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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微·虚构
杨木
杨木，199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文章发表于《天南》《上海文学》《One一个》等。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一九九五
杨 木
老党死的那天，市里发布了橙色暴雨预警。按计划我应该在家里吃完两个鸡蛋，庆祝我的三十岁生日。陆红的电话打断了我生活中少有的能持续多年的仪式，我冲了个冷水澡，在镜子前犹豫了十分钟，还是换上一件白衬衫。这套正装因为洗过多次有些缩水，穿在身上显得过分紧绷。敬老院在十五公里外的郊区，我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窗外不见小的雨水仿佛全数倒灌进了脑袋。到了敬老院，我并没有见到陆红，门口的保洁大爷说，她是去给老党处理后事了。穿过狭小的走廊，我终于看到老党那具僵硬的身体。他仍然保持着失足摔倒时的姿势，不动声色地昭示着死亡的突然。几个老人在老党身侧围成了松散的圆圈，我站在最外围，虚倚着门框，有雨无意地溅到后背。个子最矮的老头拄着拐杖，偶尔挪动不适的右腿，带着帽子的老太太下垂的眼眶里盛着泪，低落的哭声更像是在叹息，其余的人只是抿着嘴沉默。我仔细地环视了一周，老党的旧衣物堆放在塑料箱上，枕头下的存折露出个角，每个月会按时汇入三千块钱。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老党的脸上，和我想象中的一样，皱纹生长在堆叠的脸皮上，毫无生气地耷拉着。二十年前，老党是村里最强壮的男人，圆润的光头，能将五十斤的木柴从崎岖的山上扛到村里。如今他死于一块打滑的瓷砖，不算体面但仍然是一个平静的方式。中午十二点，老人们迈着小步陆续离开，拄拐的老人礼貌地对我点头示意。他应该就是陆红口中，老党这几年忠实的棋友，我试图挤出一丝笑容回应，最后作罢。房间里只剩我和老党，牛队长的电话适时中断了这场生死对立的交流。
“你在哪儿呢，运沙车到了。”
“敬老院，我爹死了。”
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等到陆红。雨倒是停了，但我的头却开始疼。
认识陆红那年是一九九五年，冬天的雷和夏天的雨构成了我对那一年的所有记忆。东江漫过了堤岸，女人们的搓衣板往后撤退了几米。当时我刚满七周岁，在一个暴雨刚过的早晨，我又溜到了田埂上。田里饱满的稻米翻滚着鲜明的黄，我一头扎进了成熟的季节里。卖货的老头迈着匆忙的八字步，晃动的扁担两头，一头向着热闹的集市，另一头是尾随在后的我。
我自小身体就不好，听母亲说，是因为她生产的年纪太大。还没有走出村口，我就跟不上这个驼背老头的脚步。我懊恼地靠着树干喘着粗气，不远处传来了嘈杂的鸡叫声。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打量陆红，这个扎着双马尾的姑娘，凭着瘦弱的身体钻进了王自强家的鸡圈。她打开了围栏，惊慌的鸡群一哄而出。等她注意到我的时候，空荡荡的鸡圈只留下零星的鸡毛，陆红也只是镇定地瞥了我一眼。
我有些生气，脸都憋红了。但是下一刻，就泄了气。我知道自己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不一样，母亲从不让我加入玩闹的队伍。平日里能说得上话的，只有党忠伟和母亲，更多的时候，是听母亲一个人喜怒哀乐的声音。陆红并没有在意我的沉默，她甩着两根马尾辫，扭头就走。
“你想去镇上吗，今天是农历十五。”她又折返回来，可能是看出了我的沮丧。
我呆愣地点头，长命锁在胸前雀跃地震动。那天我直到日落才回到家，小心翼翼地爬上床，房门外是母亲日常训骂党忠伟的声音。我砸巴着嘴，回忆着那甜得发腻的味道、陆红瘦弱的手拉着我在集市里穿梭，这些热闹的场景令我着迷，但我记得的不多，有陆红给我的一块糖，和因为随后赶到的又一场暴雨而被驱散的人群。第二天，我发起了高烧。母亲一边骂我的不争气，一边把我的被子捂得更紧。我仿佛做了一个滚烫的梦，梦里我跑得飞快，把那个卖货的老头撂在身后，我冲进热闹的人堆里，搜寻着年轻模样的母亲，她和陆红的头发一样乌黑，脸上还挂着柔顺的笑容。当我想往前迈出一步，耳边又是熟悉的闷响，梦醒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同一天，陆红被拧着耳朵去到王自强家道歉。鸡只找回了几只，黑瘦的王自强鼻孔朝天，陆红的母亲挺着丰腴的胸脯往前蹭。没有人注意到那个瘦小的陆红，但我知道，她那双圆眼睛里，肯定是倔强和不服输。
我递给冯师傅一支烟，他接了过去，咬着。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小方，这活儿怎么还是你来。缺钱，我捋起袖子，手臂上都是汗渍。冯师傅理解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随口让我注意劳逸结合。
我在春雨小区当了五年保安，除了日常的巡视，小区里砌砖和维修的杂活几乎都被我揽着干。背地里大家都说，小方这么拼，是因为家里有一个重病的父亲。牛队长在某次和我喝酒时提起这个传言，我闷了一杯白酒，没有否认。那天以后，牛队长有意无意会给我找活，这次的填井意料之中落在我头上。下午两点，毒辣的太阳探出了头。沙堆卸在了小区门口，谢绝了冯师傅帮忙的提议，我从隔壁的工地借来了一台推车。废井位于小区的最西面，旁边堆满了建筑废料，平日里连最调皮的小孩儿都不会光顾。春雨小区建于九十年代，听说是因为风水原因，挖了这个水井。期间经历过一次房屋改造，水井被留了下来，但这片区域也成为了小区的荒地。居住在春雨小区的业主已经换了一批，这里已经成为外省务工人员的聚集地。如果不是由于最近文明城市的评选检查，没有人会想起这个废井。
整个下午，我拉了二十几个来回。当最后一车沙倾洒下去，我拿铁揪用力地拍打几下，填平了春雨小区的过去。我环视四周，废料堆依旧岿然不动，昨天下午运到的石头，已经在井下提前为沙土埋好基础。太阳已经只剩半边，我抬起手擦汗，一声清脆的撕拉声，这件不合身的白衬衫终于还是寿终正寝。晚饭我吃了一碗面，配料是早上剩下的水煮蛋。
晚上十点，陆红才回到小区。她径直走进保安室，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一台永远只注视着一个方向的监控器。陆红扔给我一张存折，我知道，其他的遗物已经被处理掉，我并不关心。陆红卸掉了身上的力气，躺在了保安室里的简易床上。我睡会儿，她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她安静地缩在了角落里，连呼吸声都消失了。五年前我刚来到小区的时候，陆红的头发还没有剪短，也不像现在这样沉静。我上岗的第一天，陆红正好敬老院轮休。时隔八年再见到陆红，我攒了很久的话没说出一句，在陆红那一声疲惫的哑巴后，都咽了回去。我只应该给她一个笑容，我想。她看起来比实际的年纪更加老气，但那双圆眼睛还是叫陆红。我们并没有正式地叙过旧，在那儿以后，陆红偶尔会给我送点饭菜，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早晨聊上几句，后来把老党送进敬老院也就顺其自然了。五年里，我只见过陆红的丈夫几次，一
个在化工厂里当技术工的外省人。提早谢顶的头，还有总是醉醺醺的脸。
陆红醒来的时候，我刚在门外抽完一支烟。我已经不是当年病秧子的身材，但陆红依旧很瘦弱，不知道那根稻草会率先压倒她的躯体。
“生日快乐，哑巴。”陆红的声音是刚睡醒的干涩，割裂开这个凝滞的夜晚。
我只是点了点头。
那次市集之行后，我和陆红建立起一段颇有默契的友谊。一九九五年，陆红几乎带我走遍了村里的每个角落，她总能找到最大的鸟窝，正如她永远不惧怕任何冒险。我第一次爬树的时候，脑子里面适时响起了母亲严厉的嘱咐，身子一歪差点栽下树。陆红拧紧眉头，认真地说，哑巴，连树都没有不敢爬不算男子汉。半个小时后，胸口的衣服被树枝挂出了几寸长的口子，但打开手掌是只温热的雏鸟。陆红拍了拍我的头，表示鼓励。我把雏鸟一把塞到她手里，扭头就往家里跑。我没有告诉陆红，我在树上看到了家里的矮房，如果更高一点，我应该还能看到田里弯腰的母亲。七岁的党家民成为了小男子汉，长在了风里。
这个叛逆的秘密终于还是在这一年结束前，被母亲发现。但等待着我的并不是训斥，而是母亲难得的温和劝告。
“民仔，妈妈年纪大了。”这是她的口头禅，发生在任何对话之前。她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作为一个七岁孩子的母亲，她的年纪的确已经不小。我在母亲的嘴里听过很多遍的故事，今晚又重温了一次。
她三十八岁才嫁给了党忠伟，挑了半辈子挑了个不中用的老实人。党忠伟当年用一个铁锅就把她娶进门，母亲后来去水泥厂做过工，也去小学里代过课。连建起现在的矮房，还是用她当年去杉树林偷回来的木柴。党忠伟只会干些体力活，遇事都是母亲冲在前头。去年隔壁的老苟修新房，墙往外扩了几米，占了我们的田地。讲道理不成，母亲拿起菜刀就往老苟脸上挥，吓得他当场尿了裤子。而党忠伟只会坐在屋里耷拉着脸，摩擦着那颗光头。陆红跟我说过，村里人都觉得党忠伟可怜，娶了个母老虎，在家里被呼来喝去。我当时咬了一口母亲做的包子，没有接陆红的话茬。嘴里热乎乎的面团，是母亲凌晨四点起床做的。
我低下头数着饭粒，母亲狠狠地敲了党忠伟伸向肉的筷子，转而那块肉落在我的碗里。
“妈只有你一个儿子，你不能跟着她学坏。”直到肉嚼到没有味道，母亲才停止了絮叨。指不定她们家有什么脏病呢，母亲最后低声说了一句，我知道她说的是陆红的母亲，我没有辩解，只能垂着头抠着指甲，直到把死皮撕出了血。
夜晚如期而至，我依然在床上蜷成一团。躺在床上，用被子隔绝出来的世界，是我七岁以前的生活，陆红曾经用一颗糖把我从这里拉了出来。天空传来一阵闷响，怕是又要下雨了。今年的雨水特别充沛，家里的屋顶破了一块，一直没有修好。房门外是母亲起床的声音，她拿了桶准备接屋顶的漏雨，嘴里不往咒骂党忠伟的懒惰。雨水终于倾倒下来，母亲把桶换成了大的塑料盆，党忠伟还在睡，母亲的骂声越来越大。
自我记事以来，从来没有熟睡过，夜晚总是和混乱的梦境联系在一起。今晚我掀开了闷住头的被子，听到了与雨声交叠的，更低沉的声音。这阵声音，敲击着我年幼的骨骼。我走到门边，透过狭窄的门缝，看到了这个完整的夜晚。党忠伟的头颅泛着惨白的光，他强壮的身体把母亲压在身下。这个木讷的老实人一拳一拳地打进母亲的腰部，这个平日里扯着大嗓门的女人，只是闭着眼睛，咬着嘴唇。她已经四十五岁了，头发无力地垂在一边。我打开门的时候，母亲猛地抬起了头，党忠伟却还没有注意到。她开始挣扎，喉咙里发出了嘶哑，但是抵抗不了男人小山一样的力量。党忠伟最后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在地上炸裂开的破碎声。母亲最爱的茶壶被我摔在了地上，溅起的碎片在母亲脸上划开了血点。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哭，但今晚她流了这么多泪。她看着我，嘴唇在发抖，眼睛里是不可置信。从我摔碎那个茶壶开始，她的身体也破碎了。
我转过身，关上了门，世界安静了。这一次，我不需要一个梦了。
第二天，母亲照常做了包子，还是热乎乎的素菜馅。她甚至在中午就做好了晚上的菜，出门前不忘叮嘱我要好好吃饭。如果一切都像平常那样，母亲会在傍晚前回到家，帮我烧好洗澡的热水，然后再冲好一壶茶，这是她一天难得的休憩。但夕阳还没落下，陆红就冲到了我们家，一双圆眼睛红通通的。母亲上吊了，在村口的大树上，距离我掏鸟窝的那棵并不远。民警来的时候，党忠伟还是一副木讷的模样，只回答了几个问题。姓方，四十五岁，务田的农妇，概括了我母亲的一生。
很长一段时间里，陆红每天都会来家里找我。党忠伟开始去工地里砌砖了，每天留下米饭和凉透的小菜。我并不和任何人对话，躺在床上，只是记得要按时吃饭。后来，陆红不来了。大概又过了五年，陆红的母亲和王自强好上了，不再是村里议论的寡妇。六年后，陆红决定离开青塘村。她走的那天，我去送了她。陆红还是喜欢扎着两根乌黑的辫子，她说，要去闯荡世界，要找属于自己的爱情。
又是两年，十九岁的方家民也离开了这个村子。
从民警的口中我得知陆红丈夫的名字，周成功。他已经旷工一个星期，化工厂联系不上陆红，只能报警。据厂里的工人说，他从前也常旷工酗酒，如果不是看在老员工的资历上，早就得卷铺盖回家。
“你最后一次见到周成功是什么时候。”民警的警帽歪带着，警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
“我已经半个月没见过他了。”陆红的声音很疲惫，“他每次回家都是拿钱去喝酒，他在发廊的老相好可能比我更清楚。”这个年轻的民警一脸了然，甚至同情地望了陆红一眼。
周成功的失踪调查并没有实质上进展，根据我的证词，他的确在半个月内没有回过春雨小区，监控录像上也一无所获。民警离开的时候，顺走了我桌上的一支烟。我的嗓子发痒，只能干咳几声后作罢。
陆红请了几天假，敬老院的领导难得地批准了。她白天几乎都呆在保安室，牛队长知道她是我的老乡，并没有多说什么。下午应该会是好天气，我打算出去走走，带上陆红。来这个城市五年，我甚至没有逛过附近的公园。将老党送进敬老院以后，我没有去看望过他。我拼了命地赚钱，几乎尽数汇入老党账户，这是方家民和党忠伟唯一的联系。
公园里的绿植规范地列成一排，陆红只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坐在石凳上休息。可能是阳光过于温暖，陆红毫无预兆地开始流泪，她只是抹了一把脸，然后双手交握成坚硬的形状。她从前甩着马尾辫踢翻那些说她母亲闲话的男孩，现在她只懂得用沉默对抗。我想起那个下雨的夜晚，陆红也是这样寂静，像一块打磨过的石头。我阴差阳错地踏进了那片空地，那张醉醺醺的脸上满是恶意，他熟练地把陆红拖到了废井旁边，掐住了她瘦弱的脖子。再往下一点，就是漆黑的井底。男人和女人的位置，一直没有改变。风和雨都没有停下，周成功朝陆红脸上吐了口唾沫，婊子养的。只是在一瞬间，陆红像是受到了刺激，无力的背脊突然弓了起来，她踢翻了这个醉醺醺的男人，像一头暴烈的马，更像是当年的陆红。拉扯中，周成功失去了平衡，一头栽进了井里。陆红的手上还保持着推搡的姿势，但眼神里只剩下惨淡。我的太阳穴剧烈跳动，走到了呆愣的陆红面前。那一晚，方家民成为了男子汉，尽管迟到了二十三年。
陆红倒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呼吸很轻。公园里孩子们喧闹的声音不远不近，一九九五年的阳光终于还是洒在了我们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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