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山东聊城的“于欢案”判决结果引起一片哗然，舆论一边倒地为于欢喊冤叫屈，群情激愤之程度不亚于对“萨德入韩”的声讨。该案已引起公检法高层的高度重视和深度介入，人们乐观地估计，于欢终会被改判。我们暂且不去理会这起案件背景中的高利贷、黑社会等及地方公安部门不作为问题，只看地方法院在审理判决上被公众认为的“乱作为”，如果理性地看，也许真是一个法律难题。我们注意到，媒体上对此案的报导一般用“辱母杀人案”名之，“辱母”是“杀人”之因，这里不仅是对因母受辱而杀人而如何定罪量刑的法律问题，更是涉及到天理伦常的价值导向问题。

　　在我国号称以孝治国的封建社会，为父母报仇而杀人的案例屡见不鲜，在情与法的关系问题上，往往会有较为灵活的处理结果而能让社会接受而不伤教化。试看一例：

　　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12岁的男孩梁悦，为了替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杲。因为涉及到“礼”和“法”，在定罪性质上引起较大争议，轰动朝野，以至于不得不交由朝庭圣裁。于是唐宪宗专为此下诏廷议，其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宪宗皇帝此诏的意思是说：有关复仇的规定，若根据“礼”，与仇人应不共戴天，但若引证法令条文，杀人就应偿命。礼与法，都是帝王实行教化的重大根据，既然其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固然应当通过论说辨析商量明白，故令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共同评议，奏报闻知。

　　是年秋，韩愈正值从河南令任上擢升为尚书职方员外郎，便应诏写下了《复仇状》：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 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谨议。

　　这篇文言文并不难懂。韩愈首先指出“子复父仇”在法律和天理面前是个两难问题，于是在法律中本应有具体规定却人为地有意回避了，立法者的用意在于让司法者有回旋处理的余地。然后指出为父报仇的案子应区别对待，若是父被杀是符合礼义的，则不准亲属寻仇；若父亲无辜被杀，则儿子可以复仇。所谓“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因此在判刑时，“杀之与赦，不可一例”。韩愈最后给出的办法是，凡是为父报仇的案子，均应报尚书省集体研究后奏报，“酌其宜而处之”，以使“礼”和“法”都不“失其指”。

　　最后，梁悦为父报仇杀人案的判决结果是：特从减死，杖一百，配流循州。

　　于欢案和梁悦案也许没有可比性，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把两者放在了一起。“公正”和“法治”都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取向，公众对“于欢案”的关注，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落实有了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