在1786年以后新词流行，当时的国王也无法采取措施过滤敏感词，就在这一时刻，人们发现政治是蕴含巨大效力的活动（第267页）。
博物学（naturalhistory）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框架中居于很边缘的地位，因为在当代科学中已经没有了它的正统位置。当然，在科学史研究领域中，博物学史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读完范发迪教授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之后，我更深感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也必须重视对来华的西方博物学家的研究。诚如作者所言，来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在从事研究考察时，时时都要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打交道，而过去研究中西关系的著作则很少注意到西方人与中国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触问题；因此，本书以中国人和英国博物学家之间的交往为切入点，深入探索中西关系中某些被忽略的层面力图在全球背景下去理解中国历史的新开始（导言）。在这里，交往应该被理解为多种层面的，既有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偶然的交往，更有在制度安排下实现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层面的交往。因此，对这些丰富的交往层面的研究无疑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应忽视的重要一环。
该书依据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在华活动的几个显著阶段来分别论述，第一部分涵盖了十八世纪中叶到鸦片战争这一所谓旧广州时期，第二部分研究鸦片战争之后直至二十世纪初期博物学调查如何在内地发展的历史。其中第一部分旧广州时期的第二章聚焦审视英国博物学者与从事出口洋画的广州画师如何合作绘制动植物图鉴，并解析文化交流在科学与视觉表现当中的作用，有两个原因使我对这一部分特别感兴趣。一是二十年前我在撰写《广东美术史》的时候也有一小节专门谈广州外销画，但完全不知道约翰里夫斯在广州画家作坊中下的博物学绘画订单和那些精彩的动、植物绘画。作者告诉我们，广州画匠根据里夫斯的要求作画，技艺高超，足以充分地传达出博物学所要求的科学信息；而当绘制的对象是如梅和鹤这样的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常见的主题时，画匠就表现出深受传统的表现范式的影响。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博物学绘画成了文化遭遇的场所，并以此作为本节的小标题，这的确是中西艺术交流研究中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有点可惜的是，该书的附图全是黑白的，难以领略书中对色彩技法的描写，想其英文原著或许会有彩图。另一个使我对这部分很感兴趣的原因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到英国访学的时候，曾受朋友委托为一本国际香草疗法科学刊物（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Aromatherapy）绘制一页中国的草药图鉴，并要求把这页图鉴放在刊物封面。当时我以工笔画的技法画完那株草药之后，以写意的笔法画了山涧竹篱茅屋作为背景。后来委托我作画的朋友说对方非常喜欢这幅画，就像该书作者所写的：双方都是制造、传播混合文化产品的媒介。在里夫斯的画中，艺术、商贸和博物学汇集在一起。而且我们应该把这些画看作更广泛的文化接触的一个缩影，这些文化接触包括商品及货币的交换、爱好及思想的通融、人际关系的延伸以及帝国间的遭遇。即使其他方法不适用的时候，博物学的视觉表现传统也使在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博物学家仍然可以进行科学信息的交流。然而，把这个过程变为可能的却是中国的画匠。（第71页）
该书第二部分的三章分别研究了科学信息帝国的形成、汉学与博物学的共同发展以及内地考察与田野工作的活动等历史课题。在这些课题中涉及西方博物学家在华进行调查研究活动的更具实质性意义的论题：科学帝国主义借由非正式帝国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机制而获得扩张，关于汉学与博物学发生联系以至交融的发展过程，关于田野调查的模式及相关的文化遭遇，因此，本书对博物学家观念及研究方式的探究，要求我们重绘十八与十九世纪博物学的历史图景。现今对博物学的史学论述总是忽略了某些潮流及研究领域，但这些潮流和研究领域在当时却是极为重要的（第244页）。
关于博物学与绘画的关系，在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科学史》第四卷十八世纪科学（方在庆主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3月）中有十八世纪的科学插图、科学、艺术及自然界的表征两个专题研究章节进行了相关论述。其中也提到了东方的插图画家与西方恪守写实性的画家相比，其作品更能体现文化内涵，以及动物学与新写实主义的关系（第498页）。
假如把目光从博物学与近代史的关系再扩大到全球史这个史学中的学科概念，可以发现在全球化时代中的全球史研究要破除的不仅仅是西方中心主义或其他什么中心主义，而且还要破除学科中心主义。类似跨文化旅行考察、委托绘制插图这样的行为，过去往往难以成为学科研究的关注焦点，但是在全球史的视角下，历史研究的中心与边缘不再被固化，因此受到重视，成功的研究将由此而引起了对历史的重新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