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是一本由傅佩荣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一)：慎思而明辨，互勉笃行之
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拿出来当年准备毕业论文文献综述的架势——左手朱熹之经典注释，右手傅佩荣之名家纠错，中间摆《论语》和《中庸》（可惜手边木有纸版《孟子》和《大学》）——时而细细思量左手边这本的真正用意，时而暗暗揣摩右边这本的推理与结论，真真将比较阅读法实践了个透彻，才敢下笔说些浅见。
虽然我赞同相当一部分傅先生对朱熹的纠错，但是归本溯源，更应该回归《四书》原著，吃透原著方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对朱熹和傅佩荣各自的观点发表评价。先人原意已不可考，后人所做一切都是在推测和自我阐释，那么孰是孰非，不能一言以蔽之，并且应该各有拥趸吧。
依稀记得儿提时代直接读《论语》原著还是有些吃力的，因为文言文的一字多义、一词多义和古今差异等带来了不小的理解障碍。于是转而去看注释版的《论语》，第一本是谁注释的已经不记得了，接下来看的是现代文版《朱注<论语>》，朱熹本就是“托古述己”，即假托评注古圣贤之经典实则为自己的理论找个大靠山（傅佩荣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今人再对其注释再翻译成现代文，可以想见最后成果与原著有多大差距。我想稍微做过学术研究的人都可以体会这样的感受，在教授的责令下去读一些本专业的国外经典著之中译本，时常越读越迷惑，然而找来英文或者其他语言的原文拜读之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些不负责任或者能力有限的翻译人员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有违于原著。同理，在拜读了朱熹评注《四书》的四书之后，我对儒家典籍的厌恶达到i了我生命中的最高峰。究其原因，其实与后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焦点“存天理，灭人欲”基本雷同，以叛逆的青春期观点来看朱老夫子的观点就是自虐和穷作，用现代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圣人都是抖M”。其实这些都是误解叠加误解的结果，彼时甚至无法读懂原著，其实只是情绪化地去反对朱熹的论述，其实是任性而站不稳脚跟的。虽然后世批注也蔚然成风，但却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达成共识：不可能绕过朱熹而往前走。于是，朱熹成为一座大山，让多少人在山路中迷途不返。
高中以后，初三之后随着大量阅读古诗骈文，对文言文的理解水平也水涨船高，再读《论语》就发现其实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之间的差异所在。傅先生也在本书中有论述，孔孟的基本观点孔孟认为“人性向善”而非朱熹所批注的“人性本善”。在对朱熹纠错的过程中，尤其是对《论语》的阐述和解释中，傅先生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经解经”，对于朱熹有意无意曲解的地方用四书原著中的释义去重新解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比如，对“时”的解释原著意为“在合适的时机”而非朱熹所批注的“时常”，比如孔子教导颜渊的“贫而乐道”而非朱熹所倡导的“贫而乐”等等。古汉语的博大精深之处就在于用字的精准性和多义性，这也势必导致后人各种学派的产生和对立。而傅先生的做法很像是社会学领域的实证主义方法，站在纯粹客观的角度不带任何价值预设地去感受和评价。出发点是比较理想化的，得出的结论却不一定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毕竟人是理性与感性双重属性的存在，而非冰冷的机器。哲学也是多种理解和多重思考的体系，而非代数公式般的机械推理。就如傅先生在探讨《孟子》部分时，分析了一系列与人性有关的概念，在《大学》部分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既与朱熹不同，也与王阳明有别。到了《中庸》部分，几乎就是在写一份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基于前三书的体系最后形成了傅式儒学体系，虽然并不是每一处解释都那么中肯和贴切。
我想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怎样用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思路去看待权威，并形成自己的思维体系，使之有益于自己的生活和思考，最后实践之。
尽信书不如无书，慎思而明辨，互勉笃行之。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二)：人性向善是“人性需爱”的自然对外心理投射
很认同@傅佩荣 教授关于“人性向善”的结论，但是傅教授并没有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人性为什么向善”？
我认为：1）人的本性都是自己需要被关爱和善待的，这既需要来自他人的善待，也需要来自自己的善待；2）人的本性都是有恻隐同情之心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恻隐同情之心会让人明白“自己需要被善待，那么他人也同样需要被善待”；3）善待他人其实是“自己需要被他人善待”的自然的对外心理投射，也是“善待自己”的自然的对外心理投射；4）持续善待他人之后会收获来自他人的善待，这种正反馈会激励人们择善固执。
理解了以上四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性是向善的。
如果人性是向善的，那么恶又是来自何处呢？
我认为，每个人在一生成长的过程中都是有一定的基本合理需求的。如果这种基本合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内心就会有委屈。这种委屈如果不通过理解、宽恕和知足来化解，就会发酵放大为抱怨、愤怒、仇恨、报复、打击、贪婪、霸占等恶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每个可恶之人其实都是可怜之人。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三)：慢慢的读，细细的品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卜算子》 严蕊
开篇的一首词，和《朱熹错了》这本书没多大的关系，但却与朱熹其人有关。提起朱熹，不一定会想到严蕊，但提起严蕊，却不得不提起朱熹。如果说是朱熹成就了严蕊的青史留名，并不夸张。
我是先读了上面的一首词，进而知道了严蕊，然后知道了朱熹。先入为主的观念，使我并不待见这个在儒家学术推动上做了巨大贡献的学者。《朱熹错了》，这本书拿到手时，看着题目有些八卦的小心思去翻看了内容。然后，渐渐的被其中有关学术类的质疑和重新注解定义吸引。
自认读书甚少，不过一些《论语》的句子，只要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就还是可以背诵几句的。比如书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记得我的语文老师将其中的“时”是按“时常”作为译文的，可见是采用了朱熹注释。而傅佩荣教授提出，这个“时”可做“合适的时间”解释，即适宜。我不能简单的判断对与错，却喜欢这样的一种探讨，甚至可以说是质疑。
做学问本身就应该是带着疑问的，这才是一切不断向前的原因。每个人都可以被质疑，同样，每个人都可以去质疑。毕竟写书人讲的是什么，往往都会有被曲解的部分，因为每个人读到的理解的，都不尽相同。我们只是在根据自己的思维去感受写书人的想法，不可能完全理解出笔者当时的心境。
记得看过一则小故事，大意是说，一个画家的画作被展览，参观的人争相评论，不发一言的画作被诠释出了千钟风情万种故事，最后这幅画作被奉为经典。然而，当画家本人来看画时，发现，他的画被挂反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限定，所以看到的只是某一个角度的真相。所以，很喜欢这样的一本书，不仅让我完善了朱熹的另一面，抵消了一部分对他的不待见，也让我的思维可以尝试用另一个角度思考。就好像一块拼图，在一块一块的拼贴，更加完整。而至于，这本看似严肃的学术书中，所辩证的内容到底哪个是正确的选项已经不再重要了。很多东西不是对立存在的，只要是让你的思维经历了一场思维风暴，那么，这就是一本值得的书。
“人性本善”，婴孩的我们就是空白的，为何不可说是人性本善。
“人性向善”，这就是人生的目标，也是一个过程，为何不可说人性向善。
也许，这个“时”就可以成为一种解释，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注解。这样的一本书，慢慢的读，细细的品，总是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颠覆，被颠覆，一再颠覆，在这样的一种探讨中，抛弃固有的思维，接受了更广阔的天地，才真是人生的一种收获。
带着你的疑问，来接受一场洗礼吧！让大脑换换新鲜的血液，让心灵体会另一份感悟。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四)：浅谈傅佩荣的逻辑矛盾
对于四书及《朱注四书》的评述，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很难说哪一家的言论是完全对的或错的，只要本着严肃的治学态度，对基本的史料妥善运用，言之有理皆无可厚非，针对这一点，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新人，我着实不敢妄加评论，仅针对书中存在的逻辑矛盾谈谈自己的看法。
研究一门古代的学问，必须要针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来进行讨论，本书既是评述朱熹，定要知道朱熹拥有怎样一种理论构架，这一点傅佩荣是认同的，正如在本书《大学》部分中诠释“亲民”这一概念时，作者评价王阳明观点所说的那样：显然不是《大学》那个写作年代的儒家学者所能认同。
同时，作者也运用了逻辑上的方法论来指出《朱注四书》的错误，例如他指出朱熹在注释孔子六十岁和七十岁的人生状态时，朱注分别利用了《中庸》中描述圣人的一段话的两个方面（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显然，《中庸》这句话中的两个方面是并列的关系，而孔子从“六十而耳顺”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很明显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作者仅利用逻辑上的矛盾就验证出朱注的问题，这种验证可以说是极为稳固的。又如朱注引述程子的说法：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作者认为从逻辑推导来看，能敬者必为鬼神者，信鬼神又是“惑”的表现，非“知矣”。因此在这一点上，朱注的问题便显而易见了。再如作者认为《大学》所列出的“八目”中，“格物”列在第一步，所以它不应该太过复杂、太过困难、太过神秘。作者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关于“格物”的一种不同的诠释观点。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逻辑证明的方法是一种极为稳固的纠错方法，作者在对它的运用上也做的恰到好处，让其他想否定他的人很难证实作者可能会存在的错误。然后我们在认可作者方法论的同时，还应看到，书中许多地方又违背了作者自己所运用的方法论，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自相矛盾的局面。
例如作者在谈及“贤贤易色”时，将其解释为“夫妇”，虽然夫妇确实为人伦中的一伦，但在孔子所处的年代，夫妇关系的地位显然应是排列在父子、君臣之后的，而孔子又是一个特别遵从礼制的人，不可能也不会教育学生这套有违常理的事，因此作者对“贤贤易色”的见解并未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是偏颇的。
有如作者对《论语》中“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全。”这段话的解释，他将“共学、适道、立、权”分别解释为一起学习、一起走上人生正道、一起立身处世、一起权衡是非。首先，从语境上看，立身处世与权衡是非应当为个人修身之事，如何能与他人一起为之。其次，《论语》这段语句显然带有递进的意思，而权衡是非的意思较前面相对弱一些，如何能排列在最后？从这段翻译来看，作者的说法本身很值得推敲。（在《丧家狗》一书中，作者李零将其译为：学道、适道、守道、用道，至少从逻辑上找不出毛病）
再如作者关于“性与天道”的评述。站在程朱理学的角度看，“性即是理”是其标志性的观点之一，这一派认为每个事物都有它的“理”，这个“理”便是事物之所以然，在《朱熹错了》整本书中，朱注多次出现用“理”来注释四书的片段，因而朱熹将“性与天道”解释成“理”是从其立场出发的注释，也不无其合理的一面。傅佩荣固然可以反对这种见解，但从整篇章节他也未给出“性与天道”作何解释，反而用“天命”替换了“天道”这个概念来作为论据，这之中的逻辑关系不甚清晰。在本章节的结尾处作者居然说：无论如何，以“天道”为“天理自然之本体”，是宋朝学者的见解，与孔子或子贡都扯不上关系。那请问作者之见解不也是当代学者之见解吗？又与孔子扯得上何种关系？这样看来作者的评述不免有吹毛求疵之嫌。
纵观全书，还是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作者在许多细节上突破桎梏、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尤其在《大学》部分，作者敢于一同违背朱熹与王阳明两位正统权威，可见作者有自己独立思考、摆脱权威束缚的治学态度，本书看似是评《朱注四书》之错，其实也是在阐述自己关于四书的见解，只是逻辑上略有不足，仍不失其借鉴参考之价值。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五)：孔子去哪啦？
四书拢共加起来有4万3千多字，但历朝历代对论语的解释、解读、阐述，应该以n次方计，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有人出来做开根号的工作。历史上，比较为人周知的“开根”儒学家，按年代排列至少有叔孙通、董仲舒、程颐、朱熹、王阳明、钱穆……傅佩荣教授的这本《朱熹错了》显然也是在做开根号的工作。
印象中，儒学实际上有过三次巨变。
第一次是周秦之际的“引儒入法”，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后胜出的是法家，所谓“秦砖汉瓦”，指的就是法家是立国之基，秦朝很明确说，“以吏为师”，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像毒品一样，可以令人腾云驾雾，最后飘飘欲仙不到15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之后，开始觉得权力老是裸奔的话，一不太好看，二容易着凉，所以直到董仲舒出来，算是完成了汉瓦的搭建，也就是用法家思想改造和吸收儒家思想，简称“引儒入法”。具体可参看秦晖网络视频——“秦汉史”系列讲座。
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佛交融”，东汉末年，天灾频繁，仅公元107年—219年的112年中，特大自然灾害便达150次之多，按照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天子岂不难辞其咎？为巩固国本，只能将责任转移给三公，所以不少宰相自杀或被杀就被列入了国家发展计划了。但这种把戏，骗百姓可以，骗有知识的人就不行了，所谓魏晋风度，放浪形骸，总之，忽悠不下去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国十佳少年队员”孔融先生当年就说，父母算个球啊，我只不过是你们快活的副产品而已，言下之意，父子之伦都是荒谬的，君臣之伦就跟纯属扯淡了。（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瓦中，出则离矣。）这样的人，你想想还能活吗？不用抓嫖娼，直接找人诬告他意图谋反，于建安十三年就被曹操给弃市了，并且是连同他的妻子儿女连锅端，一面谬种流传，惑乱朝纲。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普遍喜欢谈玄论佛，此诚儒家生死存亡之秋也，一直到武则天时期，先是尊佛，后是灭佛，一直到两宋，才算完成了对佛教的儒家化改造，其中的过程，可以参看金观涛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所谓“程朱陆王”的宋明理学，本质上就是对佛教的儒家化改造，只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儒家，不是孔子时期的儒家，而是“引儒入法”之后儒家法家化之后了的汉儒。
第三次就是近现代了，这就更复杂了。简单来说，还处于争斗中，具体而言，可以大体归结为“反法之儒”和“反西之儒”之间的百年缠斗，乱得一塌糊涂，至今尚未尘埃落定。也可以参考秦晖教授的一个网络视频演讲——“晚清以来启蒙运动再思考”，内有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以此观之，我的问题不在于朱熹错没错，历代为儒家开根号的学者错没错，我的问题是，孔子去哪啦？
以上面的陈述而言，孔子显然被至少拐跑过三回，不敢说解孔的人都是赵本山，但问题是很少人知道孔子被“拐”过。也许你会说，你这是原教旨主义。那么好吧，除了孔子本人，还有谁能比孔子更有权威解释自己的学说？博学鸿儒吗？非也！谁能自成体系，言之成理，并得到权力的认可，谁就是最后的胜者，历史的来看，这才是儒学的真相！
傅佩荣教授在这本小书里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所做的就是希望还原一个真的孔子。有用吗？有用！就像当西方的《圣经》变成人手一册的时候，宗教革命就发生了。
我们以为孔子已经死了，其实没有，他一直还活在我们的头脑中和言行中。只是我们不敢直视而已。
只要你在中国社会生活十年以上，你的心理结构一定会被装上儒家的程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无孔不入。
孔子去哪啦？孔子像软件一样就装在你的头脑中。
如果朱熹错了，那么读一读这本小书，赶快查找一下你的系统漏洞吧。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六)：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经典，重温先贤智慧
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很典雅的小书，从封面设计就能感受到一股稳重大气的古典之风。翻动书页时柔滑的触感与稳重的排版相得益彰，看得出来，它实在不是那种小资的“xx古典情系列”可以相提并论的存在。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经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儒家经典进行过详细的注解，后世之人从启蒙开始，就必须学习他的论著。因此，朱熹成为了一座大山，让很多人在山路中迷途而不知返。而这本书就是作者经过多年研究、推敲，针对朱注曲解、谬误的地方进行思辨、论证的成果。
四书之中，我们大都对《论语》了解较多，因为它常年占据各式语文考试考纲的一席之地，但是我却没有想到，翻开书的第一辑，第一个内容就颠覆了我十多年来的认知。
“学而时习之，不宜说乎？”，时，时常、经常；习，练习，实践。学习了知识又经常实践，不也很快乐吗？相信这是考卷上相当标准的答案。而无论是百度还是搜狗，各种官方、非官方的答案也基本不离其左右。但是这就是最正确的解读么？作者说，这是错的。朱熹错了。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人，也错了。
为什么是错的呢？作者列举了《论语》全书中“时”字所有出现的地方，除了指历法、季节、人生阶段，其余都指“适当的时候”。也就是说，“时”字从来没有被当做“时常”来用。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说明“时”在这里不能是一种特殊用法。因此，作者又引用了孟子的说法。孟子也用“时”代表“合乎时宜”，并且肯定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圣人之中最合乎时宜的）。同时，孔子也认为自己一切以“义”来决定，“义者，宜也”，也正是指合乎时宜。经由以上三个论据层层推导，作者得出结论——这里的“时”，是“适当的时候”。
说完“时”字，作者又谈到“习”字。按照朱注所引，“习，重习也”，即再三练习。而之前的“时”，又是时常的意思，这不是重复啰嗦了么。因此，在这里，朱注是自相矛盾的。于是作者再摆出自己的证据——《论语》中，孔子对“好学”的看法皆离不开“实践”。所以，“习”在这里，以“实践”解，更为合适。
经过上述论证，最终结论就是“学而时习之”应该是指“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实践”。
且不说作者的结论是否正确，单是这种缜密细致的研究之法就很值得我辈学习。此外，那些信手拈来引经据典的论证也彰显着作者胸中之沟壑，让人钦佩不已。就像对佛经的解读已经衍生出数个不同的流派一样，古老的典籍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并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答案。从朱熹错了这一点出发，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烂熟于心的箴言，重新认识流传千年的智慧。文字，代表先贤的智慧，如何领悟，则是我们的智慧。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七)：用现代人的看法诠释了新的四书内容
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很抓眼球的题目-《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朱熹错了》错在哪里？谁这么大胆敢批朱熹？这些问题就会指引着读者去弄明白，也就是说这个题目取的很好。《朱熹错了》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撰写的一本新书，看惯了国内的教授的著作，看到台湾教授的著作也倍感亲切。台湾的国语研究十分出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因此看到这本傅佩荣撰写《朱熹错了》，就知道应该有新鲜的想法在里面。首先看到的是作者写书的初衷，他认为朱熹注释四书的确尤其独到之处，但是也受到他自己学识以及宗教取向的限制，过多地渗入了他自己的想法，因此可以说朱熹注释四书其中也表达了很多他自己的思想，因此有很多地方和作者的想法还是有一些不同。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过质疑，撰写论文或者书籍，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的确朱熹处于他的时代，肯定有自己的局限性，一个人的学识和哲学思想会无时无刻地渗透在自己的文章里，朱熹也不例外。从这点来说也是很正常的。傅佩荣教授正是本着正本清源的思想，澄清一些他认为朱熹注释有问题的些地方。在第一部分《论语》里，值得推敲的地方有52处，《孟子》里值得推敲的地方有17处，《大学》里值得推敲的地方有13处，《中庸》里值得推敲的地方有12处，作者通过旁征博引，据理力争，用现代人的看法诠释了新的四书内容。不得不承认现代人的信息量的飞速增长，傅教授自然在这方面是强者，通过博览群书，再加上台湾国学的良好研究氛围，这些值得推敲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很多新的观点合情合理，语言也更加通俗易懂。朱熹的注释毕竟是600多年前注释，受时代的局限性，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瑕不掩瑜，在学习四书的过程中依然是首选的参考书。通过看这本《朱熹错了》，能有效补充朱熹注释的内容，使四书注释更加清晰、合理、通俗易懂，更加符合现代人的思维，可以说是四书内容与时俱进的注释。从文中看出作者的治学严谨，每一处引文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或者是用引号标注，或者是用粗体标注，每一处观点的引文也是引用完整，这一点也值得后辈学子学习。看书不仅仅要看文字内容，还需学习文字之外的内容，比如这本《朱熹错了》，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单独成篇，都可以说是值得学习的论文，但是却摒弃了艰涩难懂的古文注释的习惯。看完这本书，有一个愿望就是先看看朱熹注释的四书，再去看看没有注释四书的原文。这本书值得阅读，错过也是一种损失。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八)：读书不能把书读死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语录》有句话很经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我注六经”就是读者解读原著的过程，“六经注我”是说读者通过解读原著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思想的行为。我想我们大多数人读书都是这样的，读书吸取书中思想智慧丰富自身的学识提高自己的修养或从读书中寻找乐趣只是其一，我们也是通过读书来诠释自己的思想观点，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
朱熹是和陆九渊同时代的理学家，两个人思想观点相异，都是唯心主义，一个主观一个客观，朱熹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称为理学；陆九渊主张“心即是理”、“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创立心学。
我没看过朱熹的书，他有才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人品气节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他利用 “严蕊事件” 打击迫害同僚不成，最终自己却被御史弹劾10大罪状，虽然“不敬于君”、“不忠于国”、扒灰这些罪他不承认，但是“私故人财”、“纳尼为妾”是自己承认了的，最后被撤职查办，扒去假道学道貌岸然的外衣原是个典型的“伪君子”，声名扫地。对这种人的学术我确实是提不起兴趣来。
朱熹的《四书集注》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而傅佩荣的《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也只是个人观点而已。不过对于古人古籍的解读有各种原因会导致偏差，所以撇开朱熹的人品不谈，他对四书的解读是否真的错了不好轻易断论。
首先，中文的复杂性之一在于一字一词多义，用在不同地方语境下可以有不同解释，同样的文字不同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哪怕是误解也并不一定就错。《韩非子》书中的说过一件趣事，原文是：“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人家本来不过是笔误把“举烛”写到信里去了，说者无意读者有心——照现代人的口头语就是想多了——竟然能成就一番治国大事，也是幸事。如果燕相会错它意，以为建议他点火，那可能就是一场大火或大祸。可见有时候字词的意思全在于不同气质、修养、性格、心态读者的不同理解。
其次，中国古籍历经几千年的战火、焚书、封杀禁锢、篡改、散失、抄写印刷错误等等磨难（可能比唐僧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还多），原著原文能完好无损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加上很多伪作、仿作（古代也有盗版的）鱼龙混杂，所以我们读到的大部分都未必是真正原著。就拿《论语》来说，且不说几千下来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曾见过，就算是原本流传下来的这书也并非是孔子本人所著，而是他的徒子徒孙收集记录编撰的孔子及其学生的段子、对话、言论、语录文集（应该算集体创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微博体），其中的场景言论也未必是作者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的是旁人转述，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很可能就是以讹传讹或者纯粹杜撰的（当事人早已不可考，无从查证）。后世的统治者也会根据统治的需要进行删除、篡改，早就面目全非了，在原著伪作都无法考证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关注内容，就字句论字句，不必执着于细枝末节，也不必斤斤于是否名人原话原意，未必名人就都是金口玉言，无名氏就不能说出金玉良言。
原文的本意除非是找到作者亲自说个明白，其他人的解读都只能算是自说自话，你赞同你就点有用，不同意就点没用，不可轻易断言自己的解读一定正确别人的解读就错了，那样就像乌鸦站在黑猪背上说黑猪黑——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文章文字这些与理解力相关的东西不像数学题一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往往无法统一意见给个最终定论。其实就算是作者出来澄清他的本意是什么什么也没办法阻止别人发表自己的见解，书写出来就不是作者做主的了，就像产品上市被消费者买走，它的所有权就是消费者的了，读者有权评价、处置自己购买的产品（抄袭盗版假冒除外），而生产者这时候已经无权干涉别人的意见了。
比如《朱熹错了》书中说的第一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解读问题，关键是“时”与“习”两字解释不同，整个句子意思就不同。时字有很多解释，有经常的意思，如时常；有不经常的意思，如时好时坏；还有机会的意思，如时机，时不再来。习字也可有练习、复习、温习、实习、习惯等多种解释。这样我们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就可以有多种解读：
1. 学到新东西后经常练习，不也很快乐吗! 这个估计是刚上手，还不太扎实，勤加练习，终于掌握了，心里自然很高兴。比如跟师傅学了新招式，自己反复练会了，心里喜滋滋的。学车要会不会时兴趣是最大的，总希望多练一会儿，练会了自然很高兴。
2. 学到东西有机会实习，不也很快乐吗！学到的东西能够学以致用，确实值得高兴。比如学到新招式后，有机会跟人打架派上用场，自然高兴，当然打赢了更高兴。学车学会了，可以上路试手，也是会很高兴的。
3. 学到新知识，不时温习一下，也是件乐事。比如跟师傅学了绝招，不时自己揣摩把玩一下，心里自我满足一下（让我想起了老舍的<断魂枪>的场景）。又或者开车跟人学会了漂移，偶尔夜深人静马路上没人时耍耍，心里也会很爽的。
再多的解释就不列举了。我觉得这三种解释都有道理，也都讲得通。
朱熹对这句话的注释是“既学而又时时习之。”显然是取“经常练习”这种解读，学会了还要经常练习，有点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如果已经会了还在不停练习，就没什么快乐可言了。不过，其实朱熹并没太在意“时”与“习”的字义，他是把重点放在“学”字上了，单单一个“学”字，他用了几十个字去阐释：“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从学习的定义到人性善，到后觉效先觉，再到复其初，他已经不是为了解读四书章句，而是在推销他自己的理学观点，这其实是他写《四书集注》一书的主要目的。完全是在挂羊头卖狗肉。
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四书注解书中流传最广的，朱熹的《四书集注》一书倾注了他一生的精力，从三十岁开始注释，一直到死前几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历经四十余年，这本书的本质就是陆九渊说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过变成了“四书注我，我注四书。”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四书显然只是他作为推广自己理学思想的载体而已，四书一直是古代知名度最大的畅销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涉猎儒家思想，四书也还是首选），就像做广告要找央视，因为它的覆盖范围最广观众绝对数最多，借助四书这个载体他的思想也会散布得更广赢得更多关注，《四书集注》能在明清时期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用除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之外也有此原因吧。
再说第二条，关于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一句，首先针对“传不习乎？”傅佩荣认为朱熹的注释不对，前面两句的主语是曾子，按朱熹的解释“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主词变成了‘老师’传授给我的，主词无法统一，”我觉得这是吹毛求疵的行为，这一整个句子的主语是“吾”谓语是“省”，后面的全部是宾语，都是反省的内容：“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不习乎”解释为“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我熟习了吗？”完全顺理成章。反倒是傅佩荣的解释有些不合理，“我传授给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先实践呢？”第一曾子是在孔子过世后才开班授徒的，书中没有说这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不能断定曾子已经是老师不是学生了；第二作为一个好学生每天自己检查反省一下今天上课的内容有没有理解掌握是最正常不过的了；第三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不一定都是要自己实践过的，如果一定要教自己实践过的，那教地理的老师讲赤道地理概况是否一定要去过赤道，讲南北极地理是否一定要去过南北极？老板要反省一下自己布置下属的工作自己做过没有？诸葛亮排兵布阵还要反省一下自己让将军们士兵们去冲锋陷阵自己实践过没有？连孔子教给他的学生治国安邦之道他也没有自己先去实践过吧（他倒是想可惜没机会），所以这样解释太牵强了，太可笑了。
再说《交友之道》一篇，“无友不如己者”这句，傅佩荣书中没讲朱熹的注解，朱熹的注解是这样的： “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和比我差的人交朋友”， 我相信这绝不会是孔子本意，如果孔子真是这个意思，那说明他就是个势利之人，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他只想和土豪交朋友，这样的孔子真的就没什么可以值得尊敬的了。从这个注解可以看出朱熹的为人处世交友之道，没错，他就是这样做的，人品确实不怎么样。
但傅佩荣的解释是“不要与志趣不相似的人交往”，我觉得他的解释也有些偏差。孔子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那三千不说，就是七十二个比较优秀的弟子也是性格志趣个个不同，若此，他们根本不应该相互交往啊？孔子怎么会和他们成为师徒，又怎么让他们同为同门师兄弟？这完全说不通啊。
《论语.述而》一篇里有“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之语与这句“无友不如己者”可以相照应。没有人是不如自己的，几个人在一起，（别人）身上一定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这样解释更符合孔子的为人。
我比较懒惰，四书中《大学》、《论语》、《中庸》算是读过，《孟子》连一遍都没读完，其他人解读的书我更没心去读，除了《于丹<论语>心得》我是读过的，因为好奇她怎么就莫名其妙火起来的所以才去读的。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用来回应外界对他的戏剧《哈姆雷特》的不同解读评价，换成中国俗语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套用这个模式可以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孔子”“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本<论语>”，同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本<四书>”。但别人的解读到底是别人的，我的主张是去读原文，如果你觉得读懂了，就可以不必去看别人的解释，如果没读懂，可以看看别人怎么解读的。又或者你读懂了，好奇别人是怎么想的或者为了开拓思路多了解几种解读方式，也可以去看别人的解读，这就是所谓见仁见智，读书不能把书读死了，如果非要证明自己对别人错了，那大可不必。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九)：读懂的道理
读懂的道理
Keywords:四书；道理；朝闻之死
第一次读傅佩荣老师的书，觉得好深奥，很深刻，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给我的是一种真正的，不同的知识，输送了不同的正能量。
《朱熹错了》是傅佩荣老师评朱注四书的书。傅老师用他对四书的研究，理解和领悟又一次在朱熹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个人觉得傅老师写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对四书的理解更加全面，更加清楚，更加深刻，更加领悟四书中的道理。
我以前并没有完全读过四书，在读书时只有对《论语》比较熟知。在这本书中，我不仅读了四书到底写的是什么，还懂得了书中说的道理。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论语》是要教会我们懂得人要善，要真诚并且要自我主动地道德修养；《孟子》讲究着人性的“情”“才”“心”“善”。《大学》让我第一次知道“三纲八目”。三纲描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强调修养，依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即是用中，即是人之道，即是择善固执。修成此道的是三达德，亦即智仁勇。
我对傅老师批注的《论语》中的“朝闻之死”记忆深刻。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朱熹注解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时之近”。傅老师在批注中对这句产生了疑问，并采用了宗教《新约》里的具体例子来诠释了“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听懂人生理想与人生正途，让自己内心由此转向光明。
在我看来，朝闻之死，是人的一种境界。在人的生活中，要看你在追寻着什么，在生活中的梦是什么，当自己所有的梦和理想都实现，内心没有遗憾时，就应该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的生命长与短的衡量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你对于生活的“质”高低吧。当人觉得生无可恋时，我个人觉得可以去另一个世界，因为活着也是一种痛苦，死去可以得到安宁。
《朱熹错了》可以当做一本《朱注四书》的补充本，在朱注四书的基础上更深刻的理解，领会四书存在的意义。
总体上来说，从内容上，它是一本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的书，很全面；从制作来说，它不是很厚，纸质很好，便于携带和查阅。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读后感(十)：朱熹为什么错了
《朱熹错了》是傅佩荣先生对“朱注四书”中朱熹的注解提出的异议。朱熹认为四书的排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个排序傅先生认为也有不妥，不管从影响力还是从儒学的发展看，《论语》无论如何都应排在最前面。因此，在《朱熹错了》中，首先对《论语》的注解进行了批注，用的篇幅最大、精力最多。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自元朝开始就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材，一直延续了六百余年，因此这部书对后人研习儒家学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像一个丰碑，虽然偶有反对的声音，但是丝毫不影响其权威的地位。傅佩荣先生凭着渊博的学识，敢于向经典叫板，直接就说朱熹错了。
傅先生认为朱注最大的问题，是朱熹用注解四书来诠释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朱熹戴上了儒家的面具，借他人之口说自己观点。傅先生认为朱先生在认识上出现了重大问题，朱熹认为儒家学说宣扬的是“人性本善”，而傅先生认为明明在说“人性向善”，一字之差，千差万别。本，带有本源之意；而向，则更侧重的是向某一方面靠拢，带有主动之意。傅先生与朱先生的最大分歧就在于此。通读本书，傅先生都是在驳斥朱先生的本源思想。
通读完全书，不得不佩服傅先生知识的博学和治学的严谨，他旁征博引，通古论今。在本书中，引用的四书原文，都细心地标注了原书的章节号，以便于读者查找索引。他客观的引出朱先生的批注，用黑体字凸显，读者可以轻松醒目地看到朱注的原文。傅先生在陈述自己的论点之前或之后，都会详细讲解与朱注不同的原因，让阅读者能全面了解两个观点的前因后果。
读这本书，不光可以熟知傅先生的儒学观点，也能了解朱先生的看法，同时也会对四书大概了解。如果以后专门读四书，因有这本书的基础，读起来会轻松许多。一本书可以读出三套书。
前面说过，傅先生核心观点“人性向善”，而朱先生认为“人性本善”。但，“善”又是什么呢？傅先生说，善是人与人之间恰当关系的实现。这个解释恰当、精当。择善固执，是我一直追求的方向，也曾经让我一度迷茫，看到傅先生这个的解释一下子释然——原来善是如此，而恰当是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欠。
说实话，在看《朱熹错了》之前，我并未通读过四书，只对某些篇节较为熟知。在四书面前，我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无法批判地看待本书。
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就算一本通俗小说，因理解不同，也会幻化出不同的看法。对于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因为时代、人文、环境、语言等等的不同，当然会有诸多理解，这无可非议。重要的是，每一种观点，都应看到为什么不同和深层次的解读，而不是泛泛而谈。这本书做到了。
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