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自从web2.0时代的来临，新媒体的互动性更强，这带来了信息传播权力的去中心化，信息的接收者和信息的传播者界限变得模糊，人人都具有发言权力。同时，随着信息移动等数字基建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这使得去中心化的现象十分明显，人们在各个平台出现的自媒体和意见领袖下重新聚合起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及普及，对传播模式的各个环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传播过程当中的噪音变得更大，从信源-信道-信源都造成了变化。
二、信源方的变动
新媒体时代带来了发言权力的去中心化，发言权力真正的回归到公众的手中，传播资源和空间被分散，信源权力得到了下沉，不是新闻职业人员便可以传播事实。从现在各类新媒体来看，比如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微博，或者是其他的新兴媒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视频来源源自央视新闻、地方电视台的比例是减少的，很多是来自其它的视频平台、或者是意见领袖的微博（目测，没有找到数据调查的方法）。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和SIR模型中，转发功能的传播效能平均有60%的转发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网络平台中，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的传播能力是几乎对等的，但是互联网空间受众是一定的，这就导致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新平台上的竞争关系 。其中信源主要权力在三者中，即传统媒体、新兴数字媒体和自媒体或者称为意见领袖，传播资源的争夺。
一方面是传统媒体转型相对较慢，资源不能太快从原传统媒体转移到新兴媒体当中，这给了自媒体和意见领袖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资源，而传统媒体自身转型的进程仍未完善地步，容易产生错误。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和新式意见领袖的出现，他们拥有更多的网络受众。互联网信息发布的技术门槛不高，而互联网的传播效能却比传统媒体高，这使得信息传播得更广泛。同时存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竞争，导致追求时效性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在质量上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对应的信息没有得到核实便予以发布。这类新闻生产的专业性下降的现象就在新闻源头增加了新闻失实的可能。
对新闻事实的来源以及报道的把握上。在传统媒介上因为新闻生产方式和过程变化不大，因此相对能够把握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新闻体裁、文字等细节。但是对于从传统媒体转型融合的媒体就会遇到阵痛，因为他们每天发布的数量不会是相对固定的，而是需要对更多的信息进行快速地筛选和报道。同时，新闻事件的变化速度与媒体报道的不平衡导致了反转新闻、舆论反转的现象例如，人民日报微博对于双黄连的报道，1月31日22点54分于微博发布了“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报道，权然抑制不等于预防，但是在报道中能看到“双黄连口服液具有抗病毒的效果”，抗病毒一词比较多，因此大多数民众认为对肺炎有效，造成了聚众抢购的事件。当然，报道相关科学研究以安抚民心值得肯定，但是对于内容文字等工作细节需要斟酌。
而在新媒体上，其新闻来源大都是来自不同视频博主或者是和地方电视台合作，较少记者的前线采访，而连线采访较多。如红星新闻微博，观察者网等数字媒体。这类媒体能够更好的应对网络上的舆论变化情况，能够较快针对网络主要舆情变化进行报道和评述。而针对具有现场可调查性的相关新闻只有一部分有能力的新媒体能够做到现场调查，而一部分没有能力的新媒体只能根据其他来源的信息进行转发报道。这便会产生不足，比如新京报我们视频微博中对重庆万州事件的报道，在警方还未调查出公交车上的视频之前，发出网友爆料“公交车司机凌晨5点多发布歌曲”的报道，不论其是否有意，这便是一种议程设置，也就是会将舆论导向指向司机。如此没有考虑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便是一种社会责任的缺失。同理一些自媒体和意见领袖也是如此。最基本的应该要具备相应的道德素养，不单单只为自身利益考虑，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样量多且杂的新闻需要更多秉持实事求是、了解受众真实需求的媒体工作者去把握，提高媒体的把关能力和业务能力，加强过滤不实信息的能力。甚至可以采取更适合新媒体时代的审核方式（待吃书）。
二、平台审核与谣言
无论是媒体自身的审核把关，还是新媒体平台自身的信息言论审核，新媒体时代的巨量信息都给审核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新媒体平台上则要处理更多的信息。以微博为例，根据微博的19年Q4财报和爬虫数据：截止至19年12月，微博月活跃用户达5.4亿，日活跃2.22亿。按照一部分18年末的数据，日发布大概有4亿+的发布量，按照人数增长幅度，预估大概到19年年末，可能有4.5亿+的日发布量。也就是说，审核量是非常大的。
微博的平台审核大概有：机械审核；人工审核；博主拉黑；举报；专门的辟谣平台。但是在实际当中，对于一些抽象话和比较隐晦的话语难以被人工智能察觉，或者是骂人的评论都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内被删除。这只能在源头上截止明显的有危害的言论。但是微博的辟谣的运行机制一样也给予传谣一定的时间，这要求要在谣言出来后迅速发现谣言，而谣言的发现主要是通过网友的举报，转发超过1000或举报多于10人必受理，然后发布相关辟谣信息。根据微博的数据，在18年共处理了7.48万条不实信息，平均从举报到处理需要16.97小时。这个时间差内足以让一件事的舆论发生重大影响，让不实传播。
平台的审核需要广大网友的参与举报和技术结合起来。这并不是意味着更严格的审核机制，实际上微博上讨论的话题是十分广泛的，原有的审核机制也并没有影响社会敏感话题的讨论。谣言的产生更多是在网民中间产生的，需要分析谣言的产生机制并且要做好谣言的应对措施。
三、群体极化和误读
从05年到19年间的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的数据来看，网民的数量不断增加，19年9月达到8.54亿。其中网民学历结构是中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比例较高，占56%，并且未来一段时间内还有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青少年网民数量占全体网民的21%。可以看到我国网民的普遍素质仍不算高，同时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的青少年也积极参与到当中。因此，在新媒体平台上，民众们对信息的接收和判断会出现二种情况:新闻误读，情绪化发泄极端化。
接下来以2018年10月28日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为例子，分析二种情况。
1.新闻误读：
新闻误读是以读者中心理论，强调受众自身的能动性和接收效果。新闻误读的现象出现在传播过程中的译码一环。18年的重庆万州公交车事件，首先在新京报的我们视频微博上以视频的形式发布，从前期的评论区可以看到，人们主要集中在对女司机，因为在第一个报道视频当中女司机的车是以逆行的方式出现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否逆行这一细节的真相在7小时后才在警方调查通报后出现。这是信息不足导致的真实与真相偏离导致的新闻误读。
除此之外，还如上文的人民日报对于双黄连的报道则是人们对内容相关理解错误导致的。这样的现象出现是事实的失实，是在传播效果上面的不完全接收造成的新闻失实，还会生成更多的噪音影响其他人的接收。
2.情绪化发泄极端化
群众极化是现阶段互联网上的特点之一，因为从众效应的影响，以及沉默的螺旋效果的显现，会使人数占优的一方的说法显得有力。在重庆万州公交车事件当中，人们在真相未完全显现时，从指责私家车女司机到指责公交车司机，最后真相大白才转移到阻挠公交车司机的妇女身上。这其中普通的指责已经算少的，大部分是对他们的人身攻击，恶语相向，甚至是人肉等网络暴力行为。这些行为是纯粹从感性出发的，对现实没有太多的用处，甚至大都由偏见形成，如对女性司机的偏见，对公交车职业的不理解等等。这些极端化的行为和语言是为了证实他们所认为的正义，即从证实错在女司机或错在公交车司机。这种错误信息在真相出来之前会得到新的传播，从而造成新闻二次失实。
两种情况体现的是我国素质教育还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对于网民的要求难以迅速达成。这就要求媒体要提前考虑在受众当中的传播效果，从广大群体出发,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更需要宣发部门加强与网友的互动。别人在你的评论区吵得轰轰烈烈，怎么能不管？ 舆论场的变化与传播过程中的所有个体都有所关系，而舆论的极端化会影响新闻建构环节，若建构真实与真相不符，则会使舆论反转/反转新闻的发酵，因而需要对用户舆情把握进行好引导和分析，做好合理的议程设置。
四、总结及启示
在新媒体时代，从信源到信宿之间，传播空间和传播资源再分配是集权转向分权的情况。信息大爆炸时代下同一则新闻可能在不同的渠道有不同程度的真实。传统媒体面临着融合的考验，确保专业性与新媒体速度相结合是其应对新闻事实的关键。而占据着更多新媒体传播资源的新兴媒体，人们会更偏向于关注新兴媒体。在网民结构不会太大变化的现在，媒体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新闻事实到报道上要做好相对的服务。
我认为，只要能在公共空间进行广泛传播的，便是媒体，不谈其是否专业，最基本的要有在公共场合发言的意识，具备是非判断的能力。而机构性的媒体组织则要承担自媒体所做不到的事情，并且在业务能力上有更高的要求。应对新闻失实的现象需要不同媒体之间的配合，即不同媒体之间应该也可以像不同媒介一样融合起来，信息共享将会是以后媒体发展的一个趋势，应该进一步探究媒体之间的合作发展道路，而不是自顾自的利益。
对于网民则需要坚持长久的科学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减少各类极端思潮的影响，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以发挥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的优势。加强舆情监测并及时应对相关舆情波浪，不仅有利于阻击新闻失实，也有利于防御意识形态的渗透。信息传播平台需要构建良好的用户参与系统，让用户参与到甄别谣言，监督媒体当中。同时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对转发量大的信息进行技术比对，加强筛选能力。
总之，新闻失实与每个主体都有一定关系，新闻失实的阻击需要各个主体的共同努力。这样才能为打造更好的网络媒体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