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当年，山西发生肺病疫情，阎锡山立即决定实施隔离措施，将疫情迅速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没有扩散，表现出了高超的危机处理能力，假设前两年SARS出现时，阎锡山当政，说不定就没有那次全球恐慌了。
另外，阎锡山当年关于地方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都远远高过今天的一些做法，可以说时地方自治的先驱。
别的不说，但说阎锡山能够那么长时间地控制山西，本身就说明这个人很不简单。
在历史上，阎锡山大概以山西王著称，或以山西军阀，山西老抠，山西土财主著称。这都没有错，阎锡山前后统治山西达38年，大概是民国时代，统治寿命最长的地方军阀与实力派了。不过，阎锡山没有那么土，老阎是正牌子的官费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
不过，现在浮现在我们眼前的阎锡山，并不是那个携带两箱子黄金抵达台湾机场的疲惫而困窘的阎锡山，而是有活泼思想和探索精神的阎锡山，以及政治改革家与实践家的阎锡山，也是一个成功治理山西全省，并能成为中国模范省的阎锡山。 山西当时在老阎治理下，很富裕，老阎还自筹资金修建了900公里的山西铁路。如今，阎锡山日记也是非常值得阅读的第一手材料，其价值，与蒋介石日记有一拼。不过，老阎的日记充满了格言警句，与蒋公的日记还有不同。
那么，阎锡山在山西的改革，有没有实际意义呢？当然有，而且不是现在的所谓平反式的评论，而是在当时，国内外有很多人曾经高度评价过老阎在治理山西的成就：
1.美国时代周刊，在1930年代，阎锡山也很风光地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且美国人还对其在山西进行的改革给予很积极的评价：“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3.曾经是阎锡山部下的薄一波。薄一波解放后曾经对新上任的山西省委书记说，你如果能将山西治理得有阎锡山的一半，就非常成功了。
这些评价都不过分，而且还不够，因为阎锡山还是有思想的政治改革家，他还力图走出一条即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对中国现在的现实来说，还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阎锡山本人是反共又联共的，其理论和实践办法，是最接近于中共的办法的，包括土改和村民自治运动，他将自己的统治力量深入到了中国的最基层，村一级。而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可以抵达这一个层次。
理论探索：适中的制度，公道主义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以后，逃到大连，在那个期间，开始总结自己的思想，其思想核心是中庸主义。也就是要在矛盾的两个极端的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阎锡山还阅读了很多马克思的书，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了然于胸。而且，老阎本人，原先也很信奉社会主义。老阎毕竟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和西方比较了解。
老阎说：“由于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群众，故演出一个共产主义来，而共产主义之统治暴政，控制人民生产生活，有如洪水猛兽，形成两个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该产生一适中的制度，以资幸福人类的生活。一面去除资本主义之剥削，一面免遭共产主义之控制。”
为了这第三条道路，阎锡山曾经在山西举办了为期二年的理论大讨论，即每周两次集会的进山会议，参加讨论者，最多达500人，不仅有山西本省的，还有全国的学者，包括大儒梁漱溟在内。1923年10月21日，会议正式宣布结束，最后形成记录文字两百余万，并公布了讨论成果，即何为“适中的制度”：1、“公道主义”，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2、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
这是老阎在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准备，而且起步非常早。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刚刚起步。
老阎还说：“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老阎一生对贪官污吏，地主豪强非常厌恶，常常想走一条中间路线，也就是既不走国民党的高层路线，也不走共产党的底层路线，而是第三条道路。在农村的改革中，既反对地主豪强，也反对无产者的痞子运动，而是想依靠中农的路线。这有点像现在的依靠中产阶级的路线。
老阎理解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自己的公道主义有什么分别呢？老阎认为，从分配上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资本主义是按资分配，而他老阎的公道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老阎说：“公道即中也，也即事之恰好处。凡事皆有个恰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一国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国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一县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县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 “劳动多则所得之产也多，劳动少则所得之产也少，劳动与享有一致，故合乎公道”。
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看来老阎还真是社会主义者呀。
实践探索：村本政治，或村政自治与土改
阎锡山不同于多数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的另外一点，是他不仅有理论上的实际探讨，还有亲身的实践，山西，就是老阎的试验区。老阎非常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的本质，就是农村，而且还是最基层的村级。老阎认为，中国最基层的改革，就是要建立村本政治，或村政自治。
老阎说：“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 今定一彻底的最持平最适中之办法，村为人群集合单位，村有若干人民，无论何种事项，皆人民自理，村即人民权力之起始点”；老阎还说：“非把政治放在民间不可，因为直接知民利弊的是民，间接知民利弊的是官”。“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所以我常说的，村是行政的单位即是政治的根本。”
老阎将山西的村给组织起来了。100户一个村，设村长；五户设邻长；十户设闾长。还建立村委会，监察会，息讼会，保卫团。村委会是一般管理，协助村长；监察会是“清查村财政，举发执行村务人员之弊端”。息讼会是“减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保卫团是维护治安。
老阎说：“欲期政治得良好之结果，须先从作极密之政治网起。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先使行政网不漏人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论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方能国于今日大地之上。不如是，断不足以自存也。”
老阎将自己的政治统治一直伸展到村一级，但村政权本身是自治，不是下派政府官员。老阎这种统治方式，非常有效。据说有一个例证：“太原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名政治犯，阎锡山给各县县长打了个电报，不到三天，就在盂县查获。送回太原，阎锡山认为这是‘行政网’的成绩，非常满意。”
不过，老阎的村政自治，是否有如他的初衷那样成功呢？也不尽然。原因是村级政权会很快黑社会化。这是老阎始料未及的。原因是老阎的村长选举有条件，就是不能是白丁，而是村里的有钱人。下面是后人的评价，资料来自网上：
虽然阎氏一再告诫在选择村长时要注重其品行，但为了防止“阶级斗争”，同时他又规定了村长须有1000块银元以上的不动产，村副则须在500块银元以上。如此，村一级的最高权力，最终还是不得不落入阎氏所失望的那些“以无视法律为时髦，以违法为荣”的“地位很高的豪绅们”的手里。一直倡导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阎氏，最后却不得不依靠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来充当自己的政治基础——村干部；而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也就是那几十万的村干部们，也很清楚，只有在阎氏的“村本政治”中，才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1936年，有一位笔名叫做“悲茄”的作者撰文如此描述山西的“村本政治”：
村级选举和村级自治的不太成功，不要说老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一直到现在，中国农村的村一级选举和自治也不成功，原因与老阎当初碰到的一样，就是，如果是自治，村级政权，必然被村子里面的豪强所霸占，最后很可能会黑社会化。共产党现在一直不太敢全面放弃村镇政权，原因也是如此。
除了村政自治，老阎还有土改。老阎的土改实质上是土地的集体所有，也就是村所有。这与后来共产党的土改，尤其是1956年以后的土改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地方是，老阎的土改，不是如共产党那种极端的做法，也就是不采取没收地主的土地的激烈办法，而是购买，以村为单位的购买，然后分给农民耕种。下面是网上资料：
1935年8至9月，阎锡山明确了“土地村公有”的主张，并制定出《土地公有案办法大纲》。其办法是：第一，除宅地坟地外，举凡私人及祠庙之田地山林池沼牧地等，均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估价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第二，由村公所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18岁至58岁之村籍农民耕作；妇女在原则上不分地；58岁的村民，将原领之田缴还村公所；兵役期内的村民，其份地由本村耕农平均代耕；死亡、改业、放弃耕作、迁移、犯罪已判决者，收回其耕地。第三，农地经营，如经村民大会讨论，议决为合伙耕作者，即定为合伙农场，耕农可使用雇农。第四，收买土地之公债，以产权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及劳动所得税为担保，其中主要是劳动所得税及产权保护税。第五，地物推行土地村公有之初，耕农对省县地方负担仍照旧缴纳田赋。 还有“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到，无村不工厂，无人不入校”的口号。
最后附带一篇老阎的讲话，看看老阎的风采：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对政军学工商界讲词】
世间有一主义而兼各主义之长，而无各主义之短，不论何时何地，皆可适用者乎？曰有之：『公道主义』是也。有一时政治而兼可推行各种政治，而为各种政治之基础者乎？曰有之：『村本政治』是也。更有一种政治而兼各种政治之长，而无各种政治之短，集各种政治之大成者乎？曰亦有之：『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是也。
公道主义，乃根于人群之天性，亘古今中外而不变，所谓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各种主义，则有对不对焉。以时间论，必须臾不离公道，乃可推行无阻，一旦离开，则渐陷于崩坏之境界，以空间论，必合乎公道之部分，乃可推行无阻，其离开公道之部分，绝难推行也。军国主义之野心侵略，举世切齿者也，然就其固强自卫一面言，未为非也；民治主义之平等自由，举世脍炙者也，然假使陷于群龙无首混乱攘夺之途，不足贵矣；资本主义之剥削垄断，举世切齿者也，然就其生产发达一面言，未为非也；拱铲主义之平均理论，举世欣羡者也，然假使陷于袭击残暴杀人流血之途，直可打倒矣。此外个人主义，家庭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均各有其对之部分与不对之部分。盖全对则无所訾议，全不对则无人倡导，各是其是而各非其非者，以其各有是非也。独「公道主义」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公道主义之本源，乃宇宙间之正气。其为物也，是整个的，非枝节的，是时中的，非执一的，是养生的，非治病的，是活用的，非板滞的。举一足以统万，执简可以驭繁，神而明之，事物之真是非可知，宇宙之真主宰可得。公道自在人心，使主义而得乎公道，必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也。
村本政治，乃根本人类有政治性之天然团体而实施者也。家国省县，皆人类之团体，家以情系，政性较微，国省县区，范围綦广，独村为人类第一具有政治性之天然团体，以之为施政本位，既无过泛之病，又不虑其无由措施。加以善良公平之组织，
由村民组织村民会议，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各种应有之民权。创决全村规约，以订村民共由之轨道；选举各项职员，分管全村之行政，以谋村民的福利；一面却选举村监察委员，组织监察委员会，以监察其活动出轨；并有罢免权为其最后之监督。如此直接间接监察，横的竖的调剂，自然利兴弊除，根本修明，然后推之区县省国，任何政治，无不顺利。譬如绘事，底子打好，上红色，上蓝色，均可任便；譬如建筑，基地做好，盖砖房，盖瓦房均可自由。诚以村为最切近人民本身利害之天然团体，无论独裁、君宪、共和、劳农，何种政治，均应以此为先施之本位也。
此处一好，施行何种政治亦好；此处一坏，施行何种政治亦坏；本固枝荣，源远流长，可不注意者乎！
如前所述，「公道主义」与「村本政治」，已略见其梗概矣。惟此二者，又有密切不离之关系焉。「公道主义」无「村本政治」之表现，不足以显著其伟功；「村本政治」无「公道主义」之支配，不足以运用于美善；必也以兼备主义优长之「公道主义」，运用为各政治基础之「村本政治」，始可集其大成，所谓「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是也。纵观今日之政治，不外辗转飘摇而已。独裁政治之病，危急存亡矣！以代议政治为药而治之，病未全愈，而药亦变为病矣。代议政治之病，危急存亡矣！以劳工专政为药而治之，病未全愈，而药亦变为病矣。头痛治头，足痛治足，药病相生，靡有已时。关心世道者，每至束手无策，其孰知其根本错误，均因为政者不由村本政治之基础做起乎？知本矣，由村本政治做起矣，其政治仍不能好也；关心世道者，又每无所措手足也，其孰知其根本原因，系因背后无公道主义以支配之也。有志政治者，其注意之可也。
阎老西一点都不土：“公道主义”治晋近四十年
十年砍柴 2016-03-19 20:16
我的朋友赵安平是山西洪洞人，他的父亲1936年出生于当地一个贫寒家庭。赵老先生在7岁时进入本村小学，不花钱读完初小。而先父小赵老先生两岁，启蒙读书进入的却是旧式私塾，直到1949年后才转入到新式小学。
从这个细节可看出，民国时期山西的国民教育远比我的故乡湖南发达和规范。这得归功于治理山西三十八年的阎锡山。
长期以来大陆的史书中，阎锡山是一个土气、投机、守旧、贪财、排外、独裁的丑角。但事实上，他能成为民国时期掌握一省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政治人物，绝非靠投机和排外所能取得的。山西省是民国时期的“模范省”，美国的《时代》周刊曾对阎锡山如此赞美：“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阎锡山治晋的一些政绩，至今还在山西的一些老人口中传颂。
清室逊位后的北洋政府时期，被称为“武夫当国”。但北洋时期不少占据中枢或割据一方的军阀，身上都具有浓厚的儒家士大夫气质，如段祺瑞、吴佩孚等人，阎锡山亦是如此。
阎锡山1883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少年时入私塾熟读儒家经典，家道中落后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官费选送到日本士官陆军学校，并在日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山西担任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1911年10月28日，响应武昌起义，参与领导了山西新军起事，占领太原城，杀死清廷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阎锡山任都督。——从此开始了对他三晋大地的统治。他早期的经历，和蔡锷将军几乎一样。
阎锡山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治理山西的“内政”。与后世一些人将其丑化为保守、排外恰恰相反，留过洋的阎锡山眼界开阔，对世界大势很了解，对新的技术、新的制度和新的文化并不排斥。——只是作为儒家信徒的他一直关注的是这些外来的新事物如何本土化。
和同时代那些在民国政坛上走马灯式的军阀不同，由于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他得以形成一套完整地治理理论以及有充分的时间来实施。
阎氏自称奉行“公道主义”。1921年6月21日，阎氏在督军府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二十四人会议商讨山西改革问题。史称“进山会议”。
阎锡山召集会议的原因是他既不同意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又不认同苏联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他希望找到一条适合本土的道路。“进山会议”定期召开，一直延续到1923年10月才结束。经过两年多的商讨，阎锡山推出了他的“公道主义”，概而言之：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具体方针是：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他认为，因为缺乏“公道”，世上便有种种不平等，但他不认同共产主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达到社会的公平。阎锡山主张：“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公道主义”带有浓郁的儒家“德治”色彩。阎氏践行其“公道主义”的方式，亦和古代一些儒家循吏的做法相似。古代被史籍称赞的循吏所做的不外乎：兴学、重农、正风俗。阎锡山治理山西所做的是这种循吏所为在山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升级版”。
阎氏在三晋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不遗余力地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当然囿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实行的只能是低水平的“免费义务教育”。他在一本发至全省各乡村的小册子《人民须知》中阐述他的教育主张：“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 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从1918年开始，省府颁布了《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各地村庄腾庙宇办小学，办学成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重要政绩标准，办学经费来自政府拔款、乡绅捐助和村民分摊。1925年，陶行知实地调查后，如此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阎氏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即推行他的“村本政治”，在全省搞“村政自治”。阎锡山大力兴办教育，其目的之一就是更好地实施“村政自治”。他曾说过：“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而“村政自治”是“宪政”的基础。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曾到过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盛情款待，阎对泰戈尔不无自得地介绍自己的治理主张：“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
从1922年开始，“村本政治”在山西全省推行。基本内容包括：设立编村，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每村设村长、村副和村公所；村以下设闾、邻组织，以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监察会和村民会议，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制订村禁约(阎氏将其称为“村宪法”)规范村政；提出了“村公道”和“村仁化”的要求。村长和村副有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村内居民年在二十岁以上者，均得参与村民会议，如村中习惯以每户出一人亦可。但有下列各款之一者，不得参与会议：品行不端营私舞弊确有实据者；贩吸鸦片金丹及含有吗啡等毒质者；窝赌及赌博者；窝盗及盗窃者；有精神病者；曾受刑事处分尚未复权者。”
阎氏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大力兴办实业。实业包括传统的农业，如大修水利，植树种桑；也包括新兴的工矿业、交通业和商业。如阎氏主政期间，修建了横贯山西南北、长达800公里的同蒲铁路；开采煤矿、铁矿；建造了太原兵工厂、太原钢铁厂等一系列大型重工厂和众多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厂。
和传统的儒士一样，阎锡山是主张“官师合一”的，自认为有教化百姓的责任。他一生主张“中的哲学”，即做好人，行中道。1949年8月，败退到台湾的阎锡山在纪念孔子诞辰2500年大会上依然念叨他的“中道”，他说：“二十余年前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太原，他问我:东方文化是什么？我说是‘中’。他问我什么是‘中’？我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1960年，阎锡山病逝于台湾，葬于阳明山。此时，他所主张的“公道主义”“中道文化”，在三晋大地已成为被批评被扫除的“反动思想”。
在宋以后的中国，阎锡山是一个异数。一个本地人统治一个省近四十年，只有在民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任何大一统的王朝或政权绝无可能。明清两代王朝为了维护统治，严格地推行流官和回避制度。士人出仕后不能在本省做官，在某地为官数年后刚对当地政情、民情有所了解，要么升迁要么调到另一个地方。而阎锡山这个有着儒家情怀的统治者（地位和治理区域相当于春秋时的晋文公），能在近四十年的时间内，在人口一千多万面积近1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期间数次被战争打断）。明清两代那些有抱负的大官——包括张居正、王阳明、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大臣，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山西是阎锡山的故乡，本地人治本地事，无论在前现代的熟人社会，还是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利大于弊，更有利于造福于本地。但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为了统治的需要宁愿牺牲地方老百姓的福祉。
历史给了阎锡山——一个儒家士大夫的机会，事实证明他做的不错。
阎锡山治山西，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从泰戈尔访华鲜为人知的一面谈起，茆家升
提要:军阀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主要是自身利益须要，着力关注乡村建设，从大抓基层教育入手，促进乡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工农业，尤其是兵工业的快速发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使阎在军阀混战中，有了巩固的后方，也为尔后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是动乱年代，乡村建设卓有成效的－面镜子。
“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更加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摘自泰戈尔的访华演说辞
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
阎锡山
二十世纪二十年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社会改革运动中，在大目标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思想和方案，其实践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牵涉面最广的，当数“民国乡建三杰”的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和有“南陶北晏”之称的陶行知了。对于他们的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乡村建设上的艰苦探索和取得的成就，以及这项于国于民都极具重要意义的工作，为何戛然而止。还有这些探索者的坎坷经历，笔者在近日发表的《回顾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上下篇长文中，已做了初步探讨，不再赘述。
人们还更想知道，除了上述学者们的探讨之外，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对广袤的乡村，又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在乡村建设上有何作为？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不是几篇短文可以说清楚的。简约－点说，苏区那时正是从井冈山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到1927---1937正史命名的“土地革命”时期。奉行的是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切传统彻底决裂。带来的后果是血雨腥风、相互仇恨、生产力和环境的破坏。而国民党统治地区，就乡村而言，大体上是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民国的自然延续，基本上属于不作为（很多时候不作为比胡作为好）。广袤乡村还是千年以来的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要说有什么变革，也就是晏阳初陶行知等先贤们一些有益的探索了。那也只是局部的、民间的、试验性的。不能算是政府行为，与权力也是若即若离，只能做一些改良性的建设与变革，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保障。时局一有变动，所做的一切都会中止或中断。权力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促进改良者前进成功，也可以使它倒退失败。
那从北洋到民国，在握有实权的统治者之中，从中央官员到地方封疆大吏们，有谁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有过重大建树，包括本人的创建，和对改良者的支持呢？恕我孤陋寡闻，那个时代实在是个大乱世，争地盘，谋财富，杀人越货，后来还有长期的抗日战争，大小官员们大都无暇顾及乡村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但也有卓尔不群者，其佼佼者当数统治山西38年的阎锡山阎老西了。
在下对阎先生在乡建问题上的了解，还是得益于印度文豪泰戈尔先生访华时，鲜为人知一面，才得知端倪的。
这事得从90年前，泰戈尔访华说起。因为事隔久远了，有必要多说几句话。
上世纪印度大诗人、社会活动家、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徳拉纳特泰戈尔先生，应中国文化名人蔡元培和梁启超之邀，于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来中国访问。随即刮起了－股强大的“泰戈尔旋风”，所到之处上海、南京、北京、济南、太原等地，皆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股巨大的泰戈尓热，我们不能只从名人崇拜和所谓文化大歺的角度去思考，即使如此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诗人的巨大成就，对中国诗人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他的《飞鸟集》《园丁集》等，更是直接催生了谢冰心的《繁星春水》。
但是，这些都不是要重新关注泰戈尔先生的理由。毕竟快－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又发生过许多大事，诺贝尔文学奖，亚洲也已有多人获得。没必要对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这些获奨者的成就，一－作分析研究，那是文学评论家们的事。
今天又重提泰戈尔，实乃90年前，诗翁访华时，曾严重关注过的话题，即印中两国都面临的广袤农村亿万农民，如何摆脱贫困文盲愚昧闭塞的现状，走向现代化，与当代文明接轨融合的严峻话题。我们知道泰戈尔，不仅文学创作成就巨大，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多次与印度国父甘地，共商国是；他还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巨量的文学作品，－个重大的主题，就是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印度同胞，早日富足起来，强盛起来。使印度的这个国家和民族，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强大的先进的一员。为此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从而受到历代印度人民持久的崇敬与爱戴。也受到世界各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敬重。
泰戈尔访华时已64岁，当时在印度已是高龄，他不听劝阻，抱病来华。积极参与紧张的社会活动，多次发表热情洋溢文采风流的演讲，并与听讲者互动。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印两国紧密相连，又国情相似。所以面对中国朋友的热情与友好，他无限深情地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更加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而要让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印度，乃至亚洲能站起来，能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远不是做几次报告， 出几本诗集能办得到的。泰戈尔不是－位理想主义者，更不是－个空头文学家。作为印度人民伟大的儿子，他既有－颗赤忱的爱国之心，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对本国的国情，对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国情，都有深刻的了解。如何面对它改变它，诗翁也有具体的实施计划和理想目标。就在那次繁忙的访华过程中，也有过这方面的安排。可惜不仅当时被舆论忽略了，连当事人泰翁的随身翻译徐志摩先生，也未再提起过。尔后近一个世纪，也未见有人谈过这个话题，也就鲜为人知了。这是当时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的无意忽略，还是话题沉重，情况复杂，非专业研究者无从谈起，而当时中国关注中国农村的研究者，又极为稀少？
泰戈尔作为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在自己的家乡，泰戈尔一直进行着一种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农村设立学校、医疗队，加强畜牧业和手工业，并提倡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泰戈尔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印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也希望在中国找到一块地方来实验这种改革计划，于是泰戈尔在访华过程中，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在徐志摩的陪同下专程访问太原。
泰戈尔－行会晤了山西督军阎锡山，寒暄客套之后，那位自称儒将的阎老西又夸耀了一番他正在山西推行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谈到村政，泰戈尔说，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痛快地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一带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当即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
虽说这个美好的计划，后来因时局动乱流产了，我们也不能忘了泰戈尔阎锡山和徐志摩们，为改变中国乡村贫穷愚昧闭塞状况，所付出的努力。
阎锡山治山西时，在乡村建设方面，都干了些什么呢？先说说阎锡山其人其事：
阎锡山政治上是个复杂的人，作为军阀混战时期一方首领，一度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为了自身利益，一生干过一些好事，也做过很多坏事。为治下百姓带来过伤害，也有过福利。可以说既是个投机分子，又有自己信条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奉行的是‘中’的哲学，就是中庸之道。他是老同盟会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阎当年十月，即发动太原起义，阻断清军南下，促使革命成功。（孙中山语）继后又拥戴袁世凯称帝，上过劝进表，反对共和。曾是北伐功臣，又与蒋介石反目成仇。在连年军阀混战中，与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唐生智段祺瑞等，或战或和，或联或决，不一而足。仅在人所共知的蒋、冯、阎大战中，就有几十万百姓死于战乱，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致国力虚弱，为以后日寇制造九－八事变，提供了机会，他们都是民族罪人。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阎锡山拥蒋抗日，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与共产党人薄－波等也有过合作。曾在山西境内组织过平型过战役，其中八路军115师林彪师长，在平型关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成功，颇有斩获，声名远播。尔后阎锡山又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虽然战败了，但也重创了日军，延缓了日寇南下的进程，是国家的功臣。在抗日危急时刻，也有过动摇，有过与日寇的暗中勾结，派其部下赵承绶与日签订《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枉想保全他的山西土圩子，继续当他的草头王。好在关键时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形势对日寇越来越不利，阎老西也怕当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谈判协定终止，阎晚节不亏，得以善终。
对阎锡山这样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笔者不想也没有这个能力，做什么评述。但一些重要史实，必须交待清楚。诚如阎在山西乡建设上，确实做过很多有益工作，如果他大节不保，当了臭汉奸，那他在山西搞的那一套，还有什么意义呢，赞扬它不就是在吹嘘日寇欺骗中国人的皇道乐土吗？正因为阎老西大节不亏，他治理山西的－些经验，才有借鉴价值。
阎锡山治山西有－点他看的很清楚了，就是时局再乱，他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山西。要想使自己在大混乱中，立于不败之地或败有所归，他就必须把山西治理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都有提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山西人才会真心实意拥护他，听从他的调谴，阎老西腰杆子才能硬，说话才有底气。
这些才是阎老西治山西的根本，他也确实从在山西站稳脚跟起，即全力以赴殚精竭虑从事山西全境的乡村建设工作。也是从普及乡村教育着手的。前后经历了数十年,称得上坚忍不拔。
1915年，山西《义务教育实行程序》颁布。
1918年，《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出台。阎锡山开始向全山西普及义务教育。阎锡山发行之《人民须知》，有言：“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教育经费，从何而来呢？
阎锡山要求：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
事实也是，阎锡山治晋期间，教育投入极高，为了妥善使用教育经费，阎锡山在山西各县成立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据1933年《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1932年的教育经费占当年各县行政总开支的比例：忻县122021元，占61%；定襄县64543元，占50%;大同县91789元, 占57%。1912年时，山西兴建学校数为5566所，到1918年时，已猛增至14189所。
1928年，山西《小学暂行条例》颁布：“初级小学以不收学费为原则，但得视地方情形酌量征收，所收之数，每学期最多不得过1元。”
1929年，山西全省共有学校26489所。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他指出：“到现在为止，山西省资助小学经费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们的办法是：在城镇按店铺和房屋的所在地区的等级课税，用于资助城镇小学；在农村，则按照土地质量课税，资助乡村小学”，“现在该省己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
陶行知还说: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更要指出的是，阎治山西，从抓基层教育入手，但决不只注重教育，而是把基层教育与实行优良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阎氏在山西，一直提倡“村政自治”。早在1921年，他在《十年春出巡对民吟》的一首诗里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俗三年便可得。”诗写得粗俗，但非常务实，没有空话，就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文盲也能懂。
他提出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在动乱的年代，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
阎锡山对山西军火业的发展尤为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也是他在抗日危难关头，组建“山西救国牺牲同盟会”（牺盟会）的物质基础。
这些不能都说成是从普及乡村教育开始的，但确实有着很多事实上的关联。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乡镇，道理都是一样的。阎锡山能统治山西38年，根本原因就在此。
阎老西治山西，是历史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