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姑奶奶》是一本由定宜庄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2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胡同里的姑奶奶》名字听起来有些小傲慢，却简单明了的指出了本书写作的人物以及故事发生的地点。
从书名可知，本书的采访对象均为女性，书中主要讲述了老北京旗人妇女的故事。这也与本书所在的丛书《北京口述历史》（5卷本）中的另一本《八旗子弟的世界》以男性为采访对象形成一种呼应。这样的编写安排是作者的一种尝试，不经意间也成为一种特色。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每篇采访稿之前都会附有手绘地图，让读者清晰明了的了解采访对象当时生活地点在整个北京城中的大概位置。因为北京城胡同密布，仅凭借口述和文字描写很难清楚的表达出所在位置，而手绘图却能让读者一目了然。
本书的访谈对象包括7名满族旗人后裔，她们多为京旗甲兵的妻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有明显的旗人特色，从访谈稿中可以隐约看到京旗妇女的独特气质。
本书以访谈为主，叙述以人物对话的方式呈现，同时兼有注释、附录等部分，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再加上大量的地图、手绘图，可以说是一本学术性、资料性、趣味性都很强的著作。
丛书《北京口述历史》（5卷本）
《胡同里的姑奶奶》读后感(二)：一个郑重的推荐！《北京口述历史》新作
对口述史，北京史感兴趣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社科出版社2009年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下册）。豆瓣评分8.4，刚去逛了一下发现连一篇儿长评都没有！真是可惜。5年版权到期后，2015年北京出版社请定老师重新编排再版，由此有了我们今天说的这套书（5本）。这里要提一下新旧版的差异和联系：2009年版的内容分内城，外城，城郊篇，构成了新丛书的基础；其中，内城篇首“故宫沧桑”有两篇未入选新版；新旧版的前言后记有很大不同，从中可以研读出学者对于一个问题思考的变化，非常有趣；最后，新版比旧版要多一倍以上的内容（新访谈，回访，考据）。
新版分成5本书，慢慢来说。新旧版的逻辑链是：内城篇——《胡同里的姑奶奶》，《八旗子弟的世界》，《府门儿，宅门儿》；外城篇——《生在城南》；城郊篇——《城墙之外》。先说前两本儿，把生活在内城的平民访谈对象分勒男女篇，这种安排非常有趣，一下子就把差异凸显出来了：当时女性的世界几条胡同打转，油盐酱醋；而男性的生活五花八门，斗鸡走狗，热闹非凡。
《姑奶奶》这本书的一大看点在于手画插图，每篇文前都有一个城区图，标明被访者居住的方位，文后附被访者主要活动区域的胡同图。另外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这次的再版工作，有将已经绝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1999）中的内容择选分类，再行编辑，放入书中。追绝版书的同学知道这有多好！而且重要的是，对于十几年前的访谈内容，添加了更多材料予以补充。如其中的文毓秋篇，就有关于大特务郭同震的附录。这种学术态度，在口述史学界非常可贵。
《八旗子弟》这本书的一大看点在附录：怎么将被访者提供的材料，文史资料中的有关文献，以及其他人口述中反映出来的内容与被访者所讲述的内容进行互照互证，这是历史学的功夫。开门第一篇儿与《姑奶奶》相呼应，讲的也是胡同生活，可是男性叙述与女性叙述有很大不同。第五篇儿对在台北京人东普的访谈下了很大功夫，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访谈是非常难做的，非常值得一看。
《府门儿 宅门儿》在五本书中，相比之下是最成体系的，考证非常扎实。这跟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有那么几年，社会上到处是这王爷那格格的，曾经的“坏种”摇身一变，成了皇亲国戚，多数是赚噱头。要做这种口述，首先就是要有扎实的清史功底。“府门儿”篇，在文前列出了所有被访者的家系（按《爱新觉罗家谱》），有案可稽，有史可证。“宅门儿”篇在我看来已经不是单纯的口述史料，更有社会史，家庭史研究的影子。每一篇都有辅料旁证，回访跟进。对于怎么从个人向家庭的角度展开口述工作，有很大借鉴意义。
接着说最热闹的一本儿：《生在城南》。这本书是责编最喜欢的一本，我预测也是卖得最好的一本。就是太有意思了！开篇儿就是一个特好玩的口述史案例！跟探案小说一样，各种反转罗生门（说到这儿我已经激动了）。这本包括两篇在台北京人的口述，“马氏三兄弟”那篇，家人相隔两岸的不同经历让人十分动容。第三篇刘曾复老的口述，不夸张说，我读了3遍也不觉腻。总之篇篇精彩，不买全套也一定要买这本儿，由此你会爱上口述史。
下面讲我觉得学术价值最高的一本儿：《城墙之外》。我特佩服定老师对丛书的把握能力，五本书形散但神一点儿不散，一定要一起买，一气儿看！而且我认为，这套丛书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北京内外城乃至城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没有所谓的主次轻重之分。《城外》这本为什么最得我心，就在于她的关注点和学术理念。开篇儿从北京城东南方的运粮河道讲起，延伸到西北方原八旗驻锡地，兵丁，坟户，勤行，鸭子户……形形色色的人生也是真真切切的历史。这本相对来说，阅读的难度大一点儿，如果不清楚清代北京城郊布局的背景知识，可能会觉得乏味。做京郊的口述难度是比较大的，目前研究也很少，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相关的著作！
《胡同里的姑奶奶》读后感(三)：胡同里姑奶奶们的故事
《胡同里的姑奶奶》，书名俏皮，读来有趣。
这是定宜庄为十一位旗人妇女做的口述访谈，书中传递了很多在历史转折时期满族妇女的生活信息，对于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旗人妇女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虽然作者的访谈对象只有十一位，但是这些妇女身上所传递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旗人礼仪、生活习惯、婚姻、经济、职业等。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小人物，在古代历史的书写中，他们没有资格像王侯将相一样留下自己的声音。而近现代史的研究，除了报刊等资料，口述资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所以，对于声音的抢救和保存就显得尤为重要。很多人很多事都会在历史中湮灭，正如曾经的旗人妇女以及她们所具有的满族文化。无疑，定宜庄的这本书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胡同里的姑奶奶》读后感(四)：北京人不见得知道的北京，在这本书里
北京这座城市实在太重要、太特殊了，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太多样、太复杂了。
北京人的标签，既可以属于中关村里的程序员，也可以囊括798中的艺术家；那些散布在北京各个角落的“文字民工”、自由画手，也都是北京这座城市的代言人。即使是那些被视作“diduanrenkou”的大兴区新建村的“农民工”、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也绝对有资格代表北京发言。
他们有截然不同的经历与生活方式，对北京的态度也千差万别，因此“由谁来讲述北京”，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套书实际上是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再版，当时她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定宜庄不得不放宽条件，把1949年前后进入并定居北京的人都纳入访谈对象之内。
这些人很少有声名显赫的，有着普通人的忧患，或者普通人的生活，用普通人的视角，去体察并不普通的动荡与波折。
整个系列有五本，访谈了近百位老北京人。样本庞杂，有满汉蒙回各族，也有伶农商学各业，故事虽然没有惊世骇俗，但也绝对没有套路和模板。
五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胡同里的姑奶奶》《八旗子弟的世界》《府门儿·宅门儿》讲内城，《生在城南》讲外城，《城墙之外》讲城郊——虽说是城郊，其实最远不超过西苑和圆明园，真是令回龙观的“农村人”汗颜。事实上，在内城的老北京人眼里，朝阳门以外就属于农村了，只有二环以内才是城里。
2012年曾有一部15集纪录片《北京记忆》，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发展，记录了北京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文化，独特的街道，独特的胡同，独特的人。“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可以视作这部纪录片的前传，但是时间跨度更长更远，挖掘的问题更深更细。书题虽是写北京，但并不特别在意北京这座城市如何发展，而是更加关注北京人的生存状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延续。
北京内城的老北京人以八旗子弟的后裔为主，有满八旗、汉八旗和蒙古八旗，如果翻出家谱，许多人能够追溯到爱新觉罗家族。
清朝是“最后的中华帝国”，辛亥革命以后满清皇族还在紫禁城中生活多年，对北京的市民生活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
老北京人自尊、刚烈、有闲，喜欢花鸟鱼虫，喜欢小吃和古玩；尽管没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也泾渭分明地区分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北京人都住在胡同里的矮楼中，那些生活在新楼房、生活在郊区的人，无论有没有北京户籍，一律不算是真正的北京人。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这样的：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的、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
外城和城郊的北京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以汉民和回民为主，生活不像“新八旗子弟”那样悠闲，而是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事业。
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是守坟户（有请福建人念一下）。北京有许多地方以“坟”命名，比如公主坟、索家坟等等；有些不以“坟”字命名，比如劲松。北京的坟地特别多，朝鲜战争时期北京搞建设，许多工厂就是挖坟地改造的。王公贵胄和名门望族一般会雇人守坟，守坟人整户生活在这里，形成了村庄和新兴城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劲松原名架松，是清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肃亲王的园寝，因墓前有六株古松得名；如今劲松是北京人口最著名的居民区之一，高楼鳞次栉比，车流拥塞不堪，不仅没有了当初的松涛林海，也很难追存到守坟人的踪迹了。
这是值得警惕的。经历过新中国历次运动的老人，出于不愿或者不敢，很少向子女讲述自己的过去，而子女大多也没有兴趣打听，渐渐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用定宜庄的话来说：“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口述史对于保存记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口试历史的写作方式一般是对话体，被访者讲述，访谈者记录，并不断挖掘更深入的信息。这对访谈者的要求极高，既要对所谈到的主题有相当的深入，又要对意外涉及的领域有灵活的应变。
《生在城南》一册中有几篇关于京剧的访谈，由于定宜庄的不熟悉，就显得有些乏味了。除此之外，定宜庄做这个系列的口述历史是得天独厚的，她的研究领域是清史和满族史，而她本身也是满族人。
口述史并不是直接就能拿来使用的可靠的史料，它呈现的只是人身处特定环境和事件时的记忆、心态以及表达的方式。定宜庄是试图通过这些普通人了解北京乃至全国的变迁，自然就免不了提及祖辈父辈，因此也免不了“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从纷繁复杂的口述资料中甄别有用的信息，也体现了访谈者的功底。定宜庄对此十分清楚，任何史料都不可能绝对真实，“勘校”才会成为史家的看家本领，成为史学训练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生在城南》中的圣安师（李荣），他出生于1926年，却告诉定宜庄自己生于1916年；虽然差了十年，但他所述的一生行迹，居然严丝合缝地符合1916年这个年龄。2015年圣安师去世，他是否隐瞒、为何隐瞒已经无从得知，但这充分说明了从口述史到信史的道路上荆棘密布。
我们读近代史，经常看到那些跨越晚清、民国、日据时代以及共和国的人，初见还有些惊起，见多了就不以为怪。“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几乎全是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北京，所见所闻几乎就可以当作北京的近现代史了；而北京在整个中国又如此特殊，因此本书也可以窥见中国的那些年代。书中对某些历史虽有回避，但也不妨碍读者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书里提到的许多事件，是我之前未曾听说的，比如“抗日杀奸团”，比如1950年的“炮击天安门”，既惊悚，又震撼。（关于这两件事儿，以后会专门写给大家看）我循着这些线索又找到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更加感到扑朔迷离。
而另外一些我所熟知的历史，比如日据时期，比如文化大革命，老人们的讲述也提供了不少珍贵的信息。他们提到与日本人的交往，大多是和平的；日本小孩会欺侮中国小孩，中国小孩因此成群结队地去上学。据说日本人在北京，从来没有进过故宫，而北京也不像南京那样被祸害……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没有沙里淘金的眼光，也留待后来的学者发现。
最后用定宜庄在《胡同里的姑奶奶》中的一句话作结：“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已经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在这里谨向这些逝去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在这，欢迎来撩
《胡同里的姑奶奶》读后感(五)：正在“消失”的北京人
在内城的老北京人眼里，朝阳门以外就属于农村了
北京这座城市实在太重要、太特殊了，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太多样、太复杂了。“北京人”的标签，既可以属于中关村的程序员，也可以概括798的艺术家；那些散布在北京各个角落的“文字民工”、自由画手，也都是北京这座城市的代言人。即使是那些被视作“diduan人口”的大兴区新建村的“农民工”、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也绝对有资格代表北京发言。他们有截然不同的经历与生活方式，对北京的态度也千差万别，因此“由谁来讲述北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在“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中，定宜庄选择的是老北京人。
这套书实际上是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再版，当时她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重新采访时定宜庄不得不放宽条件，把1949年前后进入并定居北京的人都纳入访谈对象之内。这些人很少是声名显赫，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忧患，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用普通人的视角，去体察并不普通的动荡与波折。
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下）8.3定宜庄 / 2009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共有五本，访谈了近百位老北京人。样本庞杂，有满汉蒙回各族，也有伶农商学各业，故事虽然不太惊世骇俗，但也绝对没有套路和模板。
2012年曾有一部15集纪录片《北京记忆》，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发展，记录了北京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文化，独特的街道，独特的胡同，独特的人。“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可以视作这部纪录片的前传，但是时间跨度更长更远，挖掘的问题更深更细。书题虽是写北京，但并不特别在意北京这座城市如何发展，而是更加关注北京人的生存状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延续。
北京记忆 (2012)9.02012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 袁子勇 吴群这五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胡同里的姑奶奶》《八旗子弟的世界》《府门儿·宅门儿》讲内城的老北京人，《生在城南》讲外城，《城墙之外》讲城郊——虽说是城郊，其实最远不超过西苑和圆明园。事实上，在内城的老北京人眼里，朝阳门以外就属于农村了，只有二环以内才称得上城里。
北京内城的老北京人以八旗子弟的后裔为主，有满八旗、汉八旗和蒙古八旗，如果翻出家谱，许多人能够追溯到爱新觉罗家族。清朝是“最后的中华帝国”，辛亥革命以后满清皇族还在紫禁城中生活多年，对北京的市民生活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由定宜庄来完成这些口述史是得天独厚的，她既是清史和满族史的专家，本身也是满族人。
老北京人自尊、刚烈、有闲，喜欢花鸟鱼虫，喜欢小吃和古玩；尽管没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也泾渭分明地区分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北京人都住在胡同里的矮楼中，那些生活在新楼房、生活在郊区的人，无论有没有北京户籍，一律不算是真正的北京人。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这样的：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的、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外城和城郊的北京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以汉民和回民为主，生活不像“新八旗子弟”那样悠闲，而是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事业。
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是守坟户（有请福建人念一下）。北京有许多地方以“坟”命名，比如公主坟、索家坟等等；有些不以“坟”字命名，比如劲松。北京的坟地特别多，朝鲜战争时期北京搞建设，许多工厂就是挖坟地改造的。王公贵胄和名门望族一般会雇人守坟，守坟人整户生活在这里，形成了村庄和新兴城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劲松原名架松，是清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肃亲王的园寝，因墓前有六株古松得名；如今劲松是北京人口最著名的居民区之一，高楼鳞次栉比，车流拥塞不堪，不仅没有了当初的松涛林海，也很难追存到守坟人的踪迹了。
这是值得警惕的。经历过新中国历次运动的老人，出于不愿或者不敢，很少向子女讲述自己的过去，而子女大多也没有兴趣打听，渐渐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用定宜庄的话来说：“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口述史对于保存记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口述历史的写作方式一般是对话体，被访者讲述，访谈者记录，并不断挖掘更深入的信息。这对访谈者的要求极高，既要对所谈到的主题有相当的深入，又要对意外涉及的领域有灵活的应变。《生在城南》一册中有几篇关于京剧的访谈，由于定宜庄的不熟悉，就显得有些乏味了。
定宜庄，图/澎湃新闻口述史并不是直接就能拿来使用的可靠的史料，它呈现的只是人身处特定环境和事件时的记忆、心态以及表达的方式。定宜庄是试图通过这些普通人了解北京乃至全国的变迁，自然就免不了提及祖辈父辈，因此也免不了“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从纷繁复杂的口述资料中甄别有用的信息，也体现了访谈者的功底。定宜庄对此十分清楚，任何史料都不可能绝对真实，“勘校”才会成为史家的看家本领，成为史学训练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生在城南》中的圣安师（李荣），他出生于1926年，却告诉定宜庄自己生于1916年；虽然差了十年，但他所述的一生行迹，居然严丝合缝地符合1916年这个年龄。2015年圣安师去世，他是否隐瞒、为何隐瞒已经无从得知，但这充分说明了从口述史到信史的道路上荆棘密布。
我们读近代史，经常看到那些跨越晚清、民国、日据时代以及共和国的人，初见还有些惊起，见多了就不以为怪。“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几乎全是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北京，所见所闻几乎就可以当作北京的近现代史了；而北京在整个中国又如此特殊，因此本书也可以窥见中国的那些年代。书中对某些历史虽有回避，但也不妨碍读者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书里提到的许多事件，是我之前未曾听说的，比如“抗日杀奸团”，比如1950年的“炮击天安门”，既惊悚，又震撼。我循着这些线索又找到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更加感到扑朔迷离。而另外一些我所熟知的历史，比如日据时期，比如文化大革命，老人们的讲述也提供了不少珍贵的信息。他们提到与日本人的交往，大多是和平的；日本小孩会欺侮中国小孩，中国小孩因此成群结队地去上学。据说日本人在北京，从来没有进过故宫，而北京也不像南京那样被祸害……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没有沙里淘金的眼光，也留待后来的学者发现。
最后用定宜庄在《胡同里的姑奶奶》中的一句话作结：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已经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在这里谨向这些逝去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