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女子》是一本由[法]劳伦·埃尔金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3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漫游女子》读后感(一)：漫游是给双眼的美味佳肴
我们是个体还是人群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自己在公共场合如何被看待？我们是希望和光同尘还是，与众不同？
漫游者是一个体现男性特权与闲情的形象，他有着充裕的时间和金钱，没有立刻需要肩负的责任。然而在评论家们看来，在街上漫游的女人最有可能是街头拉客的妓女。
作者劳伦.埃尔金，她的许多作品被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弗里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她还是一名特约编辑。她是一名“漫游女子”，她会没有目的地的在巴黎走很久，只是想观察一座城市，她好奇着所在城市的街角，小巷，建筑都发生过什么，谁路过了这里。她是一个有着强烈好奇心，并且喜欢观察世界的女士（我是这样觉得的）。
书里写了六位具有代表性的女子，分别是：琼.里斯，乔治.桑，阿涅斯.瓦尔达，弗吉尼亚.伍尔夫，索菲.卡尔，玛莎.盖尔霍恩。我收到的书中有两张人物书签，是琼.里斯和玛莎.盖尔霍恩的刚巧是书中故事的第一个人物和最后一个人物，不知道其他小伙伴收到书里面的书签是哪位人物呢？（说不定我们会集齐六张任务卡召唤神龙呢。）
在这里我只想写一下里斯的故事。
里斯的父亲是威尔士人，母亲是苏格兰人，混血的里斯有一种异域风情，她发现了自己的才华和美貌可以是一个利用的工具，她先是给一个富商做情妇后来又嫁给了一个无国籍的战地记者，他们没有护照没有钱从比利时步行到了法国，后来记者被捕入狱，里斯遇到了她的伯乐福特，里斯成为了他的情妇，这段不伦恋被里斯写进了她的《四重奏》，福特写了《当那个邪恶的男人》，朗格莱写成了《禁忌》。
她发现女人除了男人根本无法依托，她借朗格莱（战地记者）逃离了伦敦，她借福特找到了自己作家的身份。
我觉得她依托的从不是男人，可能我的三观不太正确，她做富商的情妇依靠的是自己的美色，她和朗格莱结婚也不是相亲认识的凭借的是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她成为一名作家是自己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
这本书中讲了漫游文化，讲了性别，讲了文学和城市，但是作者更像一个书迷在追随自己所度过书的作者所走过的城市，去她们走过的城市体会她们所看到的风景人文，体会她们写出某篇文章时所处的环境，了解她们所在城市的历史。
在这里再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译者“管弦”，就职于国际劳工组织，就读于牛津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基本信息都是本书封面后面的内容，我不想赘述，如果我能在攻读这本书之前，先阅读了最后她写的《译后记》我可能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更期待，她的后记更像是书中全部内容的浓缩。
感谢作者的书写，让我了解到六个传奇女子的故事，感谢译者的翻译让我读得懂这本书。
《漫游女子》读后感(二)：女人要怎样融入一座城市？
女人是怎样融入一座城市的？
劳伦·埃尔金是一个拥有犹太、意大利、爱尔兰血统的纽约女人，是一位文学博士、哲学硕士。1999年，她前往巴黎并在此定居，于2015年成为法国公民。2016年她出版了作品Flâneuse。这个词汇法语词典里没有，由埃尔金自创，是flâneur（即漫游者，闲逛者，一般指男性）的阴性词，意为“漫游女子”。
在任何一种文化里，语言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能反映出一个群体的偏见，反映出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和地位差异。曾几何时，漫游者是拥有特权和闲情的男性形象，他有充裕的时间和金钱，在大自然和城市之间闲逛、观察、创作。
女人呢？女人在闺房里，在马车里，即便外出游玩，也要有人陪护。她们与家庭相融，被操守和名声牢牢困住，被丈夫和孩子牵扯精力，从未被赋予外出冒险的权利。即便有女性出现在街道旁，也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儿，会被认为是街头拉客的妓女。说起来，英语里也有类似的语言歧视：man on the street意指“普通人”，而woman on the street则特指“站街女”。你看，以往，女人是不能大喇喇地出现在街道上的，基于古老的性别分工，女漫游者的形象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直至工业革命以后，工人阶级出现，社会分工发生变化，女性开始参与生产，或是经营摊位，闲暇时也会成群地坐在街道旁闲聊。“一战”之后，人口大量减少，更多女性涌入劳动市场，由此确定了自己存在于街头的权利。安全的半公共空间的出现，比如咖啡馆、茶室，则保障了女人的这一权利不受干扰和侵犯。渐渐地，女人开始了她们的漫步，成为都市景观中的角色，不再被性别化。她们归属于城市，也将城市的气质内化在自己的身体里。
波伏娃曾在卢森堡公园里漫游，和萨特展开谈话；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她会在咖啡馆里工作一整天。伍尔夫曾在伦敦街头寻找创作灵感，普通人的生活给了她激情，带给她剧本、小说、诗歌，让她用文字表现生活本身——“所有的小说都始于对面角落的一位老妇人。”乔治·桑身着长靴和长裤，出现在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着裤装的巴黎街头。她穿行在城市里，融进人群，展开自己的漫游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中，数不清的女人女扮男装参与战斗，和丈夫、情人、兄弟们并肩，爆发出属于女人的独特力量。走上街头的女人，她们的灵魂是没有性别的。
如今，在纽约，东京，上海，罗马，女人们不为人知地路过，随心所欲地做着她们喜欢做的一切。她们是个体，也是人群的一部分；她们独立，却又隐而不彰。她们与城市风景和谐相融，在街头隐匿自己的角色和身份，陷入各式各样的思考，也成为被思考的形象。
她们愿意用双脚记住一座城市。
作者曾在巴黎的街道漫游，遇到施工人员在挖路。她看到一百多年前的街道纵深剖面，触及那些早已结束、被掩藏已久的年月，她好奇都有谁走过了那些石砖，谋划着即将到来的革命，构思出永垂不朽的名篇。
在城市里，战争被砌进建筑外墙，伟大的思潮在某间地下酒吧徘徊，故人的生活痕迹依然留在巷子里，告诉我们曾发生在那里的趣事，久久不散……甚至，擦肩而过的路人身上有股淡淡的熏香，令人回忆起早已故去的外祖母，周身的空间由此拥有了不一样的密度，变得非同寻常。
漫游女子在一座城市里最棒的体验并非来自美食、游乐园或博物馆。她们寻觅着偶然，不期而遇以及意想不到的契机。
几年前，我入住了一座城市的希尔顿酒店。吃过晚饭，漫步进酒店后面一条幽深的步行道，邂逅三只流浪猫，其中两只正值壮年，昂首走过，并不理会我。留在后面那只老猫患有眼疾，饿得前胸贴后背，骨架分明。它走过来，冲我手里的塑料袋嗷嗷叫唤，可那是一袋啤酒，我总不能把酒喂给它。第二天一早带了食物和清水过去，老猫仍留在那里。也曾在异乡的码头遇到卖海鲜的渔民，凑近去看，虾爬子一个挺身跳到了脚面。也曾在一个夏天的晚上，邂逅摇着蒲扇卖花的漂亮姑娘。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匿着小小悲苦和小小的欢愉，漫游将这份心情放大，赋予了城市别样的气质，赋予我们更为深邃的记忆。日后想起，依然能闻到那个夏夜的花香。
评论家弗兰·勒博维茨游走纽约，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为她拍了纪录片《假装我们在城市》，记录她对纽约一切事物的看法。勒博维茨没有手机，她观察着边发短信边骑车的青年，欣赏街头的涂鸦，审视堵车的街道，在路面上镶嵌的纪念碑前久久驻足。她用自己的双脚记住时代广场，也记住名不见经传的犄角旮旯，记住了真正的纽约。
假装我们在城市
要怎样融入一座城市？
埃尔金在巴黎学习“观察”，在参与游行之后陷入自厌和反思；她在伦敦罗素广场的草地上吃快餐，在布鲁姆斯伯里寻找伍尔夫的行迹；她在威尼斯迷路，吃了顿硬邦邦的披萨；也曾在东京无所事事，陷入焦虑，被地铁的猥琐男偷拍裙底。
她不喜欢酒店，她觉得酒店是给外国人、不适应环境的人、无法融入的人的家。她遭遇过文化差异带来的水土不服，却仍在漫步中和自己的文化偏见作斗争。她相信，许多城市都充满魅力、值得探索，只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不知道应该如何漫步，最终只能涌入声势浩大的消费天堂和美食街。
英语里的漫游wander，与wind、 water同源，有点奇怪吧？这是因为，它们的含义都可以追溯到“流动”的概念。是漫游者为一座城市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流动性，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不是急匆匆的、焦虑的都市人，也不是向军队一样涌入和撤退的旅行团。
“北漂”的7年里，我从一个小时的地铁通勤，变成半个小时的公交，最后的两年，我的双脚踏上地面，步行20分钟上班。然后我爱上了漫游，也渐渐发现了这座城市的肌理。我开始在胡同里穿行，从美术馆拐出来，溜达到皇城根遗址公园，听老北京讲京片子。再往东一些，就可以去愚公移山看演出了。而再往西一些，可以顺着什刹海一路走回家。我看到了街道是如何相连，弄清了河流的走向，曾在三联韬奋通宵看书，还曾和友人在一间密室逃脱与两个中学男生拼场，度过了一个惊恐而漫长的下午。
我用了6年时间从北京的地下铁路网走上地面，开始了真正的漫游。
要怎样融入一座城市？
或许要试着欣赏那些最为普通的事物。山阴路，船板巷，漆桥老街，南京街道上的这些路牌可以美过秦淮河。
或许要学着像当地人一样行走。漫步京都，如果不想去人山人海的伏见稻荷大社，不如就迷失在巷子里那些小巧玲珑的不知名佛寺之间，摸一摸那些石碑、木门框，还有伸出墙外的老枝。
或许要把手机收回到口袋里，像坚持不用GPS的出租车司机一样，保持自己对城市的真实感知，任由自己在这片倾心的土地上迷路。即便已经很熟悉，它依然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可以再去走一走，换一种方式去理解。我曾探访一处繁华地段的唱片店，从打卡、拍照的游客间逃了出来，败兴而归。随意拐了个弯，踱到一条破败的小路上，邂逅了一家只卖古典乐的黑胶店，老板是业内高手，跟他聊了一个下午。
所谓的融入和归属，或许无关乎在一处生活的年月，也无关乎“家乡”或是“漂泊”，而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他（她）的城市，也能在同一座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归属。
当一个女人漫游街上。
埃尔金在文中说，地点会记住事件。
1951年，29岁的美国女摄影师露丝·奥尔金在佛罗伦萨旅行，遇到了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孩——24岁的妮娜利·克雷格。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旅行，顺便拍一套照片卖给报纸，好小赚一笔。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照片——
露丝·奥尔金：American Girl，Florence，1951
街头骚扰！男性在用自己的目光物化女性！——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确实，相比男性，走在街头的女性是更容易被冒犯的群体。有社会学家调查发现，女性遭遇的陌生异性搭讪（大部分带有调情式的意味）要远远高于男性。
然而六十年后，妮娜利·克雷格回忆说，这张照片记录了她当年享受的绝对美好的时光。她更愿意把其中传达的东西看作是一种独立和鼓舞。照片里的男人对她吹口哨、起哄，但对她来说，那只是一次无忧无虑的漫游。她们打破了无形的社会习俗，重塑了镜头里那一处、那一刻的空间。
当一个女人漫游街上，她在重申自己权利，也在重塑一座城市。女人的裙摆为路面增加了一抹亮色，女人的声音让街道的音乐更加丰富。如果你也曾在街道上被人搭讪、冒犯，不必愤怒，更不要害怕，抬头向前，在那条因为有你而变得不一样的街道继续漫游就好。
漫游tip
埃尔金在文中提到了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一位娴熟的乡村徒步者。他有一个漫游的好方法：找一幅城市街区地图，在任意位置放一个玻璃杯，杯沿朝下，顺着它的边缘画一个圈，然后拿起地图，出发去城市，跟着那个圆圈走，尽可能保持一致。边走边记录，用任何一种你喜欢的方式：录像、拍照、文字、录音。捕捉墙上的海报、涂鸦、广告牌、人们的交谈、偶发事件以及你自己变化不定的心情。
《漫游女子》读后感(三)：从风尘女子娜娜到达洛维夫人，漫游女子重新定义女性与城市的关系
01 从巴黎到伦敦：“漫游者”的黄金时代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法国巴黎，是“漫游者”的天堂。
经由拿破仑三世时期奥斯曼男爵大刀阔斧的改造，昔日如“巨大腐败车间”般的旧巴黎改头换面，新巴黎如光线般放射出去的宽阔街道、街道两侧闪烁的煤气灯、人流涌动的咖啡馆、装饰有大理石护墙板的玻璃拱廊、陈列着琳琅满目商品的百货公司大楼，无一不吸引着人们走出家门，漫无目的地游走于街巷之中。
这时，“漫游”，或称“漫步”“闲逛”几乎成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诗人波德莱尔、小说家左拉、文学评论家本雅明等，都是漫游者的典型代表。
本雅明首次提出了“漫游者”的概念，他说：“漫游者是巴黎创造的产物。奇怪它并非源于罗马，或者因为在罗马，就算做梦也必须循着铺修得太整齐的街道……不是外来客，是巴黎人本身，将巴黎打造成漫步者的乐土，以霍夫曼·史达的说法，一幅由活生生的人砌成的风景。”左拉将漫步定义为一种“人与人相遇、人与丰富商品相遇”的全新感知方式，波德莱尔则认为，漫游者“居于世界中心，又隐身于世界之外”，是潜伏在城市中的热情观察者，亦是现代性的阐释者。
巴黎，同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漫游”爱好者。在《流动的盛宴》中，大作家海明威在巴黎生活期间的日常，不是在塞纳河畔漫步，去观赏画廊和商店橱窗，便是到某一间新开的咖啡馆或书店，悠闲地度过一小段惬意时光。
在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都市漫游者逐渐演变成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有不少诗歌、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主角，就以漫游者的形象出现。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中，“准小说家”吉尔在午夜时分的巴黎街头漫步，无意间穿越回了海明威、毕加索等生活的时代，漫步成为沟通起当下与过去之间的桥梁。
不仅仅是在巴黎，伦敦、威尼斯等城市也出现了漫游者的身影。狄更斯会选择在周末的夜晚出发，游荡于伦敦城中各个荒凉的角落。于他而言，漫游是在写作这项无尽劳役之后难得的放松，而都市中的人群又为他笔下的人物注入灵魂。
华兹华斯将在伦敦街头漫游时的所观所感，融入诗歌创作之中，“狂旋的色彩、灯火、形状及震耳欲聋的噪声；人们擦肩而过……店铺也接连不断”，现代都市的声形色扑面而来。
在本雅明看来，漫游者是一群“被遗弃在人群之中的人”，他们是人群的一部分，又在精神上游离于人群之外。无声地窥探着人群中隐匿的秘密，是漫游者的独特乐趣所在，“人群”，因此成为波德莱尔等人热衷表达的抒情诗主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漫游者” flâneur一词，在法语中是个阳性名词，换句话说，漫游的主体被限定为男性。美国女作家劳伦·埃尔金反其道而行之，虚构了一个名词--flâneuse“漫游女子”，作为flâneur的阴性形式。这个在大多数法语词典中都无法查到的词汇，在《当代法语词典》中给出的释义竟是“一种躺椅”。
阳性形式下是自由独行的漫游者，到了阴性形式，就成了一把室内供人消遣的躺椅，词意的巨大反差令人瞠目。
从flâneuse出发，劳伦·埃尔金在她的《漫游女子：徜徉在巴黎、纽约、东京、威尼斯和伦敦》一书中，结合自己在不同城市中的漫游经历，将伍尔夫、乔治·桑、琼·里斯、阿涅斯·瓦尔达、玛莎·盖尔霍恩等女性漫游者们的故事一一道来。在劳伦·埃尔金看来，漫游之于女性，并非生活中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而是自由的具象化形式之一，是她们体验生活、汲取灵感的重要方式，其中更隐藏着女性与城市空间、男性与女性、女性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在欧美文化语境中，“女性漫游者”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一个带有贬抑意味的形象，它往往与背离社会规范，特别是性规范紧密相连。
左拉的小说《娜娜》中，风尘女子娜娜和萨丹们，整日游走在洛雷特圣母街、蒙马特大街的人行道上，她们“任凭裙摆拂尘扫地，自己只顾扭着腰肢，慢慢吞吞地用细步走去”，在歌剧院散场后的客人、咖啡馆的食客中，搜寻可能的客人。她们是漫游者，更是被凝视、被观看、被玩弄的对象，就像“摆在露天市场上的一些不值钱的东方假货一样”。
露丝·奥尔金1951年在意大利拍下的一张照片中，一名身着黑色裙装的美国女子信步走过佛罗伦萨街头时，四周的男人们纷纷侧目以视，有的带着几分调笑的神情，有的则站在女子的正前方，似乎要阻挡她前行的道路，女子下意识的反应则是抓紧披肩，想要快速逃离这样的环境。
街头游走的女性是男权社会中的被观察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时女性群体的活动空间被主要限定在家庭之内，公共区域常常将她们排斥在外。就像伍尔夫笔下的达洛维夫人，她生活的核心不过是阁楼上的一个小房间，每次办派对时，她都会生出这样一种感觉，自己就像是“打进楼梯顶上的一根木桩”，是一件缺乏生命力、面目模糊的物品。
在漫游女子被蔑视、被污名化的时代，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是受到抑制的。娜娜所生活的19世纪下半叶之法国，根据《拿破仑法典》中的规定，女性是缺乏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必须依附于父亲/丈夫等男性成员，在财产处置、婚姻、订立契约、参与政治等事项上，都不被允许独立履行自我的意志，讽刺文学家克洛德·蒂利耶就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有谁见过寄居于女式薄纱软帽之下的政治观点呢？”
法律规定尚且如此，欧洲社会传统观念更是将女性视为“二等公民”。有一次，伍尔夫在牛津大学的校园中散步，不知不觉踏进了一块草坪，孰料立马被愤怒的学监拦住了去路。他绝非在担心伍尔夫会踩坏草地，而是因为草坪是研究员、学者们的专属地盘，女人只能走碎石子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漫游”成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一个出口。有观点认为，最早的女权行为就是主动“去注视”，做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而不是像商品一样，仅仅成为他人注视的对象，乔治·桑、伍尔夫、琼·里斯、玛莎·盖尔霍恩、阿涅斯·瓦尔达等女性作家、艺术家，就通过自己的行动和作品，向世人展示出风格各异的漫游女子形象。
正如本雅明所言：“文人是在林荫大道上融入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漫游，对于男性文人十分重要，它对于女作家同样有着非凡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漫步使人更加感性--街道漫步把人裹在孤寂里，从孤寂里可能产生强烈的歌和尖锐的字，以打破那寂静”。另一方面，作为漫游者的“我”，可以暂时摆脱性别偏见的约束，成为都市景观中的一份子，做一名城市生活的观察者。
伍尔夫借由笔下的达洛维夫人之口，说出：“我喜欢在伦敦逛，这比在乡下溜达有意思多了”，大街上嘈杂的人声，马车、汽车、大巴、火车的喧嚣，构成了一幅鲜活沸腾的都市日常图景。伍尔夫本人对漫游更是情有独钟，她尤其喜欢在傍晚出发，独自穿梭于伦敦的大街小巷，把自己变成“匿名流浪者大军的一员”，用眼睛、用脚步重新感知伦敦城。
她对都市中形形色色的女性群体尤为关注，牵着小毛狗溜达的少女，乘坐汽车呼啸而去的贵妇，门洞下卖堇菜的干瘪老太婆，店铺前叉脚而立的中年妇人，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她的那句“所有的小说都始于对面角落的一名老妇人”，绝非戏谑之言。
另一位法国女作家乔治·桑，以出众才华和丰富情史为世人所熟知，李斯特、梅里美、热·波拿马、缪塞、肖邦都曾是她的情人，伏尔泰、福楼拜、孟德斯鸠、巴尔扎克等名人是她沙龙上的座上宾。
乔治·桑的“出格”行为还在于，她勇敢地突破世俗给女性贴上的“优雅”“柔弱”标签，对抗当时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着裤装的奇葩律令。她脱下紧紧束缚腰身的裙装，换上厚重的灰色男士大衣，搭配上长裤、背心和靴子，“变身”为一名标准的漫游男子，在巴黎的街头悠然闲逛，她说：“我在巴黎来回走动，犹如环游世界。”在她的作品中，女主角们也拥有相似的性格和举动，女性化的躯体、男性化的行为模式和思维特征，与伍尔夫“一个人必须是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即“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一说不谋而合。
由男性所主导的“漫游世界”，从表面上看，是物理意义上公共区域对女性的限制和排斥，但在更深层次上，它所折射出的是社会环境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劳伦·埃尔金在《漫游女子》中说：“一场女性的漫游，不仅改变了我们在空间中行动的方式，还介入到空间自身的组织结构之中。”空间本身，已然构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女性主义议题。
从19-20世纪的巴黎、伦敦开始，伍尔夫、乔治·桑们推开房门，走出幽暗封闭的阁楼，独自漫步于城市的街巷之中。亲历二战的战地记者、作家玛莎·盖尔霍恩还更进一步，用自己的行动重新阐释了漫游女子的定义，她一直行走在旅途上，不仅是人群中的观察者，还坚定地“纵身跳入大众的痛苦之中”，用笔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将战争的残酷本质揭露给世人，这不失为另一种特殊形式的漫游。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漫游女性的出现重塑了女性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是增强女性群体在公共领域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途径之一。
如今，距离波德莱尔们在街头漫游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百余年，街头漫步的女性不会再被认为有悖于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受众人指摘的对象。《玛丽·巴什克采夫日记》中的主人公玛丽在日记中写到的那些愿望，“自己出门、自己抵达某个地方，自己坐在杜伊勒里花园的长椅上；……夜晚在历史悠久的老街上漫步”等，似乎早已是寻常都市生活中的一部分。
但是，事实的确如此吗？女性是否真的获得了漫游的自由了呢？
劳伦·埃尔金通过在巴黎、伦敦、纽约、威尼斯、东京等数个城市生活、游历的经历告诉我们，一来，并非每个城市都适合漫游，在东京、纽约郊区，受城市街道布局、阶层分化等因素影响，人们很难通过漫游的方式来探索一座城市。二来，即使在漫游者的天堂巴黎，想要完全逃脱他人的评价也是不可能之事，城市中那些无形的界限、看不见的隐形规则，依然在深刻影响着现代女性的生活，使她们离真正的“漫游自由”还有一定的距离。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职业、金钱和独立的空间，是100多年前伍尔夫给女性的建议，但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之外，女性自由和独立还需要来自更多层面的支持，譬如能够像波德莱尔、狄更斯们等男性漫游者一样，在人群中全然享受漫步的快乐，不再有安全之虞，不会被侧目以视，在一次次美妙的漫游之旅中重新发现真正的自我。
《漫游女子》读后感(四)：海明威由爱生恨的女人盖尔霍恩，一生在战火中漫游，不愿提他
1940年，32岁的玛莎·盖尔霍恩，嫁给了40岁的海明威，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她外表美丽，却野心勃勃，富于冒险，一辈子都像一个男人一样，行走在战场上。
1930年以来，她报道过西班牙内战、芬兰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越南战争等8次著名的战争，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为“伟大的战地记者”。
这正是他迷恋她的地方。
然而，这段婚姻持续不到5年。
她放弃所有财产，只为了离开他。
此后余生，她唯一长久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行走在世界之中，做着她喜欢的工作：报道战地新闻，创作与战争有关的小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漫游女子”。
直到1998年，她服药自杀，终结了自己89岁的生命。
在世俗眼光看来，她是失败的。
但对她自己来说，她是幸福的。
曾经，有很多女人，连走上街头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海明威与玛莎·盖尔霍恩剧照）
对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漫游，从来不属于女人，而只属于富足的男子，他们有着充裕的时间，随心所欲地在城市里漫步。
那时候的女性，她们的正常命运，只能是婚姻，她们被封闭在家庭这个小天地里，如果她们独自出现在公共场所，那一定是惊世骇俗的，她们的操守和名声，一定会受到各种诋毁。
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在《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中，谈到了这一令人备感心酸无奈的事实：
（丽贝卡·索尔尼）
珍妮特·沃尔夫在《看不见的漫游女子：女性与现代性文学》中也写道：
纵然是这样，仍然有不少女性，在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作着反抗，渴望着行走的自由。
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的画家玛丽·巴什克采夫，虽然上过巴黎仅有的收女学生的艺术学校，在随从的陪同下，走进巴黎的贫民区，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创作主题，对社会的不宽容作出过反抗，但她在日记里，仍然痛苦地写道：
（玛丽·巴什克采夫自画像）
于是，丽贝卡·索尔尼也发出了灵魂拷问：为什么女人们，不能像男人一样出来走走呢？
直到到19世纪晚期，这种现象终于有所改变。美国作家劳伦·埃尔金在《漫游女子》一书中提到：
这一切，得益于百货商店、咖啡馆、茶室等半公共空间，以及单身公寓的悄然兴起。
当世俗不再禁锢女人，她们终于可以，
正因如此，劳伦才得以在世界各地，寻找这些漫游女子的踪迹。一个个可爱的名字，和她们传奇的故事，开始进入她的《漫游女子》中，比如曾经在伦敦行走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跨国步行到巴黎的琼·里斯，为了脱离无爱婚姻逃往巴黎的乔治·桑，前往威尼斯的索菲·卡尔。
这些城市成就了她们，没有漫步伦敦，伍尔夫写不出《到灯塔去》，也创造不出有名的女主角达洛维夫人。达洛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如果说一个人的作品，恰恰是她思想的反映，那这句话，谁能说不是伍尔夫的心声呢？
没有从比利时步行到巴黎，琼·里斯不会感觉到，能去任何喜欢的地方，是一种权力的赋予，而能在巴黎的美中徜徉，则是一份令人惊喜的礼物。没有巴黎，她写不出第一本小说集《左岸》，也写不出《四重奏》。
没有巴黎，乔治·桑就只是一个陷于不幸婚姻中的悲情女子，她无法笔耕不缀，创作不出大量的小说。
法国的塞文、希腊的克里特、墨西哥、美国、加拿大，走过了许多地方后，索菲·卡尔跟踪一个男人来到了威尼斯，她跟着他，去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若非这样，也就不会有《威尼斯追踪》。
当然，这些漫游女子中，也包括那个海明威恨了一辈子的女人，玛莎·盖尔霍恩。
讲述玛莎·盖尔霍恩的故事，劳伦在《漫游女子》中，用了一个最长的标题：海角天涯·踏足在大地上的所见。
看上去很诗意，但这个标题下的女主角玛莎，一生都在从事极端冒险的工作。
她对她的介绍，也显得很独特：
1936年她前往西班牙的时候，只有一个双肩包，50美金，但她无所畏惧。她走在马德里的街上，描绘着爆炸后房子的模样，医院里的孩子们、伤残者、饥民。她记叙着她的日常漫步，刻画着战争对城市和居民的影响。她的第一篇投稿被《科利尔》接受，在发表了几篇文章后，她的名字被加到了报头。
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子，深深吸引了海明威。他爱她的无所畏惧，却又讨厌她四处行走，与他一较高下，有些时候，他还成了她的“陪衬”，所以，他希望她待在家里。
可她是玛莎啊，她说：“战争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她去过西班牙、芬兰、中国，也去过二战时的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以色列、越南等等地方。
就在他们结婚的第一年，玛莎接到《考利叶周刊》的邀请，去中国报道抗日战场，她兴奋不已，海明威却老大不高兴，极力阻止，最终却是陪着她前往。
因为玛莎是罗斯福夫妇的好友，在中国，蒋介石、周恩来先后接受了两夫妇的采访，但海明威明显感到自己是妻子的陪衬，自尊极为受伤，回到古巴后，他们争吵不断。
作为丈夫，他无法容忍这样的妻子，在他看来，她就该是他的“私有财产”，任他支配。
那段时间，海明威狂躁不已，靠喝酒来排解痛苦。在他酗酒时，她撞烂他昂贵的林肯汽车，阉割了他所有的猫。为了报复，他在半夜弄醒她，大声嚷嚷，嘲笑她的作品，恐吓她，厮打她。
对玛莎来说，前往世界各地，探寻战争的真相，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海明威的吸引，还远远抵不过战争对她的吸引。
玛莎亲眼见证过二战，写了三部小说：1940年的《战场》，1945年的《利亚娜》，1948年的《飞航极限点》。《飞航极限点》是玛莎很重要的一部小说，她透过男主角的眼光，抨击了那些对集中营惨状毫不在乎，甚至开怀大笑的旁观者，包括那个平静驾车驶向南部的她自己。
面对岌岌可危的婚姻，1943年9月，玛莎还是决定去欧洲，12月，她写了一封信给海明威，极力向他解释她的动机：
这封信，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理解，却让海明威动了去欧洲的心，原本在古巴观战的他，决定亲眼去见证诺曼底战役。他是作为《科利尔》的首席战地记者去的，这就相当于间接抢了她的饭碗，她内心的愤怒和痛苦可想而知。
1944年，她在意大利前线，海明威发来电报：“你是个战地记者，还是与我同床共枕的老婆？”
她忍无可忍，终于不再留恋：我是一个战地记者。
1945年，她放弃所有财产，抛下他，抛弃婚姻，远走非洲。
这一年，二战结束，她的《利亚娜》出版。
这是海明威的人生里，第一次被女人抛弃。他一边写诗骂她，一边却待在他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创作，舍不得离开。
相比他，玛莎却无比淡定，每一次接受采访，她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提海明威。她说：
玛莎与海明威婚姻的破裂，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于漫游的权力。她在回忆录《我和另一个人的旅行》中说：“那些地名，是我所知最强大的魔力。”或许就能证明这一点。作家德博拉·莱维也说过：
没错，对一个追求自我的女人来说，住进一所临时的房子，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全新的事物，并把那些传播给世界，那是从“身”到“心”真正意义上的漫游，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情。
《漫游女子》中的那些女人都是如此，玛莎一辈子，维持得最长久的关系，就是她和到她的战地见闻。81岁那年，她还战斗在第一线，报道美国入侵巴拿马事件。
1998年，89岁的玛莎身患重病，几近失明，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从事热爱的工作，生命没有了意义，于是服下安眠药，安静地死去。
从前，她自主决定自己什么时候离开，去往哪里，1998年情人节之后的那个日子，她再一次自由决定了自己的去向。
她一生都在漫游，并因此找到了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