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船载酒忆当年》是一本由杨宪益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25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漏船载酒忆当年》读后感(一)：天若有情天亦老
就象红楼梦一样，一个 美好的故事往往源于一个预言开始。杨宪益母亲生育前，梦见白虎跳入怀中，按算命的话来说，这个孩子不会有兄弟，克父；孩子长大后会历经磨难，而后有非凡成就。而后，杨宪益生活轨迹也确实是按这个走的，5岁丧父，动乱被拘。
杨出生资本权贵家庭，就象今天那些红二代一样，从小就受到古典文学教育，自幼可以阅读英文原版书籍。为避开他与家庭女教师可能的丑闻，送至英国留学。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至少可以从家庭英语女教师的爱慕，瑞典女孩反问我是否有吸引力，以及他骑骆驼夜游埃及沙漠时候，被一个星相家说：他的眼前出现了大海，他看到了大海的镜像，那里有一位美丽的金发英国女孩，她正为他而憔悴，他们还尚为见面，很快将会见面（P44 L11）。而后这第二个寓言真的实现了，他在牛津研修法国文学时候，碰到了金发的戴乃迭，戴因为杨身上古典文化修养，二人交往起来。在留学的时间，杨的假期大部分花在欧洲的旅行上，甚至他还见到了希特勒，在一个剧院。整个留学生涯都是在上流生活的故事，真正的贵族生活，当然杨也参与一些学生政治活动。如果有谁想了解一个贵族如何生活，这个留学生涯篇章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包括听歌剧，研修希腊，拉丁，中世纪法语阿。当戴执意要和杨一起的时候，戴母预言二人婚期不会超过四年，孩子会自杀。这应该是杨生命的第三个预言，而后的命运实现了一半，杨的儿子自焚。
临近毕业，拿到2份offer，一是到哈佛当助教，二是西联大聘为教授。正如那个时代大多数的青年一样，总想为这个国家作点什么，依然选择回国。在西南各个大学辗转反折，自己被梁实秋拉到翻译局干活，终将离骚翻译成英文。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将中文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杨和戴的陆续有二个孩子，直到抗战胜利，一起搬迁到南京。这个任教期间，结识了大量朋友，用他的朋友标准来说，就是这个人要爱酒，爱女人。梁宗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到杨家喝酒，误喝煤油，还说这个酒有筋道，有特殊味道，一口干了一碗煤油；爱追求漂亮女人，为这还和一教务长，从桌子打到桌子下，因此丢了饭碗;文革后，梁还专门给杨一个自制壮阳药，被杨引为一大知己，都是性情中人。能够得到老杨一份好玩评价，估计是最高的评价了，相对于钱终书的人物点评，老杨有意思多了。
解放后，开始就是旧知识分子改造，按杨的话来说，就是一场洗脑的运动，要求自我否定，也否定他人；而后杨宪益进政协了，对于政协的认识，就相当于英国的上议院；对于文革的一段回忆，我直接摘录原话来： 年轻人发了疯了；在居民委员会的命令下，无辜的男女，甚至党校里的工友，都季到行，遭到残酷的拳打脚踢。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许多坏人都借此机会公报私仇。……八月份北京的火葬场忙得不可开交，烈性多得根本就烧不完(P206)。杨和戴在1967年没有摆脱进监狱的命运，有意思的是杨在家里开了一瓶白酒喝，喝到1/3的时候，被国安局带走。被带到号子里时候，牢友还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被逮了起来，还问，这个酒多少钱一两。在坐监中还有一件事说明杨的先见，看到西哈努克的贺电，而判断林彪出事，先将毛录的第一页撕掉，惊为神人。72年，无罪释放!
对于那之后的生活，杨和戴恢复出游的习惯。1980年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幸福感是不能持久的。在此之后，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次人民关注的变故之中，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他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而后再也没翻译。
《漏船载酒忆当年》读后感(二)：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age104：我母亲还为乃迭设计了一套结婚礼服。那是一件中国式丝质短袖旗袍，上面绣满了龙凤花纹，腰身很紧，并不十分实用。二月初的重庆春寒料峭，礼服很薄，穿在身上挺不舒服……
age179：毛主席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age190：有一篇非常精美的小说，叫《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原来的版本里有几处很精致的性爱描写。尽管我们是根据未被删节的原本翻译的，但英译本最终出版时，这篇小说还是在审稿时被删除了。还有一篇宋代优秀的鬼故事《西山一窟鬼》。小说写得很精巧，充满幽默情趣，乃迭也翻译得很好，但是不巧的很，当时毛主席刚发表着名的谈话“我们不应当怕鬼”，于是这篇鬼故事只好删掉。
age245；我们杂志的许多读者都要求我们出一些中国古典文学选集和中国当代作品的书，于是我决定，除了继续出《中国文学》杂志外，还要出一整套平装普及本的中国文学书籍。我决定出一整套由我自己来决定取舍的熊猫丛书……
age255：在一次全民关注的变故之中，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age257：1990年2月，我应一位意大利朋友的要求开始用英文撰写这部自传，他把它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了。我的自传结束于我七十七岁那一年。……今年我八十五岁。 1990年6月于北京
可能因为从外文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原因，文笔不太自然，也不象杨宪益的口吻。叙述像隔了一层纱，闻名比如见面，近看不如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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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uban.com/note/27047874/
《漏船载酒忆当年》读后感(三)：是真名士自风流
《漏船载酒忆当年》是杨宪益的自传。此书最早是用英文写就的，后来转译成了中文，十几年前在大陆出了“洁版”。虽然删节不少，但读起来仍很流畅，有一种平常如话，娓娓道来的美。不知道是杨的文风向来如此，还是因为年纪的缘故：此书落笔于1990年2月，其时杨宪益已经77岁了。
杨宪益的个人经历颇为传奇。前半生，过得颇为悠游自在，富家子弟，一脉单传，天赋聪颖，留学英国。中间的日子，有些苦逼，但也凑合，回了国，虽然家族破产，但夫妻两人凭着才华学识，最起码没有沦落街头，衣食无着。后半辈子，却是磨难不息了，政治上不受信任，夫妻双双蒙冤坐牢，儿子自杀。等到拨乱反正了，生活虽然无忧，但自己也老了，还搞了一出入党、退···党的风波。
我了解杨宪益不多，读《自传》之前，仅知道他是翻译大家，娶了一个英国女人，译了《红楼梦》《离骚》，文革中吃了不少苦，“独子”自杀。其实，这样的故事，放在那个年代里，并不算出奇。郑·念《上海生···死劫》、巫·宁坤《一滴··泪》，读起来也更令人潸然泪下。
他的身上，很有亲和的气质。在坐牢的时候，一屋子的狱友们都很喜欢他，不受欺负。他也不乏组织的天才，留学牛津之时，做演讲，搞募捐，办杂志，爱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后来也为中共做过地下工作。但“可惜”，大约是天生缺乏领袖气质，或者说野心，最后并没有完全踏入政界。
他还有一种漫游者的气质。留学的时候，经常外出徒步旅行。有一年去埃及，竟然还做了一次沙漠夜游，“我骑一匹高大的阿拉伯马，向导跟在我身后，我们一路闲游，经过了沙漠中的一座座金字塔。月亮洒下银光，使眼前的一切如梦如幻，非复真实的模样。”在这次夜游沙漠时，导游还给他算了命，预言有一个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等他。后来他果然娶了“戴乃迭”。
此次读他的自传，有一点点安慰：原来自焚的不是“独子”，杨宪益还有两个女儿，成就也都不错，一个在哈佛教中文，一个在长春某大学任教。书里还有不少趣闻，有心者自可慢慢欣赏，比如旅行德国时看到希特勒，诗人梁宗岱误喝煤油、自配壮阳药水，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向毛主席敬酒等等。
观察文革幸存的知识分子，有一点很有趣。相比于年轻人的愤怒，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写文章回忆往事，大多态度平和，豁达，比如杨绛、钱钟书、巴金等等。杨宪益也是如此。说起来他受的罪并不少，但在后来的回忆里，还是一副幸运感，说自己运气好，狱友关系处得好，如果在狱外，可能受到冲击更大，说不定就死了。
当然，大难不死，并非仅只幸运，没有反思。《漏》里聊到文革，杨宪益有这样一段话：
“它不是由少数企图篡夺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制造出来的偶然事件，而是整个一系列大事推向极端的结果。尽管‘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夏天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的，但是在这之前的一两年，人们早已能够感觉到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其实早在50年代中期，伴随着反右派运动和对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路线已经越来越‘左’，这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迫害、开斗争会、贴大字报之类的‘文化大革命’，要早十年。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原料早已准备齐全。为了做这场疯狂的试验，整个国家，特别是年轻人，早已被训练好了。只要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一声令下，整个国家就会燃起燎原烈火。”
能将文革的的根子追到到50年代中期，仅这一点见识，就远比今天许多大谈前三十年成就的人了不起。杨虽然没有彻底进入政界，但做过地下工作，也多次表达过入党的愿望，后来又进了民革，算是同路人。1985年的时候，他入了党。可是随后，在他77岁的时候，“在一次全民关注的变故之中，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这里面有不少故事可叙，说得也比较隐晦。我想在英文版里，杨宪益大约说得多一些。这本书的后记落款是1999年6月，最后一段话里说“目前我的健康状况仍很好，但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有时我想写些什么，研究些问题，但我再也坐不下来干这些事了。今年我八十五岁。”
又过了十年，2009年，杨宪益去世了。
《漏船载酒忆当年》读后感(四)：汉籍英译图书 巴别塔上的中国喇叭
□原业伟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将翻译追溯到巴别塔，他认为当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的时候，已经产生了一个悖论，“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给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因此，翻译是必须的，但在绝对意义上又是不可能的。大规模的外籍汉译，创造出了现代的欧化汉语，因而简化了理解同化的过程。但汉籍外译就没有这个顺风车可搭了，导致难度成倍增加，也因此产生了一批奇异的瑰宝。马悦然说，为了翻译李锐的小说，必须发明出一种新的清新的瑞典语。那么以汉籍英译为代表的翻译工作，如同巴别塔上的喇叭，发明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腔调。
横空出世的托马斯·卡莱尔，影响了包括毛泽东等一代伟人。然而在普通民众间声望不响，将这位哲学家苏格兰竖笛的声音接上音箱，放大成震耳发聩的电贝司的功臣，乃是他的学生辜鸿铭。时至今日，顾彬老师谈到西方认识的中国的时候，还是首先提到这位香蕉老人。之所以称其为香蕉人，是因为这位西方视为的中国的文化代表（以其为原型的伪满洲电影深入人心），骨子里是一位鄙夷凡夫的苏格兰贵族，带有德式的血统纯正观念。因此，他将洋务运动比作牛津清流，西太后为代表的满族贵族比作诺曼底贵族，是一种不看中国文化靶子的射击，而且火力强劲。
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阳光先生林语堂，用圣经与希腊典故赞扬中国文化，认为与长征相比，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军像一场室内演习云云，看似温和幽默，其实在理论上为集大成的“编著”，因此让西方学者看来更像是周国平这样的少奶读者杀手，后期到美国，更是雇佣英文秘书帮助看稿翻译，无怪钱钟书嗤之以鼻。
解放前的汉籍翻译，以原典为主，翻译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比附的味道，从销售的角度来说，购买者以外籍人士为主；新中国建国后，国家成立了外文局，江湖奇侠转变成了大内高手。
外文局成批次翻译：不可复制的传奇
写作《笨蛋英语》系列的陈文龙老师常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仅凭一部英译《毛选》学习英语。1995年的时候，琉璃厂旧书店一本20世纪70年代薄薄的英文版《毛主席诗词》竟要100元的高价。主持毛泽东著作翻译的学者规模宏大，皆一时之选，即使钱钟书先生身处其中，其译文也显得有些“中式英语”。题材特殊，翻译要经过九次校对，空前绝后，这也奠定了大陆的翻译人才队伍的基础和严谨的风格。其中成语也有些意译，比如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翻译为“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stratagem”，但因为审译者众多，审定标准严格，更多的是费尽心机的直译，如papertiger这样的“文化输出”。这些情况在后来的《邓选》翻译上就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因为翻译的人受到的束缚小得多。
从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对外翻译工作主要由外文局等特定的国家机构组织进行，发行业实行统一销售，大部分都是向各使馆赠送为多。这期间是中国文学大批量翻译的时期，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杨宪益与戴乃迭的鲁迅作品与《红楼梦》，W.J.F.Jenner翻译的《西游记》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从阅读感悟上说，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全面铺张而著称，由于不是英汉对照本，只是为了外销，很多诗词曲赋精妙之处都漏译了。而且由于当时缺乏专业的英语校对人员，只能由翻译自己文责自负。在2005年《英语沙龙》刊登杨宪益翻译的《野草》中的一段，专家评议中发现了其中语法出现了问题，并作了修改。当我对照我从学校图书馆处理的书中淘来的旧书《野草》（此书最近一次借阅记录也是70年代的事情），发现一位读者已经用铅笔标出了这处错误，使我对这位不知名的高手肃然起敬。
流光溢彩的今日英译
汉籍英译到今日，无论是译者的水平还是读者的阅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仅就读者而言，20世纪的中国从没有像今日这样数量大、质量高的读者群。英语读物普遍比中文读物在相同开本印制的情况下定价高，而汉籍英译的定价更高出一倍，因为定位在外销。即便如此，对于一些重要的好书，我还是不惜采购，比如《大中华文库》，尤其是其中的《老子》，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校注”的傅惠生老师。
大二的时候，陈晓芬老师在临下课的时间，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就是她要出差一段时间，这引起了大家的叹气，因为陈老师是我们系里人缘最好，讲课最清晰系统的老师，威望极高；但她马上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这段时间给她代课的老师，是傅——惠——生！这三个字一出，立刻引发了全体女生的尖叫，几乎掀翻房顶。傅惠生老师在对外汉语系，是一个传奇！
作为学生，我不想描绘傅老师讲课的盛况，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文字情绪的人。他的成就，仅就《大中华文库·老子》一书，可见一斑。仅仅五千言的《老子》，一个职业翻译家一夜可就。然而傅老师选择了做“校注”的工作，用亚瑟·韦利的翻译作为底本，综合自己阅读过的20余种《老子》译文作注释，引用不同的翻译对同一句话反复讨论，让读者互文见义，注释超过原文两倍以上。这在旨在全面介绍华夏文化的几十种《大中华文库》中绝无仅有，其他的丛书中我也未闻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一位扎实做学问的学者才会写出的著作。今日的汉籍英译著作系列可谓汗牛充栋，仅举此一隅，尽我所知。
http://a.xhsmb.com/html/2011-05/12/content_24698.htm
《漏船载酒忆当年》读后感(五)：经历风浪不抱怨大概是种天赋
出口转内销的自传看过几本，杨宪益先生的《漏船载酒忆当年》，是个人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本。简直够匹敌何兆武的《上学记》了。
这些年，但凡那代人的回忆录、自传文章，总是一边倒的好评。这股风潮不知从何时开始，亦看不到终结的苗头。于是好些文字便混在这股风潮里，莫名成了口碑之作。个人认为，至少《巨流河》、《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牛棚杂忆》这几本，可以算在这一类里，文笔平庸是其次，写作者本身的无趣才最要命。这几本回忆录之所以被称道，不过沾了时代二字的光，或换个说法，是遭受了时代的劫难吧。
说回杨宪益老先生这本，因为是英文写作再译成中文，文笔上自然别做太多要求。好在杨宪益这一生的经历足够传奇，好在老先生的个性足够鲜活，光这两点，便足够让这本回忆录不是因时代、而是真正因其本身而成为佳作。
书中几条脉络，一条是杨老先生的生平，幼时穿袁世凯给的黄马褂，七八岁以董事身份西装革履地出席人民银行董事会。留学去的牛津，不用奖学金，学业上也多凭喜好而为，原因无二，有钱。毕业前家道中落，卖了书凑了钱也一定要回战时的中国，纨绔子弟（先生自己的话）变穷光蛋，却依然是带着珍宝回来的，杨老先生此后多年的岁月里，妻子戴乃迭是当之无愧的贵人。
回国后的这条线，以翻译为生，算学术脉络，却的确是我评价不了的，文人相轻这种传统美德放之中外皆适用。书里杨老先生提到曾经的上司梁实秋是这样说的，他没有把学术工作当成一回事，翻译一部莎士比亚的作品只要十天功夫，他为与国民党官僚们周旋浪费了太多时光。看杨老先生晚年的报道，据说他还曾说过钱钟书“英文不好”的话。所以再严肃的学术史，在我们这种外行眼里，终究只能被看成了八卦史。
还有一条是个人政治脉络。一个大资本家的公子，做过地下党眼线，然后是右派，然后是阶下囚。熬到文革结束，还毅然决然要入党。你以为这就完了吗？高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杨老先生被开除出党，是会玩儿的主儿。
全书看下来，杨老先生是个嘴碎却不刻薄，经历大风浪却仍能平和且不抱怨的人。最招人喜欢的是，他从来不是把世事看透看穿后的无趣之人，这点和前面提到的何兆武老先生真是像极。
《漏船载酒忆当年》读后感(六)：是真名士自风流
有人说过在中国有这样一位作家，他写的故事好像是与他没有关切的，他只是站在一个山坡上，看到眼前的景色，轻描淡写地讲出来，他不表露自己的感情和情绪在文字中，他就是沈从文。这话是谁说的，出自那本书，我记不起来了。
一零年冬天我看完了沈从文年轻时候，在湘西旅行时沿途写的日记，还隐隐约约记得在书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话，他说，我很小就从乡村出来，到大城市生活，几十年已经适应了都市的生活，可是我还是常常会想起我的家乡，想起那里的人来。
从事文学写作研究的人很多，优秀的学者也很多，但能够触动我的，总是那些性情的，有趣的人，比如钱钟书、沈从文，还有这本书的作者，杨宪益。杨先生和他的英裔妻子以翻译《红楼梦》和《离骚》等中国古典文学著名，其实更吸引我的却是如在《漏船载酒忆当年》叙述的那样“流浪汉”的不做作，诚实的生活。
杨先生出生在民初大银行家的环境中，自幼聪颖，深的周围人的喜爱，当然优越的物质条件保证了他能够很好地涉猎大量欧洲的文学作品，并投身自己喜爱的事情当中。不过随着四九年以后执政党的上台，这样一位总被该党批评为过于温和的翻译“工具”，度过了忙碌的“百家争鸣”之前的学术时光，也经历过四年“还算不错”的牢狱生活。
有点扯远了，还是回来说他的这本自传。在杨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受到一位意大利朋友的要求，他用意大利语完成了书稿，并在意大利以《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书名出版，我读到的这本是经过薛鸿时先生翻译的零一年的版本。杨先生在零八年离世，带着他那戏谑的幽默和时髦的牛仔裤，乐观的走完了他传奇，沉浮荣辱的一声。
文革期间，他和妻子双双被关入监狱，他和二十一个不同罪名的犯人住在一起，有一位因为很奇怪的遭际进来的老农民，进来的时候身上有很多跳蚤，后来扩散到这一间屋子的每一个人身上，用蒸汽蒸也不见效，但是有说法说，北方的跳蚤是一路向北的，于是他带头把许多跳蚤集合起来，坐北朝南，检验它们的方向感，果然不错，刚发出口令几步，这些跳蚤就掉头回它们的北方去了。
这样有趣的事情书中记述了很多，之所以提它，是我佩服于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在逆境里在困苦中的闲适自得的知识分子的趣味。即便是有牢狱之灾的切肤之感，但时候他仍然能够平静的恰当的评价当前执政党在走向民主化过程中对于训政时期的积极贡献，虽然在八十年代末那次大的社会变革中，他经过正常程序退出了这个他申请了几十年而八四年才得以接收，五年之后又离开了的组织，临终只还保留着民革的政治身份。
这是难能可贵的。
自传的内容并不多，这不是一个流浪汉传奇，也不是他的政治自辩书，之所以那么吸引人，我想除了杨先生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卓越贡献之外，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有一颗热爱生活机敏热情的心，有一个对生活谦卑而又诚实的可爱老头，在书的后面。
2011.8.18，杨桥畔。
《漏船载酒忆当年》读后感(七)：当回忆停止
在回忆结束之后，杨宪益将话题拉到了这一刻，他说：“有时我想写些什么，研究些问题，但我再也坐不下来干这些事了。”说不上是厌倦还是年龄问题，据说在戴乃迭过世后，杨宪益就不再做翻译或其他工作，整日里只是坐在沙发上，他拒绝电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视力原因，一方面，也可能更重要，是因为电视对他来说过于弱智。这基本上说，他关上了对外界敞开的门。
关于以上的补充，杨宪益在《漏船载酒忆当年》里并没有叙述，整本书在回忆完结之后，用这样一句话做了结尾：“今年我八十五岁。”在中国画的题款中，经常见到这样的提款方式，某老人某某高龄作。在读到杨宪益的最后一句话时，写在画幅上的那些题款突然变得醒目了。我曾经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以为那是对高寿的炫耀，但现在想来，况味要复杂的多。而在杨宪益这里，这句话采用纯粹的称述语调讲出，却将整本书隐藏的叹息重新提了出来。
阅读一个人的回忆，等同于替他活过一回，如果放弃警醒的话，难免会有很深的代入感，它让阅读者情绪起伏难平，回忆者省略的部分反而在阅读者的脑海中持续得到填补，最后形成新东西。《漏船载酒忆当年》简略地叙述了杨宪益的生平，或许是由于中文版删节的缘故，50年代以后的回忆叙述节奏越来越快，很多地方一笔带过，这造成一种很微妙的对比，50年代以前的飞扬跳脱在此后消失无踪，留下的只是为了切合回忆完整性而不得不继续的疲乏。
我老家的方言有一个句子，用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总结，这句话说：“你这样弄球了个什么？”回忆往事的时候，发现此生荒唐，一无所成，有些希望即使努力一生却毫无结果，只能这样责备一句。说不上悔恨，更多可能是不甘，仅此而已。也因此在回忆的过程中，所以会时时发出很多叹息。
在《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杨宪益提到了很多认识过的人，这些人、事填充着他的往日生活，只是在回忆的这一刻，却都全无消息，以至于在回忆中，这样的句式经常出现：“我不知道他俩如今是否还健在。”在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不知道杨宪益是否会停笔。但在阅读中，停顿却真正地产生了。这种停顿因为另外一些人的生命而产生，在这个时间，他们模糊的故事、时代的影子乃至不停顿的时间都突然涌现出来，迫使阅读者不得不倾听这种声音。
如何有价值地生活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早年的杨宪益还在努力想着答案的话，在《漏船载酒忆当年》的最后，这个问题已经消失。在一生过后，留下的或许只能是宁静吧。歌德说：“ 稍待，你也安息。”
《漏船载酒忆当年》读后感(八)：风流名士杨宪益
以前一直认为这是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些健在的大师们都已经隐退到城市的深处了。从上个世纪走来，他们的辉煌都留在了烟尘弥漫的过去，现在只剩一院幽静的阳光，供人凭吊。独坐院中，一个人慢慢回想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
如今的他们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他们的作品都成为了经典巨著，被存放在了历史以及图书馆的深处。最后一次沉重的回音也只有在他们过世的时候才会震响了。当季羡林过世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还在世，住在北大校园的深处安享晚年。巴金去世的时候也让我足足震惊好会儿，没想到他是个几乎与世纪同岁的老人，他给我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那会儿，西南联大成立时，文法学院设在蒙自，也就是现在红河州的州府。在个旧上学的时候，偶然一次在书店里读到过他写的三篇关于个旧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原来与个旧还有一番渊源。还有曾为许多名人做过口述历史传记的唐德刚也不久前去世。而今天，杨宪益也去世了，而我，很惭愧半个月前才认识他。
那个周末参加了一次读书聚会，我给大家朗读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第一页。当时有人问我是谁翻译的版本，我看了一下封面，上面有三个非常细小的字：杨宪益。“哦，不错，是大家呢。”从那时起，我才开始认真关注起这个人。今日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突然觉得无比的悲伤。于是上网百度了一下杨先生的生平。原来不但是翻译家还是诗人，难怪荷马史诗翻译得那样好，虽然是译文改为散文样式，但是读来仍有诗的韵味。
2009年11月23日，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杨宪益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他是个天才型的翻译家，加上与英国妻子戴乃迭的合作，两人几乎将中国的所有重要经典著作都翻译了。年轻时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后来他和妻子还一起合译了三卷本的《红楼梦》，他是第一个将大量将中国著作介绍到西方去的学者。他的妻子，戴乃迭，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她是牛津第一个攻读中文的学生，出生在北京，后来回英国，和杨是牛津同学。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喜欢上才华横溢的杨，并且不顾家庭反对21岁只身来到中国，一呆就是60多年，直到去世。两人共患难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让人感动。
想起刚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在四楼的书架上突然看到英文版的四大名著，特别是有红楼梦的英译版让我觉得很惊讶，《红楼梦》一直是我最喜欢、读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几乎是身边必备的一本书，家里有两个版本，在外读书时也总要再带一本。一想到书中那么多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容，心里便暗暗佩服翻译的人。当时也没敢去翻那个英译的本子，觉得肯定是自己从头到尾没有一页能看懂的。杨先生的译本叫做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另外还有一个译本是David Hawkes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我的外语非常糟糕，翻译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头痛的功课，我拿手的翻译只有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文，却自不量力的想要攻读外国文学，说来真的很好笑。没有语言的天赋是不问题，毕竟还是可以努力学习的。
《漏船载酒忆当年》是杨先生的自传，在国内外都有发行。世人对他的评价是“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或许对于从他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确实都带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历史将他们都划归为上世纪的人，他们在这个时代的作用和意义完全被掩盖了。
为什么这些人总是在去世的时候才能再次触动人们的神经？他们是否只应该被束之高阁，或者已经被遗忘了？我们已经在心理意义上将他们都定义做了上世纪某个年代的人。在这个大多数人基本上不读书，或者说只读当下的畅销书的时代，这些大师门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了远方供人膜拜的某个偶像。在书店，或者图书馆，最崭新、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的书永远都是新鲜出炉的快餐，而那些经典总是面目素黄，尘灰满面，被挤在窄小的角落里。
以前特别喜欢去学校的图书馆整理图书就是因为整理图书的时候总是能不经意的发现很多好书，所以每次整理完之后都会借一两本。现在我每次借书都是为了写作业，虽然也是借一些很好的著作，但是已经很没有自由了，不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愉悦和欣赏的态度，而是为了一种功利的目标去搜罗前人的思想痕迹，然后，模仿也好抄袭也好，沾沾自喜的将自认为完美的“作品”交了上去。
前段时间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来校演讲，提到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读书的那种单纯和疯狂，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经典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如何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还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而现在的文化生态、阅读生态的状况有待改变，也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