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是一本由[加]安德鲁·芬伯格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技术体系》读后感(一)：技术需要理性的“狂妄”
安德鲁·芬伯格的书真的是很难吃懂，大师的技术理论与哲学思考在学术界乃至政治界都被认可并被高度借鉴。在技术脱缰发展的今天，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是理性且温柔的缰绳，在民主与自由的人类意志与和谐并存的自然之道中把控着飞驰的现代技术。
在哲学的辨证中往往不会得出最优解，中国的汉字中“度”的含义似乎能端倪到类似意味。技术体系在社会的认知领域里被广泛赋予现代化的生活节奏系统，它所承载的意义被普遍化、智能化、合理化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当所谓的工具主义（如上述）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并被广泛认知，它便存在一种威胁或是隐患。
在上个世纪就有尼尔·波斯曼这样的忧患技术垄断的批判者给出预言，即使在当时互联网还没有诞生，技术进步的副作用就已经被媒介学者洞察关注。依据的哲学理论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技术决定论，技术被笼罩在破坏与毁灭的定义之中，冥冥里存在必要的抑制作用。
但在福柯的塑造主体的方式理论（自我技术）中，解构了人类在知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强调统治的合理形式。当技术以一种新的颠覆传统的文化体系示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我们也将以客体的角色被其控制，也许在科幻电影里想象也并存着技术哲学的思考，像《骇客帝国》那样的世界里。技术在实体理论中褪去“中立”的外衣，占领了社会地位并具有无限的影响力。
在本书中芬伯格把技术与理性不断的在社会理论中实践阐述，进而以法兰克福学派学术的批判理论来阐明观点，人类的理性社会是以正确的选择来把控，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我们永远都有主动权，并管理好使用的技术。
在我们“狂妄”的使用技术的时候，理性是必不可少的选择。我们不在宠惯技术自由，并加以管制与替代，在科学经验里找到未来答案。
《技术体系》是一本极为专业学术的社科研究类书籍，每一章节每一页都溢满了各类大家与作者学术理论专业性的辩证与思考，对于我关于技术的理解具有深刻的认知与启迪。了解在创造与变化里不断发展的哲学之道，大有裨益。
《技术体系》读后感(二)：哲学始于好奇
哲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遥远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太多接触哲学的机会，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对于哲学的了解仅限于学生时代课本上的知识，《技术体系》这本书对我来说有些难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看完。 《技术体系》的作者是安德鲁·芬伯格，是美籍犹太裔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之一马尔库塞的学生，是国际知名的技术哲学家。他的学术思想深受马尔库塞和海德格尔的影响，试图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基础上，建立新的技术批判理论。 在这本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方法，第二部分讲应用，第三部分讲理论。作者追随法兰克福学派，在书中跟大家探讨了理性的社会生活。技术哲学就是教会我们反思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对生活中的事情进行反思。 书中有一章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第四章中的“互联网的层次”，这章的内容主要讲的就是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互联网，作者在这一章对互联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互联网首先是一个技术体系，它的社会意义与它的技术特征紧密交织在一起。”作者主张关注技术的同时也没有回到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有它自身的特点，它可以让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社区，这种在线社区为团体活动提供了一个中介。此外它还有匿名、数据存储、广播等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互联网的未来取决于决定了它的技术代码。 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互联网，对于互联网的了解可能不多，对于互联网的思考也不多，但大多数人都会使用互联网。我们利用互联网学习、娱乐、沟通等等，来丰富我们的生活，却也不会思考它的合理性。读了这本书，让我对互联网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都应该对所处的环境进行思考，哲学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让我们对事务的理解更加理性。在生活中，各种技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技术的创造者也渴望改变世界，看起来这一切都是十分合理的，我们从未对生活中的这些合理之处反思过。从《技术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技术合理性的思考，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 这是一本技术哲学的杰作，在这本书之前我对技术哲学的了解不多，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读这本书时感受到了作者向我们传递了对社会技术合理性的一种批判。我对哲学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喜欢看哲学方面的书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技术体系》读后感(三)：技术与社会哲学
一直以来，我一直以为社会其实仅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际所形成的一个无比繁杂的关系网，而技术则是促进社会发展转型的一项必要手段。但是我错了，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才明白，技术从一定的层面上来说直接参与到了社会的形成当中！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又是一种偶然。从最古老文明开始算起，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又或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制度都离不开人、技术等等各种繁杂的关系！这些关系之间又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科学技术手段和文化同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则更进一步的推动了以上这些东西的创新。正如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纠结，没有蛋鸡是从哪里来的？没有鸡蛋又是从哪里来的？
一直以来，哲学家们都在接近脑汁想要用一种理论来形容社会的形成，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哪怕是这本糅合了“百家之长”的《技术体系》也是如此。无论是过去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还是近代的尼采、马克思亦或是马赛库尔都没有完全做到。当我们在阅读这些哲学巨匠们的著作时体会的别深刻。在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也精准的表示了一些当下特有的现象，但是同时我们会觉得其中会有这么一部分的虚幻，当然并不代表未来这些现在看似虚幻的东西不能实现，但是离我们最近的生活现状来看又有不少大相径庭的地方。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乌托邦式的生活一样遥不可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绝对正确的！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或者是建构理论，都有他们正确的地方，在本书里安德鲁肯定了这些理论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对这些理论力不能及的地方做出批判。在他看来，这些理论仅仅解释了社会雪中的一部分，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而且有不少的地方，安德鲁同队批判的角度也阐述了其中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书中提到的“sts”“技术型政治”“人”等等的理念。
本书在阅读的时候有相当大的难度，如果不是专业哲学科班出身，而且读过大量的相应理论，看书就像在阅读天书一般，但是仔细读下去又能感受其中那种将各种学派融为一炉，互证互比的方式新颖另类；再有就是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手机，因为书中随时可能出现你不知道的名词，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对其中一些名词的解释只有英文注释的说明，更是额昂人读起来觉得晦涩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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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读后感(四)：技术体系
说起技术体系，大家都比较陌生。百度百科对技术体系的定义是技术体系指社会中各种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按一定目的、一定结构方式组成的技术整体，技术体系是科技生产力的一种具体形式。看起来比较难懂，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很直观。比如粮食的产生，就包括了很多的要素，简单到生产要素粮食种子的选择、施的化肥种类，劳动工具播种的机械、播种的时机、气候等等，总而言之，由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三种要素组合构成了粮食的产生，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可以导致粮食的欠收。
粮食这个例子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构成社会体系的更加复杂，更加繁琐。安德鲁·芬伯格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加拿大著名技术哲学家，他的研究方向为技术批判理论与技术哲学。他在新书《技术体系》中，构建了威胁到技术专治的现代性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的一个理论。
对我来说，技术体系这本书还是比较难懂，技术含量比较高，阅读起来比较吃力。下面我只能浅显的说说我字面上的理解，书中分为三部分来讲述，第一部分是方法，第二部分应用，第三部分理论。
我对书中关于平等的讨论印象深刻。在当今社会，很多人会感觉到不平等，不平等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常见的议题。对于不平等的定义，也能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比如常见的经济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健康不平等等等。就拿性别平等来说，虽然现在都在说男女平等，但是在很多国家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对女性的歧视还是一直存在的。对于性别的不平等其实也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经济因素，因为经济的落后，男人是家中的劳动力，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比如教育因素，因为观念的落后，很多女性沦为生育的工具，在家庭中没有地位。这些因素都是互相制约。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平等现象之前似乎主要突出存在于欠发达国家，但现在已经渗透到发达国家。不平等也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根基带来的严重威胁。很多国家也想尝试通过一体化来解决问题，比如欧盟希望通过货币统一来加深欧盟内部的一体化进程，但目前来看，效果甚微。欧盟联合体层面和内部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各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能力被限制。这个是现在摆在各国面前的难题，大家都想尽快的攻克它。
这只是里面一个小章节的内容，书中芬伯格借鉴了赫伯特·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社会批判传统，通过把来自批判理论的重要洞见和STS的经验发现结合起来，促进了现代社会中关于理性的本质和实践的哲学争论。
《技术体系》读后感(五)：《技术体系》--那些它们与“纯精神世界的认知进步”不得不说的关系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会很乐意地说出一句“技术改变世界”--但是，就像这个世界悲观者和乐观者总要“成对出现”一样，依旧有为数不少的人，对技术带来的生活层面的改变感到颇为不安，却又不知道怎样将自己的声音传达给更多人，并且获取更多人的认可。更为令人感到有些难堪的是，即便正反方把所有能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都找来摆放在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面前，我们依旧难以在超脱了自身情感、经验、习惯倾向等“域境”的层面上做出所谓的、哪怕是“以后绝对不会让自己感到后悔或犹豫的决定”。所以，如何看待先进技术会对你我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的确是一个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书的内容对于只想要一个答案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阅读选择：因为本书用来引证的较为著名的思想家就有马克思、西蒙栋、汉娜·阿伦特、马尔库塞等数位之多，针对各类思想所进行的论证也是在交叉比较中进行，学术性颇强，不了解上述思想家在技术方面和社会层面之间基本观点的普通读者，很可能会面临“只能在字里行间的启示里，寻找可能对自己有所触动句子”的场景（所以，本书可以算是“反碎片化阅读”的一股“逆流”，貌似更适合零星阅读，然后根据自己每每产生的碎片想法整合得出结论）。另一方面，本书提到的在思想家、哲学家们看来，早就已经关注的“技术”与“世界”的关系，每一个人的角度，都足以让人为之一亮：比如，我们也许从未注意过，官方对技术体系的解释权和控制权，如果被默认为“毋庸置疑”，也就意味着我们将这个世界的诸多解释和控制权都“心甘情愿”地移交给了所谓的“技术官僚”？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技术意味着什么？在马克思支持工人运动，却没有又一次演化成只会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的过程里，在人们的思想和产生了变动的社会里，又有什么发生了变化？启蒙运动曾认为技术可以带来的道德层面的促进作用，是怎样被资本主义愈加精密的管理方法、建构模型、物质要求一点点消磨没了的？如今，我们自己每次有意无意地选择、支持，是给了技术体系更好的上升空间的行为吗？在愈加被技术精准物化了的社会中，我们的安全感和不安感的源头又各自是什么？我们该怎样适应这个技术规训设计下的世界的要求，并在这样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的存在空间？
TS是“科学”、“技术”和“社会”英文单词开头字母的缩写，作者芬伯格从中看到了“公众日益渐增的能动性来干预技术为基础的决策”，以及互联网在新的抵抗行为中的作用，“促进了现代社会中关于理性的本质和实践的哲学争论”。而更多人，将在漫长的一生中，不断回想起书中的片言只语带给自己的灵光一现，继续追寻自己的人生吧。
《技术体系》读后感(六)：道与术：理性和技术的对抗与争夺
道与术：理性和技术的对抗与争夺
不太读得懂哲学，对哲学的了解也就很少。不过，基本的知识还有，比如常见的对立统一规律，数量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规律如果用心观察，在生活里是经常能够用得上的。不是活学活用，是理论联系实际，鲜活的事物和艰深的哲理结合在一起，这便能够让人记得住，也因此能让你有了些哲学的头脑。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的一句话了，说哲学是科学中的科学。可见，哲学的高屋建瓴和博大精深。一般地，一个文史学家，甚至一个科学家，如果不懂得哲学，那么他的学术成绩不会太大，因为他开掘得不深，理论认知不行，实践自然不会远到哪里去。肤浅肯定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好的印象，更不要说哲学是很多学科的基础了，不掌握基础就是海市蜃楼，就是一片幻象。
哲学如此重要，但是生活当中却不是那样明显的。哲学的出现只有在需要归纳和总结的时候，才会出现，而在平时，它是隐藏了自己深邃、冷峻的面目的。所以这部《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就给了人很多分析和总结。在普通人看来仅仅是现象，而哲学家却发现了道理，并且把它归类、总结、分析，还横向纵向联系了许多理论和现象，给了人新的启悟认识。
联系本书中最重要的两个词汇，就是技术和理性。说到技术，本书阐述了很多理论，本体论，认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为出发点去分析总结生活的。但是，非常明显，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技术本身是某个层面的解析、深入，它不可能涵盖全部生活，何况其它角度的论述？而理性呢，视界要大得多。理性可以给人这样的印象，它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和局部阐述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是真理。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有趣的一幕，把技术和理性对比，和我们说的道和术非常贴近，甚至吻合。术就是技术，道就是理性。如此一比较，还真的能给人很大的启发。无论技术如何改变征服甚至肢解扭曲生活，但是理性仍然能够框定大局，保证技术的走向不会太过于偏颇，而归于理性的正确轨道之内。还有一点，所有的技术最后都会越加深入，越来越精细，它也具有一种惯性，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但是它最终会落后，会被淘汰。这是毫无疑问的。
理性则不然，它始终统领着一切。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时，理性也并没有消失，它一直在现场审视。当福柯对马克思肆意批评时，理性依然在场。理性可以说超越了某些立场，站在绝对的制高点上。所以，任何体系和理论都不能对理性造成威胁。不管在现代化的应用当中，还是现代理论的探索中，理性都处在核心地位。而技术则总是处于和理性对抗争夺的地位。但我们离不开技术，也离不开理性，只是要知道时时辨别二者的关系。
《技术体系》读后感(七)：“他什么都批判”
“他什么都批判”
韩连庆
2017年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新书《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Technosystem: the Social Life of Reason），我知道后马上从亚马逊下单买了一本。我并不是芬伯格的“铁粉”，这些年来之所以一直关注他，主要出于私人的原因。我当初选择学哲学的时候是想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青睐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研究这个方向，这倒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读博士的时候，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而芬伯格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马尔库塞的弟子，他的著作以技术为切入点，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虽然当初翻译《技术批判理论》是当任务接下来的，但也算了结了我当初的一桩心愿。
记得2004年芬伯格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东北大学演讲，在座的听众不解他为何频频为马尔库塞辩护，后来在提问环节才搞明白他是在为“师者讳”。当时东北大学的招待所条件还不是太好，热水定点供应，早餐的主食是只有馒头，惹得芬伯格频频抱怨，接待人员只能自嘲道：“他是搞批判理论的，他什么都批判！”芬伯格有胃病，吃不了馒头，早餐时我们都在吃饭，他坐在旁边手里“盘”着个馒头跟我们聊天。晚上我带他去超市买了些面包，才算解决了他的早餐问题。
这几年来，芬伯格的书都陆陆续续翻译成了中文，《可选择的现代性》《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他的《追问技术》有出版社早做过中文版的预告，但一直没见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也有人在翻译。《技术体系》出版没多久，中译本也很快出版了。
芬伯格把他最近的立场总结为“批判的建构论”（critical constructivism），试图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建构论方法结合起来，使技术批判理论更具体和更具有经验意义，强调社会的因素在技术的设计和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出发，通过技术的使用者和相关利益者的民主参与，可以改变技术的设计和路径。
芬伯格在他的不同著作中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总是有重复的部分，比如《技术体系》的第四章是个案例研究，讨论的是互联网，而他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也详细讨论过相关问题，尽管随着这几年互联网的发展，芬伯格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技术体系》的第一章是讨论马克思和福柯的，这部分内容在此前的《技术批判理论》中也已经详细讨论过。
马克思和福柯之间的关系是我最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时，很多经济学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上，芬伯格将这一观点归结为“技术的设计批判”，认为一部分人的利益主导了技术的设计，压制或者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芬伯格认为，马克思只是将他的这种分析局限在工厂的范围内，而福柯却将这种方法加以概括，形成了他的“知识即权力”的理论，用于分析一般的社会现象，例如监狱、军队、医院、学校等等。这样一来，社会的律令就被体验为技术的限制，而非政治的压制。对此，芬伯格写道：
“Those constraints are embodied in systems that determine individuals’ actions more effectively than political authority by determining their reflexes, skills, and attitudes. ”（英文本第21页）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些限制体现在（技术）体系中，通过决定个人的本能反应、技能和态度，（技术）体系能比政治权威更有效地决定个人的行为。”《技术体系》的中译本将这句话翻译为：“这些限制被嵌入这些体系中，这些体系比通过决定它们的反应能力、技巧和态度而产生的政治权威更有效地决定着个人的行动。”（第31页）译者好像没有读懂这个复句。
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福柯对社会现象都持有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观念。福柯认为，事物的背后“并没有一个永恒而重要的秘密”，而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道：“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对此，芬伯格写道：
“This passage distinguishes the thing qua thing from its mea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英译本第28页）“这段话区分了作为事物的事物和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含义。”如此简单的一句话，中译本竟然翻译成“这段文字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区分了作为事物的事物。”（中译本42页）我都怀疑这是用翻译软件翻译的。
马克思和福柯不仅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类似，而且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类似之处。对此，芬伯格写道：
“What in Marx is class interest, struggle, and consciousness finds its parallel in Foucault’s notion of an inherent resistance of life to power guided by ‘subjugated knowledges’reflecting the experience of subordinate participants in sociotechnical networks.”（英译本第34页）
这句话的意识大概是说，“马克思那里的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类似福柯的生命对权力的内在抵抗的观念，这种抵抗是由‘被压制的知识’引导的，而这些‘被压制的知识’反映了社会技术网络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参与者的经验。”“被压制的知识”指的是技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经验，但在技术的设计中，却被当作外行的经验而不予考虑。中译本把这段话翻译为：“马克思的阶级利益、斗争和意识概念，类似于福柯的生活对权力的固有抵抗概念，而权力受‘征服性知识’的引导，‘征服性知识’又反映了其参与者在社会技术网络中的体验。”（中译本第51页）译者好像又没读懂这个简单的复句。
芬伯格的书不好翻译。有一次我到日本东京大学开会，碰到芬伯格的《追问技术》的日文版译者，他也跟我抱怨过。我当年不知深浅，贸然翻译了他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学到了很多东西，但至今汗颜，不敢重读当年的译作。这学期因为给研究生上“技术批判理论”的课程，仔细读了《技术体系》的原书，很喜欢这本书，希望能读到比较通顺、准确的中译本，倒是没有给别人“改作业”的嗜好。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9年3月2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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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读后感(八)：别应龙| “技术体系”与批判的建构主义的构建 ——评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摘要：安德鲁·芬伯格在其新作《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中试图向读者阐明，我们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由技术规训所设计的技术体系的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胜利”，让技术与社会成了一个互为嵌套的深层次结构；它不仅是社会的合理性解释，也遮盖了种种不合理现象。然而，“合理的社会”并不是一种被技术统领一切的乌托邦，而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对抗的场景的独特呈现。“技术体系”以人的有限性与技术、社会的“共建”为认识框架，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针对当代技术发展的批判性工具━━批判的建构主义；它有助于探索技术性的民主改革、进行合理地技术评价，以及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当今所生活的技术社会。
关键词：技术体系;批判的建构主义; 安德鲁·芬伯格; 生活世界; 技术规训
第三代技术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新著《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2017年）（以下简称《技术体系》）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国际技术哲学界、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唐·伊德（Don Ihde）、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安德鲁·皮奥斯奇（Andrew Pilsch）等学者相继发表书评。该书的中译本，经成素梅教授领衔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精心翻译、打磨，也于2018年7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技术体系》除导论、结论外，按“方法”“应用”“理论”三部分七章内容，详细阐述了芬伯格在序言中言明的写作主题━━“在当今社会，合理性的本质和作用是什么呢？本书凭借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提出了一种回应。”在书中的“方法”部分，芬伯格首先通过重新阐释福柯对马克思的批评、西蒙栋“具体化”概念的政治性应用，以及STS对批评建构主义的贡献等三条路径，“重新设计”了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冠之为“批判的建构主义”。在“应用”部分，芬伯格以互联网的当代争论为案例，把“批判的建构主义”作为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方法论策略。在“理论”部分，他以更广泛的哲学域境为参照系，即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和阿伦特等人对现代性理论的评析，论证了他提出的社会世界的功能性看法；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卢卡奇的工具化理论，为批判的建构主义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石，从而为探讨公众干预技术体系的合理性提供了可能。芬伯格最后在书的“结论”中强调，所有他所提及的批判理论家之间的探讨，都可以归结为对进步问题本身的争议性认识。
本书中文译本凝聚了翻译团队成员的辛勤劳动和责任编辑认真负责的严谨态度。他们通过反复讨论和细致斟酌，结合作者写作意图与文本的具体语境，将核心术语Technosystem一词译为“技术体系”，“技术体系是个试图控制自然、经济、管理或其他环境的技术实践领域” （［1］, p.232）；将technicaldiscipline译为“技术规训”，“用这个术语来指市场、管理和技术相关联的那些在技术上合理的规训与操作” （［1］，序2），因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是，这些体系依赖于各种技术规训及其相互调节”。（［1］，序3）译者在译后记中特别说明两个核心术语的翻译，是为了向中文读者准确地传达芬伯格所试图阐明的著作主旨，即，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由技术规训所设计的一个技术体系，它使技术与社会成了一个互为嵌套的深层次结构；它不仅是社会的合理性解释，也遮盖了种种不合理现象。诚然，如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认为的那样，芬伯格这本新著旨在强调，“‘合理的社会’并不是技术统领一切的乌托邦，而是呈现出社会力量相互对抗的场景。芬伯格试图通过对这些相关因素之间内在关联的揭示，为实行技术民主改革、科学合理地进行技术评价，以及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生活的技术社会，提供理论支持。”（［1］，p.308 ）
01
“技术体系”的认识框架：人的有限性
与技术、社会的“共建”
芬伯格在《技术体系》中指出，“现代性自称为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合理形式，但事实上，它建立在被合理地设计的技术人造物和由合理的技术规训（technical discipline）所赋予的制度（institutions）之基础上。这是前所未有的。”（［1］，序1）；并且，“我们还被告知，我们很快将被人工智能所取而代之，把我们的智慧下载到计算机中，通过地球工程来改变气候，使小行星移离它们的轨道，殖民火星等。”（［1］，p.1）技术似乎拥有了无所不能的能力和力量，仿佛是上帝的化身，但“环境危机使我们想起，我们不是神，而是有限之人。”(［1］，p.2）为此，芬伯格特意提及了一个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真实故事：二战期间，曼哈顿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目睹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时，忽然想到了《薄珈梵歌》（Bhagavad-Gita）的一句话：“我已经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让奥本海默瞬间有了死神般的感觉，不久后他意识到，毁灭者会被摧毁，他和装备更精良的美国人都绝不会拥有神般的万能。于是，奥本海默很快倡导与苏联进行裁军谈判。
这则案例触发了芬伯格关于“本体论的有限性”的思考。他认为，作为人类，我们只能对属于我们自己的系统采取行动。我们在这个系统中作出的任何改变，也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依赖且依附于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的有限性在作用与作用的相互性之中体现出来”；而技术的作用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我们通过技术作用于一个对象时，我们很少会体验到反馈，也与我们的影响不成比例，于是就带来对技术的幻觉，即作为技术使用者的人，无视技术使用的关联性，对技术的理解都是自发的，且不顾它所作用的世界。这种技术幻觉，与只顾追求利润而不尊重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约束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工业化进程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向我们保证，我们能够对世界采取行动，而不会带来后果。”（［1］，p.4）然而，所有的人类行动，包括技术行动，都会产生因果反馈式的效应。再强硬的邻避效应也无法逃脱对技术的所有因果报应的体验，而且“随着技术越来越有力，它的负面效应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而且今天已经无法否认这一点。”（［1］，p.5）基于此，芬伯格认为“对有限性的承认意味着一种民主的技术伦理和新的自然观。”（［1］，p.2）
构建一种民主的技术伦理和新的自然观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更加清晰地认识现代技术。芬伯格认为，我们依赖于技术的行为不仅通过因果性的反馈返回来困扰着我们，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的意义，甚至是自然的意义，如铁路、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极大地缩短了对距离的体验，新的通讯技术把办公带回家庭生活，各类社交软件将“朋友圈”推向公共领域，颠覆了公与私、工作与家庭的熟悉区分，超声波辨别胎儿性别也将原本属于“自然”的选择变成了人为选择等等。所有的技术行为都将会反馈回其使用所产生的效应，而不管其是正效应或是负效应。并且，对技术的使用也刻画了每个人的生产活动，“你就是你之所为”，技术也划定了它的使用者的身份。如拥有汽车不只是为了交通方便，也象征着拥有着的地位，而且还影响着公共交通。
在芬伯格的眼中，现今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如工厂的工人、医院的护士，开货车的司机，都是通过他们所采用的技术，而存在的社会群体的成员。技术产品消费者和技术副作用的牺牲者形成的各种潜在群体，他们在察觉到其所拥有共同的、相似的经历时，便会以各种集体性的力量浮现于社会之中。“个人和连接他们的技术之间的对抗激增，带来了无数的后果。社会认同和世界同时涌现出来，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用科学技术研究的术语来说，他们彼此‘共建’”。（［1］，p.11-12）埃舍尔（M.C.Escher）的著名版画《画手》（Drawing Hands），就很好地刻画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共建”关系的复杂结构。他说，“社会群体通过把其成员绑定在一起的技术而存在。在此，它们类似于埃舍尔的《画手》版画。但是，一旦绑定在一起，这些成员就获得了一种控制绑定他们的技术的权力。他们代替了画出的手。受技术调节的群体，随着对他们的身份的塑造和意识，通过他们的选择和抗议，影响了技术设计。”（［1］，p.12-13）
芬伯格指出，“创建和使用技术的那些人所设计和控制的社会主义技术的梦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但今天类似这样的梦想正以新的形式复兴。要求环境与生产相兼容的那些人，能满足病人需求的医疗体系，免费的公共互联网，以及对技术的许多其他民主改革，追随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脚步，不管他们知道与否。他们正把民主扩大到包括被技术体系涵盖的整个社会领域。”（［1］，p.14）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无法逃脱有限性，民主也不例外。因此，市民放弃知道和控制一切的诉求，他们在听从讨论的过程中，接受技术知识的有限性；从而，转向要求人们对技术的行动者、设计者问责━━要求他们对他们的创造物负起责任。在社会学家瑞泽尔看来，“芬伯格以各种方式明确表达出的核心观点就是，社会与技术是彼此共建的（coproduce one another）。根据活动者（actors）和社会在技术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芬伯格为他的核心论点，即关于现代性结构的思考中所需要的某种‘格式塔转换’打好了基础。这就涉及到了从关注那些创造和控制技术的人，转移到了对创造者/控制者与那些使用技术或被技术影响了的人之间关于技术的斗争上”。［2］
02
批判的的建构主义及其方法论应用
在书中，芬伯格简述了他“重新设计”技术批判理论的必要性，以及为何冠以“批判的建构主义”的缘由。他说，“我将我的批判建立在独特的历史域境中，在这个历史域境中，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完全忽略了对现代性的技术基础日益增长的挑战。为了回应这个域境，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一种‘批判的技术理论’。我认为对工具理性的早期批判可以从对反现代主义的指控中解救出来，如果它通过运用建构主义的STS方法被放在一个更加具体的和经验的条件下的话。考虑到建构主义方法对我当前构造的的重要性，今天我将发展的理论称作‘批判的建构主义’似乎很合适”。（［1］，p.66-67）“早期的批判理论打破了对进步的天真的信心，设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无法达到的规范性的标准。今天我们可以超越这个悲观的结论，不是为了重振老式的进步理论，而是旨在充分理解那些已经发生的进步所在。”(［1］，p.295)显然，芬伯格在《技术体系》中所要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针对当今科学技术所产生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影响，“重新设计”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使之与时俱进，焕发新的批判力量。
据此，芬伯格首先以“福柯之后的马克思”为切入点，强调了重新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第一卷中《机器和大工业》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并借鉴福柯对全景敞视建筑的论述，超越时代和经济学的限制，引向了从政治学的角度理解当代技术体系的新方式。他说，“正当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殖民世界里努力适应工人阶级的组成和意识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时，人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另一种类型的理论挑战。这种挑战以米歇尔·福柯的工作和结构主义者的STS为代表。他们突出社会合理性（social rationality）问题，建议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新的解读。”（［1］，p.25-26）“作为一种合理性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福柯对构成现代组织基础的科学技术规训（scientific-technicaldisciplines）的批判有许多共同之处。（［1］，p.28）其次，他“通过提出一种明确的关于对技术体系进行民主干预的理论，批判的建构主义赞同STS所认为的技术既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普遍的观点。批判的建构主义因此建立起了STS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交流。”（［1］，p.57-58）即“批判的建构主义选择性地将社会建构主义描绘为技术决定论的替代，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描绘为对人与事的网络的理解。这种建构主义的进路强调阐释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了技术网络对于身份和世界的涵义。这些概念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域境无涉的合理性相一致，并洞察技术的偏向。批判的建构主义因此通过运用STS的方法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进路具体化。” （［1］，p.72-73）他还认为，“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澄清了西蒙栋的某些观点。网络与行动者的概念，通过表达技术和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弥补了西蒙栋的论证。STS形成了当今必须评估西蒙栋的贡献的背景。”（［1］，p.102）根据这几条理论发展路径，芬伯格完成了他的“批判的建构主义”的地图的绘制，实现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拉图尔、西蒙栋等人思想的“大融合”。此外，芬伯格还重申了他的“工具化理论”，即通过对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和卢卡奇的功能性主体及其实践的概念的分析，强调了批判的建构主义对功能性的现象学的研究。
为了更好地说明批判的建构主义的“科学性”，芬伯格还通过具体案例进行了理论实践。他认为，互联网首先是一个技术体系，其社会意义与技术特征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当代批判理论的域境中，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主危机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之道。”(［1］，p.133）通过对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迪恩（Jodi Dean）、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ewell）等人基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理论对互联网的分析，重申了互联网的民主潜能，提出了作为“消费模式”和“社区模式”下的互联网的分层级结构、匿名、广播、数据存储、多对多通信等五个特征。“这五个特征的歧义性解释了它们如何能够服务于非常不同的行动者的不同战略”（［1］，p.158）。持不同意见和抱有不同目的的人都能在互联网上自由通信，互联网就成了公众讨论的重要场所，影响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事件和政治活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和美国总统大选。芬伯格强调，就这种意义而言，“政治不在是传统上组成的政治团体辩论传统问题的排他性事务。就现在如此多的生活被技术所中介来说，它越来越多会受到这些新形势的民主干预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互联网的社区模式得以生存。”（［1］，p.164）同时，他还指出，“决定互联网未来的是人类的行动，而不是技术。”（［1］，p.164)
互联网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可供我们使用的现代工具，其“与生俱来”的社会意义，也提供的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改变民主的可能。十九世纪，技术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专家的无可辩驳的干预而免于公开讨论，从而，以产权和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对其他不同意见的压制，现今互联网上的公共讨论的涌现削弱了专家权威的公信力，大量的外行与专家之间开拓民主对话的新的可能。芬伯格认为，构建这种民主对话的可能，就是批判的建构主义所采用的方法，即将批判的建构主义将这些多重而相互冲突的合理性类型和主张置于特定的域境中，而不是肯定其中一个或者另一个的普遍的有效性。这是因为“在一个技术化的世界，我们可以将这些例子概况为‘参与者利益’这个概念，它可以运用于个体参与技术体系的任何地方。简言之，社会斗争就是技术斗争”（［1］，p.81）
03
争议中的批判的建构主义：理解与展望
其实，在《技术体系》一书中“重新设计”批判理论━━批判的建构主义，并不是芬伯格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长久思虑的积蓄：批判理论之“重新设计”的思路，早在他的一部重要的论文集《理性与经验之间》（2010年）里，就以一种“自言自语”的方式透露过。“技术批判理论依据的是建构主义技术研究、现象学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等思想的整合。为什么要整合呢？首先，我研究了海德格尔，却发现他关于技术的著述太过抽象并且缺乏政治意义，称不上是一种完备的理论。按照马尔库塞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解释，我们能够稍微贴近一些现实。……但他却没有分析技术本身。建构主义为研究技术提供了分析工具，却发展为一门专业化的、非政治的学科，它缺乏一个更大的研究社会系统━━技术在此发挥着自身功能━━的视野。建构主义试图超越这种传统，但收效甚微。为了将我的各种思想来源连贯地整合起来，我把焦点放在了技术规则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上。”［3］5尽管在《技术体系》中芬伯格强调，“批判的建构主义关系技术体系对人类能动性的威胁”（［1］，p.57），“批判的建构主义以一种更以经验为导向的形式阐述了合理性的批判。”（［1］，p.89）并利于让民主干预介入到技术体系的技术设计环节当中。但这种“大杂烩”式的整合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学者们的争议和困惑；概言之，他们的分歧主要突出在书名与内容、批判的建构主义的“未来建设”两个方面。
就书名与内容来说，瑞泽尔直接批评，“这本书的主标题━━《技术体系》（technosystem）━━多少有点误导，因为本书并没有过多地谈及技术体系，而是多领域的学者，著名的和不那么著名的谈及过技术体系，或者至少是关系到了他们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和批判性分析。”［2］由于瑞泽尔是社会学家的缘故，他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审度了本书的内容，他说“本书的副标题，《理性的社会生活》实质上更具有意义。……然而，需要预先警告社会学家们的是，他们需要费力地阅读一些难懂的哲学，才能获得社会学。”［2］显然，在瑞泽尔看来，《技术体系》这部书的“缺点”就是，“哲学分析”太过“冗长”和“专业”，以至于社会学家们会感到“晦涩难懂”。但皮奥斯奇和伊德两位学者却为芬伯格的这种“整合”方式提出辩护。皮奥斯奇认为，这种“误解”需要从芬伯格对哈贝马斯的观点的“继承”，以及批判的建构主义自身建构之必要性来化解。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因为“工具理性和交流理性（instrumental and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在所有的制度环节下是相互渗透的，”（［1］，p.67）批判的功能不再能在技术体系与生活世界之间“建构壁垒”，“技术体系的普遍存在使那些看似不合理的因素（利益、偏向等）变得透明（transparent），而这一直是技术物具体化的秘密构成部分（secretly integral）。对芬伯格来说，批判理论现在必须描绘和检查生活经验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矛盾位点（the sites of conflict），它们是重绘理性状态的可能向量（possible vectors）。”［4］伊德则认为，芬伯格的这种做法是在含蓄地承认了技术哲学中实践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和批评理论，来自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实用主义）的主导地位，也同时应对了技术哲学中的分析传统。并且“技术系统主要聚焦的批判理论的演化”。［5］所以芬伯格的这本新书引用了他通常所喜欢的许多思想家的文献，如阿伦特、福柯、哈贝马斯、黑格尔、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马克思、西蒙栋。“但是更仔细地阅读会显示出一种更深层次的复杂和敏感的重读，尤其是关于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思想。他增添了来自福柯、拉图尔及其他人的微妙观点。”［5］客观地讲，《技术体系》一书中确实融汇了大量熟悉或不熟悉的学者们的思想和观点，的确会让一些没有批判哲学基础背景知识的读者在阅读时倍感“广博”和“宏大”的困难，而芬伯格的这种充满“哲学味道”的列举式分析和串联式综合，也确实让非哲学专业的学者（例如，社会学家）在研读时倍受“重复”和“强调”的困扰。但是，从芬伯格过去所建立的“技术批判理论”与在《技术体系》一书所重新塑造的“批判的建构主义”之间的思想延续性来看，这种冗长而又复杂的阐述却是一种历史性和系统性的双重体现，也是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批判的建构主义”的必要铺垫和必经之路。
另外一种批评意见反映了学界对批判的建构主义之“建设性”或者说其“未来展望”上。伊德高度肯定了芬伯格对批判理论之“重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芬伯格重新设计了批判理论，把它从决定论、革命性和极权主义中转移出来开始，使它适应今天更普遍但也更灵活的技术。在向可错论移动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技术改革、抵抗和格式塔变化的机会。”［5］但他同时也认为芬伯格所“重新设计”的技术批判理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提出一种“建设性”或是说“展望式”的期待。伊德说，“如果要提出批评的话，那么，我就要指出芬伯格低估了STS（科学-技术研究）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之替代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低估了诸如后现象学及其多个研究专家组的批判理论方法的存在，低估了围绕‘人类纪’（Anthropocene）主题的新海德格尔式复兴。”［5］对照芬伯格自己在《技术体系》一书出版前所作的“预告”：“我把技术批判理论描述为对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等思想家贡献的“去神话化”（demythologization）。就此而言，我的意思是，哲学中以思辨形式提出的观念，必须用新的、更经验性的陈述（formulations）落实到现实中来。我的志向是保留这些观念的批判力量，同时丢掉它们难以置信的乌托邦和怀旧情绪，以及当然含有任何反动的有机主义（reactionary organicism）的暗示。”［6］伊德的这种批评，无疑是对“批判的建构主义”的后续发展寄予了厚望，即希望芬伯格的“批判的建构主义”能够更具吸纳力和解释力，从而更全面的涵盖技术哲学研究所新兴的范式。
04
结语：批判的建构主义视野中的“进步”观念
自上世纪埃吕尔（Jacques Ellul）相继发表《技术社会》（原法文版名为《技术或是时代的赌注》，La technique ou l'enjeu du siècle）（1954年）和《技术系统》（Le système technicien）（1977年）[7]，系统地提出人类已生存在由技术所笼罩的周围环境（milieu）以来，关于技术社会、技术秩序、技术系统、技术体系等概念的探讨，就一直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研究，也使“人、技术、社会”之间的关系，走上了一种“在认识中批判”的发展道路。然而，随着第三代芬伯格、伊德、西拉德-弗莱切特（Kristin Shrader-Frechette）、杜尔滨（(Paul Durbin）等第三代技术哲学家的崛起，技术哲学虽然开始了“经验转向”，但关于技术对人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在本质层次上的思考和批判却一直没有被丢弃过，而是变化成了一种“在批判中认识”的发展路径。当代技术哲学大师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在描述这种“范式转换”时提到，“第三代技术哲学的进路有时被描述为经验转向。这也充分反映了哲学中的应用转向。它一直致力于研究应用伦理在不同领域中的情况，如核伦理、生物伦理、环境伦理、计算机伦理、工程伦理、农业伦理等，而不是企图追求一般性技术伦理。……而且，因为它关注特定类型的技术及去泛化的倾向，第三代技术哲学常常与STS研究进行合作。”［8］由此带来的深刻变化是，技术哲学既能从宏观上对整个时代、整个社会进行大体把握，也能从微观上对相关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加以细致分析。就此意义而言，从埃吕尔的《技术社会》到芬伯格的《技术体系》，这两部时代性著作名所反映出的关键词“更新”，是从“在认识中批判”到“在批判中认识”，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某种体现；同时，芬伯格在书中对技术批判理论的“重新设计”则可以被认为是，技术哲学界针对“人、技术、社会”之间关系新变化所做出的时代反思和当代批判。
鉴于上述背景，芬伯格指出，“现代性与技术是不可分割的连接在一起的（indissolubly linked）……关于对理性的理解的核心问题，已经在现代技术和社会体系中被制度化了（institutionalized）。理解这些特殊的现代制度（modern institutions）需要重新思考理性和经验之间的联系。”［9］xxiv这种“对理性与经验的重新思考”，就是从现代性与“技术社会”之关系的思考，迈向更深入、更本质的 “技术体系”与现代性之关系的思考。如果说芬伯格之前所发表的━━“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技术社会的激进民主化，三本书一起提供了一种关于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共同立场”［10］的“技术哲学三部曲”，即《可选择的现代性》（1995年）、《追问技术》（1999年）、两版《技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11]，可以被视为是关于现代性与技术本质之关系探讨的一座“里程碑”的话，那么，此次芬伯格的新作《技术体系》一书的发表则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一是它与先前发表的《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2010年）可以被看作是更本质地探讨技术体系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公众干预技术体系之可能的“新征途”；同时，这部《技术体系》所建构的批判的建构主义，也可看成是对他之前“技术哲学三部曲”所建构的技术批判理论的一次内在超越，即对“进步”观念的再认识。
不管是技术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还是技术敌托邦主义（Dystopianism），都隐含有相信进步的观念。“对进步的批判认识到，技术合理性在履行启蒙运动以来承诺的道德进步是失败的，但并无倒退的可能，任何对进步观念的校正都必须面对这个难题。”（［1］，p.286）“批判的建构主义试图跨越这些学科的界限，以便在新的现代生活条件下获得对进步抗争本质的具体认识。”（［1］，p.286）其具体解决路径就是，“批判的建构主义将这些多重而相互冲突的合理性类型和主张置于特定的域境中，而不是肯定其中一个或另一个的普遍有效性。……在技术体系的抗争中，当各种范畴在生活世界中的原初形式与其在技术规训中的精细形式进行对话时，两种形式的合理性进行了合乎理性的沟通。进步性的变革在将公众需求转化为新的设计以回应体系的经验之时达到顶峰。”（［1］，p.292-293）
从整体上看，芬伯格的《技术体系》是一部围绕合理性，对经典人物、经典思想的重新阐发；从历史上看，它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所发起的“对合理性的质疑”的时代推进；而从芬伯格其自身思想发展来看，《技术体系》无疑是对其所构建的技术批判理论的一次“更新换代”。然而，在跟随着芬伯格思想的脚步“走近”技术体系的进程中，这种“重新阐发”、“时代推进”和“更新换代”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别样的陌生感或新鲜感，从而引起对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理性的社会生活”的警觉和忧思。这也正是芬伯格这本《技术体系》用意之所在，用芬伯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学会带着歧义性来生活。（因为）真理总是有些细微地偏离真实性。”（［1］，p.19）
注释：
[1] [加]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M].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2] George Ritzer. Technosystem: The Social Life of Reason(Review)[J].Contemporary Sociology: A Journal of Reviews, 2019(Vol.48(1)):55-57.
[3] [加]安德鲁·芬伯格.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M].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5.
[4] Andrew Pilsch. Technosystem: The Social Life of Reason (Review). [J].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2017'[EB/OL].https://doi.org/10.1057/s41296-017-0184-1
[5] Don Ihde. Technosystem: The Social Life of Reason(Review) [J].Technology and Culture, 2018 (Volume 59, Number 2, April),:506-508.
[6]Andrew Feenberg. Replies: On Democratic Interventions[J].Thesis Eleven.2017(Vol. 138(1)):99–108.
[7] 埃吕尔于1954年以法文版发表了《技术，或是时代的赌注》（La technique ou l'enjeu du siècle）1964年由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翻译成英文，并更名为《技术社会》，该英译本由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撰写了导论，且大力推介，由此“技术社会”被学术界广泛热论，埃吕尔为此专门写了《技术秩序》（The Technological Order）的介绍性短文，而后又于1977年发表了《技术系统》（Le système technicien）（英译本：The Technological System，1980）更全面地讨论技术，《技术社会》《技术系统》与埃吕尔晚年发表的《技术讹诈》（Le bluff technologique）称为埃吕尔的“技术哲学三部曲”。一定程度上，埃吕尔及其“技术哲学三部曲”等相关著作可以视为技术哲学领域有关“技术社会”“技术系统”之讨论的发起者和奠基性著作。
[8] 卡尔·米切姆.藏龙卧虎的预言，潜在的希望：技术哲学的过去与未来[J].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4(6)2:119-124.
[9]Andrew Feenberg.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Essays i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M]. London: The MIT Press.2010, xxiv.
[10] [加]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77.
[11] 芬伯格曾于1991年出版过《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后于2002年出版该书的全新修订本《正在转变的技术：批判理论回望》（Transforming Technology：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2005年翻译出版了后者，但译名取了该书的初名《技术批判理论》，译者为韩连庆、曹观法。两部书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批判式修订”，为了较好地了解和把握芬伯格的思想形成过程和理论渊源，学界后来一般在提到《技术批判理论》时，都会一起标注或者视为一本著作。
原载《哲学分析》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