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是一本由苏小和著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精选点评：

　　●当然，仅有制度，也是不能够保证市场正常运转，保证财富公正地配置，以及最重要的，让人们获得幸福。经济学也就谈论幸福，但它几乎总是倾向于把幸福与物质财富的多寡挂钩，又把这种幸福等同于自由。 　　 　　要完整地谈论人的幸福，必须回到哲学、伦理学。苏小和确实也走向了这一步。据我所知，他对于宗教有很深的投入。他把伦理学引入了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之中。这种讨论所得到的结论未必人人都会同意，但他提醒人们，观察市场中的人，应当把他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仅仅是理性的经济人。据此，他极为关注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状态。据此，他也对经济增长自然带来幸福的中国特色常识，表示深深的怀疑。 --秋风

　　●题目其实应该改成“我们怎样独立阅读中国”。而作者所说的独立源于陈寅恪，夹杂着矛盾中的平衡认知。苏小和着重方法论，这个是一般的文章所欠缺。很精彩。

　　●通篇都是书名和人名，这是读后感还是导读？

　　●读完此书，可以循着作者给出的脉络，完成另外一些重要的阅读。知识分子要理性，同时更须避免真理在握的专断，宽容和敬畏尤其重要。我们在作出任何评价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阅读以及经验的痕迹，思维框架决定了我们如何判断，因此可以说，方法比结论更重要。

　　●这本书对我的意义在于，我看了一本之前没接触过的领域的书。

　　●最先看到的是它的后记，写的很像我现在的状态，看了很多书，但没有自己的思想。第一次知道独立阅读这回事，个人推荐这书的上半部分。

　　●经济的自由，自由的经济。用自由和人本思想看经济，用经济的视角看自由和人本思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8b4ee0100g4p6.html

　　●只读了经济篇。与穷人银行有关的几篇有空要好好研究一下

　　●公知。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读后感(一)：书单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财经作家、财经独立书评人苏小和，《中国独立阅读报告》的发起人之一。所谓的独立阅读，是一种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全书由“以自由看待经济”，“以自由看待历史”和“以自由看待生活”三部分构成，绝大部分的文章都相当于一篇篇的书评或者读书笔记，因此说它是一本书评集也不为过。整本书读下来，你会发现它呈现出的是一种“重市场，轻政府”的基调，还有字里行间体现出的一种对民权的尊重和对自由的向往。每一篇文章里面介绍的每一本都能反映出中国过去或者现在存在的问题或现象，如农民工问题，中国制造，工业事故，城管打人等，并且结合了作者本人的观察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作为读者，我们还需要通过自己进一步的探索去求证，而不是盲目相信书里面的观点。

　　以下是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书，有机会有时间都应该要好好看一下，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最缺少的就是常识了……

　　《资本的秘密》

　　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

　　《饥饿与公共行为》

　　候家驹《中国经济史》

　　《经济增长的秘密》

　　《龙象之争 中国、印度与世界秩序序》

　　《事故共和国》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

　　诺尔贝格《为全球化申辩》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

　　索托《另一条道路》

　　问题：非正规经济从业人群

　　索托《另一条道路》

　　华尔特 罗斯托《概念与交锋：市场观念60年》

　　《穷人的诚信》

　　《贸易打造的世界》

　　《现代学人与学术》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

　　《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

　　《论自由》

　　《万古江河》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阅读中国系列》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陶菊隐《武夫当国》

　　何兆武《上学记》

　　《余英时文集》

　　黄仁宇《缅北之战》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宗白华别集》

　　《农民日记》

　　冯象《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田松《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读后感(二)：阅读从自由开始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且常常能够给书生们致命的一击。的确，古有刘项不读书却也成就了推翻暴秦的霸业被载入史册，今天也有煤老板大手一挥摆出千万元为自己的千金筹办婚礼。人生的辉煌豪迈似乎并不必然和读书相联系。于是“读书有什么用”这句话总能成为人们借以摒弃理性与知识的盾牌，和嘲笑他人埋头苦读的利刃。许多热爱阅读的人们对此诘问也颇感无解，只能拿兴趣来作个消极的防御。

　　可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不妥呢？问者口中的“有用”显然是指功利性的用途，如果读书无法承载任何的功利性，也就成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读书纯粹只是一种途径、一个工具而已。这种带着强烈的功利性去读书的意识自古就定格在了中国的人脑海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是最好的证明。而在读书不能继续辅佐人们的仕途前程之后，仍旧保持阅读习惯的中国人似乎一夜之间就消失殆尽。毛时代的中国更是高高举起了反智主义的大旗，全国一度只有《毛选》和《鲁迅全集》两套书，知识分子成了下九流，文科的大学和专业全部取消。阅读不光无用，甚至成了一种罪恶。人们的头脑被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封印于真空之中，而当它轰然倒塌后，对金钱的信仰又取而代之，阅读和它背后所代表的理性与知识则一直被遗弃在布满灰尘的角落。

　　我并不反对读书需要具备一些功利性，读书人需要从书中获得乐趣，读书人也需要用知识换取温饱甚至荣华。只是这是个苦涩的时代，普通人自出生就处在相对剥夺之下，升学和生存的压力无比巨大，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去选择更快捷的方式让自己的物质生活迅速地改善，而读书就俨然成了一种不务正业；同时这也是个浮躁的时代，消费主义浪潮迭起，电视、网络侵蚀着书本文字的领地，理性的话语模式渐为娱乐的话语模式所取代。虽为一本好书，却恰恰难以满足人们最迫切需要的感官刺激。人们总是会选择能最容易并且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这是一种理性，也是一种盲目。

　　然而，当读书与功利之间几无关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抛弃阅读的习惯了吗？至少本书的作者苏小和并不这么认为，他在书中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的视角——自由，而这也成为了他阅读的一个出发点。哈维尔曾说，人们有选择电冰箱牌子的自由而良心则被放逐到个人私密的浴室。如果身在现今的中国，外在的自由已所剩无几，那我们至少还保有头脑与心灵上的自由。它无法被剥夺，相反，只有我们自己会在经意或不经意间放弃。而读书，恰恰是捍卫这份宝贵自由的最佳途径。阅读可以从自由开始。

　　可惜我对这样一种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想法持审慎的悲观态度。毫不保留地说，我认为中国人在整体上是缺乏健全的自由理念的，往往是“柿油”之为何物未没弄清便开始大批特批一番。并且，带着自由的理念独立阅读实际上依然缺乏功利性——既不来钱也不刺激。因而这样的独立阅读可谓曲高和寡，可能仅仅是理想主义者们小众化的饕餮盛宴，却无法吸引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阅读之前加上独立二字，虽然潇洒，却也充满悲凉意味。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今的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文化大国”。文化的核心在于思想，而思想的繁荣与提炼则需要自由的创作、自由的阅读和自由的讨论。优秀的文化无法在意识形态的囚禁中获得生机，它需要的是自由的空气。我想不论是要阅读中国，还是要建立一个阅读的中国，自由的观念和自由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读后感(三)：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

　　忘记是怎么发现这本《我们怎样阅读中国》的，应该是自己逛豆瓣的时候不小心发现的，苏小和的名字很早就有所耳闻，因为很早就在订阅老师的博客。

　　买这本书的时候没有细看，只是觉得豆瓣评价还不错，再加上之前对苏老师的文章也很喜欢，就入手了。拿到手上一看，才发现是本书评合集，说实话，自己是不怎么喜欢书评的，就如同苏老师提倡的“从独立阅读开始”，我也倾向于独立阅读，我总是认为书评是一种快速消费品，适合那些心急的想用点文化来装点门面的人。读书评，那就是在读别人咀嚼别人的牙慧。

　　前天晚上开始读的，读了几篇就爱不释手，终于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加今天一上午给读完了，读完之后就觉得很有必要写点什么。

　　苏老师的笔触是诗人气质的，通篇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崇尚自由，在他这里，自由成为一种必要条件，自由既是一种经济条件，也是一种精神条件，他的言语理性而又不乏犀利，沉稳而又不乏深刻。

　　王晓渔说苏小和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常识的诗人，的确，这本书中，苏小和讲的都是些常识，但是在我们这个缺乏常识的社会中，这种人、这种文字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上卷——以自由看待经济；中卷——以自由看待历史；下卷——以自由看待生活。字面上的历史也比较好理解，作者在文章中时时贯穿着自由的思想。以自由的眼光看待经济问题，看待历史，看待生活。自由和民主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自由并不是精英的奢侈品，而是公民的必需品。这些论述在书中，俯拾皆是。相信阿马蒂亚森对作者的影响很大，作者也在书中坦陈，而作者也是沿着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维范式，对当下的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里面有对市场经济的期待，有对法制社会的呼吁，有对农民工问题的思考，有对顾准的惋惜，有对张培刚的惋惜，有对中国的失望......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讨论经济问题，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充满了人文关怀，作者在书中也坦陈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或许正是这种宗教信仰给作者的思考注入了悲天悯人的终极人文情怀。

　　当下的中国，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多，经济领域的国家重商主义主义大行其道，垄断性大型国企凭借其垄断地位攫取大量超额利润，眼见着财政收入连年增长，却导致了国富民穷，大政府，小市场。现在中国的发展完全就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追求GDP增长的时候去忽略了环境的保护，如果把环境的因素算进去，GDP的增长极为有限，甚至是负增长。这些都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三农问题，二元结构分化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中国现在只是披着一层名字叫做“和谐”的“皇帝的新装”，甚至不用刻意去撕扯这件并不存在的外衣，只需一个诚实的小孩子喊一声：“皇帝”并没有穿衣服就可以看清这个国家的真相。

　　这个国家太缺少自由了，缺少自由的言说，缺少自由的批评，缺少真实，缺少常识。作者在叙说这些自由的常识的时候，也感到了文人的无奈，对这个逼仄的言论环境的无奈、对没有大师的无奈、对这个社会的无奈、对自己力量弱小的无奈～～书中写到了顾准、写到了吴敬琏、写到了宗白华、写到了朱光潜、写到了杨天石、写到了张培刚、写到了杨小凯、写到了梁小民，无处不透露着心酸的无奈！

　　三十年代的时候是“救亡压倒启蒙”，现如今是“稳定压倒启蒙”，为了维护稳定，愚民教育大行其道，作者写道了何兆武的《上学记》，透露着对那时教育的向往，对百家争鸣的向往。现如今的教育根本就是对“教育”两个字的玷污，“官员越来越像学者，学者越来越像商人，商人越来越像官员”，这就是我们现实的真实写照。

　　民国时期，是大师璀璨的时代，那些大师，无论是人格还是学术上的造诣是何其耀眼。现如今，我们剩下的只有羞愧了，我们有大师吗？没有！一个没有！无论是学术上还是艺术上，因为我们缺少了自由的土壤，这是问题的关键。

　　自己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现在想想大学真是白读了，整天上课上自习考试拿奖学金去了，基本没有闲暇的时间去读一本真正的好书，倒是毕业了工作了，倒是可以有时间买几本好书看看了，开始试着读书、独立思考，有时候还写点读后感什么的，就像这篇文章。中国缺少自由，同样也缺少思考，似乎国家也乐于”帮助“你思考，这都是强势政府的表现，实际上这都是不正常的。

　　记得胡适之先生有一句话：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你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是呀，自由这东西从来不是谁给的，那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作者在本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落脚于——丧钟为谁而鸣，其中引用了那段著名的话：

　　英国牧师约翰多恩曾经说过：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为，别去打听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是的，别去打听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读后感(四)：《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是谁写下这明确的书评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相较那些直面思想和矛盾最深处的文字，书评只能算是三线之外。因为即便是恒久远、永流传的那些经典书评作品，也首先把自己所依仗的那巨人的肩头事先表明无遗。在价值观强烈对抗的时代里，书评往往多数是给人一种隐蔽的姿态，在大量的对原著精神的叙述和申发之余，夹带，贩卖一点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这样的书评和书评作者，在今天已经是比较负责任的了。更多的情况是，在原著之外，书评往往要使用有限的篇幅和夸张的表达和叙事，把自己伪装的华丽无比，实则书评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基本缺位。他们，就是所谓的职业书评人。这个时候，苏小和的书评，以他那种明确无误的写作方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那种坦承的一贯态度，使人幡然悔悟。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这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徘徊在当代中国经济和微观经济环境的重新审视上面，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上个世界九十年代末，也即所谓人们即将跨世纪的那些年。那时，由于中国刚刚对外宣称正式进入市场经济国家的序列，经济学家逐渐成为社会英雄，成为大众所关注的对象，他们的所有公共言论，——不仅仅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和判断，几乎一经推出便立刻会成为街头巷尾热烈议论的话题。中国人对任何一个人物，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哪一种出身，往往会在很短时间内对这个人物本人的兴趣超越他所发出的一切具有影响力的声音。人们对他们所熟知的经济学家，往往在不长的时间内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这所有的判断之中，就有我们最熟悉的所谓“站队”问题。一个经济学家，是站在民众的根本利益这边，还是不顾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甚至一般人都具备的常识，旗帜鲜明地为官方的作为作出合理解释。这是残酷的标准，这个标准一经民众确认，这个经济学家恐怕就再难扭转以往的舆论。而在那个时候，经济学界内部也在进行着痛苦而激烈的学派和观点的争论，这些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在那些能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极大影响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经济学家因为无法和主流经济学家达成默契，转而成为生存困难的“恶人”，甚至远走异国他乡，渐渐走出民众的视野。回首那个时代，人们还往往把很多事情归因于学术层面。但是，时代的烟尘之中也留下过一些眼界开阔、判断明确的人无尽的叹息。在苏小和的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经济学家”这样一个精英群体的疑问和多年之前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第一次看到苏小和在书评里直截了当地把一些当今著名的经济学家分作了三个板块，而像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被单独分在一个叫做“草民”或曰“边缘”的版块，就开始作出了某些认定。因为我看出了他划分的标准和价值判断，从而也知道了他本人的价值判断体系。苏小和虽然并没有用上述那样严苛的标准来划分这些经济学人，我们的所谓体制内外这种概念其实也是混淆的，但他的那种明确的书评和态度，他对“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的立场和行为方式的看法，令人印象深刻。

　　从经济产生的社会问题的讨论转到探寻知识分子精神谱系，除了受到文本类型的影响之外，也可以看出书评作者的视野。或许，苏小和正是从知识分子精神谱系出发，去企图规范当代一切在公共场合发出声音的知识人的。相较于经济学界的知识人，在人文领域，苏小和的书评涉及到的是黄仁宇、余英时、是何兆武、许倬云；再往上追溯，老一辈学人里他选择的是胡适，是宗白华。当代学人他选择的是冯象，是杨天石。这正好是三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这其中的老辈学人，都不太可能会再出新作，对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书的解读，不会有追慕潮流的嫌疑，而更多时候往往是一种访古，作者构筑精神谱系的野心昭然若揭。对经济学家人格判断的主要依据，往往来源于他们提出的经济学主张从学理和现实两个方面对民众利益的保养，这虽然同样艰难，但至少存在一些理论工具可供判断，有时孰是孰非，高下立见；而对现代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则要比之更为艰难。这是因为，人文领域的建设和创造不会立竿见影，不会再很短时间之内看到实效或是损失。这就使人难于判断。

　　陶菊隐先生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有名的记者。特殊的时代和他特殊的职业背景，对于他能完成一部鸿篇巨制《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有极大的帮助。针对这样一部当代史学界纷纷给与好评的著作，作为一个书评人，苏小和从开始就提出一个疑问：“记者写历史可信吗？”。“记者写历史可信吗？”这样的疑问，显而易见是受了“我们的时代”的影响，几十年过去，记者的身份价值一落千丈，变成了媒体从业人员，充满了世俗的观点和职业强调，尤其是他们的话语，人们往往会从那些貌似严正的高调中读出低迷，从鼓吹之中读出荒谬。记者的传统已经丢失。如果说当年曹聚仁那次愉快的北行还算得上是一次严肃的访问——尽管他或许被某些遮蔽所迷惑，那么到了今天，民国以来树立起来的“记者”的独立地位和传统已然丧失殆尽。但是，对于这个疑问，苏小和最后也得出了肯定的观点。他的这种判断，我感觉其标准正在于，陶菊隐先生是否获得独立的论史地位，从新闻史的角度来说，陶菊隐先生的生平已经成了一个经典案例。由此出发，苏小和转而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陶菊隐先生能尽到一名记者的本分？能真实地记录历史？”（参加本书161页）

　　这样的疑问即是要探寻时代的吊诡。在一个政出多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一个记者却正可游走于各方之间，获得一个相对独立的身份，运用丰富的、甚或是互相拆白的史料来源，秉笔直书，记录历史。在军阀时代，陶先生是一流的新闻人，国民政府对新闻管制以后陶先生只好从写新闻改成写旧闻了，1941年以后先生渐渐淡出新闻界，过隐居生活，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一代卓越的新闻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新闻理想”。从这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明白无遗地看出一种独立地位的丧失，以及一代知识人面临这种丧失是如何抉择的。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读后感(五)：王晓渔先生为本书做的序言

　　士魂商才（序）

　　认识苏小和兄是在一个网上的诗歌论坛里，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文学青年。中国的诗人们平日见佛杀佛，一旦碰到民族国家的菩萨，立即纳头便拜。有次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论坛上又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我退避三舍，隔岸观火。这时，看到一个网友坚持不合时宜的观点，遭到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诗人的无情打击，依然不屈不挠、不愠不火。我自忖没有这么好的修养，在佩服之余通过站内短消息向这位网友表达了结识的愿望。不用多说，他就是苏小和。

　　苏小和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常识的诗人。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诗人，觉得他把写作才能都用在诗歌上，意犹未尽，就撮合他和《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的戴新伟兄认识。他随即写了一篇关于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书评。那篇书评刊出之后，迅速被各个网站转载，激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后来，苏小和告诉我这是他写的第一篇书评，再后来，我才知道苏小和早已是知名的财经作家，进入事倍功半的书评领域，于名于利都是很不“经济”的选择。他为了写余英时先生的书评，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通读了一遍，这种功夫让自认为对书评还算认真的我都觉得有些过分，如此敬业又如此不计工本，其他的书评人还有活路吗？

　　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做一份免费派送的电子读物“独立阅读”，苏小和是当然人选，从此插翅难逃，每个月都在百忙之中撰写一份经济类新书报告。我从文学青年转型为思想青年（或思想中年）之后，在自己关注的文史领域之外，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和法律。这一方面是问题意识使然，关注中国问题，不可能不去思考自由市场和宪政制度；另一方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受到苏小和的不少影响。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市场的很多论述，和杨小凯、陈志武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解答了我的很多疑问。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最常见的是“误把法家当法治”。雷厉风行、六亲不认、铁面无私常常被视为改革者的美德，然而，这更有可能是回到两千年法家铁腕的老路上。法家崇拜加上读经热，成了“儒表法里”的旧调重弹。我对读经热不以为然，但对中国文化中的儒家传统颇有好感。在我看来，儒家之所以与法家勾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重义轻利留下的空白，需要法家来填补。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向他求教利国之策，孟子回答说：“何必曰利？”对内圣者来说，重义轻利是基本底线，但是对其他听众而言，这是道德口号。不管君还是民，面对孟子和商鞅，可能都会更喜欢后者。曾有铁面执政者看到商鞅的事迹潸然落泪，这个执政者深得人民爱戴，在知识界也口碑甚佳。

　　再对比自由主义的发展，它兼顾了义和利的原则。自然法是它的重要基础，这有些像儒家的天命论，注重价值原则，但是有神秘主义因素。功利主义的补充至关重要，自由主义在认同权利原则的同时，也认同了功利的原则，并且祛除了神秘主义的成分。这使得公众不仅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也愿意并且可以参与到自由主义的实践。回到中国，在《盐铁论》里，儒家反复批评商鞅的做法“不好”，大夫反复说这种做法“有用”，一个是从价值层面评判，一个是从功能层面评判，鸡同鸭讲。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今天，人们评判某些事情时常说，这样不好，但是有用。为了缓解这个矛盾，人们在公开的言说里以“义”为标准，在实际的行动中以“利”为标准，“儒表法里”长盛不衰，“潜规则”由此而生。公元前81年儒家的反对，没能阻止此前盐铁官营国有的政策，这种经济模式持续至今，已逾两千年。这个板子不能全打在法家身上，需要反思儒家的内在缺陷。

　　士农工商，士是唯一一个不能依靠本职工作谋生的阶层。“润笔”一词出自《隋书》，但是它不能等同于稿费，现代意义上的稿费来自市场化的媒体，“润笔”最初多为官员撰写公文的外快，撰写公文本是官员基本职责，已拿俸禄，再拿润笔，纯属双重收费。士这一阶层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才能谋生，士农合一、耕读传家虽然不错，但是一种被动的选择，科举不成，不得已而为之，“学而优则仕”才是士的主要发展方向，只是除了极少数君子儒，谁能像孟子一样重申并且实践“何必曰利”？这一格局，直至明清才算破冰，出现余英时先生提到的“士魂商才”现象：“不但商人多从士人中来，而且士人也往往出身商贾家庭。”官商合则两伤，官员进行权力寻租，商人忙于寻租权力，最后是“劣币驱逐良币”。士商合则两利，士可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性，思想上的独立性也不再是空中楼阁（当然还需要制度保障），商也可以改变“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的刻板形象，参与价值的建设。“士魂商才”出自“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的义利合一的理念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那部轰动一时的《大国崛起》对此赞赏有加。经济在中国，本来就是指经世济民。

　　在中国，“士魂商才”的现象出现于两个时期，一个是明清，一个是民国。或者，第三个时期是不远的未来。我曾与新东方的俞敏洪先生有过接触，他创办一所小型精英人文大学的理想虽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这个愿景让人对当下不太乐观的大学教育残存一些希望。我还曾读过瀛海威创始人张树新女士的访谈，如果她专门做学问，将不亚于现在这些众所周知的学人。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企业家，依然习惯于厚黑学、登龙术、帝王术、阶级斗争和办公室政治，在机场书店滚动播出的成功学讲座也几乎都是这种套路。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未来还很遥远。

　　苏小和的写作，扭转了厚黑学、登龙术、帝王术、阶级斗争和办公室政治一统财经写作的局面，为“士魂商才”的再次出现创造了思想条件。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吴晓波、傅国涌等先生近年来也在同一方向上多有著述。“自由”和“经济”是贯穿于整本书的两个关键词，“自由”重义，“经济”重利，但苏小和通过对历史和当下生活的考察，证明义利合一的可能和必要，“讲经济的自由”和“讲自由的经济”实为一体两面。商业不是自由的天敌，两者更有可能是合作伙伴，无产只能意味着失去一切，包括人性，“有恒产，有恒心”。自由不是精英的奢侈品，而是公民的必需品，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有所谓“自然灾害”，饿殍遍野。这些论述在这本书里俯拾皆是，诸位读者可以细察。在我看来，“讲自由的经济”比前几年流行的“讲道德的经济”更为可靠，道德从来就是靠不住的，尤其在经济领域，这在德治为传统的中国已经屡试不爽。如果要讲道德，也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被强制的道德不是道德，是奴役。

　　是为序。

　　王晓渔

　　2009年8月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