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是一本由[南非] 大卫·贝纳塔著作，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296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02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存还是毁灭》读后感(一)：生存还是毁灭

　　“书是把论证投送到观念市场，尽管这个观念市场敌视悲观主义，悲观者因而处于弱势。人们的应对机制太强，悲观者很难求得公正的申辩机会。书店里有整片的‘自助’书籍区，更不用说‘灵性与宗教’和其他鸡汤读物，却没有‘无力自助’区和‘悲观主义’区，因为这类思想的市场规模微乎其微。 我不是在认真主张我们无力自助。我是认为存在一些事情，我们的确对之无能为力，但即使依据一种现实的悲观看法，我们仍然可以做些事来减轻（或加剧）我们的困境。 一本悲观的书最有可能慰藉到的对象，是已经有同样看法却因此感到孤独或觉得自己有病的人。若能发觉有人跟自己看法相同，而且这些看法有不错的论证来支撑，这些人或许能因此得到安慰。”

　　《生存还是毁灭》读后感(二)：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to be is question）是1942年出品的一部惊悚片，由厄恩斯特·刘别谦执导拍摄。剧情描述的是性、金钱、毒品和暴力充斥的新宿歌舞伎町是一个泛滥着人类黑暗欲望的街区。那里发生了中国黑帮老大和同性恋混混被杀的事件。新宿警署的警官城岛认为这并非单纯的黑道斗殴，对此展开了调查。很快，他发现此事与由龙一领导的企图支配歌舞伎町的新兴流氓团体有关。另一方面，城岛为了支付女儿的手术费，向颇有势力的黑帮樱井组借了两千万日元。龙一准备插手樱井组与中国黑帮的毒品交易，却被城岛的部下打乱了计划，龙一的弟弟冬二也被流弹射中身亡。龙一为了复仇，在城岛的汽车里安放了炸弹，城岛的妻女由此被害。都想为亲人报仇的城岛与龙一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枪战……

　　《生存还是毁灭》读后感(三)：一些周边信息

　　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至今占据大众注意力的还是德国法国（和欧陆其他地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声音，可是海德格尔不好读，萨特的解答文学味重于哲学性，可能大众最后的选择还是读一读存在主义的介绍性书籍（如某某咖啡馆），最后也没能弄明白哲学家给的答案是什么。

　　这给大部分缺少背景知识的读者一个不好的印象，好像从前苏格拉底至今的哲学家们都在炒冷饭或者只求恰一口饭吃（虽然某种程度上人文学科确实存在这种问题，无论国内国外）。

　　南非哲学人大卫·贝纳塔总算是给了一个不错的样本，为英美分析哲学家接下了这个重担，给出了他的回答：活着不为什么，人生没什么重大的意义。

　　论证的答案虽然简单（且晦暗），但哲学从来不是结果导向的，贝纳塔给出了几方面的理由（活着必须面对的困境）：意义稀缺，生命质量低，必死的宿命给人带来的阴影，自杀/永生无法助人逃离活着的困境等等。

　　他回应了相关论题上几种知名的论证，如伊壁鸠鲁主义者的论证：你死之前死亡不会降临，不必害怕；当你死了，死亡也不会伤害你，因为你已经不在了（大致如此，看起来非常不符合直觉但又没法轻易反驳的论证），并且一一指出其中的纰漏。

　　如果你对人生意义的问题感兴趣，或单纯想接受一下哲学论辩上的训练，这本书是一份非常好的“从入门到放弃”的读物，哦不，入门到前沿的读物。

　　贝纳塔给这本书设定的读者是入门和专家都能阅读的文本，因此单独为入门读者开辟了一个阅读指南，其中有略读（跳过一部分内容）建议。

　　写作上，贝纳塔把该交代的背景知识都交代了，因此它也适合给一般读者作为第一本哲学书。它会比Nagel写的“你的第一本哲学书”要高阶一点（毕竟议题更集中），但没有他的Mortal Questions那么晦涩（毕竟在同一论题下写了更多字）。

　　（不知道Nagel的同学也别担心，贝纳塔在书里也介绍了Nagel在相关论题上的观点，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贝纳塔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虽然大量同行和媒体认为他是在世的最悲观的哲学家。他自己的抗辩是，他只是道出了真实的情况，并希望早点认清现实能够让人（避免希望落空）过得不那么糟糕。

　　这本书的封面其实也费了点心思，是一个前无通路后无归途的巷道，去掉一些枝蔓就是一个“困”字，也就是原书名里的关键词“困境”（Predicament），设计师心领神会。

　　翻译和引进一本严肃的哲学读物不易，尤其是翻译，哲学专业出身的人以及中文哲学读者对此应该深有体会。翻译这本书跟引进编辑这本书的豆友们都是哲学读者，希望这样的合作能让译本真正做到了一点改观。

　　关于定价，在编辑和出版方的努力下应该已经做到比同类哲学社科类新书更便宜，希望哲学系的同学们也能买得起。

　　同议题的书也推荐上面提到的Nagel的《你的第一本哲学书》以及Mortal Questions（分别由新思文化和上海译文推出中文版）。理想国同一系列的《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也处理价值和意义问题，如果你感到工作没意义，或者表现出怀念青春等症状，这本中年危机哲学指南会更切题一些。第一本和第三本都对哲学阅读新手友好。

　　这里提到的几本书都与我利益无关。

　　《生存还是毁灭》读后感(四)：被迫来到这世界

　　在大学时看了一些书，开始冒出“每个人都是被迫来到这世界”这种想法，“被迫”是因为活着的痛苦远远大于快乐，不想承受非承受不可的痛苦，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的出生。

　　陪母亲做检查时偶然看到理想国的新书讯，就买了这本开普敦大学哲学系教授David Benatar的《The Human Predicament》（生存还是毁灭/人的困境），内容关乎我当下最痛苦的问题，也关乎我读了萨特和加缪以来的迷惑。最妙的是作者的前一本书叫做《最好从未出生过》。

　　在母亲病床前读的这本书，坚定了我的悲观主义，也带给一个悲观主义者新的出路（当然这出路也很丧），悲观没问题，做个实用悲观主义者便好。

　　作者的论证看着简单，其实逻辑严密，推理“死是坏事”的第五章漂亮至极，还很幽默的在前面的阅读指南里为没耐心的读者指明阅读顺序和可跳过的部分。总的来说，这是一本介于科普和关于人类困境的论文之间的书，对“存在”感兴趣的读者不会觉得难读（很难读下去），视存在为自然的乐观主义者也可以看看某种真相。

　　一、意义与无意义

　　每个人都思考过“我为什么存在”，可以说正是自从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开始，人开始成为人而区别于其他物种。只有人类会寻求生存的意义。

　　母亲隐隐约约猜到自己病情的时候，就说“活着真没意思”，我理解，这等于是说“存在没有意义”。作为母亲，她最快乐的时光是我小的时候，她说过很多次希望我回到小时候——没有现在这种令她伤心的青春期延迟叛逆，小时候我只是一个孩子，无法独立思考也不会令人失望。当人至中年过半，她终于将人生重心转移到自己，并向家庭外寻求快乐的时候，偏偏就遭此打击，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躺着无聊，她无数次点开广场舞老姐妹们所在的微信群，看她们跳舞和五一外出旅游的照片，目睹这场景，与我第一次听医生说已经大致确定是ca的那一刻一样心碎。

　　如果或早或晚，注定要遭受这么多痛苦，为什么还要活着？出生非我所愿，痛苦岂非是对主体的绑架？人如何抗击这种无意义感？

　　David Benatar的结论是，我们的存在，在宇宙层级上是毫无意义的，宇宙对我们是漠然的，对我们的出生漠然，也将对我们的灭亡漠然。宇宙漠然，不是因为它有态度却单单不关心我们，而是因为它完全没有态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人类一切瑰丽的成果（建筑、艺术、文学、知识、音乐……）都将坍塌、毁灭、消亡，结束于人类的灭绝和地球的消失。

　　但我们的存在也有一定的意义，虽然这种意义非常有限——世间的有限角度。个人存在的影响是很小的，在我们影响到的一两代人死去之后，我们就会被忘却。虽然个人的存在对自己的家庭、社群乃至国家有一定意义，却无法上升至宇宙层面的有意义。我们存在的意义仅仅局限于世间的一部分。

　　二、生命的质量

　　人类生命的质量是显而易见的差，我们隔一阵总会感到饥饿，吃饱了又会感觉太饱，要么太热要么太冷，并且时不时会过敏、瘙痒、感冒、骨折、甚至得ca，慢性疼痛常有，慢性快乐倒从未听说。女性会有痛经，性高潮总结束得太快，美食的快乐稍微长一点，也不值称道。人生在世，也总免不了出车祸、被谋杀被抢劫被掠夺的风险；我们总会有欲望，未实现时为之焦灼痛苦，实现之后又产生新的更高层次的欲望……总之，一生中舒服的时间太少太少。

　　并且，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意义的判断，同样也是构成生命质量的一部分。假如自觉存在无甚意义或者毫无意义，就会降低生命的质量。但反过来，乐观主义者高估自己的生命意义，也能提高生命质量，虽然是虚假的质量，这个可称之为实用主义乐观；为了乐观而乐观。

　　他们会说，生命中也有快乐，但是，最坏的痛苦，远远大于最大的快乐。快乐总是短暂的，也很难维持快乐的强度。David Benatar举了个直观的例子，一头豹子活活吃一只羊，豹子当然是快乐的，羊的痛苦呢？千千万万倍。

　　作为人类的例子。比如瘫痪，从痛苦降临的那一刻起，这种感觉会一直持续然后加深，当你适应以后也许会习惯一些，然后心情稍微回缓，但那只是习惯，隐痛则会伴随生命很长时间，也要承受社会、心理层面的困难。更别提ca的痛苦，母亲跟我说，要是医生的治疗方案里面包括化疗，她宁愿不做了，只做姑息治疗，也并不愿意痛苦过完剩下的日子。

　　乐观主义观点认为：“这就是人啊。人就是痛苦和快乐交织，但仍觉值得活下去的生物。”，神正论批评我们认为人类生命质量低的想法是完美主义，实则就是在坚持人类目前就是最好的状态，希望生命变得更好的愿望应当是有约束性的，例如不应当指望人类能在水中呼吸。

　　“乐观者宣称，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当中最好的世界，而悲观者担心这恐怕是真的。”

　　要驳斥这种虚伪的乐观主义也很简单，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拜人类教。David Benatar的论证同样精彩：“要认识到这点，我们得从感情上拉开距离，可以不妨不考虑人类，而考虑一个想象中的物种。这个虚构的物种可以称为“不幸人”（Homo inornatus），其生命质量比大多数人类更悲惨，但他们的生命并非毫无快乐或其他好事可言。现在请想象，他们当中有位悲观的哲学家观察到了他们的生命状况何其恶劣不堪。他还指明了本可能有多么好的状况，例如在那种状况下，他们能活八九十年，而不是只活三十年；那种状况下，他们只在每天三次规律进餐之间会饿，而不是几乎一直处于饥饿状态；那种状况下，他们一年只病一次甚至更少，而不是每周都生病。在回应上述观察时，这个物种中占绝大多数的乐观成员会反驳说，假如他们的生命像那样变得更好了，他们就不再是不幸人了。但即使这一点观察为真，也无损于如下主张，即不幸人的生命很惨。毕竟，去问一个特定物种的生命质量有多好，有别于去问：过上好很多的一生，是否与身为这一物种的成员相容。也许，倘若我们的生命质量比目前这样好很多，我们就不再是人类，但不能由此得出人类生命的质量是好的。”

　　三、死

　　伊壁鸠鲁派认为死亡状态对死者来说并不是坏事，对他的结论的论证有多种解读。享乐主义的解读认为，好与坏都在感觉之中，好感受是唯一内在（intrinsically）好的东西，坏感受是唯一一种内在坏的东西，内在的好坏应当与工具性的好坏分开。例如接触致癌物不会当时就产生负面感受，但可以判断它是工具性的坏，因为得了癌症就会获得负面感受；但死亡会终止一切感受，因此，死就不会存在内在或外在的好坏。对此，我们应当宽泛地看，死亡的坏与偏好无关，与死亡会不会引起坏的感受无关。譬如伴侣背着你出轨而你不知情，你没有负面感受，但这确实对你是一件坏事。

　　剥夺论认为死亡剥夺了死者未来遇到的好事，甚至是不死的偏好，因此死是坏的。但剥夺论没有解释这一点：假如死者未来生命的质量足够坏，远远超过可能拥有的好，那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

　　死始终是坏事不是因为它会剥夺死者可能拥有的好处，而在于毁灭。死彻底毁灭了死者。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活着更为痛苦的情况：例如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死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死是好事，最多只是两恶之中较轻的那个。

　　对人生大问题的（正确）回答，会揭示出人的境况是种悲剧性的困境，逃无可逃。一句话：生是坏事，但死也一样。当然，生并非在每个方面都坏，死也不是在每个方面都坏。然而，无论生还是死，在一些关键方面都很糟糕。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把存在之钳，恶狠狠地把困境钳在了我们身上。

　　四、自杀

　　如果是够格的人判定了自己的生命不值得延续，而所有情况下的自杀也都不可容许，那么这些人就被困住了。生命将变成强加给他们的东西，且无论生命分配给他们什么，他们都必须忍受。欲为人父人母者觉得，制造出注定将因此举受苦的人没什么不好，这已经是一件够坏的事了。而更坏的是，造出这些人后，还去谴责他们可能做出的终结自己生命的决定。拒绝给人以自杀的道德自由，就是拒绝让他们在对自己极其重要的一个决定上拥有控制权。

　　生命的负担已经如此沉重，有些人谨慎思虑过这些问题，决定不再忍受这份未经他们同意的负担，我认为便不应该指责他们。但是假如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例如家人朋友，这种联结和义务超过了ta个人生命的负担，同样也不应该自杀。但是，假如生命的负担沉重到了某个程度（由ta本人对自身生命价值和生命质量进行评估），再期待他为了他人的利益活下去，就变得很不合适了。

　　五、结论

　　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人的困境？一种显而易见的回应是不再制造新人，从而不再让困境持续下去，因为新人一且出世，必不免于同样的困境。每次出生，都是一次等待中的死亡。每当听说一个孩子诞生，你必须明白，这个新人的死去是迟早的事。夹在生死之间的，是对意义的一场拼争，和为抵挡生命苦难的痛苦孤注一掷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人的困境的悲观看法会引向一个反生育的结论，即我们不应当生育。诚然，生养子女有助于应对人的困境。子女是创造一些世间意义的途径之一。而且，子女还可以提高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人的生命质量。但是，这不能用来为生育正名。之所以如此，次要的理由在于创造意义、提高生命质量还有其他的方式。更重要的理由是，“为了获得这些好处而造出小孩，算得上参与了一场生育上的庞氏骗局。”每一代人都造出新一代人来缓解自己的境况。这像所有庞氏骗局一样无法好好收场。不可避免，总会有最终的一代。而最终的一代越早来临，就越少有人被强加生存并因此被强加人的困境。

　　对于已经存在、开始承受生存困境的人，该怎么做？实用悲观主义可以一试，接受生命的低质量、宇宙层面上的无意义和世间有限的意义，尝试在世间意义中找几个锚点，去做点什么，毕竟“爱与美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去创造一点有限的美，去有限地爱，过完这辈子也就罢了。

　　-end-

　　《生存还是毁灭》读后感(五)：“人们太想相信乐观者了”

　　“书是把论证投送到观念市场，尽管这个观念市场敌视悲观主义，悲观者因而处于弱势。人们的应对机制太强，悲观者很难求得公正的申辩机会。书店里有整片的‘自助’书籍区，更不用说‘灵性与宗教’和其他鸡汤读物，却没有‘无力自助’区和‘悲观主义’区，因为这类思想的市场规模微乎其微。

　　我不是在认真主张我们无力自助。我是认为存在一些事情，我们的确对之无能为力，但即使依据一种现实的悲观看法，我们仍然可以做些事来减轻（或加剧）我们的困境。

　　一本悲观的书最有可能慰藉到的对象，是已经有同样看法却因此感到孤独或觉得自己有病的人。若能发觉有人跟自己看法相同，而且这些看法有不错的论证来支撑，这些人或许能因此得到安慰。”

　　（by 大卫·贝纳塔 《生存还是毁灭》）

　　“人们太想相信乐观者了”

　　对人生大问题的悲观回应并不流行，这大概不令人意外。不流行是因为难以接受。人不喜欢听到坏消息，至少不喜欢听到自己的或亲近之人的坏消息。实际上，收到坏消息时，一种普遍而广为人知的回应就是否认。但人类还有其他多种应对机制。例如在巨蟒组的电影《万世魔星》的最后一幕里，布莱恩被钉死在十字架时，就(语带讥讽地)这样劝告我们：“要看生活的光明面。”

　　此外，人们会发明合理解释，会让自己分心，还会编造令人振奋的(宗教的或世俗的)叙事，这类叙事要么尽力解释残酷的现实，要么提供对更光明的未来的希望，而希望若不在此世，就在来世。

　　但重复乐观消息的强烈冲动反倒显出这些消息有点不够安抚人心，在最黯淡的时世尤其如此。重复“好消息”之所以必不可少，仿佛正是因为它与世界的面貌殊不相符。

　　虽然乐观者对生命大问题有自己的回答，但那些回答并不正确，或者说我将为此给出论证。人们相信乐观者的答案，这时就也会相信乐观者，但那是因为人们太想相信乐观者，不是因为他们给出了强有力的论证支持了自己，让我们必须相信他们。

　　我曾在引论中说，若某种看法对人的境况的某个元素做了负面色彩的描绘，我就称之为悲观，而若某种看法对人的境况的某个元素做了正面色彩的描绘，我就称之为乐观。具体到某一情形，悲观与乐观看法哪个更准确，我这种用词对此并不带有倾向性。

　　这种用词并不从定义上把乐观者说成是描绘了过分美好的画面，抑或把悲观者说成是对世界有过分黯淡的看法。称某种看法为乐观还是悲观，取决于它是一幅美好的画面还是黯淡的画面。至于某种看法是否过度地美好或黯淡，抑或它是否准确，则是要分开来谈的问题。

　　所以，某种看法之为悲观，本身不该成为赞成或反对这种看法的理由(当然对乐观的看法也一样)。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而最好的论证支持某些评价，不支持另一些评价。事情有多好，就应该被视为有多好，有多坏，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它有多坏。当我们有充分理由乐观时，悲观就属于误判，而当我们有充分理由悲观时，乐观就属于误判。

　　例如，一个年轻人身体健康，而且不面临特殊的危险，那么他对自己活到下个生日的前景持悲观看法，通常就属误判。他死于这次生日前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很小。相反，同样是这位年轻人，他若对自己成为百岁老人持悲观看法，那就是正确的悲观。活到那个岁数不是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因此，悲观和乐观都无法笼统地加以辩护。我们对一些事应该乐观，对另一些事应该悲观。我已经论证，看待人的境况需要一剂悲观态度的猛药，不过，也存在有限的乐观态度的余地。例如，虽然宇宙性意义无法获得，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任何事情从任何角度看都不重要。

　　有些事情是重要的，尽管并非在永恒观点下重要。关爱家人、看护病人、教育孩子、缉拿罪犯、打扫厨房等等事情，从宇宙角度看都不重要，但不能因此就不去做。若不做这些事，当下及近期内人们的生命都会比做了这些事的情况糟糕得多。

　　我们的生命从某个有限的世间角度看有意义，对此，我们应该抱持一定的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更大的图景乐观。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的生命所能有的意义多于其实际上所能有的意义。我们也不应该以另一种想法麻痹自己，即认为由于更广阔的意义无法获得，所以具有这样的意义不是好事。

　　为什么排斥悲观？

　　“趾高气昂”的悲观者与“虚张声势”的乐观者

　　即使悲观的看法是恰当的，大多数人还是会排斥，而所涉是对人的境况的某种根本上悲观的看法时，更是如此。对很多人来说，真相完全是难以承受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强化乐观态度、削弱悲观态度的尝试，有的微妙，有的直白。

　　首先，很少有人喜欢爱抱怨的人，正是因此我们才有“你笑，世界就和你一起笑，你哭，你就一个人哭”这样的格言。有很大的社会压力让我们装出勇敢的面孔和快快乐乐的样子，这种压力常常是未加明言的。当然，并非所有悲观者都显得满腹牢骚，但悲观看法如此经常地隐藏起来，不为人所见，这只会减少人们接触这类看法的机会，使这类看法愈发显得反常。

　　第二，悲观被认为是过度消极甚至常是病态的。悲观有时的确是这二者之一或二者兼有，但并不总是如此。有时候，乐观看法不准确，悲观看法才准确。这正是我关于人的境况所论证的观点。此外，乐观也能达到病态的程度。当然，关于什么构成心理病态还有一些争论，但如果妄想状态(不论在人群中有多普遍)和适应不良的行为可以作为诊断的一部分依据，那么“躁狂的”乐观状态有时是能与此相符的。

　　第三，悲观有时被当作一种“硬汉”态度而遭无视。这种想法认为悲观者是在说“我够坚强，能正视事实”，而“你们乐观者都是弱鸡”。这种指责是带有偏见的。把一种态度称作硬汉是贬损的说法，表示这种态度是在逞强，而非展示勇气和智性诚实。

　　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合理地把悲观态度说成是逞强。我认为不能。毕竟，悲观态度是在哀叹这糟糕的人的困境，体察这世上的巨量苦难。用“硬汉”一词形容能体恤人心的叹惋者，听上去明显是个误用。这个词用在假装一切都好(而其实不好)的看法上才算合适得多，更不用说用在认为悲观者不应该再哭哭啼啼的人身上。

　　这不意味着没有趾高气扬的悲观者。然而，也有些乐观者，他们的逞强至少达到了最为“硬汉”的悲观者的程度。比如，想想某部围绕乐观与悲观主题的论文集的下述献词：“献给我的父母，他们一直相信我，还教给我一个道理：只要足够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言下之意是，失败意味着不够努力。而形势与人作对的可能性(以及有些情形下无论多么努力都达不到目标的可能性)就被这种乐观态度忽略了，有人也许觉得这种乐观是虚张声势。

　　如何回应人的困境：

　　夹在生死之间的，是对意义的一场拼争

　　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人的困境？一种显而易见的回应是不再制造新人，从而不再让困境持续下去，因为新人一旦出世，必不免于同样的困境。每次出生，都是一次等待中的死亡。每当听说一个孩子诞生，你必须明白，这个新人的死去是迟早的事。夹在生死之间的，是对意义的一场拼争，和为抵挡生命苦难的一通孤注一掷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人的困境的悲观看法会引向一个反生育的结论，即我们不应当生育。

　　诚然，生养子女有助于应对人的困境。子女是创造一些世间意义的途径之一。而且，子女还可以提高父母、兄弟姐妹和他人的生命质量。但是，这不能用来为生育正名。之所以如此，次要的理由在于创造意义、提高生命质量还有其他的方式。

　　更重要的理由是，为了获得这些好处而造出小孩，算得上参与了一场生育上的庞氏骗局。每一代人都造出新一代人来缓解自己的境况。这像所有庞氏骗局一样无法好好收场。不可避免，总会有最终的一代。而最终的一代越早来临，就越少有人被强加生存并因此被强加人的困境。

　　是否生育的决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还需要问问，回应人的困境有什么别的方式。我们可以避免造出新人，但我们自己已然存在。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困境，我们该做点什么？

　　由于最激烈(因而也最有争议)的回应是了断自己的性命，我辟了专章考察自杀。我为自杀这种回应提供了一份非常有限定的辩护。当生命质量差到让生命不值得延续时，自杀是一种理性的回应，乃至是唯一的理性回应，除非他人的利益足够强，能盖过一个人(在全盘考虑下)对死的慎思关切。我否认了永恒观点下的意义缺失能提供结束自身生命的合理根据。

　　对于一切意义的缺失，甚至是世间意义的缺失，最佳的处理方式不是了断自己的性命，而是努力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一些意义。在赋予意义上的无能为力，也很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影响到任一思虑自杀的人对生命质量进行的必要评估。

　　然而，自杀不是唯一的回应方式。实际上，自杀只回应了人的困境的某些方面。自杀可以处理生命质量恶劣的问题，它移除了这种境况下继续生存的负担。但自杀通常不增添意义，10尽管它能消除对自身生命无意义的感受。最最显见的是，自杀解决不了死是坏事的问题(即使在全盘考虑下死并不坏)。相反，自杀加快了这种坏的来临。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其他的回应方式。某些方式在被采用时，并没有被明确当成是回应，因为采取它的人对人的困境并没有自觉的认识。也许此人自觉认识到悲观者认为存在着人的困境，但其回应则是去否认困境。一系列实质性的乐观态度就这样构成了对人的困境的一类回应。我在前面几章里考察了这些乐观回应，并论证了为什么我们应该拒斥它们。

　　当然，我的论证并不预设我们应该拒斥不真的看法。对这一预设，可以用如下主张回应：即使乐观态度的断言为假，也有很好的实用主义理由接受乐观态度。毕竟，乐观使生活安逸了很多。乐观有助于一个人面对人的困境的一切恐怖真相，这样就减轻或缓和了困境。即使人的困境当中较为客观的要素无法避开，至少我们应能免遭那些可以避开的主观要素的侵袭，而这些主观要素就包括对客观要素的感知。

　　我们需要更仔细地思考这种实用主义论证包含什么。这种论证用来为他人的乐观信念辩护时是最有效的，因为如果某人真心相信乐观看法，其助益效果会最为明显，但是，提出实用主义论证的人则无法完全相信乐观看法，因为这些人知道那只是一种安慰剂。因而它也许会作为另一番论证的基础，用来支持用乐观的世界观培养孩子，或迁就有这种世界观的人。然而如我在第1章所论证的，乐观态度不是无害的镇痛剂。它虽然抚慰了乐观者，但对他人会产生有害的效应。

　　如果用实用主义论证来为一种分隔式乐观态度辩护，上述有害效应会减轻，但也无法完全避免。这样的乐观者可能会说：“我能认识到人的困境。它的确很可怕，但我想采取一种乐观看法帮自己应对。我会在潜意识里继续对困境有所察觉，但会把那些思虑分隔开，至少努力去分隔开。”

　　这个观点就没有那么不合情理，因为它认识到了困境，以求正视现实，同时也寻求某种解脱。我们可以把这种回应称为“实用主义乐观”。这种回应引人担忧的地方主要在于分隔能不能有效维持住。这里有两重危险。一个危险是，在乐观态度笼罩下，对困境的认识会黯然失色，乃至乐观态度会不受抑制，变得更加危险。举例来说，如果某人忘记了人的困境，他就可能去造出更多的人。与此相对的危险是，若把悲观态度记得足够牢，则会抵消乐观态度的正面效应。

　　也许有人能在这两种危险之间驶出一条航路。不过对于能力强的航行者，还有另一个更可取的选项。与其在乐观与悲观之间行驶，我们完全可以拥抱悲观看法，但又航行于自己生命中的悲观潮涌之间。完全可以既做一个旗帜鲜明的悲观者，但又不整天沉溺于这些思绪。这些思绪也许会常常浮现，但我们可以忙于种种创造世间意义之事，提高生命质量(为自己、他人及其他动物)，并“拯救”生命(但不创造生命！)。

　　我把这种策略称为“实用主义悲观”，它同样使人有应对的能力。像实用主义乐观一样，这种态度也力图减轻而非加重人的困境。但是，它比实用主义乐观更可取，因为它保留了对困境毫不含糊的认识，不会为了让困境与乐观并存而把困境分隔开。这种态度容许从现实分心，但不容许对现实的否认。它使得一个人的生活不会像任由自己被困境压垮的情况那么坏，不会那样终日沮丧、无法生活，但这种态度也并非不能容纳一个人在某些时刻或时段，对自己的被迫接受不可接受之事感到绝望、气愤或发出抗议。

　　虽然我把实用主义乐观与实用主义悲观说成是对人的困境的两种(不同的)回应，但这是一个简单化的分类法。例如，对现实的否认，与从现实分心，两者并没有截然的区别，这尤其因为“否认”一词是有歧义的。

　　“否认”一词可以在字面意思上使用，但有时也有更为比喻性的用法，即我所说的分心。于是实际上，从彻底陷入妄想的乐观，到有自杀倾向的悲观，整个范围内有各种各样的回应。自杀在绝境中或许是更可取的选项，但若没到那个地步，我还是推荐大体从实用主义悲观的区域内选出一个回应。

　　有些悲观者可能认为，对人的困境的恰当回应比我所推荐的要更极端。他们可能会主张，我们应该直面自身的困境，不从困境的恐怖上分心。然而，我看不出要求我们持这种立场的理由何在。直面现实是一项优点，但不是唯一的优点。请想象一个人患有不治之症，估计几个月就要死去。能认识到这个事实并加以认真思考，这对她是好事，但如果一心与迫近她的死亡对峙，以至于不肯跟家人、朋友共度时光，怕后面这样就算是从思忖即将到来的死亡中分心，那就不好了。

　　把整个一生用来思考自己的困境也一样不好。实际上，难以想象一个人如果那样一门心思，还怎么可能过上无论怎样的一生。那样就要停止工作和进食，因为这些毕竟也是(或可以是)令人分心的事情。

　　我勾勒了对人的困境的各种可能回应，推荐了其中的一些，拒斥了另一些，而这时，我并不无视人和人在性情上的差异。有些人的性格天生阳光，另一些人则更容易有灰暗沮丧的心思。让人缓和自己的本能反应是很难的。对阴郁的悲观者，你可以为了他好，建议他到别的事情上分分心，但这说来容易做来难。同样，你可以对乐观者提出不知多少论证，但倾向于乐观的性情也许就是根深蒂固，使他的乐观态度即使不是无法矫正，至少也难以应付。

　　除了人的困境以外，人类个体也有自己的个人困境，有些人的困境比其他人更严重：同等条件下，穷人的状况不如经济条件优渥的人，病人的状况不如健康人，面貌丑陋者的状况不如好看的人，最阴郁的悲观者的状况不如其他人，包括不如有能力驾驭悲观态度对生命的负面影响的悲观者。

　　冷眼细看人的困境，我们会看到一幅令人不悦的图景。然而，强大的生物本能会阻碍我们充分认识人的困境的糟糕程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能把它成功地抛诸脑后。这是福也是祸。无知是人生的止痛剂，但那些不能充分感受人的困境有多沉重的人，也将是困境向新的世代传播的载体。

　　（以上选自《生存还是毁灭》）